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社香教授历时数年、访问上百位亲历者写成的新书《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下称《口述史》)，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口述史》不仅写得很朴实很好读，而且对相关文献的深入挖掘和对各种思想观点的全面展现，都是他书难于企及的。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制度“质变”，这个质变的内涵并不简单地就是“单干”到“合伙干”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从农民的价值观到乡村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分配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最直观的变化是：原有的发家致富门道没有了，现在的生产发展和生活提高都需要在新的“集体”轨道上努力。

　　对于这一场制度和社会结构“质变”的重大历史进程，《口述史》一书呈现了三个层次的亲历者对农业合作化的回顾和思考，首先是由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组成的决策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各级农村工作干部组成的政策执行层次，第三个层次是由土生土长的农村及其领头人组成的实践层次。读一本书就能够把握到三个层次人士各自的思考和互动，把读者带入历史的现场，直观地把握到历史和政治的细节和内涵，这是马社香新著可圈可点之处。

　　该书中，基层的农民带头人和积极分子，以李顺达为代表的一群，非常直接而具体地把握到了新旧制度的显著差异。在旧社会，农民只能用传统的工具耕作稀少的土地，每年的收获原本就很有限，还要被高地租和高利贷夺去很大一部分产品，结果导致过度贫困，缺乏起码的资源保障自己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而新的制度，根据西沟村老人的理解——办合作社就是为了不再有地主，农民自己可以保留更多的产品。而且，合作社走出了吃什么就必须种什么的局限，从以前的“吃甚种甚”转到“宜甚种甚”。以长治第一批初级社川底村为代表。没有一个农民的合作组织，就很难进行理解的投资，例如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而现代技术对于单家独户的农民而言，也显得十分的遥远，承接外来的新技术也一样需要超越家庭的生产单位。这是我们今天农业现代化可以借鉴当年农业合作化成功的地方。

　　在农民和北京的最高决策层之间，是数量庞大的中间层——各级党政干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间，这个群体的表现很重要，值得深思，体现了专职领导干部的很多优势和某些内在缺陷。在合作化早期试办阶段，他们中间不少人狭隘地理解新民主主义与私有制的关系，从概念出发加以强烈反对;等到合作化得到最高决策层支持和舆论正面宣传之后，很多官员反对来狂热地追捧，超越决策层的规划和预期，一下子就完成了从单干向高级社的过度。中央原本计划在1958年全面完成初级社，但是，很多省区热情的干部在1956年就完成了高级社的“转社”工作，结果，毛泽东亲自指导的初级合作社章程还没有脱稿就紧接做高级社纲领。《口述史》对这些史实的阐述是非常清晰而深刻的。干部群体中“跟风”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我们的干部体制的某些缺点或缺陷，容易保护部分领导过分看重自身的职业利益，在新制度和新事物的萌发时期，就很容易选择一种规避风险的稳妥态度，成为事业推进的阻力;反过来，当看到某种事物有可能成为“提拔”的潜力时，就有可能转过来过分支持和投入，结果创造出一个难于控制的初级社“升级并社“的“高速度”，过分的职业利益关注，天然地成为一个政策执行力度的“减速器”或者“加速器”，这几乎是所有政府和企业组织中间难于避免的弊端。看了《口述史》这本书之后，相信读者对于为什么社会主义改造在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过渡时“过急过粗”，会从一个新的视角，有一个新的深入了解。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推崇职业官员掌权的官僚制(科层组织)，认为这可以实现更高的管理效率和专业化水平。但是，官员对自身职业利益的过分关心以及某些相沿成习的习惯，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科层组织的功能。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及整个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看，各地相互攀比，以竞赛的劲头完成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过程，最终导致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总结的那些毛病。问题还在于：官员对于职业利益的过度关心，通常对于政策执行造成严重干扰，因为职业利益的考量是整个职业生涯都存在的，所以同样性质的问题在纠正了一次之后，往往反复出现，1956年1月份全国各大中型城市都以暴风骤雨般的速度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严重“共产风、浮夸风”问题，都是与官员们过度的职业利益追逐有着密切因果关系的。如何限制官员自身的职业利益在政策制订和执行过程中间的消极影响，是一个体制常常难于实现其制度潜力的关键，而敦促官员正确看待自己的职业利益并正确地行使自己掌握的权力，应该是当今体制改革一个中心性的问题。有一些人有意忽视组织内部与官员职业利益相关的诸多问题，一提到改革就想要改换基础性的制度，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值得思考。相应地，在国史研究中间，忽视科层组织中间官员们职业利益的驱动因素，过度重视决策层的意愿和偏好，仅仅注重政策的决策而忽视政策的执行则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口述史》作者由于深入挖掘上中下三个层次的口述材料，为读者充分理解这个关键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积极的思考。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句名言“党内分歧自农业合作化始”。毛刘到底分歧在哪里，几十年社会误传较多，不一而足。在《口述史》中，从毛刘分歧的源头，对山西试办初级社开始，清晰有序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给予了深度澄清。根据书中提供的丰富文献，毛泽东持有一种“逐步合作化”的思路，他考虑合作化问题的时间起点远在根据地时期就开始了，毛泽东考虑农业合作化不是孤立地当做一个纯粹的农业和农民问题来处理的，而是联系到如何增进国家安全、推进工业化事业，以及农业如何承接工业化带来的新工具新技术，此外，毛泽东还回顾了历史上治乱问题，系统地思考如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走出“家庭耕作”的制度缺陷。毛泽东从来都不是简单地依据什么“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简单公式要搞所谓的“一大二公三纯”。书中以史实说话的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毛泽东为什么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而且对我们正确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乃至六十年都是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在这一点上，《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可以是作者颇受赞誉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的姊妹篇。《口述史》澄清了毛泽东不是“先集体化再机械化”而是“逐渐集体化”的思想，澄清了我党为什么提前制定和推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代替“新民主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的一些混淆，在重大理论联系史实的开掘上，有所创新和建树。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的语言也是很朴实和生动的。作者非常注重引用农民的形象语言，同时注重台湾原始资料的搜集对照。如西沟村有一位老农，当年听了李顺达介绍苏联集体农庄时，曾经发表感慨说——“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路长盘费少。”既生动，又深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固然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漫长的历程，就是认识和总结社会主义的农业实践也同样是一个“路长盘费少”的事情。回顾一下合作化事业的艰难推进及其最后结果，看一看有些学者从前热衷于说集体农业的好话，后来又一百八十度转弯大肆抨击，而且这些抨击的语言——剥夺农民、走向奴役——，这些都是共产党的老对手国民党那里“借用过来”的宣传词汇。(见该书第十八章第三节)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和感慨。

　　古人很推崇严谨厚实的学风，提出“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读完这部厚重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才充分意识到严谨的学风需要怎样的“高投入”，马社香教授愿意花费数年时间采访上百位亲历者、愿意投入巨量时间去追寻一个当今不可能“走红”的课题，使人感到由衷的敬意。所谓严谨学风，所谓深入研究，都是需要这种“高投入”的精神来支撑的。

　　2012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