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反人类罪”还是“奴隶造反罪”？　　

2月18日　报道由联合国和柬埔寨共同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17日在金边开庭审判红色高棉时期的重要人物康克由(别名杜赫)，由此拉开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序幕。康克由是首个被审判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他受到反人类罪、战争罪、预谋杀人罪等指控。康克由是当年红色高棉设在金边的政治集中营负责人，据称有上万人在这所集中营里被处死。目前，除了康克由，还有4名在世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在押，将陆续接受特别法庭的审判。2009年2月17日的北京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还有过就此做过差强人意的问答。　　

红色高棉缘何受审？曰“反人类罪”。“反人类罪”何谓？ 1920年8月10 日，协约国在签署“对土耳其和约”时首次提出这一法律概念。但最早确立这一罪行的国际文件则是《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其第6条规定：“反人类罪即在战前或战时，对平民施行谋杀、灭绝、奴役、放逐及其他任何非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理由，而为执行或有关本法庭管辖权内之任何犯罪而作出的迫害行为，至于其是否违反犯罪地法律则在所不问。”这是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罪名，但在两强对峙的“冷战时代” 却少见使用，只是近年 “历史终结”老美一超独霸了，这顶帽子才频频被戴在失败者的头上。　　

一　　

定罪名要看罪状。　　

“红色高棉”的罪行切勿论，先看看同时的著名案例伊拉克的萨达姆。布什爷俩都认定老萨储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有就查吧，查来查去，连总统府都翻个遍还未查到，英美联军还是悍然出兵。伊拉克占领都几年了，“大规模杀伤武器”还是没有查到。一个主权国家，以莫须有的罪名横遭占领，人民惨遭荼毒，死亡几十万人，变成人间地狱。入侵的策划者，不是典型的“战争罪”“破坏和平罪”“屠杀平民罪”也即“反人类罪”吗？奇怪的是，反而是萨达姆以“反人类罪”被压上了审判台判处了死刑。　　

可见，是否审判定罪，关键不是看“罪状”，而是看“执法”，也即“谁审谁”。　　

南联盟米洛舍维奇的遭遇异曲同工。其实铁托倒是“改革开放”的鼻祖，他身后国家惨遭蹂躏一再分裂，“民选总统”还被国际法庭审判，莫名其妙瘐死狱中——也是“反人类罪”！　　

如果赤裸裸地说：我们就是强势逻辑，谁教你失败了的！——还可以让人接受。　　

可悲的是，这一逻辑变成了霸权话语，买办精英齐声合唱，不容别人半点质疑，而许多人也像鲁迅当年所痛心疾首的看客现象一样麻木，未免使人感到悲哀了。　　

二　　

美国侵伊，中国精英一下子全都“做了一夜美国人”，看焦国标《当兵要当美国兵》的虔诚与激烈吧，诸公可是多年领着中国时代潮流人物啊！他们的态度告诉我们：善恶是非判断决不是一个“法制”的问题，归根结底，它还是一个阶级斗争和阶级立场问题。　　

被压迫阶级长期被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禁锢，觉悟极不容易。（中国几千年的“先富”社会，也只是到了毛泽东时代才真正觉醒一次，不过持续30年，“解放”颠覆了30年还要无止境地清算，即此可见就世界对奴隶觉悟的恐惧和仇视。）奴隶的反抗总是束手束脚，对奴隶主的幻想迷信难于破除。倒是积有统治经验的奴隶主阶级深知刀把子和枪杆子的重要性，他们总是在口头高唱“仁义”“人道”和“普世”的同时，在行动上崇奉“斗争哲学”，以“十恶不赦”“斩尽杀绝”对付敢于反抗的奴隶。中共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老师就是蒋委员长。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残酷屠杀奴隶的，总是奴隶主阶级。“条条大路通罗马”，古罗马斯巴达克起义失败后6000名奴隶被钉死在的“通往罗马”大路两旁，以为造反者戒。　　

奴隶造反，罪有应得，那不是屠杀，是“法制”！　　

所以，在霸权话语和“自由知识分子” 的口头笔下，这类屠杀总是被扭曲颠倒或忘却淡化。　　

“蒋委员长”十年剿共中对几十万手无寸铁“赤匪”的血腥屠杀，中国霸权媒体从不提及，他们喋喋不休铺天盖地的“极左罪状”，从文革到延安整风上溯到肃AB团没完没了的“扩大化”。　　

二战以来美国扶植各国反动政权，通过中情局策划军事政变推翻不听话的民族民主政府，印尼苏哈托军事政变对几百万共产党人的血腥屠杀，智利皮诺切特政变杀害民选阿连德总统建立独裁政权，最为典型。这些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罪行，“右翼精英”向来讳莫如深。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使俄国人平均寿命减少10岁，西方媒体也承认“十多年前因苏联政局突变而引发的私有化风潮，导致了一百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国买办精英笔下只能看到对戈叶“改革”的“普世民主”的颂扬。　　

欧洲殖民主义者在奴隶贸易中使非洲人口损失达几千万的历史，美国屠杀印第安人接近灭族的历史，在中国精英的笔下都成了“大国崛起”的荣耀。 　　

智者不惑，稍加对比，你对霸权话语所极力鼓吹的红色高棉“反人类罪行”云云是怎么回事，也就心中有数了。　　

三　　

封建时期每逢大的庆典要“大赦天下”，但是有些罪则不在赦免之列，有所谓“十恶不赦”，其核心就是“谋逆造反罪”，特别是奴隶造反，要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的。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被捕后，老上司冯玉祥极力求情，然而就是因为有顶“红帽子”是“共匪”，所以蒋委员长硬是不给面子，最终还是被杀害，否则，再大的罪即使是卖国，都还好说。　　

从“黄巢杀人八百万”到“共匪共产共妻”，一直是几千年的霸权舆论。这一霸权在毛泽东时代曾经被颠覆了，于是产生了《红旗谱》与《李自成》。李自成农民军破洛阳杀福王饮“福鹿酒”也是“反人类罪”之一，姚雪垠小说中用浓笔重彩翻历史案给人印象极深。这样写法也只能出现在那个年代。稍后写黄巢的长篇《风潇潇》 ，即使是出自大名鼎鼎的蒋和森之手，也默默无闻匆匆而过。《风潇潇》是“转型”刚刚起步特殊过渡时代的产物，再过几年，蒋先生也不会光顾这类晦气题材了。到世纪末，不遗余力挞伐洪扬“发匪”，颂扬曾国藩李鸿章，就与跟着儒学一起“复兴”了。　　

阶级分野，乃是人之间最大的分野。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问题。对伊拉克战争、对戈叶“改革”、对红色高棉、对拉美左转与古巴的砥柱中流……，中国买办精英一切以美国是非为是非，乃是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原不足怪。是非的异同，不取决于国籍，而是取决于阶级立场！　　

马克思在他代表第一国际为“巴黎公社“所写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中写道：　　

“当麦克马洪刚刚有把握向梯也尔保证很快就进入巴黎时，梯也尔立即对国民议会宣称，他 “将手持法律进入巴黎，要向那些牺牲了士兵生命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彻底讨回这笔债”。 “几天前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目的；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个目的已经达到。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　　

“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无法形容的罪恶比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 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军开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而士兵们穷凶极恶的暴行则反映出雇用他们作为保镖的那个文明所固有的精神。这种为处置自己在战事结束后的杀戮中留下的成堆尸种而感到困难的文明，真是光辉灿 烂的文明啊！”　　

在被压迫阶级为生存做“最后的斗争”失败后，这一现象就要重新上演一遍。　　

四　　

被压迫阶级求解方史无前例艰苦卓绝，在革命斗争中犯点或“左”或右的错误在所难免。红色高棉也不能例外。特别是在南亚中东这些宗教国度里，大众的精神解放格外艰难。西藏的农奴制乃是当代仅存的最为野蛮落后的制度，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经谨慎而成功地把它送进历史博物馆。然而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即便如此达赖的僵尸至今不是还为资本主义“先进文化”所力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不是把它当作取代毛泽东“专制”的宝贝吗？对此，苏美两霸在阿富汗也该有过体会吧。　　

在西藏和平解放与改革问题上，毛泽东主席的判断和策略，坚持高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实在是无人可及。西藏后来的麻烦实在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们右倾投降路线的结果。　　

红色高棉对其国情估计不足急于求成，犯了“左”的错误，历史地看也在所难免。这在《炎黄春秋》之类的口中就变成了“杀人机器”，它绝对是还乡团的妖魔化！——只要看看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恶毒污蔑就可明白了。　　

对红色高棉的诅咒千篇一律，介绍一位西方学者较为客观的文章作为本文的结束：　　

为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辩护　　

作者：汉斯·伊萨克森　　

（原载瑞典杂志“Clart”, No.2, 1997；杭新英译）　　

我们对历史和社会的看法是根据历史事实得出的，但如果我们不能搞清客观历史的真相，我们就会一直被愚弄下去。 　　

例子实在太多了，其中之一就是今天被大肆渲染的柬埔寨。如果我们相信主流舆论千篇一律的大合唱，那么目前被软禁的波尔布特就是当代的最大的杀人犯，而我们曾帮助和鼓励过他。按照鲁默尔教授发明的更高明的术语来说，我们所帮助的不是“种族灭绝”，而是 “人口灭绝”。这位教授是该领域中的专家，也是波·阿尔马克（瑞典自由派作家和前牧师）的最新顾问。人口灭绝当然要更坏。人口灭绝包括种族灭绝、政治谋杀和大规模屠杀，但不包括战争死亡。这真是个聪明的定义，特别是假如你代表那个在二十世纪里进行了比其他各国所进行的战争总和还多的战争的国家。如果碰巧是一个炸弹而不是大棒落到你的头上，你　　

就不是一个被谋杀的人，而是战争伤亡。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种族灭绝”的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1955年柬埔寨独立后，类似过去历史曾出现过的情形，被包围在美国的两个盟国之间——北面的泰国和东面的南越。南越的领土被美国的傀儡集团所控制，尽管1954年日内瓦和平协议规定越南是一个单一国家。泰国和南越政府都声称拥有柬埔寨的部分领土，但由于长期的法国殖民统治而被搁置。而越南从1946年到1975年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西哈努克政府对外采取中立路线，对内则实行残酷统治，依靠一个为数很少的地主贵族阶级的支持。1962年，由柬埔寨共产党和沙络特绍（波尔布特的真名）领导的社会反抗运动开始了。国王则以包括政治谋杀的白色恐怖和日益增强的镇压来对付。西哈努克给予越南共产党以支持，其后柬埔寨抵抗运动也给予越共支持，但都遭到了美国1973年－1975年的大规模轰炸作为惩罚。1970年美国入侵柬埔寨，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但仍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战争在柬埔寨进行了13年，中间几乎没有停顿。1970年西哈努克被美国发动的政变所推翻，这时由波尔布特领导的抵抗运动和他先前的敌人西哈努克结成了联盟。当1975 年和平降临，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进入早已被洗劫一空的金边时，柬埔寨的基础设施，包括灌溉系统都已被炸得粉碎。这个国家看上去千疮百孔，到处都是带着疟疾病毒的蚊子在弹坑里兴旺地繁衍。自1973年巴黎协议后，红色高棉和正在越南取得胜利的抵抗运动的关系急剧恶化。除中国以外，没有什么强大的力量支持红色高棉，而且中国在南部的邻国越南，和有敌意的苏联结盟，需要密切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对也许错，柬埔寨的新领导人无论从眼前还是长期考虑，都把用全部力量恢复农业基础设施看成了唯一的出路，通过保证这一年的粮食收获来应付一场可怕的大规模饥荒，而且尽可能地把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以使国家安全不受威胁。 　　

对大多数人来说，疏散意味着回老家。1920年以前柬埔寨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城市。几乎所有人都完全依靠耕种大米来谋生。其次，在早期法国和日本的统治下，还依赖橡胶生产。1970年，金边只有50万居民，由于战争期间大量难民的涌入，人口急剧膨胀到200万，这么多人都靠美国的援助维持生活。这种援助现在不再能指望了。因此，就多数而言，是在城市没有牢固根基的大量人口，他们在短期内被以强制手段送回农村种地。随后，发动了广泛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经常是在地主逃跑或在战争中被打死的的土地上），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灌溉系统的建设。科学、医疗、教育界的大部分骨干都跟着美国的附庸政权逃跑了，他们带走了能移动的几乎一切东西。缺少医药，没有医院床位。由于战后疟疾瘟疫的传播，人口健康状况更加恶化。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既有亲越南势力，又有原政权的残余，成为动荡不安的根源。共产党的干部大多数既年轻又缺少经验，军队也一样。因而在1975年－1979年间，柬埔寨因各种原因不必要地死了许多人。按照美国大英百科全书的权威资料，估计至少2万人被处决。你可以说，那些没有犯任何罪而被处决的人，属于被谋杀。 　　

而这类信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最初几周里，被作为战争宣传发向全世界的信息，这种信息来源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被当真的。在入侵后的仅仅几个月里，入侵军队及其所扶植的政权就在金边国际舆论界面前用死者的头颅堆筑起给人印象深刻的金字塔，这些死者被故意说成都是波尔布特的牺牲品。很清楚，这所谓的历史记录的需要是服务于战争宣传的，当时的观察者也大多是把它当作战争宣传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新闻媒体、鲁默尔教授和著名作家众口一词地得出结论说，在1975年－1979年间，不多不少有2,035,000人被杀害。这顶多是说明了他们具有超人的特异功能而已。柬埔寨战前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在1962年，人口数为590万。在民主柬埔寨政府1979年的一次报告中说，其人口为800万。从1962到1979年的15年间战争连绵不断，内战，大规模的美国轰炸，生存环境十分严峻。假如大规模屠杀的指控是真实的话，那么一个公正的人口估计是能够证实的，但这样的公正的人口估计并不存在。但确有一种政治利益的需要去夸大死亡人数，从而对资料的来源就不加以认真追究了。 　　

一些头脑还稍微清醒的评论家至少承认：也许不能把所有人的死亡都归罪于波尔布特本人。通常的情形是：指控民主柬埔寨政权所推行的政治致使一、二百万人民的生活艰难，其艰难程度足以使他们非正常死亡，因而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这是一个全新的、扩大了的种族灭绝的定义。其隐涵的假定是：内战、美国入侵和轰炸，解放战争和越南入侵都一概无关紧要，和柬埔寨的死亡人数毫不相关。这真是个大胆的假设。这个定义也太愚蠢，因为它会反弹到其提出者自身。如果每天有四万儿童由于不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非正常死亡，则制度的设计师和从中获利者就是种族灭绝的凶手。 　　

我们民主的西方国家热情万分地欢呼俄罗斯的新统治阶级上台，帮助它建立起自由市场制度，但短短几年时间里，俄罗斯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了7-10岁，这意味着每年数百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死亡原因，同样可说是“生活艰难”。以上最後两个例子是“看不见”的种族灭绝的例子。所谓“看不见”，是因为这类屠杀在我们的世界中太正常了，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已经习已为常了。特别是对那些认为世界银行版本的资本主义是唯一的自然状态的人来说，这种屠杀更是天经地义。这是所有希望得到赞助拨款的“严肃”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所定义出来的。　　

然而，不正常的、可见的，是波尔布特和民主柬埔寨为改变那种“自然状态”而做出的绝望的和失败的努力。因此，要接受审判的是波尔布特，而不是叶利钦或世界银行。这场审判的主要证人将是越南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因此会进一步接近上等人的圈子。他们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他们急于达到此目的。在河内，来自美国、英国、日本还有新的强盗贵族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的公司，又一次取得了统治权。万宝路和希尔顿正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展开广告战。美元接管了越南盾，美国控制着金融流动，日本放贷给消费者，新加坡控制着不动产市场，台湾和南朝鲜则占领了免税加工工业。 　　

越南已经加入了世界银行的项目，承诺建立起了一个可以安全地剥削劳动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经济差距在扩大，资本的重要性压倒一切。这意味着：越南人民争取自由的三十年漫长斗争，都白搭了。因此，民主柬埔寨领导人是否在任何意义上犯下了种族灭绝罪仍是有待证明的。即使能够证明确实如此，这仍不能解释为什么西方要发动一场如此激烈仇恨的运动来反对民主柬埔寨政权，这个政权的残部看来现在正在柬埔寨的丛林里瓦解。对资本主义的冒犯，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反叛，这才是民主柬埔寨所犯下的大罪，因此必须得到惩罚，以“杀一儆百”。这种仇恨和马丁·路德对德国农民起义的诅咒是一致的： 　　

“还有什么比造反的人更邪恶吗？你会因此而发臭，而窒息，而被打倒。你若因而死去，那就太好了，你只有那样才得永生。” 　　

（原载瑞典杂志“Clart”, No.2, 1997；杭新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