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野看新中国的发展战略

作者：老田

一般而言，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意识形态，都要承担三种功能：一是帮助人们认识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这是其科学性的一面；二是提供一种肯定或者否定事物的隐性标准；三是帮助人们去把握未来，后面两大功能都涉及意识形态建设。

从番邦意识形态的发展进程看，最成功的要算是经济学这个学科了，因为这个学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则：人们的活动结果乃至影响，最终要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所取得的剩余攫取能力挂钩。虽然番邦经济学家们刻意把这个合理的内核进行曲解，去论证某种制度是不可超越的――以实现经济学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但是跟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相比，他们确实没有完全瞎说。例如新古典理论特别重视的“资源禀赋、技术和偏好”三个方面，用来分析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化过程，就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

由于中国的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过分地追求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以论证某个制度万古长青不可逾越，结果100％放弃了“科学性”，结果他们宣传的那些东西完全没有解释力。最有趣的是，中国的主流们把科斯的理论爆炒一通之后，有人到美国后把科斯理论在中国的最新发展状况转达给原主，结果科斯自己感到这样的理论发展完全超过了他自己的认识水平。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完全是为“五张皮服务”，一切都是为“买办、贪官、奸商”更多更块地掠夺中国资源、瓜分人民劳动的积累资产――国有企业――“先搞垮再瓜分”――而言说，除此之外，主流经济学什么也说明不了。

虽然说新古典理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虽然要体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跟那些基本上只代表地主老财奴隶主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比，还是有一定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人们理解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

新中国在资源禀赋上的特点，是人所共知的，就是资本极度短缺、劳动力资源极度丰富，土地资源则是既定的。因此新中国的发展就得“扬长避短”，发挥劳动力资源的优势，设法快速积累资本，寻求更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资本短缺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劳动条件，以吸纳劳动力就业，因此就必须在资本主导力量之外，去寻找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整合因素，显示社会中间实际上也只有唯一的选择：政治权力。

从土改结束开始，中国农村就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之下，逐步形成强大的基层政权，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最后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上――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三级基层政权，具有的强大动员和组织能力，覆盖全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资源，所具有的动员能力远远高于资本所能达到的限度，动员能力一度显示出超越了劳动力的存量的趋势，从1958年秋天开始，毛泽东针对这个过剩的动员能力的滥用现象，系统地进行纠偏。在资本和政权两种可选的整合因素中间，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是政权而不是资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技术创新方面，新中国由于有后发优势，所以执行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是竭力推进“小土群”，一方面是“大洋全”。大洋全其实就是重工业特别是装备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当时叫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这个“大洋全”政策在1964年三届人大上被归纳为“四个现代化”。在“大洋全”的背后要求高积累政策的支撑。这个技术进步和生产能力提高的过程，反应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的是对资源开发和利用能力的逐步提高。新中国初期农业是最主要的产业，“小土群”政策的作用最为广泛，集中体现在“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的“八字宪法”上，这个宪法执行了二十多年之后，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农民种田已经基本上脱离了传统经验的局限，系统地结合了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在工厂里面，通过“鞍钢宪法”的推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取得了很丰硕的成就。由于重工业优先政策，有着特定的基础支撑，到七十年代晚期一个独立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全面装备工业、农业和国防事业的“大洋全”技术创新，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与欧美日的最新技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新中国仅仅用二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先进国家两百年的技术发展历程。

在“偏好”方面，一般西方经济学家们总是倾向于僵化看待，仅仅看做与个人的福利相关，还往往排斥长远利益；而毛泽东则非常灵活地处理这个问题，把个人无法单独实现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也纳入视野。说到底，偏好最终是影响人们选择的内在动机，也就是“理性人”根据效用函数作出的选择方向。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重大特点是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这一个方面是由于人地关系紧张、资本不足，所以个人奋斗的成功空间很小，社会上多数人转而寻求一种集体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说到底就是个人努力无效的情况下，集体利益的成长和长远安排的重要性就格外突出，或者按照政治学分析的术语就是“在贫穷的国度里共同利益所占份额更大”，这是效用函数超出“个人算法”的社会基础，也是毛泽东总是把“一穷二白”看做“优势”的原因。

同时个人短期劳动的超额投入由于不能增加当期收益，因此肯定是没有合理报酬的，因此当期劳动投入只能是成为长远利益在以后的系列年限里逐步取得收益，由此就产生了风险，如果个人无法确信自己能够从以后的递增收益中间取得合理的份额，个人将拒绝投入劳动。所以要在“个人效用函数”中间加入“长远利益”，就必须降低实现个人长远利益的风险，毛泽东时代是在政治上来解决的――就是依靠取消精英阶层的剩余索取权来确保民众的长远利益，只要精英们不行使剩余索取权，那么所有的可分配利益增加都将与劳动者的今天努力正相关。按照陈永贵的总结就是要“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干社会主义”需要个人承担当期劳动投入的增加，而“两个大批”则是在政治上取消精英们的剩余索取权，把个人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风险取消；换言之，只要陈永贵不把大寨大队积累下来的资产搞“MBO”化公为私，那么大寨大队的社员都有足够的诱因去参加“修梯田增产”的高强度劳动，后续年份的增产肯定是可以增加他们的可分配收益，因此长远利益就在此条件下就当然地成为社员当前劳动投入的激励因素。在意识形态价值上，“两个大批”还能够提供一个粗略的意识形态，帮助增进对公有制经济的认同，降低经济组织的运行管理成本，“两个大批”比吴敬琏于光远之流完全教条化地照抄马列的陈词滥调，更能在大寨大队的管理中间起到应有的作用。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批评新古典理论忽视了制度，以新中国的发展历程而论，如果没有制度创新，确实经济发展简直是不可能。很简单，如果仅仅局限于资本的整合力量而不强化农村基层政权，中国的丰富劳动力就肯定无法得到使用；而且，如果不象陈永贵说的那样“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寨大队的社员就无法肯定今天的“无报酬劳动”是否在未来可以取得适当的报酬，又或者陈永贵要把大寨梯田的增量收益大部分归自己搞“经营者持大股”，显然“大干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毛泽东时代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着眼于充分利用丰富劳动力的，一是强化基层三级政权以增加组织动员能力，二是要在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通过取消精英们的剩余索取权以给劳动者适当的保障。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看来只有陈永贵那样的老粗是清楚的，而且能够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中国的精英们好像永远不明白，所以毛泽东特别愿意提拔陈永贵当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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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七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