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魔化毛泽东时代的方法论问题初探

作者：老田

“实事求是”和“真理标准”，在精英们应用的时候，一个最常见的模式就是隔断历史所设定的发展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民生目标和国家安全目标，这是中国人包括孙中山在内对近代史经验的把握。在这两个口号之下，精英们在叙述时常常作这样的特别限定：只呈现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定时空中间的问题，并刻意地把分析的重点变成这样：按照现实中间的问题　去寻找责任者。就是在这种貌似中立和科学的学术态度下，已经排除了历史设立的经济发展目标，排除了共同利益和利益实现的合理路径，换言之，把制度实现的利益去掉了，专门呈现问题或者暴露黑暗，这本质上不过是“大批判”手法的花样翻新而已，最后建立的是这样一种逻辑：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这个制度和决策人不该存在。

当然，除了研究者本身对研究对象做出特定的筛选之外，对问题的解释也是托付深心的。管理不是为了追求没有问题，而是为了特定目标而设置管理和制度，管理特别要调处不同利益的冲突，压制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同的利益诉求，新中国的成立和国家机器的存在，本不是为了消弥所有社会问题和不满而设计的，而是为了回应近代史提出的严峻课题，评价新中国管理成就的标准在于管理应该面对什么样的问题，管理从来不是为了取消一切社会成本和代价，而是选择承担什么样的成本和代价，以及由谁承担成本和代价。

在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时候，在筛选标准和解释标准上，都存在严重的问题，这是满足特定时期政治需要的歪曲表现。因此，相应的问题就提出来了：这样的研究在何种程度上揭示了过去时代的经验和教训，能否鉴古以知今。

特别地，很多人刻意在实事求是和真理标准的口号下，复活了一种微观的、实证的分析方法。这个方法基本上是改良主义的，许多人乐意把改良主义看做是务实和稳健，实际上这个思想方法是有隐含前提的：就是基本制度框架足以满足和回应大部分问题，全部剩下的问题在于完善和细部改良。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人接受，不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多么理解，或者马克思主义多么科学战胜了谬误成为唯一的真理，而是人们在对现实极端绝望之后转而寻求“一种推倒重建”的愿望，马克思主义恰巧和这种“整体解决”愿望相吻合了，由是战胜了其他所有的社会思潮。许多人特别愿意把这个过程说成是技术性的胜利，其实不然，在1980年代之后就看得尤为真切。

一种整体的方法和改造的愿望，常常是从现实的直线延伸和局部改良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整体论的方法和局部实证的方法，追问到最后从属于一种世界观和立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帮助重新认识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必要性所在。方法的分歧背后实际上是立场和视野的分别。后来的实证方法在非毛化过程中间起到决定性作用，也不是偶然的。这一方法，在本质上否定了共同利益的存在，否定了人们在组织成本上的限制，否定了非经管理和刻意安排就存在大量无法实现的利益存在。

不承认平民阶层与精英阶层在力量对比上的差异，拒绝阶级分析法，这是精英们拒绝整体方法和进行学术生产的一个基本特点。其实，不仅是所谓的改良方法和整体方法的差异，在这个筛选标准背后，还存在着通常情况下平民阶层利益是否能够在精英们主导下顺利实现的问题，有理由认定精英们宣称改良格外卖力，是因为他们的力量优势足以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诉求。特别是最近20多年的历史经验，工人农民承担改革代价而精英们成为受益的少数，足以让人们回顾“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至理名言，还让人看到“什么阶级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说话”的区别。由于工人农民、现在是小资产阶级整个整个的阶层都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个人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和目标的路径逐步被精英们建设的各种社会藩篱所阻断，最后就留下了人们进行整体思考群体命运的空间，整体性的方法必然就要在这个过程中间回归。欧美日的主流学术与中国现实中间个人面临的个人奋斗困境，落差格外强烈，精英们落实主流文明的强烈愿望与现实中间的认同基础快速消失，具有高度一致性。

否定整体性建设计划和全盘管理国家，还在于否定共同利益的广泛存在和无法自动实现。在新中国成立和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时候，恰恰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都是非常迫切的民生改善和国家安全目标，都是个人努力和市场安排无法实现的，这是新中国建设必须经由全盘规划的基础，同时资本的弱小导致短视，使得国家机器直接走上经济发展的前台。新中国的全部矛盾和主要问题，因此都集中呈现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接合部上，这一矛盾和问题的分布态势，明显有利于寻找大批判证据，在这个意义上“非毛化舆论”有其现实的基础，毕竟在毛泽东时代一切资源动员和利益分配都主要是由政治权力完成的，个人的命运和遭际上的一切不幸多少都可以最后追索到这个政权及其执行人的某种问题和不足上。拒绝面对资本和政权的强弱，拒绝面对实际的利益和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利害冲突和利益分配关系矛盾，不在政治领域而发生在经济领域，而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领域是高度重合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个人遭际，在资本的统治下，往往用另外一套标准进行分析，转换为“效率”话语而不适用政治领域的人权话语，人的命运和遭际问题不见了，资本积累的要求和产权问题掩盖了一切。由此中国的精英们在援引西方主流文明的时候，有了明显的方法优势，他们可以在涉及政治问题的时候谈经济，在涉及经济问题的时候谈政治，话语的转换和标准的极大不同给了他们很大的随意性，抹黑毛泽东时代和社会主义的成就，就显得很是方便。

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让中国人有了另外一份经验，知道在两种不同的制度下，产品和服务提供的限制门槛是极为不同的。毛泽东时代的短缺，可以命名为“暂时性短缺”，这个短缺以资源不足或者生产能力不足为限制条件，后一限制条件会随着工业化完成而逐步消失，最后的限制实际上是资源短缺的硬制约；今天社会的限制门槛已经有了根本不同，只要一个消费者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将永远是不合格的消费者，短缺只与生产资料掌握者的利润要求一致，与客观生产潜力无关，短缺变成一种“结构性短缺”，从属于少数人剩余所取要求的需要，只要他们的剩余要求无法实现，产品和服务将不会提供。在这一的强烈对比之下，毛泽东时代的票证制度，就具有了空前的仁慈意义，票证在功能上拒绝市场上出现均衡价格运动，避免市场高价成为有系统地排斥多数人的过程。对于市场和政权主导经济的认识，在根本上将会改变人们对不同制度的评价。以医疗事业为例，毛泽东时代的限制条件是合格的医生与药品限制，多数人因此才得不到适当水平的服务；而今天的医疗服务提供仅仅与医疗事业的高薪和高利润相关，如果一个病人不能提供足够的剩余，那么你将是一个不合格的患者得不到起码的救治。在两种不同的限制门槛中间，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因此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水平，只能是长期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之下很远的地方徘徊。

产权和私有制的言说，在某种意义是有价值的，一是在微观生产单位上把管理赋权问题解决，二是背后的积累增加过程本质上也是服从生产力扩张的需要。问题仅仅在于这个分析模式，把分析前提所蕴含的唯一结论看做是唯一的真理或者规律，错误和局限都在这里。资本积累过程本身是生产力扩张，而把资本积累的私人主导说成是唯一方式则是生产关系肯定和意识形态内容。把产权及其相关的责任心作为资本积累的全部条件和前提来界定，则是蓄意混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这实际上把私有制的运作条件简单地等价于积累过程和生产力扩张需要的运作条件来看待，然后再“自然”地推导出所需结论的。当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就混淆过作为生产力扩张过程的资本积累需要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不是资本辩护者的独门问题。特别是对照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生产力扩张所需要的资本积累过程，也可以在国家主权主导下实现，而且实现的速度更快，承担资本积累的成本和代价也更均衡合理，可以取得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新中国的高积累政策下，人均预期寿命的快速提高和识字率的快速上升，标明人本身物质和精神发展都得到了同等重视。唯一的问题，这个高积累主要是以减少高消费资源分配为代价的，是精英们而不是平民为高积累作了更多的牺牲，这一制度遭到全球精英们的共同反对不是偶然的，中国的精英们反对尤力。妖魔化毛泽东和社会主义时期，本质上是为精英们利益“受损”鸣不平。

只有私有制才有高效率的言说，常常在中国的现实无法得到经验，根本问题效率不仅仅在于微观决定，也不在于资本家节约与否，效率除了微观的生产过程有关之外，更重要的效率来源在于宏观的支持，特别是金融和政治权力的支持，这些问题常常显得过于敏感不便公开言说，因此经济学变得有点神学化了，得不到实践的经验而仅仅局限于概念和理论的推理，西尼尔的节欲论的各种变相版本大行其道，看来理论创新毕竟是困难的，言说的空间极端有限，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也只好抄袭前人。胡适说真理就是一张可以兑现的支票，人们愿意接受的支票形式有限，主流们为了理论掌握群众，也不能不注重在学术上与人们的常识接轨。

在市场经济中间，农业和一般竞争性工业无法通过市场获取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源，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经验，为此欧美日诸国是通过财政转移去支持农业的再生产过程，同时把竞争性产业命名为“夕阳产业”对外转移。这些事实在根本性质上，都证明了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进行的高见，市场经济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而资本主义则是权力通过市场攫取剩余的制度，农业和竞争性工业的弱势地位本身是缺乏经济权力（垄断地位或者定价权）的结果，那些能够获取垄断利润的产业要么是依托于行政权力，要么依托经济上的垄断地位，舍此之外都是没有“效率”的产业。那些制度和产权结构带来效率的观念，目的是要中国完成经济学家们希望的转变，并不必然与经济运作的实际逻辑发生关系，美国小企业99％生存不过三年，日本的大企业也常常依赖银行的暗中补贴而存在，日本银行的巨额呆帐就是扶持工业产业而发生的，这标明即使日本这样的先进国家，曾经被作为企业经营典范的过度，其企业的市场生存能力也是不高的，这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印证了布罗代尔的正确和主流经济学的谬误。

妖魔化毛泽东时代的核心问题，看来还是在资源分配顺序上，是精英阶层要求的高消费优先？还是与平民阶层利益更一致的生产条件现代化优先？不是谁否定现代化，问题和根本分歧在于：是什么领域应该优先得到稀缺资源的分配倾斜？说到底，主流经济学家们最终还是回到毛泽东列举的老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当然，精英们总是站在毛泽东不同的方向上，他们把市场经济说得很神奇，目的是掩盖背后的权力攫取规则；同时宣称产权和治理结构的重要性，本质上也只是为了吁求一个制度的诞生，实际上与企业效率和市场生存能力无关。知道这一点，对于如何解读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是重要的，有人归纳说，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说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他们管“权抢钱叫市场化、钱抢权叫民主化”。布罗代尔还说，没有几个历史学家同意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这也说明了主流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没有历史和现实经验的佐证，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本质上是适应强势群体利益最大化需要而诞生的。

二○○五年七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