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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华离开南京大学，被人当作政治事件来“抱不平”，其实不然，高华去华东师范大学是因为华东师大薪水给得多。当然，南京大学也不是给不出高薪，关键是高华没有得到，如果高华“放之四海而皆高”，这就显得不是很那个了。也许历史学研究还是有本学科的学术规则和理路，高华的主要学术成就是通过“抹黑毛泽东”来标榜自己政治上特别正确，他的主要学术专著《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把毛泽东说成是通过延安整风来不正当地获得权力和影响的，若以政治正确去替学术标准作为评价的依据，高华在南京大学就应该得到高薪。高华没有因此在南京大学得到华东师大那个数量的高薪，说明仅仅凭借“政治正确”还不足以“吃遍四海”，但愿高华受此波折之后，能够真正做点学问，减少点在政治正确和民主话语方面的“密集投入”。

　　作为一个惯例，精英们在论说共产党的时候，总是喜欢把共产党说成是“铁板一块”没有内部分化，或者换个方式说共产党内都是一帮子“驯服工具”完全听从决策中心的指挥，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共产党不仅没有完成高度整合形成“铁板一块”，而且内部也确实分化成为各个“山头”，彼此为了政治地位和个人利益呈现高度竞争性，在竞争中间严格服从竞争规则“强者胜”。

　　高华的父亲是地下党出身，是党内弱势群体，在党内竞争中间长期是失败者，还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起码高父不仅没有做到和他的老资格相称的官位，据说因为在党内竞争中间屡遭打击，所以长期怀有一种心理恐惧，生活在黑暗心理中间，并严重影响了高华。特别是，解放后共产党执政了，因此要严格对官员的考核和管理制度，落实毛泽东“治国就是治吏”的思想，结果在强化对官员的管理过程中间，加剧了党内竞争和淘汰机制，弱势群体因此更经常地成为“管理成本和代价”的承担者。共产党内强势群体是出身于各大野战军系统的干部，他们人多势众，上面有人为他说话；而地下党和知识分子干部人数少，基本上缺乏可资依托的强大山头，因此在竞争中间是弱势群体，因此就“更经常”地遭到管理措施的制裁，毛泽东强化管理措施的要求在执行过程中间，确实导致弱势群体比强势群体更多地受到制裁和淘汰，这一事实不能说是很正当，但是在竞争群体内部不可能没有严格符合竞争的规则起作用。

　　“制裁了不是最应该受制裁的人”，这一事实导致两重主张的出现：一是干脆主张不能拿干部的既得利益作为管理手段使用；二是认为管理要继续深化以期最终实现公开公正透明、即便是没有达到理想结果管理措施也不能放弃。邓小平主张“二十年不搞运动”是迎合干部的需要，是为了争取一个代表权：是他邓小平而不是毛泽东更能代表干部的利益。高华把共产党内进行整合和管理过程中间的“成本和代价”突出出来，说这些整合和管理本身就是不正当的，在这个激进的假面目之下，复活的是邓小平式的结论－－治国不能治吏。不过高华当然不是简单地重复邓小平的结论，而是说共产党治吏都很不正当，在高华义正词严的叙述背后是：我老子就是在整风和严格对干部管理中间受打击的，我们拒绝承担这样的管理成本！

　　说到底，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高华对毛泽东的恨，来源于他父亲的既得利益受损的严峻事实，而毛泽东终其一生是“长期逼迫80％的干部作检讨”（王明）的，高华因此认定毛泽东强化对干部的管理，就是激化了党内竞争和淘汰，是他父亲利益受损的直接原因，为此必须为他父亲的不公正待遇负责。高华在处理管理成本问题上，是把所有的政治整合和管理成本都一体斥为不正当，不正当的事情就不可能与政治结构和管理体系的功能性要求相联系，为此就要突出毛泽东的“个人心理晦暗”这样的“个人因素”。共产党为了生存和战争胜利，有没有必要加强管理和政治整合的问题，就必须从高华的研究视野中间清理出去，从而要求开展整风运动和加强管理的毛泽东，才要以个人因素来为党内竞争中间“弱者败”的结果负责，就是高华全部言说的结论；至于是否应该把干部的既得利益作为管理手段运用，共产党内部的管理是“向后退”予以取消还是“向前进”予以加强，他高华“管不着”也不愿意考虑。

　　按照老田的看法，延安整风确实实现了共产党内更高程度的整合，在共产党处于“有形实力”不足的态势下，“无形实力”方面（包括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的提升就成为共产党八路军生存和胜利的唯一法宝。因此共产党要生存和发展，就得发展出比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更高的“无形实力”，从而得以维持总实力（总的竞争实力＝有形实力×无形实力）超出对手的成绩，否则生存和胜利都将是不可能的。在提升无形实力的操作中间，在加强管理和提升政治整合的过程中，由于共产党在“管理资源”（获得高度认同的思想资源和体现在合格干部身上的人力资源积累或者投入）方面的投入少和积累不足，倒是有可能发生简单粗暴的情况。如果是必须在特定期限内完成无形实力提升而管理资源方面又存在严重欠缺的情况下，粗暴和简单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点上，老田倒是同意高华列举的大量“不正当事实”具有不可避免性，在决策时就应该预计到执行过程中间的偏差。

　　与高华不同的地方是，老田认为即便是这样，无形实力提升的过程也不能不做，因为这要服务于生存和胜利的最终“管理目标”；为此在管理和政治整合过程中间，只能是“有什么就投入什么”同时要注意随时纠偏，在这个意义上老田又高度肯定毛泽东“大部不捉、一个不杀”的政策安排，毕竟毛泽东说过“人头不是韭菜，割了还可以长出来”，所以这样的政策安排照顾了必须提升无形实力的客观需要、同时在管理资源方面又存在严重不足的事实。在这个方面，是否肯定共产党事业的正当性，显然就成为关键，如果肯定共产党革命事业的正当性，延安整风的问题就是操作过程的问题，是一项提升无形实力过程中间的管理成本，这个成本还受到谨慎对待以尽可能缩小。由于当时参加共产党革命本来就是非法的，常常要冒着“杀头”的危险，换言之参加革命的机会成本是付出生命，因此为了革命胜利受点委屈，也不见得就超越了革命者的“为革命预备担当多少”的事先预期。如果共产党事业的目标可有可无，胜败都无所谓，那么高华绝对强调过程和手段就是一切，并作为分析的起点和得出结论的唯一研究视野，就具有合理性；如果这一分析角度是高父遗传给高华的，那就比较有意思了，也许可以追问一下高父是为何参加革命以至于“误入藕花深处”的。

　　在高华的叙述背后，结果带来这样的问题，他在《红太阳》一书的叙述中间，过分强调了问题归结为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报复心理。我们不妨假定没有毛泽东，由刘邓等人主政在一开始就会“弱化党内管理规避制裁”，官员们的既得利益更少受到威胁也符合他父亲的诉求。但是这样一来在宏观上，高华就击破了自己的逻辑，如果不是毛泽东这样的坏人就一切OK，就不能得出必然的结论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行，不能更好地服务于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不利于论证“历史终结”，为了达到这一结论合理的论证应该这样展开：毛泽东或者说明别的人品质高尚能力超强，但是仍然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人世间不再有人超越他们可以把社会主义的事情办得更好，因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革命是彻底错误的，不应该再在人世间出现。看来，在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展开过程中间必须“去私欲之蔽”，如果高父做到高官厚禄，高华就能够在学术、政治或者经济方面继承更多的遗产，高华痛恨于这样的损失表现出对毛泽东的个人情绪，结果无法很好地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把延安整风这样一个大好题材结写“花”了，看完高华的书之后，难免有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不是毛泽东这样的坏人还是有可能出现更好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


　　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