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文

奚兆永

《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李玉贞研究员的《一部颠覆性的著作：“二十世纪的俄国史”》一文。文章是介绍俄罗斯由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的。据作者说，“2010年6月17-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等六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照此说法，该文应是一篇述而不作的对潘佐夫的采访记。其实不然。读者将可看到，该文作者的观点甚至比被采访者潘佐夫的观点走得还要远。这一点，从文章用“一部颠覆性著作”的题目里也不难看出。如果我们仅仅把此文看成是一篇“述而不作”的“采访记录”，那就太小看它了。应该说，此文的发表其实是大有深意，其目的就是要根本否定列宁，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本颠覆一百多年的前苏联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明乎此，《炎黄春秋》之所以特别看重它，一些媒体之所以大力转载它，宣传它，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我们之所以也特别重视它，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文的政治观点和倾向。

下面，我们就来对李文的观点进行一番评析。

一、 关于所谓“列宁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

李文说，“在革命期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认为‘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根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支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经德国回到彼得堡。（《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卷，第127页）”

请读者注意，李文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援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说‘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根据根据德国外交部档案……”作了详细叙述，还说“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在这里，李文没有说一个“非”字，显然是完全同意《二十世纪恩格斯》作者的这些观点和所谓“论据”的。

对此，我们要说，无产阶级的敌人很懂得革命领袖对于革命成败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他们总是不惜一切代价来制造关于革命领袖的谣言，败坏他们的名誉，破坏他们与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实际上，关于所谓列宁是拿德国津贴的间谍之类的说法并不是什么新闻。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列宁就被人当做所谓德国间谍告密，其住处曾经受到搜查，并且曾被捕入狱。列宁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其所著《列宁回忆录》里就有这样一些回忆：

“（1914年）8月7日，波罗宁的一个宪兵上士带着个有枪的当地农民做见证人，到我们别墅来搜查。搜查什么，宪兵上士也不大清楚，他在柜子里翻腾了一气，找到了一支没有装填子弹的勃朗宁手枪，没收了几本载有数字的关于土地问题的笔记，提了几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见证人困惑地坐在椅子边上，莫名其妙地望着，宪兵上士嘲笑他：指着装浆糊的小罐说这就是炸药。然后说道，有人密告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本来应当把伊里奇逮捕起来，可是因为明天早晨还得把伊里奇带到新塔尔克去（最近的军事当局所在地），所以最好还是让伊里奇自己明天搭早晨6点钟的火车去。”

“于是，伊里奇到当时也住在波罗宁的加涅茨基那里去，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加涅茨基立刻给社会民主党的代表马列克拍了一个电报，伊里奇则给克拉科夫的警察局拍了一个电报，因为那个警察局知道他是一个侨民。”

“加涅茨基当天便雇了一辆装货马车到新塔尔克去了，在那里见到了军区司令官——帝国皇家司令官，跟他争吵了一番，并告诉他伊里奇是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委员，会有人来为伊里奇辩护的，必须对伊里奇的生命安全负责。”

“加涅茨基从新塔尔克回来以后，我就和他一同写信给维也纳国际社会民主党执行局的委员、奥地利代表、社会民主党人维克多.阿德勒。”

“克拉科夫警察局拍来电报说，怀疑乌里扬诺夫进行间谍活动是没有根据的。

“维也纳代表阿德勒和里沃夫代表狄尔曼德（他们保释了伊里奇）的压力测试了效果，伊里奇于8月19日出狱了。”（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1-264页）

克鲁普斯卡娅在其回忆录里还谈到了所谓“津贴”的真相。她写道：“在克拉科夫，我们很快得到前往中立国瑞士的许可。我们还有些事情得安排一下。在这不久之前，我的母亲成了‘资本家’。她的姐姐在诺沃切尔卡病逝了；她的姐姐是个教育工作者，把自己的财产一流给了她——一些银勺子、圣像、衣服和三十年教育工作中积蓄下来的四千卢布。为了把钱提取出来，必须同维也纳的某经纪人立一个合同。这个经纪人设法把钱提取出来了，他要去了半数做报酬。在战争期间，我们主要是靠这些剩余的钱生活的；我们是这样的俭省，以至于在1917年回俄国时还存有一些；1917年7月事变的日子里，在彼得堡搜查时，人们竟拿存款单据来证明伊里奇因进行间谍活动而从德国政府领取了津贴。”（同上，第264-265页）

应该说，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出于其政治目的，仍然不时制造“新闻”，祭起这个“法宝”，耸人听闻地说什么从某某解密档案里发现了新的证据，证明列宁是德国的代理人，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别动队。德国《明镜》周刊在2007年第50期刊出的一篇题为《德皇陛下的革命家——被收买的革命》的封面文章就是其最近的表现。看来，《二十世纪俄国史》所根据的就是这样一些货色。

但是，《明镜》周刊登的这些东西就那么可靠吗？当然，该刊是德国颇有影响的一个媒体，据说每期发行量达百万份之多。但是，也像人有人格一样，报纸和刊物也有自己的报格和刊格。《明镜》周刊的刊格究竟如何？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就在其发表攻击、污蔑列宁的文章之前不久，即在2007年8月27日，它在其第35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黄色间谍》的封面文章，其封面是一面变形为百叶窗的中国五星红旗，一个中国女孩正扒开百叶窗向外窥视，而14页的长文则诬称中国人盗窃西方技术，甚至把27000名留德学生以及工程师等都说成是间谍或未来的间谍。如此歪曲事实羞辱中国的报道，自然激起旅德华侨和华裔的极大愤怒，他们举行了集会和抗议，并且诉诸法律。虽然由于司法不公而未能如愿，还是产生了巨大影响。该刊总编辑斯蒂凡·奥斯特原应于次年9月解约，但在当年就因为董事会多数的不信任而在年底被提前解了约。而那篇攻击列宁的《德皇陛下的革命家——被收买的革命》可说是他解职前所组织炮制的一个“杰作”。对于这样的总编辑所组织炮制的这个“杰作”，我们能够相信它吗？

事实上，即使是西方学者，对所谓德皇收买“间谍”制造俄国革命问题也都非常谨慎，他们并不认为现有的材料就能够证明列宁是一个间谍。就是那位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潘佐夫也认为，“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Г·契尔尼亚夫也认为，列宁不过是想利用德国的援助在俄国达到掌权的目的。可是，李文作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却坚持要把《二十世纪俄国史》关于“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这样一些并非接受采访者的观点英写进这篇“采访记录”里，这算什么“采访记录”？不过这也说明，采访者如此顽固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被采访者，他们的这个所谓采访显然是不客观的，是别有用心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文所转述的《二十世纪俄国史》说列宁在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而事实是，列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即1914年8月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说明列宁的主张是在所谓德国资助之前，与所谓德国资助无关。李文的说法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1914年8月1日（公历）以德国对俄国正式宣战而爆发的，并且形成了以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为一方，俄国、英国、法国为另一方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世界性战争。战争一开始，第二国际影响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在议会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接着比利时和法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第二国际大部分领袖也都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要“保卫祖国”，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背叛了社会主义。列宁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分析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对这股机会主义的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说，“社会民主党人只有同自己国家的沙文主义狂热作斗争，才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履行了这种职责的最好的榜样。”他还说，“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忘记马克思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就不应当参与维护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格局，而应当参与创造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格局。”（《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1页）不仅如此，列宁还十分明确地提出，“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种转变正是当前的战争灾难的所有客观条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只有在这方面进行经常不断的宣传和鼓动，工人政党才能履行它们在巴塞尔承担的义务。”（同上，第23页）显然，列宁的这些明确表示都远远早于1915年，那所谓“得到德国当局资助”怎么能够成为他发表这些言论的原因呢？这说不通嘛。

当然，列宁1917年春回国经过德国一事确实曾得到了德国当局的支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里早就有详细记述。她写道：“中央局经过加涅茨基转来了一封电报，内称：‘乌里扬诺夫应当立即出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由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弗里茨·普拉廷去负责进行谈判。普拉廷跟德国驻瑞士大使签订了确切的书面条件。条件的要点是：一、不问其对战争抱何种观点，全部侨民都可归国。二、没有普拉廷的许可，任何人也没有权利进入归国侨民乘坐的车厢；对护照、行李不做任何检查。三、回国者有责任在俄国展开鼓动工作，争取放出与归国侨民同等数目的被拘留的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1页）显然，列宁回国是根据他自己对形势的判断，是遵从来自党的中央局的指令，而绝不是德国政府当局的命令。而从他通过普拉廷与德国驻瑞士使馆签订的 协议看，这个协议当然有交换的条件，特别是第三条，要以争取释放同等数量的被拘留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为条件，但是和返回国内的30名侨民里绝大多数都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力量来说，他们回国对革命的作用是如此巨大，而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应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协议说的只是“争取放出”而不是硬性的要求，再怎么说也不能因此认为列宁是德国的秘密代理人。

在这方面，还有人因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主张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对列宁有所怀疑。对此，列宁曾不止一次举例说到两种不同的妥协：“假定一群匪徒包围了你的汽车，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一种情况是一个人默默地把自己的手枪、武器和金钱交出来。协议的内容是很清楚的。他对匪徒说，‘我把手枪、武器和金钱给你，你让我结束这次同你的幸遇吧’（笑声），协议达成了。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况：一个人默默地达成协议 ，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目的是为了能同他们一起抢劫别人，然后分得一份赃物。这也是一种默默地达成的协议。”（《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30页）显然，在当时特定的敌我形势下列宁主张签订屈辱的对德和约是正确的，它属于例子中的第一种情况，而绝不属于第二种情况。但是，在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不顾条件把希望放在侥幸的革命战争即德国的革命上，坚决反对签署和约，而时任红军总司令和外交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则取“不战不和”这样一种“漂亮的姿态”，或“贵族老爷式的姿态”。（列宁语，见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2页）。由于迟迟不能签此和约，拖延了时间，导致德国发动全面进攻，德军连下数城，并逼近首都彼得堡。在形势更为不利的情况下，德国帝国主义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提出了更加苛刻的的条件。由于当时列宁仍处于少数地位，只有斯大林、斯维尔尔德洛夫、斯米尔加和索科尼科夫等是坚决支持他的，多数人都持反对态度，还是不能签订这个和约。苏俄实行民主集中制 ，少数服从多数，列宁没有办法，准备辞去自己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工作。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才改变了态度由反对转为弃权，加上季诺维耶夫和斯塔索娃表示赞成，最后才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与德国媾和签约的决定。1818年3月3日，和约签字。和约除宣布芬兰、乌克兰、格鲁吉亚独立，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俄属波兰割让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而赔款则由30亿马克加码到60亿马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摆脱了战争，赢得了巩固新政权所需要的喘息的时间。后来，德国的无产阶级于1918年11月3日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统治。11月11日，协约国与德国宣布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结束。第二天，11月12日，苏俄政府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使和约成了一纸空文。

列宁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对于他来说，帝国主义和机会主义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一生的实践和他的全部著述都证明了这一点。把列宁说成是德国间谍，说他是德国的秘密代理人，这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基于特定的政治目所制造的谣言。但是，谣言毕竟是谣言，而伟人终究是伟人。列宁不仅在俄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戴，在全世界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中国近代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曾竭力称赞俄国革命的伟大成绩，并把这原因归之为列宁的正确领导。1924年11月3日，他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中说，“他们（俄国）近来革命的效力，比较美国、法国一百年以前革命之效力还要宏大，成绩还要圆满。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种美满成绩的原因，就是由于俄国出了一个革命圣人，这个圣人就是大家知道的列宁，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党，……。”（《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页）而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则称列宁是“由于战争造成的唯一的真正伟大的人”，说“列宁这样的国务活动家在世界上最多一百年才出一个”。（转引自路易斯·费希尔：《列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封底页）连这些世界级的大政治家、大哲学家都如此崇拜列宁，而某些人竟然硬要把列宁说成是“德国间谍”，试问，究竟有多少人会相信这样的谣言呢？

二、 对“革命”和“政变”的辨证

李文说，“虽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是以‘政变’一词出现（顺便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李文的这个说法显然是不诚实的。从李文的整个文章来看，作者对于十月革命无疑是否定的。作者显然更愿意用“十月政变”这个说法，而不愿意用“十月革命”这个说法。但是作者十分清楚，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果不说“十月革命”而说“十月政变”，那是不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反而会暴露出自己的反动立场，引起革命人民的极大反感和强烈愤怒。这样当然对作者是否不利，并且势必影响到文章的宣传效果，因此作者不得不伪装一番：自己不说“十月政变”而说“十月革命”，却大谈《二十世纪俄国史》是用的“十月政变”，并且还强调“这几乎是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以扩大“十月政变”这一说法或观点的影响。对此，我们当然要对革命和政变进行一番辨证。

在现代，革命显然是一个褒义词，干革命是一件很光荣很荣耀的事，李文所以不愿意称十月革命而宣传是十月政变，其原因正在于想贬低它，不想让它沾到这份光荣和荣耀。

不过要是在100年以前，中国人对革命一词还是很忌讳的，用“谈虎色变”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1910年2月28日，孙中山在旧金山演讲，就谈到了这一情况。他说，“‘革命’二字，今日已成为普通名词，第（当是“弟”之误——奚注）恐诸君以为革命为不切予一己之事而忽略之，而不知革命为吾人今日保身价、救性命之唯一法门。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口不敢道之，耳不敢闻之，而不知革命乃圣人之事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某英人博士曰：‘中国人数千年来饱受君主专制之治，其人民无参政权，无立法权，只有革命权。他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可由议院立法改良之；中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则必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观之，革命者乃神圣之事业，天赋之人权，而最美之名称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0-441页）

孙中山对革命二字所作的新解和宣传，极大地启迪了国人的觉醒，自此以后，许多人，特别是先进的人们，就再不以革命为洪水猛兽了。不过要真正懂得革命，还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革命的论述。

关于革命，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更为深刻的阐述。他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就是说，革命是在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所出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发生的社会变革。由于这种变革在阶级社会是和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实际上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阶级推翻代表过时生产关系的阶级的行动。

在这方面，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做“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这说明，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强大动力，也说明，只有先进的阶级才能发动革命，推动历史的前进；一切衰朽的阶级是谈不上革命和推动社会进步的。

列宁更突出地把革命和政治上层建筑，特别是和国家政权的变动联系在一起，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暴力打碎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页）他还特别强调，“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标志。”（《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毫无疑问，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发生暴力是不可能的。这样，革命又是和暴力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关于革命，毛泽东也有一个非常形象而又极其准确的说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选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革命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孤立的行为，而是一个具有很广泛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它需要非常广大的群众的参加。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做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页）他还说，“只有当千百万人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成其为革命。”（《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62页）革命不仅需要具备客观条件，还需要具备主观条件。列宁说，“不是任何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的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摧’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绝不会‘倒’的。”（《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页）

至于说到“政变”，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政变，是指“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人采取军事或政治手段的国家政权的突然变更。”（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外语教研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1页）一般来说，政变并不涉及一个国家的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不造成一个国家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动；发动政变的往往是少数人，所用的手段往往是密谋和其它非正当手段；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比革命小得多。显然，它与革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只看形式而不看实质。我们看报纸，常见有这样的新闻：某国某某军人集团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某个经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这样的报道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关键在于，推翻这个政府的人代表了哪个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阶级还是代表腐朽生产关系的阶级？至于 那个被推翻的政府是不是合法政府，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法律总是统治阶级制定的，被统治阶级如果强调这个“合法”，如果因为“合法”就不能推翻，那旧的统治阶级岂不是要永远统治下去？革命岂不是永远不能发生？如果这样的话，社会还能够进步吗？

人们要问，发生在1917年10月25日（俄历；公历是11月7日）的那个震撼全世界的社会大变动究竟是一场革命呢，或者只不过仅仅是一场“政变”而已呢？

按照以上对于革命和政变的的辨证，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显然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深刻的革命，而绝不是什么“政变”。

首先，十月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而绝不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

其次，十月革命是用先进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取代落后的过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推动历史向前进步的，起了“历史火车头”的作用。

再次，十月革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实现了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革，而不是少数人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实现的权力转移。

最后，十月革命在全世界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影响，在它的影响下，先后发生了德国的革命和匈牙利的革命，它还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送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大大推进了世界革命的进程。

所有这些，都是任何一个政变所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而十月革命以后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也雄辩地证明，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所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它像灯塔一样将永远照耀着人类前进的道路。

应该说，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十月政变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些流亡国外的饿国政治家和西方自由派就已经开始这样说。不过这一说法在苏联国内并没有多大市场。直到上世纪末的八九十年代，即苏联解体前后，苏联曾出现过一场关于十月革命性质问题的论战。据《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一书的编者介绍，“在大多数俄罗斯 学者和某些西方学者看来，十月革命是一场革命这个立论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少数俄罗斯政治家却重弹20年代流亡国外的俄国政治家和西方自由派的老调，把十月革命说成是一小撮职业革命家精心策划的阴谋，是布尔什维克搞的政变。前俄罗斯联邦办公厅主任谢·菲拉托夫就公然说，十月革命是一次政变，其结果是为数不多但很团结的左翼激进政党篡夺了政权。对这种无视历史事实、否认革命的社会性、否定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群众在革命中所起的推动作用的论调，许多学者都据理进行反驳。”（刘淑春、翟民刚、王丽华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可见，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十月政变并不是学者根据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而是某些政治家火政客根据其政治需要编造的谎言。

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11月30日由俄国《独立报》抛出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里也用了“十月事件”和“十月政变”这样的说法（见温煇：《列宁主义批判》附录，香港百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页）。按照该《政治遗嘱》所署的写作日期是1918年4月7-21日，似乎可以认为，普列汉诺夫是最早使用“十月政变”一词的。但是，人们只要稍微认真一点读过这个《政治遗嘱》，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伪造的赝品。除了内容所表现出的现代倾向外，在一些细节上也暴露出明显的问题。按照《政治遗嘱》的说法，“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掌权，我的遗嘱就不应公布。”（同上，第311页）这话如果换一种说法应该是，“只要布尔什维克不再掌权，我的遗嘱就应该及时公布”。而苏联共产党早在1991年8月29日就已经不再掌权，但是，《政治遗嘱》并没有在当时公布，而是在过了八年又三个月之后，才在1999年的11月30日 公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显然，在1991年8月29日苏共失去政权时，《政治遗嘱》还没有，甚至也还没有想到要伪造这样一份遗嘱。究竟是什么时候才想到要伪造这样一份遗嘱也还是一个谜。而且，要准备这样一个遗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写这样的遗嘱不仅要熟悉普列汉诺夫的生平和著作，还要了解当前现实的政治斗争对这一遗嘱的要求，文笔还要写得像是普列汉诺夫的文笔。这一切当然都不容易，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完成。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政治遗嘱并非普列汉诺夫所作，而是别人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为了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假托普列汉诺夫之名而伪造出的赝品。这样一来，要说普列汉诺夫最早使用“十月政变”一词也就不能成立了。

至于李文说十月政变“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其实不然。就在祖波夫开始写这本《二十世纪俄国史》之前，普京曾做了一个很大的动作，把30年代由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组织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加以重印出版，并且发给各高等学校的图书馆，供高校师生学习阅读、学习。这本重量级的教科书自是其他教科书所不能相比的，它所起的拨乱反正的作用更是非常清楚的。至于所谓的“大部分教科书”，无非是一些在苏联解体前后为了丑化十月革命、丑化苏联、丑化列宁和斯大林而编造的文化垃圾。监狱这些文化垃圾的极端有害，所以普京才提出要重新编写历史，显然，祖博夫主编的这本俄国史与普京当时的初衷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由此联想到叶利钦掌权时的种种倒行逆施。由于这位总统反对和仇恨十月革命，一开始就不让人们参加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活动，后来为了淡化十月革命的影响，又宣布将十月革命节改为“和谐和解日”。但是在许多人心中，这一天仍然是值得纪念的革命节日，以俄共为代表的左派革命群众每年的十月革命节这一天，都要到红场去集会和游行。普京上台后又将此节日改称“民族团结日”，纪念的时间则改为11月4日。但是，人们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怀念却并没有因此而稍减。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１日，俄罗斯修订的联邦法律《俄罗斯军人荣誉日和纪念日》规定，从当年起，１１月７日重新被当作十月革命节来庆祝，但这一天首次不再是休假日。该法律还将１１月７日定为“军人荣誉日”。在学术界，2007年十月革命90周年时，不仅俄罗斯的左派革命群众继续举着红旗和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到红场进行集会和游行，而且俄罗斯学术界的一些知名学者还发表了《十月革命对我们、对俄国、对全世界的意义》的声明，呼吁：“应当把人民的革命节日还给人民。应当把十月革命的真相告诉人民。不能忘记：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有过属于自己的伟大的革命。我们可以，并且应当为此而自豪。”（摘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7年59期）今年是十月革命93周年，人们在网上看到，在以前的各个加盟共和国都有群众的纪念活动。与一些人的主观愿望相反，十月革命的影响依旧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这正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三、 驳《二十世纪俄国史》加于十月革命的六条罪状

关于十月革命，李文援引了《二十世纪俄国史》所历数的六点评价——其实就是“六条罪状”：“ ⒈传统的的俄国社会教会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⒉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⒊一般人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不是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⒋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且实行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⒌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⒍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何谢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的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同上，第478页）”

无论是李文还是《二十世纪俄国史》的编者如此罗列十月革命的所谓罪状，说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几乎等于零，他们对于早就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得体无完肤的那些陈词滥调居然还当做武器来来批评十月革命，实在是太可悲了。这里我们就对他们提出的“六条罪状”逐条地来进行批驳。

第一条罪状，是所谓“传统的的俄国社会教会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

我们知道，所谓“传统的俄国社会”是一个农奴制的社会，19世纪下半叶后，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是，在传统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社会财富的农奴和工人，他们饱受农奴主、资本家的剥削，饱受沙皇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压迫，为了这些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利益，沙皇和临时政府还要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炮灰，到战场上去送死。对于这样的“旧世界”他们为什么还要逆来顺受？为什么不能进行革命，粉碎这个“旧世界”？ 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有革命权，他们进行反对旧制度的革命天然是合理的，要他们苟安于“旧世界”的“好心人”绝不是他们的朋友，而只能是他们的敌人。

第二条罪状，是所谓“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工人没有祖国”是《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名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道理很简单，“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从来都是有阶级性的：奴隶制国家是奴隶主的国家；农奴制国家是农奴主的国家；而资本主义的国家则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不是工人阶级的国家而只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也没有义务去“热爱”属于资产阶级的“祖国”，更没有义务去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去“保卫祖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非正义战争，工人阶级当然没有必要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去送死，他们反对这场战争，他们的口号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即把战争变为革命。这才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所在。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包括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采取护国主义的立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的编者所持的也是这种观点，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

第三条罪状，是所谓“一般人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不是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什么是“一般人”？在阶级社会，有的是阶级的人，具体的人，没有什么一般的人，抽象的人。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为什么有的人那么贪图钱财？用人的本性不能说明，只有用人的阶级性才能说清楚。地主资本家之所以贪婪，那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里说得好，“我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显然，问题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的经济关系或阶级关系。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才能消灭现在人们看到的那种为贪图钱财而尔虞我诈的现象。所以《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这是科学的真理，是解决现在剥削阶级贪图钱财的不二法门。而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竟然否定这一真理和法宝，以为只要进行“不要贪图钱财”之类的说教就可以解决问题，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第四条罪状，是所谓“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且实行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

问题在于，是谁在进行偷窃和抢掠？应该说，一切剥削阶级对于劳动阶级的剥削都具有抢掠的性质。道理很简单，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阶级创造的，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生产资料，他们劳动成果的相当一个部分都被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所占有，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抢掠。资本主义的剥削较之于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更隐蔽，它在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是等价交换的掩盖下，把工人阶级通过劳动创造的比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即剩余价值据为己有，实际上就是“偷”了工人创造的一部分价值。除了这种合法的“偷”以外，资本家还有许多更隐蔽的“偷”的手法。马克思在《资本论》“工作日”那一章里就引用了许多“工厂视察员报告”，揭露“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种行为，又被工厂视察员叫做‘偷占几分钟 时间’，‘夺走几分钟时间’，工人中间留下的术语，叫做‘啃吃饭时间’。”（《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1页）当然资产阶级这样做也并不妨碍他们公开地进行抢掠。最典型的就是所谓“原始积累”。马克思曾用血与火的文字揭露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指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创造资本关系的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2-783页）不要以为那是历史上的事，其实今天的资本家仍然继续做着当年资本家做的那些事，只不过是手段更加狡猾罢了。“富士康”20岁上下的农民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选择跳楼自杀这条绝路？这难道不是资本家的剥削逼出来的？

反对“把被抢走的东西再抢回来”，其实是要反对马克思所阐述的“剥夺剥夺者”的伟大真理。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得出的这个科学结论不仅有其充分的事实根据，而且有其足够的理论根据。他说，“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别人无酬劳动的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5页）对于这个道理，每个工人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体验都会很容易懂得；没有这种体验的人，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也会很快懂得，不知为什么那么多号称是历史学家的人竟然对它一窍不通，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第五条罪状，是所谓“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

这样说更是一派胡言，而且《共产党宣言》早就把它驳得体无完肤。在那里，马恩曾这样写道：

“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的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到他们的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

事实难道不是这样？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的地位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卖淫被取缔了，买卖婚姻的现象没有了，建立在自主基础上的婚姻成了普遍的现象。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卖淫和变相卖淫等各种丑恶的现象又重新出现了。这些事实难道不是对《二十世纪俄国史》和李文的最好的驳斥？

第六条罪状，是所谓“ 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何谢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资产阶级的“行善”、“和为贵”、“积德”等一套其实很虚伪。首先要问：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何曾“行善”过？何曾“和为贵”过？何曾“积德”过？中国民间有一个说法，“不穷千家，不富一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带来两极分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马克思说，“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级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8-829页）这难道不是事实？苏联解体后的两极分化，我国这些年基尼系数一直在上升，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十世纪俄国史》和李文所加于十月革命的六条罪状，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看法。由于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十月革命，当然就处处不是，一无是处。而这一点也正好说明，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革命，而绝不是什么政变。《共产党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而一切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他们的阶级利益却要求他们保护这种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这种对立和斗争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很明显，这正是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

四、 应该怎样看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

李文引述《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的话说，“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同上，第129页）”

李文注了该书的页码，但却未注该书的版本，这显然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问题还在于，该书引用的是列宁的话，但却没有注明列宁著作的出处，显然这也是很不严肃的。在我看来，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所引的列宁的话非常可疑。因为，无产阶级要消灭的是那个个阶级，而并不是个人，这个消灭显然不能等同于所谓“肉体上的消灭”。不是别人，正是列宁本人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且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像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尸体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那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90页）列宁的话表明，消灭旧的阶级并不是“肉体上的消灭”，而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进行消灭，即改变旧的社会关系，因此对于整个阶级，根本不存在什么“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的问题，只有对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个人或一小部分人才有一个“肉体上消灭”的问题。

问题是尼古拉二世是不是犯有严重的罪行？

据李文所介绍的《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说，“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理罗曼诺夫家族特别是尼古拉二世的问题，没有找到什么叛国的证据，便宣布其无罪。十月革命后，由于罗曼诺夫家族‘关系极其重大的事务’，列宁曾于1918年7月安排乌拉尔苏维埃主席与之保持直线联系，而1918年5月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的记录则说是‘交由斯维尔德洛夫办理’（同上，532页）而在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妇、4个女儿、1个儿子以及医生、仆人4人，计11人在关押地被枪杀；而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则于1919年1月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80年代，尼古拉二世等遗骨被发现。1998年7月18日，俄政府举行了安葬仪式，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讲了话，他说，‘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是出真相。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无辜杀害的人，是为了对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的人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页）”

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因为没有找到尼古拉二世有什么“叛国”的罪证便宣布其“无罪”，这显然是很轻率的，也是不合逻辑的。没有“叛国”并不等于“无罪”，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二者等同起来从逻辑上来说，是犯了违背同一律的错误；而从政治上来说，宣布尼古拉二世无罪这件事又暴露了临时政府和沙皇之间的暧昧关系，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极端不彻底性。现在有些人蓄意抜高二月革命和临时政府，而竭力贬低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但是有材料说，二月革命后产生的临时政府是杜马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经过讨价还价达成的，在1917年3月2日宣布成立临时政府的会议上，“当人群中有人质问临时政府发言人米留科夫王朝的命运将会怎样时，他宣布说说，‘将国家推到毁灭的边缘的专制君主将自愿退位或被废黜，王权将移交给译为摄政王，大公爵米哈伊尔•压力山德罗维奇。阿列克谢将是王位的继承人。’但还没等米留科夫讲完，他就被愤怒的喊叫、长时间的呼喊和‘共和国万岁！’‘打倒王朝！’等口号所打断。面对着这种攻击和呐喊，米留科夫向人们保证一切都还没有预先确定——政府采取哪种形式最终将由立宪会议决定。”后来在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下，米留科夫只好公开宣布，他的讲话只代表个人的意见。([美]马克¦•斯坦伯格、[俄] 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覆灭》，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二月革命是何等的不彻底，而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对罗曼诺夫王朝的态度是何等的暧昧；同时也可以看到后来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又是何等的必要和重要！

关于罗曼诺夫王朝，我们知道，沙皇亚力山大三世于1894年10月20日在雅尔塔驾崩，按照沙皇家天下的规矩，子承父业，由其子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罗曼诺夫继承了王位，史称尼古拉二世。生于1868年6月18日，时年27岁的尼古拉二世，作为俄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沙皇，从1894年即位直到1917年退位，统治俄国的时间比其父亚力山大三世长得多，达23年之久。全面评价这个末代沙皇显然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是，对于他是不是“无罪”这个问题却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这里只讲三件事：

⒈他举行加冕典礼那天——1896年5月18日发生的霍登惨案。

1896年5月18日，尼古拉二世在莫斯科举行隆重的加冕典礼，邀请了各国政要和皇室成员前来参加。按照过去的习惯，沙皇举行加冕典礼都要向人民发放礼品，人们听说新沙皇的礼品很丰厚，因此吸引了各地许多民众前来参加典礼，许多乞丐也闻讯也蜂拥而至，参加典礼的人有好几十万，还有人说超过百万。但是，实际上分发的礼品却十分简单：男性得到的是印有双头鹰徽章的啤酒杯，而女性得到的则是印有相同图徽的手帕。由于广场有人传出礼物很快即将发完的谣言，因此引发人群的恐慌和混乱，加上广场的人数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众，而广场又坑坑洼洼，甚至还有许多战壕都没有填平，因此更容易出现跌倒和踩踏的现象。据说霍登练兵场的大规模踩踏所造成的伤亡非常可观，有材料说，霍登广场那天的死者多达 2000余人，而伤者多达万余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血大惨案，史称“霍登惨案”。

对于这件事，维特伯爵的回忆显然有所不同。由于他是亲历者，似乎更值得我们注意。他写道：

“通常，在加冕以后，举行盛大的人民游乐会，由皇上赐给人民各种礼品，其中的大部分甚至是很独特的，那就是以皇帝陛下的名义赐给人民的食物。然后，这个莫斯科城外的大广场上为人民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通常皇上也来观看人民如何娱乐和受到怎样的款待。

“这一天，所有的人都要到那个广场去，皇上也将在中午前往欣赏音乐演出，……。接待人民的活动从清早就已开始了。我坐上马车正准备往那里去的时候，突然得知，在将要举行人民游乐会的霍登广场，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惨祸：到场的群众人山人海，大家相互挤压，挤死压伤的达两千人左右。

“我前往霍登广场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受，前来参加庆典其他人的人也很不好过。使我感到苦恼的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对待所有的伤残者，如何处理所有这些死者的尸体？来不来得及把伤员送到医院里去，来不来得及把死尸运到别处，以免其他前来的人看见，以免皇上、所有上千名的侍从看见？后来我又想到另一方面：皇上会不会由于这一不幸事件而下诏把这次愉快的盛会变成追悼会，把欣赏歌曲和音乐改为广场上为死者隆重祈祷的仪式？”

“可是，当我到达广场时，已经看不到任何异样，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奇灾大祸，因为从早上起就把一切全部收拾掉了，已经看不到发生过灾祸的明显的痕迹，凡是可能露出出事的痕迹的地方全都遮掩起来了，痕迹消灭掉了。”（谢•尤•维特著：《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1-52页）

问题在于，尼古拉二世本人究竟是怎样看待霍登惨案的？这位新沙皇没有取消这个游乐会，更没有把这个游乐会变成追悼会，一切都按照原计划进行，亲王和皇帝陛下都参加了游乐活动，好像没有发生任何灾祸似的。当晚，皇帝还参加了法国大使举办的豪华舞会。在他看来，“这次惨祸是个很大的不幸，但不应当让不幸事件使加冕庆典黯然失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必过重视霍登惨案。”（同上，第57页）

发生了两千多人伤亡的霍登惨案，新沙皇想的竟然是要人们“不必过重视”，其行为的暴戾和内心的残忍已经到了何种程度，真是令人发指！毫无疑问，这是这个末代沙皇对人民欠下的一笔大血债！

⒉1905年1月22日（俄历1月9日）发生的“流血星期天”。

尼古拉二世统治的时期，正是俄国由资本主义转为帝国主义的时期，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变得愈来愈尖锐。1894-1895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要将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并且允许朝鲜独立。此事当然也关系到俄国和欧洲的利益。在俄国，在一次由海军上将阿•亚历山大罗维奇亲王主持的会议上，前朝重臣谢•尤•维特伯爵提出，中日马关条约让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一事对俄国十分不利，应该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亲王向尼古拉二世禀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于是又由尼古拉二世召开了御前会议议决此事。会上，维特重申了自己的意见，皇帝同意采纳他的意见，并责成新任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予以执行。洛巴诺夫执行得很巧妙：立即同德国和法国商妥，使他们同意支持俄国的要求；然后，俄国毫不拖延地向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日本被迫接受，但提出要求：以大量赔款交换辽东半岛。就这样，以赔款代替领土割让。（谢•尤•维特著：《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6页）沙皇俄国这样做当然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是为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显然它是为了俄国自身的利益——它想“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远东”（维特语，见所著《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6页）。就在此时，新沙皇要举行加冕典礼，为了盛大隆重，俄皇邀请了各国皇室和政要参加，中国自然在受邀之列。清廷为了巴结俄国，派“中堂大人”李鸿章亲自出马，而沙皇为了表示重视，则派曾经到过中国、认识李鸿章并与他关系不错的的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到苏伊士运河的出口处远道相迎。李鸿章到达俄国的第一个城市是敖德萨，他在那里受到了国家元首般的高规格的的接待，因为尼古拉二世接受了维特的建议，派军仪队参加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随后，李鸿章就乘专列先到首都到彼得堡，而不像一般贵宾那样直接到举行加冕典礼的莫斯科。这种破格的安排，一方面可以让沙皇在彼得堡和李见面，给足了李鸿章的面子，更重要的是为中俄两国在娥皇加冕典礼之前进行秘密谈判创造了条件。俄国参加密探的是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洛巴诺夫，前者早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就已负责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事宜，而此时的俄国更想将这条铁路通过中国的东北修到符拉迪奥斯托克（海参威），此事还涉及财政问题，非他参加不可。在谈判中，维特好话说尽，并且答应给中国以300万卢布的援助，结果取得了满洲铁路的修建权和使用该铁路运输兵员、军需品和粮食的权利，此外，如果中日之间发生战争，俄国还可以进出中国的港口。这个密约，暴露了新沙皇侵略中国的野心，而李鸿章只要面子，不要里子，实际上同意把中国的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这段时间还爆发了八国联军之役，包括俄国在内的八国趔趄联合起来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在八个列强之中，数俄国最为积极。俄国派出的军队占了八国联军的三分之一，其中相当一部分就直接去了东北。可以说，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手上，也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他不仅欠俄国人民的血债，还欠者中国人民的血债！

这以后，俄国沙皇于1904-1905年又与日本之间爆发俄日战争，俄国在战争中失败，旅顺港从俄国人之手落入了日本人之手。国内外的矛盾引起了工人对沙皇的极大的不满。1月9日（星期天）清晨，十多万手无寸铁的工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在加邦牧师的带领下带着请愿书，举着教堂的旗幡和圣像，同时还举着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的画像，准备到冬宫去见“仁慈”的沙皇，向他呈交请愿书。但是，尼古拉而是此时并不在冬宫，而是在皇村的行宫，于是人们又准备到黄村去呈交请愿书。实际上，沙皇尼古拉二世并不仁慈，在从冬宫到皇村的道路上早已布置好了军队。当游行群众开始进入冬宫广场时，这些军队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枪炮和利剑向游行的群众发起了进攻。结果有一百多名妇女和儿童被枪杀，数百人受了伤。这些数字看来所根据的可能是官方发布的数字。列宁在《死伤人数》一文中说，“政府通报说，有96人死亡，330人受伤，这显然是假的，谁也不会相信。据最近报上的消息，1月13日记者们向内务大臣递交了一份由采访人员编制的死伤者没名单，死伤人数共达4600人。的让这个数字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06页）

对于1月9日发生的流血事件，维特伯爵在其回忆录里也有记述。他说，“1月9日以前几天获悉，工人正在准备向皇帝上书，他们准备提出各式各样有关他们生活的请求和要求。”在这位大臣看来，“这些要求当然是极端片面的，过分的，不无某种革命的色彩，尽管写法颇为得体。”（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页）维特还说，要是他是政府首脑，他就会请求皇上同真皮群众见面，接受他们的请愿书，同时也要建议皇上授权政府首脑或副将受过这份请愿书后建议工人散去。但事实却不是如此。1月8日晚，部分大臣开会研究对策，因有人怀疑维特会支持工人而未能通知他参加。会议决定，不允许工人越过广场的边界进入广场，如果个人不立即往回走就要开枪。第二天（即1月9日）清早，他刚起床，就“看到一大批工人举着神幡、圣像和旗帜沿着石岛大街走去。他们中间有许多妇女和儿童，……。”他说，这支游行队伍一过去。就看到他们向特罗伊茨基桥走去，而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阵枪响，“接着就枪声大作，不到十分钟，一大群人转身涌向石岛大街，死伤甚众，遭难者既有成人，也有儿童。”（同上，第275页）

工人们请愿提出的其实都是起码的经济要求，并没有提出什么政治上的诉求，连沙皇的大臣维特都认为请愿书写得“颇为得体”，但是，他们得到的却是枪弹！而这一切又都是事先谋划好了的！

1月9日这一天在历史上被称为“流血星期日”或“血色星期日”，不知《二十世纪俄国史》对这一天是怎样定位的？应该说，这是二十世纪俄国史上非常黑暗的一天，正是在这一天，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人民又欠下了一笔大血债！

⒊末代沙皇积极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俄国巨大灾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两大集团之间发生的一场非正义战争。早在1904年，法国即与英国达成“挚诚协议”。1907年，英俄协定签订，形成了英、法、俄协约国帝国主义集团,同德奥同盟国帝国主义集团对峙。毫无疑问，德国在战争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实际上，俄国在这次战争中也表现非常积极，所起的作用也很坏。我们知道，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奥匈帝国谴责塞尔维亚为后台，并于1914年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 7月30日俄国动员，出兵援助塞尔维亚。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接着在3日，向法国宣战。8月4日，德国入侵保持中立的比利时；同日，英国向德国宣战。8月6日，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8月12日，英国向奥匈帝国宣战。世界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由此开始。

沙皇尼古拉二世如此积极地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是有其不可告人的图谋的：它企图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取黑海海峡、君士坦丁堡和土属亚美尼亚,从奥匈帝国手里夺取加里西亚。和一切帝国主义者常常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盖自己的侵略阴谋和发动战争的准备一样，尼古拉二世签署了战争的动员令,并在1915年解除了颇有才干的皇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职务，亲自担任俄军最高总司令,把俄国推进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中。由于战况不利，俄国在战场上损兵折将，伤亡严重，而且粮食困难，出现了大量的逃兵。人民怨声载道，纷纷表示不满。但是，沙皇和后来的临时政府还是要把这场战争继续坚持下去。显然这是不得人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一千多万人死亡，和两千多万人受伤，是世界历史是空前的浩劫；而俄国的伤亡也达到数百万人之巨。这是末代沙皇对俄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大血债。

当然，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所犯下的罪行还远不止这些。我们知道，尼古拉二世虽然曾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晓德、英、法三种外语，他喜欢体育，但是作为一个沙皇，他优柔寡断、庸弱无能，维特说他神秘甚至阴险，这些缺点其实都是是致命的。他对皇后亚历山德拉非常信任，让她干预朝政，而亚历山德拉又非常信赖一个没有文化的巫医拉斯普京，据说这个拉斯普京曾经“治好”（？）了皇太子的血友病，因此皇后在其他方面也都要听拉斯普京的话。这样一来，俄罗斯的大政方针几乎都要受这个拉斯普京的影响。显然，这是非常荒唐的。

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末代沙皇所代表的乃是日益衰朽没落的阶级，他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不仅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只喜欢俄罗斯传统和东正教，只喜欢实行专制独裁。他不愿意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更不要说让布尔什维克实行社会主义了。他对革命十分害怕。他曾两度解散国家杜马，并且逮捕了65个属于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代表，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他的大臣斯托雷平则加紧用流血手段来对付工农群众，成千成万的革命群众惨遭讨伐队的杀害。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更受到其残酷的迫害。沙皇的暗探拼命搜寻匿居芬兰的列宁，使其不能再在那里存身，不得不冒着巨大的危险，再次亡命国外。他思想偏狭，甚至连主张非暴力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也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将其革出教门。

应该说，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末代沙皇，这样一个旧政权、旧势力的总代表，当然不可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而只能为他们所痛恨，尼古拉二世的被推翻，乃至他的被枪杀，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下场。

当然，在讲到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杀害的命运时，我们不能不联系当时的形势。1918年7月中旬的形势是怎样一个形势？应该说，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7月12日，列宁在一篇文章里讲到了“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任何一个有觉悟的个人都不会怀疑的事实”：“富农仇视苏维埃政权，仇视工人政权；如果工人不立刻拿出全部力量来防止富农向苏维埃进攻，并在富农尚未联合起来的时候就把他们彻底打垮，他们一定会推翻这个政权。”（《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90页）列宁在他的这篇文章里之所以要号召 彼得堡有觉悟的工人到乌拉尔去，到伏尔加河流域去，到南方去，其原因也正在于此。仅仅隔了两天，即7月15日，他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和政府声明，说：“昨天，7月14日，晚11时，德国外交代表里茨勒尔博士会晤了外交人民委员并把他刚接到的柏林发来的电报内容通知外交人民委员，电报里说，德国政府责成里茨勒尔要求俄国政府允许一营武装的德国士兵前来保护的歌喉大使馆，并且要求让这营士兵立即开到莫斯科。”（同上，第492页）当然苏俄没有接受这个无理要求。列宁说，“我们不得不像回答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和英国人在北方的军事行动来回答这一举动，那就是：加紧动员，号召所有成年的工人和农民进行武装抵抗，并且在战时需要退却的情况下破坏所有一切交通、仓库、特别是食品，使这些东西不知落到敌人的手里。”（同上，第494页）连一切重要物资都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更何况是极易成为复辟的工具的末代沙皇这具政治僵尸又怎么能够落入敌人之手呢,？何况那时叛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正在乌拉尔地区，离尼古拉二世一家被软禁的地方叶卡捷琳堡并不遥远，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事态在当时是很容易发生的。在这种国内战争和国外武装干涉已经开始的情况下，我认为，从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出发，无论是斯维尔德洛夫，还是乌拉尔苏维埃主席，如果对尼古拉二世一家人采取将他们采取灭绝的措施应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不必说尼古拉二世本来就是一个劣迹斑斑、血债累累的有重大罪行之人了。

事实也是这样。根据美国学者马克•斯坦伯格和俄国学者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合著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一书（由于该书两作者之一的赫鲁斯塔廖夫是一位档案工作者，该书辑录了尼古拉二世的日记、书信和与他有关的官方文件乃至报纸的报道及社论等档案材料），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曾于1918年8月17日给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发了一份电报，电报说，“敌人一逼近叶卡捷琳堡，特别委员会（契卡）发现白卫军企图劫持沙皇及全家的重大阴谋。文件已在我们手里。尼古拉•罗曼诺夫于7月16日夜里根据[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主席的法令已经枪决。他的家人已被转移到一安全地点。监狱这一情况，我们将法币下列通告：[“]鉴于反革命匪帮逐渐逼近乌拉尔的红色首都，戴着王冠的刽子手有可能逃脱人民的审判（已发现白卫军企图劫走他和他的全家的阴谋，以及揭露这些机密的文件，将会发表这些文件[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主席团为了实现革命的意愿，决定枪毙前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一盘忽而已在1918年7月16日夜里执行。为了确保全体人员的安全，与太主观压在一起的其余家庭成员已撤离叶卡捷琳堡市。

[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主席团[”]此电报收到的时间是1918年7月7鈤时。过了19个小时，即17日晚9点（21点）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主席别洛博罗多夫又给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古拉•戈尔布诺夫发一电报，称：“通知斯维尔德洛夫，全家的命运与其家长相同。官方的说法为全家在撤退期间死亡。”1918年7月18日，全俄苏维埃这样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确认乌拉尔地区苏维埃的决定是正确的。1918年7月19日，《真理报》就枪毙尼古拉罗曼诺夫发表了社论和报道。（ [美]马克•斯坦伯格、[俄]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覆灭》，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355页）

从这些材料里，我们看到，枪毙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罗曼诺夫及其家人是在特定的历史状态——战争状态和敌人准备劫持的状态下进行的。另据该书所载之档案材料，为防备出现意外，但是还组织了一个特别支队来专门进行保卫。这在战争已经逼近的情况下无疑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此对其采取极端的办法其实也是形势所迫，们有什么好指责的。同时还要看到，枪毙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罗曼诺夫一事在当时已经及时通过《真理报》向全社会作了报道，还发表了社论，而绝不像叶利钦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试问，在事情发生的第三天，真理报》就进行了报道并且发表了社论，能说是隐瞒事实真相吗？显然，叶利钦是故意制造假信息，煽动人们对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情绪，而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宣传这个假信息同样是别有用心的。

针对李文和俄书对罗曼诺夫皇族命运的责难，我们要问，为什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处决国王查理一世、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可以绞死国王路易十六，而十月革命后在特定的情况下就不能处决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呢？

如果要举一个与此事比较接近的例子，我们可以举1916年10月21日奥匈帝国政府首脑卡•斯图尔克伯爵被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弗•阿德勒刺杀的例子。当时，阿德勒曾因此事被判死刑，后改判长期监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奥匈帝国是战败国，而斯图尔克被认为负有战争责任，阿德勒于1918年11月被赦免。与斯图尔克相比，尼古拉二世的罪恶显然要大得多，刺杀斯图尔克的阿德勒能够被赦免，而处决尼古拉二世又有什么可责难的呢？应该说，尼古拉二世的最后下场完全是他作恶多端所致，是罪有应得，是怪不得别人的。叶利钦把此事说成是俄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是毫无根据的。

当然，尼古拉二世的子女和仆人应该说是无辜的，采用满门抄斩的做法是不应该的。但是研究这些问题也要考虑当时所处的环境，而不能作孤立的研究。

不管怎么说，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是必然的。不然的话，如果像某喜人那样肯定罗曼诺夫王朝和临时政府，如果像临时政府的米留科夫那样对待这个王朝，——让其皇叔当摄政王，让其太当王位继承人，让这个家家族继续在俄罗斯进行统治，那又将是什么样的局面呢？那就只能是历史的大倒退。世界上恐怕只有一小撮复辟狂会这样想，而一切革命的人民是绝不会答应的。

五、关于“红色恐怖”问题

李文转述《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的观点说，“杀害尼古拉二世家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因此‘红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同上，第544页）”

这种说法显然有背于事实。

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不是个别人或少数英雄豪杰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群众史观，而不是英雄史观。因此，那种认为依靠个人或少数人的密谋、刺杀等恐怖手段而无需发动群众进行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就能改变世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就此而论，恐怖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恐怖主义，反对吧可不作为唯一的斗争手段，但是并不反对一切恐怖行为。正像资产阶级也曾使用过恐怖手段进行阶级斗争一样，无产阶级也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下使用恐怖手段。实际上，有两种恐怖，一种是反革命的恐怖或白色恐怖，一种是革命的恐怖或红色恐怖。对于革命的恐怖或红色恐怖不仅不应反对 ，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在这方面，革命导师有不少论述，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领会：

——恩格斯在1872年写的《论权威》一文中说：“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一五七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营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列宁于1916年11月4日《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弗里茨•阿德勒同志杀死斯图尔克，这也许是采用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策略，即不断组织与其在革命斗争会务联系的政治谋杀，这也许只是从主张保卫祖国的奥地利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策略转到采取革命的群众斗争策略的过程中的一个个别的步骤。看来第二个假设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并已在10月20日《前进报》上发表的向弗里茨•阿德勒表示敬意的决议，应当得到充分的同情。无论如何我们深信，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反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我们党进行了20多年的斗争，反对把恐怖主义当做策略，这是正确的。但是不应当忘记，对这个斗争是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机会主义总是反对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使用任何暴力。我们则始终主张在其中并且配合这种斗争使用暴力。”（《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90页）

——列宁于1917年12月22日写了一篇《普列汉诺夫论恐怖》，引述普氏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的话：“岁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待，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则的那个原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用革命者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胜利是最高达法律。因此，如果为了革命的胜利需要暂时限制某一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不做这种限制就是犯罪。……”列宁根据普氏当年的观点指出，“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普选权。不好的议会应该力求在两周内将它‘解散’。革命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是最高的法律。当普列汉诺夫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是这样论述的。现在叫嚷‘布尔什维克恐怖’的绝大多数孟什维克，当时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就是这样论述的。”（《列宁全集》第33卷

——列宁于1918年8月20日写的《给美国工人的信》里进一步皮剥了资产阶级奴仆对无产阶级的攻击，论证了无产阶级实行革命恐怖的正当性。他说：“资产阶级奴仆们责难我们实行恐怖……英国资产者忘记了自己的1649年，法国人文集了自己的1793年。当资产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对封建主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工人和贫苦农民档案对资产阶级实现可不得时候，可不经常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当一个剥削者少数为了代替另一个剥削者少数实现可不的时候，看不见是正当的、合理的。当我们为了推翻一切剥削者少数，为了真正的大多数，为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565-566页）

——列宁在1921年4月21日写的《论粮食税》一文中还进一步谈到了恐怖和阶级斗争激化的关系以及只有两打街机的恐怖而没有中间道路的问题。他说，“让那些帮助白卫分子使用恐怖手段的奴才们去自吹自擂，说它们否定任何恐怖手段吧。而我们还说要说出一个严酷儿不容置疑的真理：在那些经历了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后的可千万计、旧的联系中断、阶级斗争激烈的国家里（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和伪君子及空谈家说的正相反，没有恐怖手段是绝对不行的。或者是美国时、英国式（爱尔兰）、意大利式（法西斯分子）、德国式、匈牙利式以及其他形式白卫分子的、资产阶级的恐怖手段，或者是红色的、无产阶级的恐怖手段，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条道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页）

一般来说，恐怖是剥削阶级首先搞起来的。不仅在历史上是这样，资产阶级恐怖在先，无产阶级恐怖在后；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也差不多都是反革命的白色恐在先，而革命的红色恐怖在后。比如前面讲到1918年7月中旬，是先有富农阶级要推翻苏维埃政权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而后有布尔什维克派派彼得堡工人到乌拉尔等地去进行战斗。正是在这样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下，才不得不用极端的方式解决了尼古拉二世一家的问题。这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发生动摇，倒向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一边，列宁又在11月27日的一个报告中提出，“既然动摇到捷克斯洛伐克军那边去了，我们的口号就是要无情的斗争，实行恐怖。”（《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13页）在中国，情况也大抵如此。1927年蒋介石搞4•12政变，叛变革命，杀了无数共产党人，所谓“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造成了空前的白色恐怖。这以后，他对苏区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大搞白色恐怖，达到惨绝人寰的地步。除了对共产党，对许多非党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像邓演达。闻一多、李公朴等特采用了暗杀的恐怖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当然要进行反抗和斗争。在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斯大林语，见《斯大林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革命战争当然是恐怖手段。除了革命战争之外，也有用暗杀的办法来对付国民党党特务和共产党的叛徒的，这些当然也是恐怖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恐怖乃是阶级斗争激化的必然产物，它的存在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把红色恐怖说成是“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引起的，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的。

诚然，共产党是要“消灭私有制”的，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里都说得很清楚。道理很简单，不消灭私有制就不能解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资本主义性质这个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不能实现消灭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一定坚持用没收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里曾说，“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这整个匪帮，那对我们是最便宜不过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列宁也曾设想过实行“赎买”的政策，他在1921年4月21日写的《论粮食税》中曾说：“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明，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考虑以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7-498页）不过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限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苏联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这种赎买的办法后来成了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方法，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苏联，也谈不上什么“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人民一词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在苏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对于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没收私有财产”的问题。至于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在苏联都是革命的对象，并不属于人民的范畴。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在概念的使用上，显然也是错误的，不合逻辑的。

李文还说，“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契卡’），它是对付‘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消极怠工者’的。其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还说，“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矗立了许多年，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将其掀倒，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

李文和俄书如此丑化“契卡”和它的领导人，其实，捷尔任斯基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中国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甚至连李文和《俄国史》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捷尔任斯基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为什么“赫赫有名”？因为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业，因为他有非常高尚的品德和非常高超的智慧。在当年的苏联，只要提到捷尔任斯基的名字，敌人就会闻风丧胆。捷尔任斯基对敌人的狠是有名的，而他对人民的爱也是有名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以后的国内战争，苏联出现了不少孤儿和流浪儿童，捷尔任斯基在救助这些儿童并且对他们进行教育方面也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可惜的是，他早在1926年49岁时就英年早逝了。李文说到他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的塑像，但没有说这个塑像是什么时候建立的。这个塑像是1957年建立的。试想，1957年距离他逝世的1926年已经过去了31年，但是人民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忘记他。这本身就反映了人民对他的热爱、崇拜和怀念之深。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那些民主派迫不及待地用吊车把塑像吊起来加以破坏，有人还嫌不够，又竖起一个牌子来丑化他。李文和《俄国史》作者对此津津乐道，其实非常无聊。问题是，破坏塑像也好，竖牌子丑化也好，都不能改变捷尔任斯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2002年，莫斯科市长雷日科夫就提出要在原址将塑像复位。2004年，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镇又建了一个他的青铜塑像。2008年9月，俄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俄副总检察长科别斯尼科夫珍重地提出一个议案，要重建捷尔任斯基的铜像，此议立刻得到大多数议员的鼓掌欢迎。最近上网，见到民调对捷尔任斯基评价也很高。看来，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恢复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照理说，李文和俄书的作者对这些情况也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还要装聋作哑呢？。

六、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问题

李文说，“星期六义务劳动”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茨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便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无情消灭商品生产。他们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

李文借转述《二十世纪饿国史》所谓列宁和托洛茨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便能到来”一语，让人觉得列宁是一个说大话吹牛皮的人，其目的自然是为了丑化列宁，降低列宁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但是，我们要问，列宁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过这样的话？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一样，没有交代出处。应该说，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检验的。

我们看看列宁的著作，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列宁在1918年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言论是非常慎重的，这些话和所谓“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便能到来”的说法不仅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恰恰正好相反。这里我们不妨略引几段，看看列宁当时的真实思想究竟是怎样的：

——1918年1月，列宁在全俄工兵农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漫长的、比较困难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占优势的是小私有制还是大私有制，是小农业还是大农业。不言而喻，爱斯兰这样一个人人识字和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和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情况不可能是相同的。我们应该顾及到这一点。（《列宁选集》第3换，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1918年5月，列宁在《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写道，”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同上，第511-512页）

当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实行武装干涉，白卫分子又发动了国内战争，1918年夏天以后，进入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确实也曾产生过“直接过渡”的思想。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也没有把社会主义看得那么简单容易。我们看他在1919年和1920年时又是怎么说的：

——1919年6月28日，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地思索过它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1920年10月2日，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说，“现在50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指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因而他们就应当知道，他们终身的全部任务就是建设这个社会。”（同上，第296页）

从以上所摘引的列宁的几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总是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设想得很多，总是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困难的”、“漫长的”、“长期才能实现的”任务，他甚至很理性地谈到像他这样年铃的人(当时列宁正好50岁)是不能指望看到共产主义的，只有那时15岁左右的青少年才有可能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说，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至少要35年左右的时间。列宁怎么会说“ 真正的社会主义六个月内便能到来”这样的话呢？不可能嘛！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制造这样的的谎言，说明他们已经心劳日拙、无计可施，已经堕落到靠说谎来过日子的地步。应该说，这不仅是学术上的失败，而且是道义上的失败。

李文和俄书还攻击列宁“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

本来，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同时是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因此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抱有强烈的期待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有意思的是，李文和俄书特别提到列宁希望德国革命很快成功，这更是对他们所鼓吹的“列宁是德国的秘密代理人”一说给自己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应该说，列宁对世界革命包括德国革命虽然有所期待，但是他的态度却是非常冷静和理智的。在讨论是否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布哈林反对签约，其希望就是寄托在世界革命包括德国革命的爆发上的，而列宁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这在当时还是一种幻想。问题是，俄国革命也确实影响了世界革命，当然时间要稍晚一些。事实是，继十月革命之后，在1918年11月和1919年3月德国和匈牙利无产阶级都在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下先后爆发了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左派虽然夺取了政权，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卖身投靠，这两国的革命最后都失败了。然而两国革命的最后失败并不能否定俄国十月革命曾经对他们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更不能否定这两个国家曾经发生过革命和和取得过政权。这都是起码的历史事实，又怎么能够“颠覆”得了呢？

李文和俄书还说什么“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5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这也是完全不符历史事实的。前面已经提到，列宁也曾想向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十月革命后并没有马上就没收资本家的工厂。只是由于资本家用“怠工”“关厂”等手段来对抗苏维埃政权的监督，对新政权采取了完全敌视的态度，只是在这以后，苏俄党和政府才决定对于大型企业进行没收，而时间并不是什么“十月革命后”，而是距十月革命已经8个月之后的1918年6月下旬了。1918年6月，人民委员会先后发布了两个法令：一个是6月20日发布的《关于石油工业的国有化》；一个是6月28日发布的《关于采矿、冶金。金属加工、纺织、电气、锯木、木器制造、烟草、玻璃、陶瓷、皮革、水泥和其它工业部门的大型企业和铁路运输的国有化》。在第一个法令中规定“不属于本法令予以没收的范围”；而第二个法令所说的“大企业”也有明确的规定，差不多都是指“股份公司和合股社团”，而且还规定了固定资本的数量，如冶金、纺织、电气、锯木和木材加工企业的固定资本要求不少于100万卢布；而烟草、玻璃和陶瓷皮革、水泥蒸汽磨等企业的固定资本则不少于50万卢布。（《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中国人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96-104页）至于不符合上述法令规定的中小企业，其没收的时间肯定还要晚许多。实际上，即使对5人以上的企业也不是李文和俄书说的“所有5人以上的企业”，而是有附加条件的。当时规定的是“5人以上并拥有机械动力的企业和虽无机械动力但有工人10人以上”的企业为中小企业，李文和俄书所说的情况显然是不准确的。

问题在于，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本来就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没有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方法是可以考虑“赎买”的办法的。但是，如果资本家不愿意接受和平的方法，还要大搞破怀，那除了没收是没有其他办法的。后来高尔基有一句话说得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高尔基在1930年写过一篇政论文章，题目叫做《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李文和俄书反对这句话，但它是真理，是反不了的。

李文和俄书还大谈所谓“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错误”，说什么“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仅圣彼得堡一地，死亡率高于出生率3-4倍。”但是，这些数字都没有出处。按我的了解，苏俄在十月革命后的第四天，即俄历10月29日，人民委员会就发布了一个《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明确规定“一昼夜不得超过8小时，一星期不得超过48小时，其中包括擦洗机器和清理工作场所的时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当然，这是法令规定的时间。实际情况又如何呢？我们知道，俄国的资本家用怠工、关厂卖企业的办法来对抗苏维埃政权的，当然是不会加班加点，而国有化以后，用李文和俄书的说法，是“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又怎么会有“每天工作12-16小时”的情况发生？而且据说当时的死亡率特别高，其原因是因为饥饿和政治上的原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又怎么能够承受每天12-16小时的巨大工作量？难道你们就不感到这些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吗？事实是，由于战争对于军事装备和军衣的需要，同时由于战争又造成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国防委员会曾提出，在国防企业实行12小时工作制。请注意，实行12形式工作制的仅仅是国防企业，说“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在这个问题上，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就开始实行7小时工作制。联共（布）中央执委会曾为此发表过宣言，并且提出过6小时工作制的奋斗目标。为此，1928年11月24日联共（布）中央全会又作出《关于实行7小时工作制的初步总结和进一步实行7小时工作制》的决议，（同上，第810页）事实一再证明，苏联党和政府对于工人阶级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是非常关心的，所谓“迫使每天工作12-16小时”之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饿死人的情况也是被大大夸大了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接着发生的的14国武装干涉与国内战争，出现了粮食和燃料不足的情况，当然有可能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但是其责任应归于沙皇，归于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富农和白卫分子，而不应归于新生的红色政权。相反，由于苏俄政府实行了余粮征集制和食品配给制，禁止粮食买卖等政策，对于解决粮食问题和减少饿死人的现象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实际上，当时苏俄政府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在莫斯科、彼得堡和其他工业中心都建立了公共食堂，数以百万计的个人在食堂用膳。特别是对于儿童，人民委员会在1918年9月14日产专门作出决议，强调儿童饮食是首要的任务。人民委员会在1919年5月17日的法令里规定，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16岁以下的儿童不论是凭证还是通过公共儿童食堂都实行免费用膳。全体儿童不问他们的父母属哪个阶级都一律享受免费用膳待遇。著名国务活动家和教育家加里宁说，“虽说我们大家缺钱，但是我们靠国家抚养着千百万儿童。“（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三联书店1979年版，501-502页）在这里，正好显示了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李文和俄书还把“星期六义务劳动”和所谓“劳动军事化”、“要强迫所有工人吃苦受罪”联系在一起大加反对。这个问题是作者作为文章的小标题列出的，当然很重要，在这里，我们也想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把“星期六义务劳动”和所谓“强制劳动”联系在一起，说明这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只是望文生义，对当时真实的历史其实并不了解。其实就是从语义上来说，义务也是一个多义词，它既可表示“应尽的责任”，因而具有强制的意味，也可表示“不需要报酬”的意思，那就与强制毫无关联。而联系二十世纪的俄国历史来看，“星期六义务劳动”与所谓强制劳动完全是两回事。列宁在1819年6月28日写的《伟大的创举》一文里大量地摘录了当时报纸上有关“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道，这些报道展示了当时“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真实的历史：

“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全称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它不是党和国家实行的一种政策，而是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工人——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在1919年5月7日举行的共产党员、同情分子大会上自发地提出的一个倡议，倡议写道：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严重，为了对阶级敌人取得优势，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应当更加鞭策自己，从休息时间内抽出一小时，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在星期六进行一次6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立即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我们认为，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这项工作应该事物报酬的，提议在全分局内实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

倡议书在大会一致通过后，5月10日，星期六，晚上6点钟，进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用革命精神从事劳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工作总值按正常工资计算为500万卢布，按加班工资计算还应增加50% 。装车的劳动效率较普通工人 搞 270%，其余工作的旋律大概也是这样。（转引自《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原文名《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载于1919年5月17日《真理报》）

列宁对此事非常重视，他称这是“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并说，“工人自己发起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确实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己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 ，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习惯。当这种胜利获得巩固时，那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社会主义的纪律才会建立起来；那时，而且只有那时，而且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 ，共产主义才真正变得不可战胜。”（《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一年后，根据苏共莫斯科市委的倡议，苏联各报包括《真理报》、《消息报》、《贫苦农民报》、经济生活报》、《共产主义劳动报》和罗斯塔通讯社的编辑部和撰稿人还联合出版了一个《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报》特刊，列宁在该报发表了一篇《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再次谈到了“共产主义劳动”，并给这一劳动下了如下定义：“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享有取得某些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资源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不讲报酬条件的劳动，三者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按照必须为公共利益领导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身体的需要。”他还说，“大家都明白，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我们 的社会制度里，还远远不能广泛地、真正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由整个先进无产阶级（共产党和工会）和国家政权提出这个问题，就一件事在这条路上前进了一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劳动。本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大大地提倡这种共产主义劳动才是，可惜的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列宁提出的这个问题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了，甚至连社会主义几个字也都不愿意提。对一些人来说，好像GDP就是一切，金钱就是一切，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早就被他们置之脑后，跑到九霄云外了。我们看到一些人虽然从物质上、金钱上来看可以说已经很富有了，但是从精神上来说，却贫乏得很。他们挥霍无度，甚至带着巨款跑到境外外去进行奢侈消费。他们锦衣玉食、挥金如土，自以为高人一等，但是由于脱离人民，脱离群众，没有精神，没有信念，们有理想，一点也谈上体面，反而让人鄙视。依靠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呢？又怎么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我们要牢记革命导师的教导，加强学习，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理想重新请回来，这样，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的人民，才会有生气、有活力，才会有希望、有未来。

七、农业集体化是“第二个农奴法”吗？

李文说，“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

《二十世纪俄国史》把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部农奴法”很有些让人感到不伦不类，甚至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知道，所谓农业集体化，这是个体农业经过改造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过程，是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个变革；而农奴法，是农奴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制定的一种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怎么能够在这两者之间加上等号呢？再说，如果把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部农奴法”，那么什么是“第一部农奴法”呢？也许，那是指1861年沙皇提出要废除的那个农奴制吧，但是，社会主义要建立的集体农业怎么和沙皇废除的东西是一回事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做一些论证吧，但是没有，李文就是这样孤立地、没头没脑地给读者抛出了这样一句话！

为了进行比较，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个沙皇时代的农奴法，但是一下子找不到这样的书，查了几本《百科词典》似乎也都语焉不详，难以参考。后来想到《资本论》在“工作日”一章讲“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工厂主和领主”时里曾提及1831年俄国将军基谢廖夫颁布并且在多瑙河各公国推行的徭役劳动法。马克思说，“按照这个称为‘组织规程’的徭役劳动法，瓦拉几亚的每个农民除了缴纳详细规定的实物贡赋之外，还必须为所谓地主完成：⒈十二个一般工作日；⒉一个田间工作日；⒊一个搬木材的工作日。一年共14日。不过由于制定该法令的人谙熟政治经济学，所以规定的不是通常意义的工作日，二十四从某种平均日产品所必需的工作日，而这个平均日产品又规定得非常狡猾，连塞克洛普在24小时之内也完成不了。因此，‘组织章程’本省以道地的俄罗斯式讽刺的露骨语言解释说，12个工作日应该理解为36个体力劳动的产品，一个田间工作日应理解为3日，一个搬运木材的工作日也应理解为3日。此外还要加上所谓Jobagie，就是当地主在生产上有特殊需要时所服的劳役。每个村每年都要按照人口的多寡出一定人力为领主服这种徭役。每个瓦拉几亚的农民估计要担负14日这种徭役劳动。这样，已经规定的徭役劳动每年就有56个工作日。在瓦拉几亚，由于气候不好，每年只有210日可以从事农活。其中有40日是星期天和节日，叛军还有日坏天气，加起来就去掉70日。剩下的只有140个工作日。徭役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是 56/84或662/3%，这表明剩余价值率比英国农业工人或工厂工人领导的剩余价值率要小得多。”（《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6页）

在这里，马克思援引俄国将军基谢廖夫在瓦尔几亚颁布和实施的徭役劳动法是为了说明领主的贪欲，同时也说明工厂主对于剩余劳动的贪欲较之于封建领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在我们引用这个徭役劳动法则是为了和李文与俄书说的所谓“第二部农奴法”进行比较，看看二者之间究竟有没有共同之处。

要找反映集体农业的法规即李文和俄书所谓的“第二部农奴法”其实并不难，因为苏联在1935年2月17日曾经颁布过一部《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该章程由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并经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批准，无疑具有法律效力。章程包括“目的和任务”、“土地”、“生产资料”、“劳动组合及其管理委员会的活动”、“劳动组合的资金”、“劳动组织，劳动报酬和劳动纪律”、“劳动组合事务的管理”八个部分，明确规定了劳动组合的 社会主义性质，规定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时规定了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有关管理事项。值得注意的是，章程在规定基本生产资料公有的同时还相当宽松地规定了每个集体农户可以获得生活说必需的私人住房、宅旁园地、私人牲畜、自养家畜家禽以及所需的建筑物及小农具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使每个集体农户摆脱了受剥削的命运，而某些私人财产的保有这丰年了他们的生活。这有岂是过去农奴所能享受的。特别是集体农庄庄员在政治上所获得的权利，他们当中的先进代表可以参加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可以通过“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这样的事，过去的农奴恐怕连想也不敢想。如果把这样一个示范章程和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被称为“组织规程”的徭役劳动法加以对照，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点呢？没有，一点也没有，可以说是毫无共同之处。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因为前一个“组织规程”代表的是封建农奴主的利益，反映的是封建社会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关系；而后一个“示范章程”代表的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利益，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之间平等的互助合作的关系，二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硬要把后者说成是“第二部农奴法”除了说明自己已经丧失了判断力以外又能说明什么么？除了你们自己以外又有谁会相信呢？

至于李文和俄书把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说成“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也是十分错误的。

农民是一个比较含糊笼统的概念，虽然我们可以把极不相同的农村居民都称作农民，但他们绝对不是同属一个阶级。对于农民，显然应该作阶级分析。早在一百多年前，即在1892年法国社会党的马赛代表大会上，曾经通过一个土地纲领。这个纲领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包含一些错误。为此，恩格斯写了《法德农民问题》对其进行了批评。该土地纲领在绪论的结束语部分有一句话说：“联合农村市场到一起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对这种说法，恩格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就算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语文达到一定目的而与他她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页）在这里恩格斯讲到了讲到农村无产者，讲到了小农、中农、大农，还讲到了大地产租佃者；讲到了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对于他们的不同态度。这是对农民或农村居民进行阶级分析的一个典范，很值得我们学习和领会。

在恩格斯的上述论述里，所谓“农村无产者”就是指农村的雇佣工人，在中国，他们也被称为“雇农”；而“大农”，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富农”，是指农村资产阶级。李文说“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不对，富农作为农村资产阶级，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而不是什么“滋生资本主义”的问题。至于中农和小农，则与后来列宁、毛泽东的理解都有所不同。这可能与西欧根我国、中国的国情不同有关，也与概念的不同用词有关。恩格斯把中农和大农放在一道，认为不应该将他们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列宁说，“要无情地对这向富农开战！消灭他们！”但是对于中农则说，“工人阶级决不应该同农分道扬镳。工人阶级不可能同富农和好，然而可以谋求并且正在谋求同中农妥协。”（《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7页）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曾经写过一篇《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把中国的农村阶级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五个阶级（《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版，第22-24页），其中的富农就是恩格斯说说的“大农”，工人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农村无产者”，但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农概念与恩格斯所说的中农概念是不一样的。而他所说的小农则比较广泛，实际上包括了毛泽东说的中农和贫农。他对小农是这样说的：“我们这里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受益者和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主义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像小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工人，他和现代维持在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的劳动资料；所以这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页）他还说，小农“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同上）我们通常说的农民，其实就是指这种小农。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团结和依靠的对象。对于这样的农民，无产阶级当然不存在李文和俄书所说的“对付”的问题，更谈不上对他们“展开斗争”的问题，而是一个教育、帮助和引导的问题。恩格斯说得好，“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绝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手段，向小农许诺，他们将得到他们在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同上，第498-499页）很清楚，社会主义国家所给予小农的是“帮助”和“好处”，而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的避免他们贫困和破产的最根本方法。这个道理，甚至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比如丹麦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懂得，他们还进行了试验，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竟有这样一些人至今还不懂这个道理？！

当然，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对于中农进行了重新划分，区分了上中农（又称富裕中农）和下中农，并且切成称把下中农和贫农连在一起成为“贫下中农”。这是因为富裕中农和贫下中农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是不同的。（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2页）这样，毛泽东对农村的阶级划分就和恩格斯的划分比较接近了。

在苏联，对于富农的态度是比较严厉的，这不仅是因为富农是农村资产阶级，而“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恩格斯语，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们出版社1995年版，第493页）更重要的是，大量事实说明，富农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列宁说，“富农是最残忍 、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他们屡次回复过地主、皇帝、神父、资本家的政权。富农的人数比地主资本家多。”(《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6页)据他分析，“假定在我们俄国，俺以前的情况即按强盗们夺去乌克兰等地以前的情况来说，约有1500万农户，作者1500万农户中，大概有1000万户是贫苦农民，他们或者靠出卖劳动力过活，或者受财主盘剥，或者没有余粮，被战争的重担弄得穷苦不堪。中农应当说大约有300万户，富农、财主、粮食投机者，恐怕不超过200万户。这些吸血鬼在战争期间靠人民受穷发了财，他们通过抬高粮食和其他各种食物的价格积累了几万、几十万的货币。”（同上）他还说，“富裕农民、富农、旧的管理人员，凡不愿替工人办事的，都是敌人。不要抱任何幻想。要想取得胜利，就要进行艰巨的斗争，就要有铁的军事纪律。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保持工人政权的条件，就会以自己的想象给这个工农政权带来很大的损害。”（《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在这方面，斯大林也说，“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和平。我们队富农的政策就是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政策。”（《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2页） 显然，通过农业集体化在经济上消灭富农，这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是毫无疑义的，舍此绝无他途。。

当然，这也不是说苏联在集体化的过程中没有缺点和错误。斯大林于1930年3月2日在《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一方面肯定了集体农庄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在集体农庄运动中存在违背自愿原则进行强迫命令的现象，有追求过高的公有化程度，想取消宅旁园地、自留牲畜和家禽，用建立农业公社以取代集体农庄的现象。这些都受到了斯大林文章的严厉批评。斯大林还在一个月后即1930年4月3日的《真理报》发表了另一篇题为《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的文章，就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运动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应该说，一些缺点和错误都在克服和纠正的过程中。李文和俄书抓住某些问题大做文章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至于自己奴法范章程

八、驳所谓“愚民政策”和对高尔基的污蔑

李文说，“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被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谙国是而实现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国外报刊。广大驱逐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第932-933页）”

在李文和俄书看来，所谓的“俄国的精英”，就是那些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持敌对态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这些所谓的精英，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不愿意学习新的东西，不懂得历史发展的方向，逆时代潮流而动，而不愿意与新政权合作，其下场当然不妙。这不能怪别人，而只能怪他们自己。其实，新苏维埃政权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持积极的欢迎态度的。早在1918年3月，列宁就提出，“在苏维埃政权解决新的组织问题方面设法取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协助。可以通过付给我国的或从国外聘请的各方面最优秀的专家以高额了的报酬的办法得到这种帮助。”（《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9页》他设想，“假定我们为此不得不雇佣比方说2000个各种不同知识领域的大专家——其中有俄国的专家，而过多的是外国的专家，譬如说美国的专家，假定我们每年要付给他们5000万或1亿卢布，那么从国民经济的意义来看，从有陈旧的生产方法过渡到最新的、最完善的生产方法来看，花这笔钱是完全有理由的。”（同上，第130页）后来，人民委员会还在1919年12月23日发布了一个《关于改善科学家的生活状况》的法令，该法令说：“为了保存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科学力量以提高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和振兴文化，为了最有效地保证工农国防事业的需要，人民委员会决定：

“⒈在解决上述任务方面关系重大的工业部门中，给最优秀的专家特殊供应 。

“⒉必须免除这些专家各种与他们的科学工作没有关系的义务（劳动义务、军事义务等等）。

“⒊为这些专家的科学工作创造住房条件，保证他们得到的、为科学工作绝对必须的方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解决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168页）

一些专家响应了苏维埃政权的号召，积极为新生的共和国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尊敬和欢迎。比如著名的生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伊万•比德罗维奇•巴甫洛夫院士、园艺学家伊万•米丘林院士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还有，像在科学管理方面有所成就的奥·阿·叶尔曼斯基也很受列宁的器重。在列宁的关心下，1918年，苏维埃共和国出版了奥·阿·叶尔曼斯基写的《泰罗制》一书；1922年又出版了该书的改写本——《科学劳动组织和泰罗制》。列宁对叶尔曼斯基的这本书非常重视，还在1922年专门为此书写了一篇题目为“白璧微瑕”的书评（生前未发表），称赞此书是“一本非常有用、非常好的书”，认为它“既叙述了泰罗制肯定的一面，也叙述了泰罗制的否定的一面”；并且认为“这本书完全可以作为各职业学校和一般第二级学校（即中学——引者）的必修课本，《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09页）。其实，这个叶儿曼斯基的政治态度并不好，历史上，他是孟什维克，当然他能够为苏维埃服务，列宁就关心他，帮助他，使他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专长。可见，不是苏维埃政权排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抗苏维埃政权。这个是非显然是应该分清的。

事实上，一些所谓的精英并不是被驱逐的，而是他们自己出去投奔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些人由于对苏维埃政权持否定和反抗的态度，其亲友当然不敢与之联系。这也并不是什么政府下令不许，而是他们自己怕被人怀疑与敌对势力有联系。至于说什么“愚民政策”，那也是站在敌对立场上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一种污蔑。问题在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帝国主义不禁用武力，而且用各种方法宣传他们的反动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就不能加以抵制呢？但是，对于外部世界的情况，共产党从来就不怕人民了解，因为它是教育人民的一个很好的教材——反面教材。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国从50年代起专门发行一份介绍外国情况的《参考消息》，上面刊登各个外国通讯社发布的消息，有时也转载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估计苏联可能也有类似的内部刊物吧。怎么能够说是搞“愚民政策”呢？

李文和俄书还说，“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金是其中的‘佼佼者’。”李文还说，“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型。”

这些说法都涉及到一个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就是阿列克赛•马克西莫夫•高尔基。

高尔基的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在中国，早在上世纪30-40年代，就有“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的说法。在40年代，叶挺将军在狱中为郭沫若五十岁生日送的祝寿辞则是：“寿比萧伯纳，功追高尔基。”可见高尔基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地位。可是现在却有人把高尔基说成是某个人“培植的”的亲信，并且是其中的“佼佼者”，甚至把他说成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接受这种胡说八道。实际上，只要对于高尔基稍有了解，都不会同意这种恶毒的污蔑。

我们知道，高尔基生于1868年，他出身于社会的底层，而且很小就失去了父母，是一个在苦难中操作起来的杰出人物。他比比列宁大两岁，比斯大林大11岁。高尔基认识列宁较早，他第一次见到列宁是在1905年11月的彼得堡举行的饿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而真正认识列宁则是１９０７年在伦敦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他在《弗•伊•列宁》一文里曾经记述了几个工人对列宁的议论，实际上也是他自己对列宁的最初的印象。卢森堡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出色而又尖锐的演说，而列宁除了发表演说，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消磨在工人中间，询问他们最细微的生活琐事。后来，几个第一次见到列宁的工人在海德公园议论他在代表大会上的行动。其中一个工人说，“我不知道，也许在这里，在欧洲，工人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同样精明的人，——倍倍尔，或者其他人。但是，要说还有另外什么人能使我一见就爱，就像爱列宁一样，——我却不相信！”另一个工人笑着补充道：“他是我们的人！”有人反对说：“普列汉诺夫也是我们的人。”我听到了一个中肯的回答：“普列汉诺夫是我们的师尊、我们的老爷，而列宁是我们的领袖和同志。“一个青年小伙子幽默地说：“普列汉诺夫的礼服扎得太紧了。”（高尔基：《弗•伊•列宁》，载《回忆列宁》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6-297页）这就是说，早在1907年，高尔基就已经认识到列宁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这和所谓“培植”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高尔基的这篇文章写得比较晚，是列宁逝世后追忆写成的。而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16年9月，列宁曾把他的《帝国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手稿通过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请高尔基交给帆船出版社排版，高尔基读了这个手稿，并在在9月29日给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的确，伊林斯基（即列宁——引者）的小册子确实非常好，因此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有必要完整地出版这本小册子。”信中还说，“伊林斯基三个多么有才干的人，他是多么聪明啊！这么卓越的人在这儿，在家里是多么需要啊！”（转引自《列宁年谱》第3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743页）在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高尔基对列宁的敬佩之情，完全是出自其内心，与所谓“培植”之类的说法毫无共同之处。

关于与斯大林的关系，高尔基与他认识的时间要晚得多，关系也没有那么密切。当斯大林成为总书记时，高尔基已经在1921年因为肺病经列宁的一再劝说侨居意大利。当然，高尔基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关心着国内的变化，并积极地为之写作。直到1928年才又重新回到自己的祖国。由于高尔基是一个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他的回国受到了人们极其热烈而又隆重的欢迎。回国后他即到全国各地参观游览，看到祖国的巨大变化，当然这也使他十分佩服斯大林这样一位后继的领导人。他尊敬斯大林、爱戴斯大林，这同样是发自于他的内心，而和李文和俄书所谓的“培植”也毫不相干。

至于说高尔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型，那更是毫无根据的污蔑。应该说，高尔基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的典型。这一点，从他与列宁的论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十月革命胜利了，高尔基虽然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但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当然不能和列宁相比。列宁对于他的动摇坚持多次提出批评

他在十月革命前后又一次发生动摇，他和一些知识界人士一样，对一十月革命不赞成，有异议，还在《新生活报》上办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思想》，公开与列宁唱起了对台戏，一些话也说得相当刻薄难听。如他在一篇文章里说，“‘人民委员政府’的法令只是只是报纸上的小品文，仅此而已。这些法令是用文字在水面上书写的很不可靠的文字，虽然其中也有些有价值的思想，然而当今的现实却没有实现的条件。“《高尔基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在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还是不成熟的，对事物的观察也是表面的，不深刻的；而同时也可以看到，他的为人是正直的，真诚的。试想，当时列宁已经是公认的领袖，拥有巨大的权力，但是，他，高尔基，并没有闭起自己的嘴巴而沉默不语。这正向像《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如果高尔基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是一个正直勇敢之士，他会这样说吗？1928年回国后，他一面为苏联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欢欣鼓舞，并且积极用自己的一支笔为它大唱赞歌，同时也对一些事，特别是当时与反对派的斗争，存有不同的看法。他又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对于他所认为的存在的问题积极地向斯大林写信反映。这又再次说明了他为人的光明磊落和刚正不阿。不过，这一次，高尔基在政治上比过去成熟多了，他没有采取十月革命前后那种唱对台戏的公开争论的形式，而是在1929年11月27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此信既表现他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心，也反映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还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斯大林在接信后第第50天即1930年1月17日给他写了一封回信。斯大林在信的开头一再表示了他的歉意，说：“非常抱歉，信回迟了（太迟了）我忙得不成样子。此外，还生过一点病。这当然不能成为理由，但也能说明一点问题。”这反映了四大轮对高尔基的尊重。至于对于高尔基的新，应该说是有肯定，也有某种保留。斯大林充分肯定了高尔基关于要有自我批评的观点，认为“在这点上你是完全正确的。”并说，“你要求用我们的成绩来平衡我们的缺点（依我说，要使成绩来超过缺点）。在这一点上你当然也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高尔基对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状况的担心，则强调：“现在主要的是，在青年中间起领导作用的不是垂头丧气的人，而是我们战斗的共青团员——摧毁资本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建设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解放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奴役者的布尔什维克人数众多的新一代的核心。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也叫是我们胜利的保证。”斯大林还肯定了高尔基提出的“创办《在国外》杂志和出版一些关于‘国内战争’的通俗文集”的建议；但是不赞成他提出的“创办专门杂志《论战争》”的意见，认为“现在没有出版这本杂志的理由”，而对于“描写战争的小说”也“必须严加选择之后再出版”。因为当时有一种把战争看成是“惨祸”，而不能区分战争的不同性质的思想还有待于铲除。《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35-236页）毫无疑问，斯大林的回信对高尔基也是大有教益的。在我看来，无论是夸大还是抹杀高尔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意见分歧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有人借苏联解体后档案解密之机，大肆宣传斯大林与高尔基之间的“交易”，好像是斯大林收买了高尔基，而高尔基被收买以后就死心塌地为斯大林效劳了。俄罗斯有一个名叫塔林斯基的作家根据克格勃的解密档案编了一本《克格勃文学档案》，于1993年在巴黎出版。此书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有的人对于克格对高尔基进行监视和建立秘密档案表示不能理解，还有人根据此书说克格勃先后在1932年和1933给钱高尔基是对高尔基的收买，高尔基从此堕落。其实这些都是不难解释的。应该说，由于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的表现不好，在《新生活报》上反对十月革命，因此对他进行监视，甚至由“契卡”为其建立秘密档案都是很正常的。事实上，《新生活报》还在1918年夏还遭到查封。这完全是为了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再说，那时列宁还在世，“契卡”的领导人还是捷尔任斯基，也根本与斯大林及雅戈达无关。当然，后来列宁和捷尔任斯基先后在 1924年和1926年辞世斯大林将接替了列宁，雅戈达接替了捷尔任斯基的工作。但是，对于高尔基来说，不管是谁在领导苏联，他都是用一颗赤诚的心来对待它的。

他在国外写的大量作品证明，高尔基不是敌人，不是间谍，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1927年，当十月革命十周年时，他写了一篇《十年》的文章，文章批评有些“考察俄国现实生活的人们叙述一些不十分恶意的轶事时，故意地，由于无知，由于轻率，首先当然是由于阶级心理，忘记提到苏维埃政权正在艰难而复杂的环境里，从事恢复欧洲战争和国内战争说破坏的经济工作，在这种环境里，新文化的创造过程也正在展开。至于‘武装干涉者’积极参加对俄国的掠夺和破坏的活动，他们却默不作声。”（《高尔基政论杂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48页）他的这些看法，较之于十月革命前后发表在《新生活报》“不合时宜没的思想”专栏里的那些文章显然已经大不一样了。

如果再看看他为了纪念列宁而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写就的那篇《弗•伊•列宁》，那他在国外生活的那几年，思想的进步更是十分明显的。该文讲到了农民，也讲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深刻地剖析了他们思想的劣根性。文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有一件事情我想起来就感到厌恶：1919年在彼得堡举行‘贫农’代表大会（看来，这是指1918年11余额在彼得堡举行的北方区域贫农委员会代表大会——《回忆列宁》编者注），从俄国北方各省来了几千个农民，有几百个住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冬宫里。当代表大会结束，这些人走了以后才发现不仅冬宫里所有的浴盆，就连大批珍贵的色佛尔（法国出产瓷器的地方——编者注）的 、萨克森（德国出产瓷器的地方——编者注）的和东方的花瓶都被他们当作溺器用了，弄得肮脏不堪。他们这样作，并不是由于需要，——公里的厕所是完好的，水管也是通畅的。不，这种流氓行为是毁损、糟蹋美好的东西的欲望的一种表现。在两次革命和一次大战时期，我几百次看到过人们这种想要破坏、丑化、嘲笑、诽谤优美的东西的愚昧的报复思想。

“不应该认为，我强调‘贫农’的这种行为是 由于我对农民抱着怀疑态度，不，我知道，就连一些知识分子集团，譬如呢些显然以为俄国没有他们就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来的侨民们，也有糟蹋美好东西的病态的欲望。

“污损特别美好的东西的这种恶劣的愿望，与诽谤机器非凡的人物的那种可憎的愿望，具有同一根源。一切非凡的东西都妨碍人们按照 自己的心愿过活。人们所渴望的——如果他们渴望的话——完全不是根本改变他们自己的社会习惯，而仅仅是将其扩大而已。大多数人主要的牢骚和感叹是：

“‘不要妨碍我满找自己的习惯过活呀！’

“弗拉基米尔•列宁就是妨碍妨碍人们过他们习惯了的生活的人，这在他以前是谁也不能办到的。

“世界资产阶级对他的憎恨表示得既露骨，又可恶，到处都鲜明地闪耀着这种发青的鼠疫症似的憎恨的斑点。这种憎恨本身是十分可恶的，但是它向我们说明，在世界资产阶级心目中，弗拉基米尔•列宁——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鼓舞者和领导者——是多么伟大和可畏。他的肉体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他的声音在地球上劳动人民听来却更加响亮，更加充满胜利的信心，而且地球上已经没有一个角落听不到这个声音在激动劳动人民的意志，号召他们去进行革命，创造新生活，建立人类平等的世界。列宁的学生们 ，他的力量的继承者们，正日益自信地、坚强地、顺利地从事这个伟大的事业》”（高尔基：弗••伊•列宁），载《回忆列宁》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 311-312页）

高尔基这段话说得是何等深刻、何等的好啊！在这里，他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不仅讴歌了伟大的苏联和伟大的列宁，而且还附带地赞颂了“列宁的学生们，他的力量的继承者们”即斯大林们！事实清楚地表明，高尔基在侨居国外的几年，思想不仅没有堕落，而且是大大地向前进步了。这是列宁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产物，也是斯大林在列宁之后领导伟大苏联在各方面都取得伟大成绩的产物，当然，这也是高尔基不断学习、不断反思所取得的一个重大的思想成果。这些思想成果又哪里是金钱能够收买得到的？更何况这些思想都产生于20年代，怎么可以用30年代的事来说明20年代的行为呢？这说得通吗？其实，高尔基尔基并不缺钱，更不会为钱而出卖自己的灵魂。高尔基人虽然在国外，但是他不断为国内的出版社和报刊写书稿、写文章，他的书在国内外销路都很好，一些书一版再版，译成其它文字也有版权收入，而苏联当时实行高稿酬，他的稿费收入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怎么会缺区区几千元呢？其实，所谓给他钱只不过是从他未领取的稿费里支取一定部分罢了。

李文和俄书对高尔基写批判文章非常反感。其实我想，文学艺术也好，科学技术也好，要能够健康地向前发展都离不开学术批评。斯大林是非常注意意识形态工作的，他当然也非常重视学术批评。高尔基在这方面写学术批评的文章本来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应该说，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比如在语言学领域，斯大林对以马尔为代表的语言学派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观点的批评，在经济学领域，斯大林对雅罗申科、诺特竟等人错误观点的批评，都是正确的。当然也有批评错了的情况。如在遗传学领域，片面地支持李森科学派认为后天获得性也可以遗传的观点而否定摩尔根学派有存在的权利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中国在这方面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也很注意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但是他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样就可以少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但这也绝不是说要放弃学术批评。就此而论，学术文化领域的领导人理应关心各自领域的动态，在发现某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是时，就应该及时组织学术批评，甚至亲自动手写文章。这应该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当然要防止主观臆断，还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避免当年苏联那样的事在我国重演。

李文和俄书还大反苏联各个文学艺术团体的运作模式，尤其反对这些团体领导人要经过党委审查这一做法。其实文艺团体应该接受党的领导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在我国，党的领导还被写进了宪法。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艺术是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其社会主义的方向就不能得到保证。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一面。就是说，党委要确定各文艺团体的领导人必须走群众路线，要广泛征求全自动意见，要把那些德才兼备、情在广泛认可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如果不是这样，所确定的领导人就不可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也不可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过就苏联当时情况来看，选高尔基来当作协主席是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如果连高尔基都不适合，还有谁适合呢？尤其可笑的是，李文和俄书居然对高尔基在第一次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里用了“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大加嘲笑，似乎这样称呼斯大林非常肉麻。殊不知这样的称呼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称呼，不仅高尔基这样称呼斯大林，斯大林也是这样称呼高尔基的。（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页）如果李文和俄书作者读过《列宁全集》里的书信，就会知道列宁在同志之间差不多也都是这样称呼的。是不是都不该用“亲爱的”这个形容词呢？不客气地说，这除了暴露自己的浅薄之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李文和俄书还大反高尔基的新现实主义，好像他们比高尔基还要高明。这实在让人感到可笑。我们知道，新现实主义是相对于现实主义而言的。应该说，现实主义在历史上也是一种进步的创作方法。它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它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现实的斗争服务。这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受到世界观的限制，文学创作的旧的现实主义者在他们那个时代虽然也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他们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懂得社会发展的方向，不能引导人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在今天已经落后于时代了。高尔基提出了新的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是他的又一巨大功绩。高尔基在《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说，“为了要好好地说明和理解旧时代有毒的、折磨人的卑鄙事情，就必须发挥自己现在所达到的成就的高峰，从未来的伟大目标的高峰来观察旧时代的能力。这种高瞻远瞩应当而且必然激发出那种自豪而喜悦的热情，这种热情会使我国文学具有新的风格，会帮助它创立新的形式，建立我们所必须的 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然只有以社会主义所经历的事实作基础才能建立起来。”（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29页）在高尔基的带动下，苏联出现了一大批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创作了一大批能够教育人、鼓舞人的的作品，塑造了一大批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这些作品中的英雄不仅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苏联人，也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这方面，高尔基是功不可没的。由于现在人们不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正在滑坡。多年来人们见不到像过去那样能够教育人、鼓舞人的优秀作品问世，青年人找不到可以作为自己学习榜样的英雄的文学形象，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此外，李文还引用俄书里关于古拉格劳改营某个劳改犯被枪杀和和劳改犯参加修建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奴隶劳动”来“揭露”高尔基的“堕落”。

在苏联，反革命利用妇女和儿童犯罪已不是个别现象。在斯大林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谈话里就讲到过这个情况，在罗曼•罗兰那个尘封了五十年后出版的《莫斯科日记》里就有这方面的记载。他写道，“听着妇女和儿童的骇人听闻的罪行，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在西方遗忘了那个事实：布尔什维克仍面临与残忍的、野蛮的、陈旧的俄罗斯的长期斗争。”（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显然，罗曼•罗兰表示了理解。对于类似的现象西方作家都能够不是李姐姐，而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高尔基就不能理解呢？他当然他更容易理解，这叫什么“堕落”？至于利用劳动对犯人进行改造，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这是苏联和中国改造犯人的重要手段。其实，劳动不仅创造了社会财富，而且还创造了人类本身。每一个人都必须从事劳动，而不应该把自己应该承担的一份劳动推给他人，这在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只有剥削阶级才认为劳动是下贱的事，才会把自己应该承担的劳动推给别人；结果，他们 成了多余的阶级，成了要消灭的对象。因此，高尔基歌颂劳改犯参加修建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劳动是很自然的事，而俄书和李文竟然将这种劳动说成是什么“奴役般的劳动”，正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苏联的“古拉格”，甚至连一些西方的政治人物和学界人士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大名鼎鼎的英国社会活动家和戏剧家萧伯纳在参观古拉格后曾这样说，“在英国，犯有过时的人进监狱时是一个正常人，而出来时这成了罪犯；在苏联，踏进监狱时是一个罪犯，而出来时这除了正常人，只是要劝他出狱十分困难罢了。据我所知，他们愿意在那里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而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J•L•吉林博士则说，“显而易见，设立这样一种制度为的是改造罪犯并使他创新回到社会中去。”（转引自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人们要问：如果高尔基因为看定了苏联的劳动改造的制度就被说成的“堕落”，那么，这些细分的政界和学界名人如此肯定苏联的劳改制度，衙门是不是也是“堕落”了呢？

九、“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仅有希特勒，还有斯大林”吗？

李文说，“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二十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强大到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当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 。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杂志，1994年第12期，第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第9页）”

文章还说，“2009年8月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合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的采访。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是希特勒 ，还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

李文和俄书的这个结论未免下得太匆忙了。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说，“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所有的交战大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材料（社会生活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须是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总和。”（《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7-578页）世界上的事是复杂的，相互联系的，如果不能掌握事物总和的材料，那就难免流于片面性。就事论事、就话论话，抓住斯大林讲的一某句话而不联系一事物与它事物的联系，不理解事物的背景和它前前因后果，就想从中得出结论，那就难免不犯错误。在这里，我想指出，在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前一年，德、意、英、法曾于1938年9月29日签订了一个“慕尼黑协定”。这个协定与后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之间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是不能割裂开来看的。我们知道，捷克境内有300万日耳曼人，大多居住在苏台德区。1938年4月，苏台德日耳曼人党举行代表大会，提出把苏台德区从捷克分裂出去的“自治”纲领。希特勒以此为由，在德捷边境集结兵力，以战争相威胁。而此时的英、法政府决意把苏台德区“赠送”给希特勒，推动德国东进反苏。英、法的纵容使希特勒更加强硬。德国预定9月16日下动员令，10月1日进军。英、法两国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压捷克割让苏台德区给德国。在英法两国的绥靖政策下，德国又提出将捷境内其他操德语的地区统统划归德国，并对归并领土实行军事占领，限定10月1日以前解决问题。紧接着，希特勒宣布从9月28日起实行德军总动员，命令部队在9月30日以前作好战争准备。英、法政府被希特勒的战争叫嚣吓破了胆。9月29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半个月内第三次飞往德国，同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一起，在慕尼黑举行英、法、德、意四国首脑会议，当天签署了将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的《慕尼黑协定》。迫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捷政府在德国限定的6小时内接受了《慕尼黑协定》。1938年10月1日，德军开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和其他住有日耳曼人的地区。1939年3月，斯洛伐克地区分裂主义者蒂索按照希特勒的旨意，宣布斯洛伐克“独立”，要求德国“保护”。3月15日，德军开进布拉格，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英法两国统治集团以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希图获得对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的保障，但是，希特勒想到的却是被英法两国根据凡尔赛和约割去的德国殖民地，德国和英法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波兰。在这种情况下，它当然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于是他派了里宾特洛甫去苏联要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当然要考虑这一复杂的国际关系。斯大林深知，德国与英法之间有矛盾，与苏联也有矛盾。苏联与德国曾在1918年3月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按照和约，德国可以从苏联获得很大一片领土，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德国成了战败国，它与苏联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成了一纸空文。希特勒当然不会忘记这件事。因此，德国与苏联的利益矛盾也是明显的，战争也是迟早的问题。但是，此时的苏联还未做好打仗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可以喘息的时机。因此，德国要求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苏联自然不会反对。不过这样一来，在希特勒侵占波兰时，它就不好反对了。斯大林从共产主义革命的长远利益考虑，签订条约是一件利大弊小的事。这就是斯大林在1939年8月9日讲话的精神所在。后来的事实也是这样。斯大林的讲话以及根据这一讲话所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苏联争得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而在战争结束时又为东欧一系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明，斯大林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当然，斯大林当时也可以作另外一种选择，即与英法结盟，反对德国侵占波兰。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然而斯大林不能不考虑英法所实行的绥靖主义政策，这个政策不仅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实际上是纵容德国把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引向苏联。对于英法两国的这个民族利己主义考虑，斯大林当然是极为气愤的。问题还在于，在此之前，苏联曾与1939年 7月9日倡议在莫斯科举行苏英法三国军事谈判。本来苏联也是很真诚地对待这次三国军事谈判的，组成了以国防人民委员部长伏罗希洛夫为首的高级军事代表团，准备参加会议。而英法两国却明显缺乏诚意。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拉克斯是一个退了役的海军上将，而且没有携带全权证书；法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杜芒克则是一个兵团司令。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英法代表团不坐飞机，而搭乘一艘行驶缓慢的客货轮，直到8月11日才驶抵莫斯科。8月12日，三国开始进行军事谈判，苏方提出，苏联鉴于和英法两国没有共同边界，应有权通过英法的盟国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但是英法却让苏联向这两个国家直接提出，而波兰和罗马尼亚则拒绝苏军过境全的要求。8月15日，苏方提出，苏英法一旦发生共同抗击侵略时，苏军将在前线部署136个师的兵力，而英居然答称，他们只能派6个师的兵力。所有这些，英法两国根本就没有达成协议的诚意。结果，苏联代表团团长伏罗希洛夫在8月21日的会议上声明，对英法是否有诚意进行军事合作表示怀疑，谈判拖延和中断应由英法方面承担责任，宣布无限期休会。（见王振德：《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996年版，第157-158页）

德国知道上述情况后，希特勒的外长里宾特洛甫于8月23日抵达莫斯科，当即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举行会谈，并于当晚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关于此事，法国著名政治家、曾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在回忆录里有一个比较公允的说法：“人人都看得清楚，斯大林决定和希特勒合作的问题，是因为他相信法国将按兵不动，于是德国就可以伸出一只手来，苏联与其作为牺牲品，倒不如和希特勒共享一个牺牲品。”（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在引用了戴高乐此话后也说，“揆诸情理，苏联政策无可厚非。”（《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 页）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还没有能够充分表达斯大林高瞻远瞩从世界革命的战略高度来观察到的全部深邃的思想。而李文和俄书竟然说什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仅有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故意将斯大林与希特勒与相提并论，把斯大林说成是二战的罪魁祸首，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乃是对斯大林的恶毒的中伤！应该指出，斯大林在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中为全世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和所有进步人类都有目共睹的，甚至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也对斯大林推崇备至。在这方面，在二战期间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里描绘了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前夕举行的即7月24日波茨坦会议上的情况，他写道：、

“自然而然，所有的与会者，不管是主要的还是从属的，都把目光集中于斯大林身上……他在讲话的时候似乎身边只有两个人。没有丝毫的拘谨，没有任何作秀，在对自己的思想的陈述中，没有任何的不顺畅之处。他的每一个词语，似乎都是专门为了这次会议，为了这一时刻而准备的。”（转引自奥•尔•勒热舍夫斯基编：《斯大林和

丘吉尔》，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612页）他还在战后即1945年11月7日于下院发表讲话说，“对于这位真正伟大的人物，自己祖国的父亲，在和平时期主宰国家的命运、战争时期战无不胜的祖国保卫者，除了最崇高的赞扬之外，我没有别的感觉。”（同上，第615页）11月9日，《真理报》刊登了这份讲话。斯大林并不领情。他在其《南方来信》(当时斯大林在高加索度假)中对“四人小组”（指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四人）说：“我认为公布丘吉尔对俄罗斯合适的了的赞美之词是错误的。这是丘吉尔所需要的是安抚自己的良心并且掩盖对苏联的敌视态度。”（同上，第615页）丘吉尔作为反希特勒联盟的创始者，与斯大林有很多次的接触，他深知，苏联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最大的民族牺牲，是这场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而斯大林作为苏联领导人所起的作用更是无人可以与之相比，他在战后发表敌视苏联的言论，说苏联是“铁幕“，其内心应该是不安的，所以他就要通过某些对斯大林和苏联的称赞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这样说当然是对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丘吉尔的称赞是言不由衷的，而应该说，他的称赞是有其事实根据的。

至于《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摈弃“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来取代，那就更荒唐了。这其实是故意混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限，是在丑化苏联的同时为纳粹德国背信弃义、撕毁条约的侵略行为进行美化和辩护。这种恶劣的行径肯定会遭到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前苏联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

十、《二十世纪俄国史》从历史教科书到历史垃圾的演变

李文说，《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倡议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俄11 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索尔仁尼琴在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审阅吧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 教科书使用。”

李文的这段吹捧《二十世纪俄国史》的话暴露了很多问题。

首先，关于“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倡议的”。

按李文此说，似乎普京和该书的作者有直接的联系或关系。事实果真是是这样吗？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普京早就对俄罗斯历史学界一些人否定苏联历史、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表示了不满，并且还采取了一系列与之相反的措施。他恢复了苏联国歌的旋律，恢复了苏联时期的一些纪念日，并且在2004年重新出版了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还将其在9月份开学之前干引出来送到各高等学校图书馆，供有关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阅读。这都是十分明确的信号，它告诉人们，苏联的历史是不能随意歪曲和篡改的，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斯大林领导伟大的卫国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不能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自此以后仍然是一部极为重要的的教师参考书。

但是，有人却故意贬低重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的意义，中央编译局的郑异凡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一本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经典’，由于将近半个世纪没有再版重印，自然会成为难得一见的‘珍本书’。由于某种需要， 重印几本， 是很正常的事， 无需做更多的联想。”（郑异凡：《一本引起争论的历史教学参考书》，载《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2期）看来，这位郑先生实在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他知道此书是“一本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经典’”，也知道它“近半个世纪没有再版重印”，而此次重印的印数是1517册，是“难得一见的‘珍本书’”，但是却看不到此事的巨大的政治意义。想当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一部重要的批判对象，自那以后，除了批判的需要，苏共历任领导人就再也没有重提过这本书。而普京提出重印此书，难道不是一个重大事件？而且此书被指定发到各高校共悠久历史和政治的专家学者阅读，难道不是意味着一个拨乱反正的序幕？实际上，这正是对于在历史学领域一些人继续反对斯大林，继续否定苏联的历史的一个有力的回击。郑异先生还说，“从‘内容简介’和区区印数也不难看出，重印《简明教程》的对象不是中学历史教师，而是数量有限的俄国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的学者和专家！”他显然不懂得普京这样做的深意。马克思说 ，“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从高校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使用的教学参考书开始，就会很快影响到历史和政治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而这些学生毕业后就会影响到中学的历史和政治课的教学。事实也正是这样。2007年，莫斯科“教育”出版社已经出版了由亚•维•菲利波夫编著的11年级的历史教师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此书对斯大林和苏联都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已经开始在一些地区使用，而其全面推广使用也只是时间问题。郑文还说作者不是教授，批准该书出版的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也不具权威性，无权批准。想以这些来否定此书，显然是一种迂腐之见。在我看来，只要有水平，不是教授同样也能写出很好的作品，但是，教授们却不一定就写得出来。鲁迅当年在北京写了那么多好作品，但他并不是教授。只是926年到厦门后才被聘为教授的。至于“批准”当然有一定的程序，但是，在有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授权的。教育部虽然有“批准”的权力，但是，真正的人才却在高校，教育部为什么就不可以授权“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作这件事呢？看来郑先生头脑里的官本位和等级观念还很顽固，竟然用这样一些程序上甚至是名义上的“问题”来否定一本不如他的意的书，这又怎么能够达到目的呢？

2007年18-21日，俄罗斯在莫斯科召开了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一线教师、人文社科工作者以及俄教育部、科学院的负责人都到会参加。普京总统在6月21日还亲自接见了部分与会代表并与他们进行了座谈。普京指出，由于过去人文科学和历史教育领域的混乱，不能客观反映国家现代历史事件，许多有外国背景的教科书充斥诋毁俄罗斯的内容。他呼吁全俄在历史学和社会学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他警告出版界：必须对出版的教科书承担责任。国家要制定统一的教学标准，鼓励编写和出版新的历史教材。绝对不容许丑化、歪曲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转引自吴恩远、张树华：《译者前言》，载亚•维•菲利波夫著《俄罗斯现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显然，普京所倡议的并不是祖波夫所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而是要改变自90年代以来在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编写方面存在的混乱，特别是否定前苏联在建设现代化强大国家和卫国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的倾向，要编写能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教材，但是，祖波夫主编的这本《二十世纪俄国史》完全违背了普金的意愿，可谓南辕北辙，恰好相反，怎么能说“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倡议的”呢？再说，按照李文的说法，“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才“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而“推荐”了他的是普京吗？从李文的文字看似乎是普京。但是事实又如何呢？我们知道，索尔仁尼琴在历史上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不仅反对斯大林，而且走得更远，认为斯大林的做法来源于列宁主义，还要反对列宁才行。当然，他所直接攻击的还是斯大林。不过索尔仁尼琴到了晚年，思想有了很大变化。1994年他回到祖国后开始对于过去写的的东西所写的作品有所忏悔。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他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这和《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主编祖波以及具体编写者们的思想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又怎么能说“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来呢？需要指出的是，普京的思想恰恰不是要搞什么“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他强调的是对斯大林的肯定，强调的是对苏联建设成就和卫国战争战绩的肯定。实际上，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与普京的思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把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说成“是普京任总统时倡议的”显然有冒充之嫌，无非是想假借普京总统之名来为俄书和自己的文章披上一件吓人的外衣搞“吓人战术”。鲁迅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鲁迅全集》第6卷，人们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吓人战术，顶多吓人于一时，而事实上，这里所耍弄的吓人战术连这个“一时”也没有做到，岂不可悲也夫！

其次，关于所谓“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

李文一方面大肆吹捧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说它是一部“颠覆性的著作”，甚至不惜伪造事实，说该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倡议的”。但是，一个无情的事实是，虽然该书开始是作为俄罗斯11年级的历史教科书写的，但是，最后并没有成为教科书。李文生是因为“书的篇幅过大”，而不是因为内容的问题。这种说法又能骗得了谁呢？如果一本书内容很好，只是篇幅过大，那很简单，只要在原书之外再出一本符合教科书容量的压缩本就行了，怎么就“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了呢？可见，问题并不在于篇幅，而恰恰在于内容。此书的内容完全背离了普京提出重新编写教科书的初衷，这才是该书不能成为教科书的真正原因。从教科书到非教科书已经最好不过地说明，祖驳夫主编的这本《二十世纪俄国史》是一部失败的著作。

或曰，“此书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在办数次。”这么有什么不好理解的。这本书的内容实际上是自90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历史教科书的大杂烩，有些人为了猎奇，有些人则是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他们如蝇逐臭，为之叫好，为之推销。但是，它

的反动的内容决定了不适合青年学生阅读，不能成为教科书，也决定了它的未来其实只有一条路：成为历史垃圾！

在中国，有人出于同样的目的，希望此书能够译成中文。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它在中国的命运将是更加可悲的。我相信，这样的书，在中国是绝不会同意出版的。我们理应用科学的、客观的、真实的历史教育人民，教育学生，而绝不应该用这样的历史垃圾对他们进行精神污染。对于这样的历史垃圾，只有一个办法：对其口诛笔伐，彻底加以扫除！

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不是哪个人想要颠覆就能够颠覆的，如果谁一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胆敢站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对立面，执意要颠覆革命的历史，那么被颠覆的，就绝不是革命的历史，而是他们自身！毛泽东《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词曰：“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革命的云水和风雷必将荡涤而一切污泥浊水。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革命人民的力量才是无敌于天下的最伟大的力量，除此之外，任何自以为了不起的力量其实都不过是一些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纸老虎。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