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解放的历程

李北方

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解释，认为中国是国家压倒社会的，或者说只有政治，没有社会，1949年到来的是国家解放，而社会解放自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云云。讨论历史，历史观是重要的，这种观念是一种历史观支配的产物，而我是持另外一种历史观的。但无论如何，任何的讨论都不能悖理常识和基本的历史事实。
谈社会的解放，那就先搞清楚解放是什么意思，和从什么地方把社会解放出来——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切都不可以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在真空中谈论。

需要讨论一下什么是“社会”。现在很流行的是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据说这个东西在政治思想史上也是个老大难，可以做百把个PHD没问题，太复杂了。但这个理论说指的社会，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并不涵盖所有的国民。我们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1949年前就不会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故而，不能拿“市民社会”来衡量中国的社会，中西方的历史起点和演进过程是截然不同的，要是严格拿那套理论来框定，中国根本就没有过“社会”，未来也永远不会有。连“社会”都没有，怎么谈社会解放呢？那么解放的主体就一定是中国意义的社会。

什么又是解放呢？字典上的解释是“解除束缚”。那么谈论1949年的中国社会，就要搞清楚，在1949年以前，是什么力量束缚了中国的社会，1949年是否把这些束缚摆脱。

获得解放的途径，也是有必要讨论一下的。现代性的基本特点，按哈贝马斯的说法，是人们“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和“组织起来，获得解放”。组织和动员机制是人获得解放和获取自由的惟一途径，离开阶级属性和组织属性，个人的自由与解放都无从谈起。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政治的哲学基础——具象的个人主义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它的全部功用是为人与人的联合提供价值上的合法性依据。组织化是保障个人主义（或个体自由）的前提。不能一提组织化，就想到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和剥夺。如今在劳动力市场上因为缺乏组织而缺少谈判能力，不得不接受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超低工资、忍受血汗工厂的铁窗烈火的农民工兄弟，不就是这一论断的明证吗？

原子化、碎片化的个人在市场中受到资本的压迫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组织起来有了谈判能力的中国人，主动放弃组织化，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是万万不该的。当务之急倒是重新发掘和利用20世纪中国革命的政治遗产，去粗取精，帮助工农组织起来，扭转其在全球化大潮中日益边缘到接近崩溃的处境。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是有社会的。我们都知道，历代王朝最小的官就是县官了，往下就没有了。社会生活主要靠自治，靠伦常来规范，这个舞台是无数考不上功名的读书人施展身手的地方。每个王朝在政治还清明的阶段，都尽力避免扰民，让社会休养生息。直到该朝代气数已尽，王纲解钮，贪官污吏鱼肉乡里，盗贼流寇滋生蔓延，彻底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生活，老百姓才揭竿而起，组织起来推翻一个朝代，建立另外一个朝代，进行新的循环。

中国历史走到晚清末年，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政权腐败透顶，所谓“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中央政权为了筹钱打内战外战，大肆卖官鬻爵，那些靠银子换来官位的人，上任之后变本加厉搜刮民脂民膏。盗匪横行，天平天国、捻军、小刀会起义不断，官府追击流寇，所到之处，老百姓要受两遍蹂躏，以致于民不聊生。

与以往的王朝更替周期不同的是，这个阶段压迫中国社会也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多了一个乌龟王八蛋，就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些个王八蛋不但通过以国家强盗行为支撑的贩毒行动来腐蚀中国社会，掠夺中国的财富，还给那些个深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们撑腰，任由他们胡作非为。传教士与中国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是奕秋所说的宗教自由问题，而是仗势横行欺男霸女和正直的中国人与之斗争讨个说法的问题。那时候的满清官吏畏洋人如虎，虽然畏的是拿着洋枪洋炮的鬼子兵，但在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等的束缚下顺带也惯着这些个传教士。什么人都是不禁惯的，一惯就变坏。洋人学坏不要紧，一群坏的中国人跟着投怀送抱，以信教的名义就可以为违法行为脱罪。传教士们不简单地传播福音，还带着行政级别，比如一个主教跟府台是享受同等政治待遇的（让人联想到今天的“处级和尚”）。中国人和洋鬼子一旦有矛盾，满清贪官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杀自己人了事。据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说，在中外冲突中，中国人和洋人死亡比大概是一千比二三。你以为义和团是凭空来的？是被洋鬼子活生生欺负出来的！

经过多股反动势力在晚清大半个世纪时间的摧残，中国社会其实已经破产了。改朝换代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好运，满清覆亡，民国未成，中国大地陷入军阀割据，中国社会所受的盘剥的压榨又甚一层。王朝末年，贪官污吏虽然和盗贼土匪一样危害百姓，毕竟当官的还要“剿匪”，可是盘踞地方军阀却和土匪恶霸以及乡绅勾连一气，“剥削每一个可以剥削的人”，反动势力的一体化使对社会的压迫呈现凝固化的趋势。“他们试图坐在一个被彻底破坏的社会的上面。在这个社会里，地方恶霸、土匪头子和小军阀在政治上代表着一个日趋混乱的局面。”（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军阀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百姓盘剥的精光，就把哪里的社会彻底毁掉，“中国人民从直接的破坏中收到的祸害倒不是最多，最严重的是慢性的摧毁：大河堤坝不维修，听任黄河泛滥；鸦片恢复生产，因为贩运或者走私可以勒索重税；经济生活支离破碎，长期投资越来越少，资金亏损挪用超过投放，就像修了铁路而任由车皮搁置磨损。此外还有滥发钞票，通货膨胀。”（国家分裂，地方割据实在是最可怕的呀，今日之中国，维持统一实在是最大的政治，不但统一的国内市场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免于收到军阀割据之苦。历史的教训够惨痛了，也正是历史的教训更能让人看清李登辉等企图把中国大卸八块的狼子野心哪。）

中国政权的虚弱，给了外国势力空子，洋人的渗透进一步加强。旧上海就是在洋人的辟护下发展起来的，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黑社会势力，有代表性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写下了一笔的青帮。

整个国家都黑社会化了，整个中国社会就这样被折腾和压榨得垂死了。连费正清这个美国佬都说，对中国人民不得不在其中生活下去感到难过。这样的社会是不是被束缚了？是不是需要解放？注意，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社会需要的是从军阀、地方恶霸、黑社会和外国侵略者的手中解放出来！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优秀的中国人开始寻找解答。首先看孙中山。关于孙中山的基本看法，我在评论韦慕庭《孙中山》一书的书评中大概说过了。他没有找到压迫中国社会的病根，更没有找到破解之道。他企图联合帝国主义者来推翻满清和后来的北洋政府，都失败了，因为他看不到这二者是合谋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利益是统一的。

顺便插一句，今天，帝国主义者的儿孙们仍然是一个德行，嘴上鼓噪民主自由大旗，在全世界宣扬甚至强力推广；可是在落后地区，却是哪个国家的政府腐败，他们跟哪个走的近，这是为何？一个腐败的政府才卖国嘛，这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嘛。通过民选上台的哈马斯政府受到美国人的抵制，通过经济封锁和政治压迫等方式逼哈马斯交出权力，丝毫不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选择。这个例子也说明，美国人搞民主外交是虚伪的，不过是寻求霸权利益的工具而已。

孙中山选择的革命方式很有意思。他毕生在海外骗钱，据说一共没骗到多少，然后买点枪买点炮，雇一群流氓，就闹革命搞起义了。他认为清政府已经腐烂透顶，只要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在他早期的革命中，是没有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力量的，多年流亡海外，也没有深入中国社会，根本不看你了解社会现实。

孙中山式的革命成功了。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独立，清廷逊位，清政府是垮了，全中国也散花了，之后就是长时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了。

到了晚年，孙中山痛定思痛，发现理念可以感召一些人，但不足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于是他要搞专制了，让中华革命党党员宣誓效忠他个人，入党要按手印等等。应该说，他和苏联人是一拍即合的，是互相需要的。不过孙先生哪里会搞什么独裁，到死不过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训。

再看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人？流氓嘛。一辈子也没脱流氓习气，搞什么特务组织，看谁不顺眼，派个人暗中干掉。大家都知道闻一多是怎么死的吧？如今有些人无比怀念蒋委员长时代的言论自由，真是脑袋长裤裆里去啦。无关痛痒的就自由吧，关了痛痒就另说了。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把右派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剥夺了，下放劳动而已，比较派个特务一枪打死，哪个更操蛋一些呢？我看还真不好说。

老蒋心胸狭窄，鼠目寸光，如果心胸稍大那么一点，少利用剿匪的借口扩充势力排斥异己，红军早也就没有了，历史也不是这么写的了。到了后来，少搞点中央军吃掉杂牌军，枪口一致对准解放军，四年的内战鹿死谁手也说不好呢。

蒋介石实乃一个一流的瘪三政客，不入流的政治家，李宗仁总结：蒋先生一辈子立身靠的是两招，挑拨离间与金钱收买而已。搞搞权谋，耍耍汪精卫这样的人足矣，但碰到雄才大略的毛泽东，那就没他什么事了。早年留学日本，混了几年日子，回来还干跟胡适先生一样伪造学历的事，说什么士官学校毕业。（关于胡适的学历问题，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他没有假冒博士，我是倾向于赞同另一种看法的。）这种人今天还不少嘛！出去混了几年，什么真东西没拿到，回来靠倒腾点外国人名就可以招摇撞骗了。

蒋介石搞的革命，其实是简单的政治革命，或者说是政权更替的革命，跟以往的改朝换代差不多。而蒋家王朝的本质，跟军阀是一样的——蒋阎冯李是并称的。蒋委员长的优势在于举着孙先生的大旗，取得了一点正统的味道，又娶了个“出来面孔，其他跟中国人都没什么关系”的老婆，跟美国人有联系，能拿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援助而已。

蒋介石的政府是个反动的政府。它盘剥农民，镇压工人运动，敲诈勒索资本家，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可以在其中得到反应，费正清的概括是，这是个“为了存在而存在的政府”。蒋介石集团没有解放中国的社会，而是继续骑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有些人以往蒋委员长时代有些人能说些批评的话，就是社会解放了，实在是大谬！一群胡适这样眼睛里没有百姓疾苦的知识分子就构成中国社会吗？非也。那些知识分子不过是寄生在蒋集团之上的特权阶层的一部分。倒是那个时代的左翼知识分子为穷苦百姓说了点话。

蒋介石的北伐，共产党在沿途组织的群众运动是帮了大忙的。但是蒋介石惧怕人民，或者说看不起人民，把他们视为捣乱者。工人武装夺下了上海政权，等待蒋总司令来接受，可是他进了上海就让黑社会杀工人、搞清共。在国民党占领区，通货膨胀不断，人民饱受盘剥，一碗面条都得快吃，怕吃慢了面条涨价。这个腐朽的政府在逃亡台湾以前，搜刮老百姓的金银财宝，杀了不少的人。最近一条新闻说，台湾某电视台把国民党在这个时期在上海街头杀人的镜头编到二二八事件的记录片里去了，造假被捉，风波骤起。唉，以爱的名义造假撒谎的人到处有啊，搞了民主也不见得就好转了嘛。

蒋介石跟中国社会是什么关系，这么说也算清楚吧，虽然不全面，也都是真实的历史吧？

100年哪，一个世纪啊，五代人的时间，中国社会就这样被糟蹋，被蹂躏，被践踏。额的神哪上帝以及老天爷呀，谁来帮帮忙搭救一下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哪！

天降大任于毛泽东。我知道，这个年头如此评价毛，是犯众怒的，可是这是一种仍然有生命力的历史观，非此无法解释中国近代历史。

读完《孙中山》，用一句话概括我的感慨就是：看孙中山，更觉毛泽东伟大。我在那篇文章中这样说到：“晚清以来的历次革命运动，都集中于政权的更迭，没有进行过社会革命，改善在战争和日益沉重的赋税下挣扎的普通民众的状况，这里蕴藏着真正的革命力量。在苏联代表的影响下，孙中山将目光投向了民众，认识到‘唤起民众’的必要。孙中山没有时间践行这条道路，他的国民党后继们也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将这片沃土留给了共产党和毛泽东。”

是毛泽东，看清楚了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在束缚中国的社会（他概括的三座大山）以及束缚中国社会的各种反动力量之间的共生关系，不能在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势力之间搞拉一个打一个的和纵连横，而要从那个真正蓄积力量的地方去寻找力量，这就是中国最基层的社会，那个一个世纪以来被压垮了底层社会。只要他们动员起来，团结起来，就像核裂变一样，会爆发出无穷的力量。

毛泽东的人民立场是自觉的。在读书的时候就组织工人夜校，参加革命后认真地搞过社会调查，并得出结论，地主与军阀、贪官污吏勾结，无所不至地盘剥农民，其背后还有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势力的勾结，为其在中国的利益维护秩序。毛泽东的解决法案是，中国民众的大联合，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在社会中占上风。西方国家就是这么做的，而中国也到了这个时候了。

谁说毛泽东不懂西方？笑话嘛，毛不会拽托克维尔也不会拽弗里德曼，也不理会一些细枝末节的理论，从这样的判断上看，毛是看懂了西方霸权主义者之所以能够称霸的本质！谁能称霸世界？谁能鱼肉弱小？是那些早早搞了民族主义，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欧洲国家啊！民族国家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有一个组织化的动员机制，能把国民团结起来，能够将全国的力量集中于一点爆发。而没有组织起来的民众无论人数多少也是乌合之众，是故泱泱大国会败于蕞尔小国之手。今天这群乌龟王八诋毁民族主义的理念，是何用心，还不昭然于世吗？谁放弃对国民的组织和动员机制，谁就等于在国际竞争中缴械投降。

费正清说，是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之所以做此选择，是看重马克思主义解放人民的能力。费老头感慨：“回顾一下可以清楚看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应该组织和领导城市无产阶级的主张是多么不现实，而毛泽东着重动员农民以夺取政权和改变不可容忍的农民生活情况又是多么切中要害。”

不同于孙中山，更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革命一开始就是从社会革命开始的，社会革命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同一的。“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是共产党宣传歌曲中唱的，不也是斯诺在陕北亲眼看到的和记录下的吗？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号称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胜利的，几百万人民参与，你以为那是共产党军队拉来的壮丁吗？

我爸爸1940年出生在辽宁，共产党军队解放东北的时候，他已经记事了。他告诉我当时国共在拉锯战时的情况：国民党的军队来了，进院子就抓鸡，一棒子打过去，有时候就把鸡打得稀巴烂，那就抓下一只，到了大户人家就杀猪杀羊。共产党的军队来了，进院子拿起扫帚来先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把水缸挑满。两个政治势力对社会生活的态度，对普通老百姓的态度，对比鲜明，你是生活在哪个时候的普通中国人，你选择谁？

进行土地改革，解除人身依附关系，一系列的基层社会革命措施给了普通中国人前所未有的主体感。他们开始觉得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时代到来了，杨喜儿不需要因为被压迫下的穷困去给黄世仁当小老婆，她可以堂堂正正地跟大春好了。一切的枷锁都打翻了，军队不再烧杀抢掠，没有地主富豪再作威作福，官不再是父母官，而是人民公仆（至少那个时代曾经是过），连续被压榨了几代的中国人，能不欢心鼓舞吗？

不错，革命带给一些人利益，就要损失一些人的利益。杨白劳们高兴了，黄世仁们就要反对革命了。地主富豪们的声音不大，因为他们缺乏代言人，如今反思革命和否定革命的声音主要来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毛时代是不吃香的，从特权阶级的一部分沦落为臭老九，失去了言论上的自由，被迫下去劳动，向此前他们看都不看在眼里的贫下中农“学习”。

有人反问，向贫下中农有什么好学的？没错，是没什么好学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种地，不需要学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学到什么具体的知识，而是一种设身处地的体会，要知道最底层的人民有多苦，知道了多苦才会从苦难中的人们的角度看待问题。后来，他们说那些时间虚度了，浪费了，那么，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在北大荒，那些土里刨食的老农们，世世代代都在虚度，生下来就是为了把一生浪费的！如此说话，于心何忍？

特权阶级从来都是少数，四万万中国人里有多少知识分子？就算有一千万人属于这个群体吧，那还剩下三万九千万中国人哪。毛泽东的革命要解决的是这三万九千万人的处境，而不是那一千万。世世代代，这些沉默的大多数都在做历史车轮的前进的“必要的代价”，有谁替他们说过话？不过是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后人能说会道能写会算，出了些书，让人们看到了他们受的苦，那些被掩盖了的滔天的苦难谁去说？谁又能知道？孔庆东讲话，煤矿一个爆炸，就死百八十人，很正常，谁给他们每人写本《往事并不冒烟》？

这就是历史潮流，到了20世纪的中叶，中国的历史属于毛泽东的革命，而不是蒋介石。“1949年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公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国。”

进步还是倒退，解放还是束缚，要历史地看，要回到历史语境当中去看。1949年，农村已经解放了，那么城市呢？共产党政权成立了，也进城了，“1949年城市里早期的公众情绪，由于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心鼓舞。胜利的农家子弟兵，严守纪律，礼貌待人，同过去军阀部队到处奸淫掳掠和刚刚离去的国民党军队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现在的政府认真负责，真正把一切肮脏的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不但是街道和水沟，连乞丐、娼妓、小偷小摸都集中起来加以改造。现在的新中国是一个人人感觉自豪的国家——控制了通货膨胀，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铲除了腐化，公民们都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如修理公共设施，开展扫盲运动，发那个字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毛泽东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为理想主义的和有雄心的青年开辟了新的道路。”（《伟大的中国革命》）

试问，相对于一个世纪以来的束缚，这不是社会的解放吗？

再稍举一例，解放西藏，解放军开进藏区，解放农奴，把农奴从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下解放出来，废除了奴隶主杀刮任意的特权。这是历史真实吧，这难道不是社会的解放吗？翻身农奴把歌唱，歌唱伟大的共产党，各位兄台，你们真以为这是共产党的宣传机器生造出来的啊？这也是农奴的心声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带来社会解放了吗？答案是肯定，而且是社会的解放先于国家的解放，社会解放是达到国家解决的手段。

在历史观上出现偏差，是因为视角和分析工具的不同。中国跟西方走过的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国的革命史更是和西方民主自由那一套理念毫不搭界的，解释毛泽东的革命不能用托克维尔的理论，托先生没来中国考察过，毛泽东也不读托克维尔。解读中国的这段历史要进入历史，用常识足矣，非要拿民主自由框框来看，无疑于哈哈镜里看人，肯定是走了型的。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被拷问了一百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开始面临全新的问题，是所谓“进京赶考”。

毛泽东毕竟是中国传统的产物，既反对和颠覆了一切传统的压制（猴气），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的气息，也就是说有几分帝王霸气（虎气）。他领导下的共产党干部里面传统色彩强烈的更多，将问题转换理解为从“打江水”到“坐江山”。

于是，建国10年后，共产党体制开始僵化，出现了官僚化的倾向，代表一定政治价值的政党开始想中性的国家治理机制转换。毛泽东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提出他的解决方案，即文化大革命。汪晖在最近发表的长文《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和六十年代的消逝》中提出，离开对日益僵化的党－国体制的深刻怀疑和激烈冲击，是无法理解中国的六十年代的，离开后毛时代对这种趋势的反动，也无法理解六十年代的消逝。这个问题是左右两种历史观最明晰地产生分野的地方，想要达到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惟一的共识是，文革最后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就后果而言，我以为，并不难理解，读了半本勒庞的《乌合之众》就差不多了。

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几乎是新自由主义支配的。特殊利益集团瓜分共有资产、剥夺农民的过程几乎已经完成，如今的所谓的自由派其实已经成为保守派，开始企图将瓜分的结果固化，《物权法》的强行通过和其后开展的一系列以《物权法》为标准的法律修订，就是一例。这个过程给国民带来了消极自由，却剥夺了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发展空间。如果把这个历程理解为“社会解放”，那也是一种堕落的解放。正如我说过的，离开社会公正为前提的自由，只能是一种堕落的自由。

汪晖将这一趋势描述为“重新自然化”的过程，而要改变这种去政治化的“自然化”，只能进行“重新政治化”。个人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