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佶：以武装的革命推翻武装的反革命

20世纪末，一股不大不小的思潮，名曰“告别革命”，在中国文坛浸流着。其中几个头面人物，自诩清高，实际上是以特有的功能，闻到了某权贵者的气息，以否定革命来为旧势力的卷土重来，制造舆论。“告别革命”论的矛头，直指毛泽东领导的武装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按他们的逻辑，中国惟一的问题，就是发展经济，为此，稳定和秩序是最重要的条件。清朝的“康乾盛世”就是典范。但可惜，未能开放国门，跟上世界性市场经济大潮，使得英国人不得不远渡重洋，帮助我们“改革开放”。但中国的“流氓无产者”处处与正统的中央政府捣蛋：先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再是“义和团”，接下来是孙文革命，尤其可恶的，就是毛泽东的革命。这是一场干扰破坏经济建设的动乱，中国的工业化，中国的市场经济，因它而误了一个世纪!必须告别革命，批判革命，中国才能富裕。

这股思潮，貌似清流，实则浊水，浊就浊在以一己眼前私利，忽视历史大潮，不顾中国社会之矛盾性质来谈论历史，评价历史。

人类已有的历史，在阶段性转变的过程中，都是以革命来完成的，而已有的革命，又都是以暴力的武装斗争来反抗暴力的武装反革命。

任何革命者，包括“告别革命”论者所攻击的罗伯斯庇尔、列宁等人，都并非天生的暴徒，他们之所以主张武装革命，原因就在于武装的反革命。

毛泽东在青年时，也是非暴力论者，在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还很倾向克鲁泡特金的“温和”路线。平民既已将贵族资本家三种法子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地联合起来，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较马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 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第2期。毛泽东从一介书生到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家，并通过最多也最激烈的战争而夺取政权，不在于他及其领导的革命势力天生就喜爱暴力，而在于统治者以暴力来镇压革命。毛泽东对“温和”派的推崇，因蒋介石集团“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镇压，而不得不转向他开始并不喜欢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马克思“激烈”路线。

那些当权的“正统者”，为了维护其利益和地位，对于胆敢造反的民众，历来都是手硬得很。虽说也会采取一些口头上的“怀柔”政策，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如果反抗者真的被欺骗或被唬住，他们也乐得就此罢手。但若唬不住，还要“闹事”、“动乱”，乃至“暴乱”，那么，统治者就可以任意使用其掌握的武装，镇压民众运动。

这是几千年通行的“铁律”。阶级统治就是暴力。然而，统治者却会以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将对民众的暴力镇压说成是“合法”的，是“维护社会稳定”，是“天经地义”。但民众以暴力反抗暴力，却被说成是“造反”，是“大逆不道”，是“破坏社会秩序”。

马克思的批判，已经充分证明了阶级统治，特别是其国家的暴力性质，他号召无产阶级革命，已充分认识到统治阶级暴力镇压的必然性，因此才主张“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之身”。这是对历史规律深透理解的论说。毛泽东以其切身体会，领悟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引自《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0 日。造反有理，反抗有理，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进而夺取政权，建立劳动者的政权，正是中国革命所必须采取的方针策略。毛泽东将这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按旧的统治阶级的历史观，不劳动的剥削者是代表神、上帝、天命、财富的，他们是正，而劳动者是反，是被治的。只许统治者以暴力压迫劳动者，不许劳动者以暴力反抗统治者。但按劳动历史观，劳动者是正，剥削者是反，是负数，是应当被清除，被改造的。当剥削者不愿放弃剥削，并以暴力来对抗社会变革时，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当然有理由，也有必要以革命武装来对付反革命的武装。

“理直气壮”。当革命的领袖明确了武装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在武装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战术，就能率领虽无财富支撑，又无先进武器，但由觉悟了的民众所组成的士气旺盛的革命军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战胜武器精良的强大反动武装，不断取得胜利，直到夺取政权。这一点，从1927年秋的“八一起义”和“秋收起义”开始，到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随后的西南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得到充分证明。

以武装革命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阶段性胜利，革命的任务远未完成，还要在新政权下进行连续不断的革命，即劳动社会主义的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也更为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