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编史学逻辑及其对中国历史认识的“精神污染”

作者：老田

读了几种西方通史学著作，马文·佩里的《西方文明史》、拉尔夫等人编撰的《世界文明史》和斯塔夫里阿诺斯写的《全球通史》，给我一个很深的感想：这些作者都只“与熟人打招呼”。这三部史书，都无一例外地把近东地区的农业文明作为书中第一部分，希腊、罗马作为第二部分，意大利文艺复兴前后的商业网络拓展则是书中最浓墨重彩的篇章，在这种编排史书方式的背后，隐含着以工业化时代的制度经验去解读农业社会的强烈意愿。换言之，是依据与工业化时期社会的相似性标准，来决定农业时代何种史料和史实符合入选要求，从巴比伦的汉莫拉比法典、罗马万民法到意大利商人法再到拿破仑法典，他们都找到了历史从来如此并将永远如此的强有力证据，由此也就说明了：西方文明及其今天的政治经济制度为什么是不可超越的。

某个人有天上街兜了一圈，回去之后告诉别人，他今天见到了张三、李四和王五，这三个人分别是他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和高中同学。其实，每个人上街都见到了成千上万人，但是，每个人都只与自己的熟人打招呼，头脑里也只留下与熟人交往的印象，而比熟人数量多出成百上千倍的陌生人，都近似于“不存在”。西方人在编撰历史著作时，实际上也一样存在着“仅仅与熟人打招呼”的问题，近东文明、希腊罗马和中世纪商业网络“霸占”史学的大部分篇幅，实际上仅仅因为其与工业文明的相似性较高，是工业时代大学体制中间教授们最熟悉的“熟人”。由此看来，“西方中心论”的史学编撰逻辑，其实不过是工业化时代的制度想象力不恰当地“前推”（推广到前工业化时代）和“外推”（推广到非欧洲地域）的结果，这不仅是一种地域性的经验去否定其他地域的历史实践，而是还是以工业社会的制度想象去替代和否定农业社会的可行制度化方案。

很多教授非常真诚地期望，自己的著作能够摆脱“西方中心论”，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在某种变形的中心论中间转圈子，甚至还有人在“激进的反中心论”姿态之下，把中心论标准最大化。最典型的就是《大分流》和《白银资本》，这两本书都试图描述中国前近代历史中间所隐含的西方道路潜力，本质上是要拆毁两种社会之间“质的分界线”，重建一种农业社会自动地发展为工业社会的叙事逻辑，以一种相对曲折的方式来建立起工业社会必然性的思路。

看来，要真正地超越西方中心论来书写历史，就需要保持一种最低限度的敏锐性：注重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质的区别，注重农业社会如何才能发展为工业社会的质变要求。任何把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逻辑加以混同、把这两种不同质的社会放在一个自动流程上不同位置上的努力，都在客观上模糊了质的规定性，借用布罗代尔的概念就是抹杀了社会结构的差别，把长时段的逻辑不恰当地推广到超长时段的历史中间去了。要超越西方中心论，就要求超越对市场化和官僚化这两种只是在工业化时代才获得最大实践空间的制度化想象，更为准确地描述出：农业社会关键利益制度化的政治和经济逻辑是什么？跟工业社会有什么不同？

对于农业社会而言，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农民的生产率水平很低，而且从农民手里转移经济剩余的成本却不小，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行政机制，要与数量巨大而且分散的农民发生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所需的交易成本或者管理成本，都会高到压垮农业社会的程度。以此而论，无论商业的繁荣，还是国家机器的强大，对于农业再生产条件都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威胁。在一个有代表性的农业社区，完备的科层化管理或者繁盛的商业市场，都是反常的，这两个方面的发展越是成熟，越是与工业化时代的欧美制度具有可比性，在农业时代就越是显得反常和畸形。

近东地区很早就有了完备而强大的国家机器，依托政治上层组织的畸形发展，社会分化也相当畸形。在农业社会早期，就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和完备的政治国家，而完备国家机器的高成本没有榨干农业剩余，这在全球都是反常的。两河流域和尼罗河领域，畸形的高农业剩余水平，支撑了政治和社会的过度分化，正是在这种过度分化的社会中间，才出现了与西方工业化时代最近似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近东地区接近赤道，积温条件非常好，光照非常充足，河水的灌溉满足了农业用水要求，泥沙淤积的平原在没有化肥的时代保证了很高的单产水平，这四大条件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在缺乏现代技术支持的早期，就具有非常高的农业剩余生产水平。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近东农民生产的粮食，在满足自家需要之后，还能够剩余两倍，正是这种反常的高水平经济剩余，在农业时代就支持了畸形的政治和社会形态，使其足以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社会制度经验可以相互关照。相比较而言，中国的老祖宗就很可怜了，到了秦汉之间，中国农民还只能做到“三年耕有一年储”，以口粮需要来衡量，农业剩余水平只有33%，而近东地区却高达200%。如果从全球农业时代的生产率水平看，很明显，近东的富裕是反常的，而中国的穷困才是有代表性的。与此紧密相关，高水平的经济剩余所能够支持的畸形发展的政治上层建筑，在农业时代也是反常的和缺乏代表性的。

在农业时代，近东那种高水平的经济剩余产出，是不可复制的，这是因为其光热土壤水利条件无法在其他地区再现。今天回顾，这种反常的农业社会，为什么会进入历史编撰过程，成为一种认识农业社会的典范，是耐人寻味的。

马克思在批评庸俗经济学的时候，用“暗送秋波”和“职业的谄媚者”来区分两种程度不同的对统治阶级利益要求的响应模式；如果在编写历史书的时候，把工业化时代的一种特殊制度要求说成是“历来如此”，客观上就强化了这种制度的合法性和恒久性，很明显是一种受鼓励的努力方向。接受鼓励的地方，固然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商业结构设立的学术研究基金，更常见的则是来自于布迪厄所说的“学术场域”。

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今天编写史书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在大学体制中间的教授们，从自身的生产环境和生存经验出发，很容易把工业化社会中间的制度经验作为“当然”的出发点，其中市场化的商业网络和科层化的管理体制，常常被视为仅有的“制度可能性”想象空间。把这两种制度模式照搬到农业社会，就必然要出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失灵问题，而这正是中国解散人民公社后出现的三农问题的原因所在。相对照而言，在农业社会里，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同时存在，意味着按照工业化时代的制度标准，其关键利益落入了“前制度化区间”——或者说，农业社会的关键利益无法按照工业化时代的两种制度化模式实现。今天中国三农问题的困局，应该视为传统农业社会无法援引工业社会制度的代表性案例，虽然今天中国农村在教育、信息诸方面都远超传统农业社会所能够达到的水平，也就是说，所能够取得管理技术手段远超传统农业社会，但是在应用现代制度的三十年实践中间仍然失败了，这种糟糕的后果应该看作是农业社会应用工业化制度的“上限”。规范的法律制度和政府，标准的市场交易网络，对于农业社会而言是一种买不起的“奢侈品”，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改进空间，无法在买不起的奢侈品制度中间去实现，这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农村改革中间，试图把技术服务市场化、政府管理科层化，结果导致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的急剧上升，“十几顶大盖帽吃一顶破草帽”引发了严重的农民负担问题，威胁到社会稳定。这种情况其实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近东诸王国帝国的多次覆亡，希腊和罗马的终结把历史带入黑暗的中世纪，这在很大程度应该被解读为一种历史预示：高成本的政治上层建筑或者商业文明在农业社会是不可持续的。在历史书编撰中间，应该严肃地考虑这种可能性：那种与工业化时代制度最类似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因其要求一种高成本政治组织来实施，所以在农业社会不是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如果历史真有“规律”或者“演进逻辑”的话，显然，这种规律就肯定要体现一个社会的关键利益制度化方案，而农业社会的关键利益制度化是不可能在工业化时代制度化要求中间体现的，质的规定性或者规律，不可能不反应基础性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差异。

西方编史学逻辑的独霸地位，其实质是工业化时代的制度化经验及其想象很难超越。在其反面，还因为人们对于农业社会关键利益制度化缺乏起码的想象力，很难进入他们不熟悉的“前制度化区间”建立起必要的认识模型，特别是，这个认识模型的建立还往往与上个世纪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对立相关联，西方国家动用政治和经济手段鼓励那种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学术并扼杀不同意见。反过来，农业社会关键利益制度化的想象空间及其有限的不成熟实践经验，就在这种意识形态争论中间成为被否定的对象，孔夫子描述的夏商周三代社会和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实践，都成为学术人首先要加以曲解和否定的事项，无法在学术场域中间占据一席之地。农业社会关键利益制度化的空间原本就很狭窄，制度实践经验就更为稀少，而漠视这有限的经验只能导致对农业社会的历史重建变成一种“凌高蹈虚”的故事编写，故事编写可以方便地承载人们的偏好，但很难支撑人们开辟有价值的想象力空间，这种学术场域的规则，现实在反面支持了西方中心论的“牢不可破”。

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方的编史学逻辑，与其说帮助我们认识了早期农业社会的历史，不如说是妨碍了我们认识历史，不恰当地推销了无法在农业社会应用的制度模式。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精神污染”，这种污染的烈度，恰与西方工业化制度经验的强度相对应，人们越是迷恋于普世价值和普世文明，就越是无法正确地把握和理解农业社会的历史，甚至无法认清由农业社会转化为工业化时代的关键问题和逻辑。

在中国编史学的传统中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激进派学人——古史辨派——颠覆了儒家确立的古典史学传统，这一颠覆客观上制造了一种知识空白，有利于引入西方编史学逻辑。但在西方的编史学逻辑引入之后，反而把农业社会的关键利益和有限制度化空间——因其不符合西方工业化时代的制度经验，反而被打入“制度化要求非法”的盲区，儒家的问题意识和法家的解决方案都被强行取消了，成为无需讨论的话题，结果把中国的古代史研究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理论演绎事业——既没有史实支撑也缺乏可行的制度追溯，最终把历史书写变成一种“呼唤光明未来”——这种“光明未来”按照叙事的先行设定就是与西方制度一模一样——的大批判叙事。这样，历史研究就变成一种可笑的“逻辑循环”——按照农业社会不同于西方制度的差距展开批判，批判的结果当然就告诉我们最好的未来是与西方趋同——舍此之外，中国的历史研究什么也说明不了，什么也证明不了。

把西方的编史学逻辑变成中国史研究中间压倒一切的指导性理论，变成高于史料和可行制度逻辑的优先主题，这很难说帮助了我们认识了历史，也很难说就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了通向未来的渠道。历史研究，特别是古代史研究，最终屈从于寻找各种不同于西方历史和制度现实的“差距”，然后展开对这个差距的大批判，到目前为止，这个大批判事业已经进行了差不多一百年，目前还看不到终止的迹象。

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