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十年”与“攘外安内”

多年来，如同市井女孩、演艺群星和白领小资不停地追逐流行一样，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的主流，也是被一波又一波的风靡时尚推动着。现代、后现代、新自由、新保守、“人权大于主权”、“看不见得手”、“产权理论”……，也如市井时尚由内地而深广而英美一样，无须沿波讨源，只要稍微一瞥，谁也能看得出它的来头。

近期，又见一颇牛的“新观念”上市。据说，中国在历史上错过了几次“现代化”的机遇，1927到1937的“黄金十年”即为其一云云。

“黄金十年”的内涵十分丰富，表面上似乎是被“七七事变”打断了，而其潜台词，则使人自然会往“十年内战”上想。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林则徐起就开始考虑御侮图强，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直到孙中山的晚年才悟出一条道理：必须“唤醒民众”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同谁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后来共产党人又明确与补充了一个官僚资本主义。这是压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中国走向富强也即“现代化”之路的拦路虎。不搬掉它，一切都谈不上。因此，才有了后来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才有了轰轰烈烈的北伐。北伐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富强的希望。然而，当湖南农民运动威胁到地主豪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时，当中国人乘胜收回武汉的英租界时，他们就携起手来联合买办资产阶级，并通过他们的代表人物，拉拢国民党右派叛变，将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势力淹没在血泊之中。从此，开始了二十余年的反动统治。

不砸碎这一桎梏，推翻代表封建阶级、买办阶级以及扶植他们的帝国主义势力，中国能发展先进生产力吗？

任何政权，无不代表着一定的生产关系。今天的现代化，精英们颠覆“体制”的呼声一直处于高八度状态－－难道“老佛爷”时代与“国府”时代的“体制”，不“转型”就能迅速“现代化”了么？

在广大农村，维持黄世仁、南霸天们垄断土地以对农民敲筋吸髓，使杨白劳们连生命力的再生产也无法维持；维持周扒皮“半夜鸡叫”式的“效率”；让千万喜儿靠“傍黄世仁大款”，或者流落上海滩像《日出》中的“小东西”和“翠喜”一样靠出卖“青春资源”以“致富”；像《春蚕》等中的老通宝那样，“多收了三五斗”丰产而不丰收，最终还难免破产……就能“实现现代化”？

在城市，发展民族产业，吴荪甫（《子夜》）的确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也曾雄心勃勃、知难而进，很有点百折不挠的劲头，然而，他最终还是惨败在不动声色、谈笑指麾的金融买办赵伯韬的手下。同样，潘四爷（《日出》）也不是金八的对手。在赵伯韬和金八的背后是“外资”，虽然先进，然而人家“姓外”，只有保持中国的半封半殖状态，他们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决不会让你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就是他们给中国设计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写照。所以，他们尽管热心帮助苏、南等国“转型”，但却不喜欢他们富强；不仅如此，而且还同样不吝“热心”地用贫铀弹和“东扩”将他们置于四分五裂状态。东欧诸国虽然加入了“北约”，看似很风光，但自己的“生产力”，包括金融在内的产业，已经为外资控股，连美国人都说他们成了“没有民族资本的市场资本主义”。－－他们倒是有点退回中国似的“黄金十年”的味道。

一位作者给我们举出一组数字：

产业资本，1920外国资本为16.67亿元，本国资本只有7亿多元；1936年，外国资本为64亿多元，本国资本为7.7亿多元。金融资本相差更多。
据1936年统计，在中国的产业资本中，外国资本占76%，官僚资本占8.4%，民族资本占15.6%。
银行业：“1898年至1913年，外国列强在中国设立了13行85个分支机构，1914年至1926年又设立了125个分支机构，加上甲午战争前设立的总行数，共65行226个分支机构。其中如英国的汇丰、德国的德华、俄国的道胜，美国的花旗等银行”“后来建立的‘四国银行团’等，更是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太上皇’。”
1854年，英、法、美三国，夺取了上海海关管理权。从此，一直到1949年，中国海关始终控制在他们手里。”（看来说美国对中国多么好这件事情也不大靠谱。）“全国海关的最好管理机关及各地方海关的主要职位，均由外国人担任。总税务司就先后由英国人李泰国、赫德、安格联、易执士、梅乐和美国人李度担任……”
就连那本已经可怜的民族资本，还受到官僚资本的侵蚀。到了1946年，“中国的工业资本中，官僚资本已占80%。”

之后，他风趣地说：

就算那是个黄金十年吧？但那是外资、买办的黄金十年！连官僚资本也只能算是白银十年，民族资本则只能算青铜十年，因为无时不在受着外资与官僚资本的打压。

“黄金十年”的机遇是错过了，抗战胜利后的“机遇”又错过了。如今，距离“甲申三百年祭”又过了一个整“甲子”。明朝亡国和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再次牵动了国人的甲申情结。文章很多，一篇谈到“攘外与安内”话题的颇有意思：

“这是明末历史最值得探讨的话题，也是最难以展开的话题，简而言之，就是‘攘外’与‘安内’究竟谁现谁后的问题。因为‘攘外必先安内’是人们熟知的一个敏感话题，讳莫如深，史家或避而不谈，或反其道而行之。然而在一个正常的清明社会，秉笔直书是史家的天职，不存在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的问题。”

乍看有点不解：“攘外必须安内”，国民党“剿共”的著名口号，早有定论，孺子皆知－－有何“敏感”与“讳莫如深”，竟须如此闪烁其辞？上天入地，不得其解，后来，偶然与“黄金十年”碰撞，始如醍醐灌顶，顿悟了。

看来，不光毛泽东的后半生，连“赤祸”、“剿共”，连“蒋委员长”的“攘外必须安内”、自然连“西安事变”，都该“重新审视”了。可恨张杨“犯上作乱”，也怪日本人不给面子－－不然，何来我们今日批不了的“集权专制主义”！

话题极耐品味，空间十分开阔。不光涉及姓国姓共，也涉及姓中姓外。至此，不免想起鲁迅先生在“黄金十年”期间写的一篇名文，恰巧也是《安内与攘外》，因为国民党的检查机关通不过，发表时改为《文章与题目》。1933 年为筹备第五次“剿匪”，“蒋委员长”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训话时，提出“安内始能攘外”的口号。随之，舆论界一片议论与唱和：“安内必先攘外”、“不攘外无以安内”、“安内即所以攘外”、“安内急于攘外”等等，十分热闹。对此，鲁迅讽刺说，只剩下三种题目没做了：“安内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即是内，本无可攘”。接着，先生借古讽今地指出，这些“题目”虽“不是人话”，然而却是于史有征的。而他所举的例子，恰巧也是“甲申”前后事，只是与我们今天的许多的文章的视角有点儿肝胆楚越罢了。“不必远征晋宋，只要看看明朝就够了。满洲人早在窥伺了，国内却是草菅人命，杀戮清流，做了第一种。李自成进北京了，阔人们不甘给奴子做皇帝，索性请‘我大清’来打掉他，做了第二种……”“就是现在的名人，也正痛恨流寇”。先生的许多话，就好像是为今天说的－－到底是巨人！

不过先生的有些话，比如说这些题目“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今天看起来则显得保守过时了。为美国人咒骂抗美援朝，为美国人侵略伊拉克叫好，并痴情地表示：“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这些出自堂堂最高学府大名鼎鼎的教授之口的“人话”，如今不是风头十足光彩四射么？

第三世界的著名学者海因兹·迪特里奇（Heinz Dieterich)对当前世界大气候下的知识分子的状况持批判态度。他来华时说过：

“六十年代为人类的解放作出了很重要的思想贡献，而今天的大学是一些被阉割了的机构。”“面对人类和人类大多数的重大问题，知识分子阵营出现崩溃之势”，“其机会主义和投降行为如倾泻的雪崩”。

“在美国，知识分子从一九三三年起直到今天，一直就是华盛顿帝国主义政策的同谋。”“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世界性教会的神父，这个教会的主教就是美国的亨廷顿、德国的哈贝马斯、意大利的博维奥、等等。他们像神父们传授礼拜仪式，传授十诫和经典，第三世界的神父便向学生们强制传授。这样，西方帝国主义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十五年的思想控制。政治斗争是围绕‘软件’进行的，当你控制了软件，你就控制了整个计算机。”

也许，在我们的精英看来，他是中了“左毒”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