从戈尔巴乔夫开始搞“改革”至今的10余年，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动乱时期。

　　对这10余年来发生的事，人们看法不一。一些人称之为“革命”，另一些人表示反对，他们说，如果硬要称为“革命”的话，那么只能称为“犯罪的革命”。还有一些人干脆称之为反革命。著名学者柯日诺夫提出了另一种说法，他说：“人们经常把我国从1991年或者甚至从1985年以来发生的事称为革命。这是不对的。这不是革命。这是历史科学中称之为复辟的东西。每一次大革命之后，无论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还是在18世纪的法国革命之后，都有这样的事。”[①]照柯日诺夫的说法，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十月革命后的一次复辟。

　　复辟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倒退现象。复辟时期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全面的复旧。这个特点也反映在1985年以来的俄罗斯文学上。在这一段时间里，有几种现象格外引人注目。一是进行文学上的“反攻倒算”，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被彻底否定，革命作家遭到打击和受到贬损。二是大做翻案文章，在“重新评价”的口号下，把过去批判过的错误的、甚至反动的思想和理论重新翻出来，奉为圭臬，把这些思想和理论的代表者的亡灵一一请出来顶礼膜拜；在“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口号下，叫嚷要彻底重写文学史，其目的是要把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学逐出文学史，而让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独占风光。三是把过去受过批判、遭到过禁止的作品（其中的绝大部分在思想政治倾向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统统发表出来，形成了一股持续达6、7年之久的“回归文学”浪潮，其延续的时间之长，声势之大，“回收”的作品之多，在文学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影响之广，恐怕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苏联的那些搞“改革”的人自称为“民主派”，他们崇拜西方，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同时，他们又是在西方的支持和参与下搞垮他们所说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尼克松曾把他们称为“盟友”，并且称赞他们说：“他们同我们一道在苏联的心脏地带——俄罗斯——打败了共产主义。”[②]与西方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得他们在恢复本国的旧东西的同时，大量“引进”西方的东西。崇拜和模仿西方成为复辟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有时甚至达到丧失民族自尊和出卖民族利益的程度。因此，季诺维耶夫称现在俄罗斯的制度为“殖民地民主制度”。[③]就目前的文化来看，殖民地文化的色彩也甚为鲜明。西方的“大众文化”随着“改革”的开展，铺天盖地而来，涌到全国每一个角落；西方宣扬暴力、色情以及其他丑恶的社会现象和腐朽的生活方式的小说、诗歌和剧本，还有形形色色的所谓“畅销书”，都被热心地翻译过来，大量出版，任凭其占领图书市场；小学生用的是外国的课本；洋商标、洋店名、洋广告随处可见，人们以说外语为荣，写文章和说话不管有无必要，都要夹带大量外国词，屠格涅夫曾引以自豪的“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的纯洁性正在遭到严重的破坏。在文学界，有那么一些人（主要是自由派，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他们鄙视祖国的文学传统，热衷于与西方文学“接轨”，把西方的时髦东西当做“最新成就”统统搬进来并加以宣扬，写作时，或者刻意模仿西方文学笔法，或者绞尽脑汁地设法迎合西方人的口味，使得作品失去了民族文学的特点。“新潮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度兴起，就是这些人努力的结果。

　　有人把最近10来年称为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解冻”的时期。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现在已远非“解冻”的问题了。但是这种说法也有可取之处，这就是它指出了现在的文学与5、60年代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学之间的继承性联系。文学变成今天这种样子，祸根是在3、40年前种下的。扩大一点说，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开衅造端的是赫鲁晓夫。这个事实已为许多人所承认。从为纪念苏共二十大召开40周年而发表的一些文章和谈话来看，尽管不同的人对这次大会的评价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识”，即认为现在的一切是从那时开始的，都与二十大有直接联系，赫鲁晓夫当政时所搞的一套与最近10余年的所谓“改革”有着“相同的动力”。[④]这种继承性联系，在文学中也表现得甚为明显。“改革”以来出现的某些倾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5、60年代出现的类似倾向的直接继续和发展，某些口号是那时提出的类似口号的进一步演变和变本加厉。例如，目前衡量作品时经常使用的“暴露才是真实”的公式，是5、60年代提出的“写真实”的口号的演变，其区别只在于当时提出“写真实”是为了给暴露文学争得一席之地，而现在重新鼓吹“真实论”则是为了把暴露文学说成“真正的文学”而否定其他文学。又如，这几年流行一时的“全人类价值优先论”就实质而言，是过去宣扬过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翻版或变种。近年来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反斯大林和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是那时的反对个人崇拜和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的倾向的继续和扩大。现在某些作家热衷于表现非理性、潜意识以及人的卑劣感情和生物学特性，津津有味地描写生活中反常的、丑恶的、荒唐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等等做法，是当年“自我表现”、“非英雄化”、写阴暗面等倾向的恶性发展的结果。如果再看一看文学界的那些自称为“改革派”的人物，那么就可发现其中最活跃的，大都是在赫鲁晓夫当政前后（1953—1968）登上文坛的所谓“60年代人”。这些人被称为“二十大的产儿”，他们由于受西方的民主自由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已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成为公开的自由派，后来曾受到批评和压制。另一些人则隐瞒自己的观点，骗取信任，受到当局的器重，得到了各种荣誉和奖赏。“改革”开始时，他们已进入“知天命”之年，却突然宣布自己“觉醒”了，同原来公开的自由派一起，向所谓的“极权主义”发起攻击，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所以，正如在政治领域戈尔巴乔夫等人完成了赫鲁晓夫“未竟的事业”一样，现在文学领域的自由派实现了5、60年代老自由派的“宿愿”，彻底改变了俄罗斯文学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文学对苏联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起了很大作用，这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些一开始就反对摇撼苏联这艘大船的作家（主要是传统派作家）看见大船沉没而感到痛心疾首，目前正在寻找挽救的方法。而那些参加过摇撼这艘大船的作家，除了极少数因受益而感到高兴的人外，都有一种失落感，有的人看见一个伟大的国家顷刻瓦解，社会乱成这种样子，追悔莫及。也许这一段恶梦般的经历会促使他们思考一些问题并悟出一些道理来。

　　应该看到，苏联的解体虽然发生在90年代初，但是造舆论的工作早在5、60年代已经开始做了。赫鲁晓夫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一系列蛊惑人心的口号，这就是最大的舆论准备。他也非常重视发挥文学的作用，公开支持文学界的自由派，插手文学界的斗争，甚至直接利用文学作品为他的政治路线服务。例如，索尔仁尼琴写劳改营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是他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不顾别人的反对而批准发表的。与此同时，美国人在旨在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冷战”中，也一直借重文学的力量。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在其《战后国际关系原则》中说过一段精彩的话：“我们在苏联播种下混乱的种子后，应该不知不觉地把他们的有价值的东西换成赝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假东西……我们一定能在俄罗斯本国找到志同道合者以及帮手和盟友。这就能使那世界上最不驯服的人民一场接一场地演出自身灭亡及其自我意识不可逆转地完全消失的规模极其巨大的悲剧……我们应消除文学和艺术的社会本质，使艺术家疏远它，使他们不想去描写和了解人民群众内部发生的事情。让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来表现和颂扬人的最卑劣的情感，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和鼓励那些往人的意识里灌输崇拜暴力、色情和叛卖行为的思想，简言之，灌输崇拜各种不道德行为的思想的所谓艺术家我们要在国家管理部门制造混乱，使人不易觉察地但是积极而始终如一地鼓励官员们的恣意妄为和贪污受贿，把不讲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捧为美德我们要嘲笑诚实和正派，使之成为谁也不需要的东西，成为过去时代的残余。粗野、撒谎，酗酒和吸毒，相互之间出于本能的猜疑，反复无常，民族主义和各族人民的敌视、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敌视和仇恨等——所有这些东西应该用巧妙的和使人不易觉察的方式加以培养，使之开出鲜艳的花朵。只有少数人才能猜测到或者甚至懂得正在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将设法使这些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嘲笑的对象，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诽谤他们和宣布他们为社会渣滓的方法。”[⑤]这段话是在战后说的，距今已有40余年，在这段时间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直是按照杜勒斯所说的那样做的。他们支持和鼓励苏联文学界的“志同道合者”，帮助他们出版被禁的作品，给他们物质上和舆论上的支持，当他们无法在国内立足时，就为他们提供庇护所，帮助他们在国外办杂志和出版社。根据侨民作家马克西莫夫提供的情况，美国在西方设有专门机构，负责收购俄罗斯侨民出版社的出版物和侨民报刊，并设法运到苏联国内免费散发。[⑥]美国国会还拨巨款创办和支持专门从事对苏广播的“自由电台”（据“自由电台”俄罗斯部经理马图谢维奇透露，1990年度美国国会为该电台拨款1亿9千万美元[⑦]），聘请侨民作家充当“评论员”，让他们发表反苏反共的广播讲话。涅克拉索夫、沃依诺维奇、弗拉基莫夫、多夫拉托夫等人曾与之很好地“合作”过。而在“改革”开始后，所有这些在西方制造的文学产品，其中包括某些人在“自由电台”的播音稿在内，全都向国内倾销，成为“回归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许多作家是在那位发誓要破坏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腐烂的制度”的戈尔巴乔夫[⑧]要求他们为“改革”造舆论的情况下行动起来的。根据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文学参与瓦解苏联的活动，总的说来不是作家自发的行为，他们被卷入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精心策划的阴谋之中。当然，他们之中有的人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然而应该说，相当多的人虽有不满情绪但对社会主义制度并无刻骨仇恨，少数人甚至怀有“革新”社会主义的良好愿望，他们是“响应号召”起来揭露问题的，结果不自觉地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搞垮苏联的“帮手”，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还应该指出，敌对势力利用文学作为工具在意识形态领域造成的破坏，除了为推翻苏维埃政权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外，还带来了一系列其他的严重后果。在文学的参与下，人们的思想被搞乱，相互之间的敌对情绪被煽起，社会处于分裂状态，内部纷争接连不断，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团结大多数人进行顺利的反复辟斗争，很难在短时间内克服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把国家重新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同时也无法有效地抵制外来的不良影响，挫败西方想把俄罗斯置于其控制之下的阴谋。有文学参与的这种破坏活动还严重地毒害了人民群众的、尤其是青年的思想意识，使得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急剧下降。著名作家兼社会活动家尤里•弗拉索夫曾说，俄罗斯丧失了不止一代青年，可能丧失了两三代。[⑨]这不能不影响到俄罗斯的未来。

　　最近10余年在苏联和俄罗斯发生的事提醒我们，绝不可小看文学的作用，绝不可忽视文学领域的斗争。有时一部内容反动的作品能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例如索尔仁尼琴的那部歪曲和夸大事实，把苏维埃政权诬蔑为最残暴的极权主义政权，把苏联社会描绘成劳改营遍布国内、人民群众遭到残酷的迫害和压迫的黑暗世界的《古拉格群岛》，就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这部书的广泛流传，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使得苏联的社会制度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失去“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对这样的作品必须坚决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改革”之初，不少作家曾经热烈欢迎对“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方针，为政治审查制度的取消而高兴，以为这样一来文学创作将在丝毫不受约束的自由环境中得到大的发展。但是实际的结果是：自由化方针除了给文学界带来混乱、把创作引上邪路外，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东西。在“改革”的6、7年间，文学刊物主要依靠过去生产的“旧货”过日子，没有见到多少有分量的新作发表。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整个苏联文学史上少见的“荒年”。这就说明，文学如果失去了正确的方向，一定会走下坡路。

　　苏联解体后，也有个别人预言在新的制度下文学将会走向“繁荣”。可是将近5年过去了，文学创作不但没有出现“繁荣”的迹象，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文学在被抛向市场的情况下，商业化倾向得到了很大发展，低品位的廉价消费品大量出现，冲击和排挤着严肃文学的创作；另一方面，严肃文学为了争取读者，求得生存，便降格以就，愈来愈粗俗化，造成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全面滑坡。这几年发表的新作虽然不少，但是依然找不到几部佳作。看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并不是培植文学艺术之花的沃土。

　　俄罗斯文学目前的这种状况，恐怕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是应该看到，俄罗斯整个社会的思想情绪与苏联刚解体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社会意识正在向左转，这一点已在最近的大选中表现出来。记得法国作家雨果曾把波旁王朝的复辟称为“日蚀”，形象地说明了那种开历史倒车的现象的短暂。柯日诺夫在谈到波旁王朝复辟时也指出，虽然当时在恢复旧秩序方面比现在的俄罗斯走得更远，但是“过了15年，这一切都被废除了，被称为‘革命成果’的东西得到了全面的恢复。”他相信俄罗斯目前的状态也是不会持久的，希望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到“国家过去所走的道路已不可扭转”，因为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机体的本质本身”。[⑩]也许他的估计过于乐观，因为要使俄罗斯摆脱危机和走出困境，要全面恢复十月革命的成果，尚需时日，并且要作艰苦的努力和进行不懈的斗争。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对：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俄罗斯文学也是如此。

　　＊　本文为作者的新著《苏联解体前后的文学》的结束语。

　　注释：

　　①　⑩《苏维埃俄罗斯报》1996年6月13日。

　　②尼克松：《超越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46页。

　　③《明天报》1993年第2期。

　　④《文学报》1996年2月27日。

　　⑤转引自《青年近卫军》1993年第4期第147页。尚未来得及与英文原文核对。

　　⑥《图书评论报》1991年5月3日。

　　⑦见费•梅德维杰夫的《在俄罗斯之后》一书，共和国出版社，1992年，第293页。

　　⑧鲍•奥列依尼克：《魔鬼》，《青年近卫军》1993年第4期第28页。

　　⑨转引自《真理报》1993年12月19日刊登的拉斯普京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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