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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访华文章：《中国怎样解决了粮食问题》（待续）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二月十七——十八日以《中国怎样解决了粮食问题》为题，译载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发表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访华文章，摘转如下：

　　在中国北部山西省的崎岖山顶，有一座小小的“山神”庙，这个古庙的“寿命”不久将结束了。自从解放后，这座古庙便一直空置着；最近，就是建筑古庙者的后代，进行开山辟地，把梯田推上山脊，它曾经一度成为开山用具的储藏室；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内，它就要在一声爆炸中，随着半壁山脊、泥土、岩石一起滚下山谷了。

　　“砰然”一声，不仅这座古旧的庙被炸掉，五年前费了很大力量才用石墙围起来的平地，也要炸掉。这个村庄现在使用的压路机，正在把这个山头压平，在山谷中填起新的平地。填起的土地约有十二亩左右，使这个村庄的耕地面积增加了百分之十。在这个山区里，这是一幅相当大的平地，并且也适于他们使用新拖拉机。

　　人口不过三百的村民通力合作进行了这样周密的伟大工程，这个村庄该是特别突出的了。但是这个地区，到处都在进行类似的工程。就在这里，正在完成近一百亩新垦田的铺表土的工程。他们经过艰苦的劳动，开垦了这块平地；他们炸开岩石，为一条河炸出一条长达三百米的支流，并且在河流两岸筑起一条二公里的弓形石坝，截住河水，在山谷下开辟了这些新田地。

　　中国农村给人一种追赶前进的深刻印象。秋收刚过，社员们便又回到建设工地上来了。建设工作的规模，从小村庄开辟新梯田到数万人参加的控制大河流工程。这些工程，将有助于他们明年取得更大的收成。

　　中国人以大量的人力来弥补机器的不足。他们把大量人工部署到工地上——这是蜂群式的工作方法。中国人说：“蚂蚁啃骨头”，就是群众对顽强事物的回答。人手多，事情就好办了，那些看来几乎是人类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也能完成，高山顽石也得低头。目前在西方可能仍然强烈否定这种蜂群式的协作。但是经过一次社会大混乱之后或者粉碎了旧社会，有时候就需要采取各方面大协作的工作方式。

　　中国人不仅在山区开荒。我从广州郊区一个公社的革委会主任提供的数字中注意到，这个公社一年来开垦荒地三百亩。这个公社是我在一年前参观过的。虽然面积增加的比率不过百分之二，但是这个公社就在珠江三角洲，土地肥沃，珠江三角洲数十年来已经是深耕细作的地方。

　　我问到新开垦的土地有什么成就。公社革委会主任把我带到一丛小山丘的地方，这些地方去年还是荒地，但是现在已是一排排的梯田，有的已种上了橙、桔树苗，有的已经挖好一个个洞，等待培土和种植树苗。

　　他们的计划是果树间种花生，而在较低的梯田种植稻谷。山脚的一块小平地，我起先还以为是准备种稻的，但是后来知道，这块地准备建个篮球场。这山丘本身就是一个多种作物的农场，公社当局已把这块地方的发展和经营任务交给八十位年轻社员。这块新开垦的土地的发展和经营将交给这批刚从学校出来的年轻社员们。他们将在这块地方安家落户。

　　象这样的工程，已推广到全国各地，数量不大，却是继续不断，而是迅速地增加耕地面积。但是，增加粮食生产的高度潜力，仍放在提高耕地的亩产量方面。从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看来，绿色革命仍生气勃勃，同时也是切实的——最少在中国是如此。

　　“农业土专家”，以一般的眼光看来，他们没有受过很高的技术训练。但他们受过科学方法训练，熟悉植物生物学的基本知识，然后在种植实践中逐步学习。

　　乡村一级的实验小组，是三结合的结构。一组中必须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农民，一位被推选出来的村领导人，以及一名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可能是从城市来到农村的男孩子或女孩子，也可能是本村中曾进过农学院的青年。

　　这些实验小组除寻找改良种子之外，还带头试验多造收成、混合肥料，以及其他新技术。小麦移植法目前已在中国北部普遍应用，结果可使亩产量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同时也可节省田间种植时间，使其他谷物有充分时间在田间完全成熟。小麦移植法除了在移植时期需要大量人力之外，可让人们有更多时间进行田间的准备工作。现在，当地的工场已制造出小麦移植机器，在田间试验使用。

　　这种革新的动力并不局限于实验小组。看来革新动力已渗入中国的农村社会。扩大农村经济基础的副业，也是极力使生产增加和多种化的一个方面。为改善灌溉情况而增建的水坝、水塘和河道已成为养鱼的新地方。目前，很多地方已采用“鱼类交替繁殖法”——即在同一个池塘内饲养多种鱼类。

　　我被招待乘小艇在河道上参观，去看一部由公社工厂制造的新吸泥泵抽出河道底的淤泥。淤泥是一种肥料。随后我们转入河道的有篱笆围着的地方，那里一条条大鱼翻腾跳跃，噗噗有声，水花四溅，这是一个养鱼池，人们拿着鱼网，一网便捞获一大批五种不同的鱼。

　　猪粪是有机肥料的一个基本来源，而有机肥料是中国农业的基础。化学肥料也在广泛应用，但供应仍不充足，公社社员目前的想法，似乎是将化肥作为有机肥料的一种补充，而绝不是代替品。很多人认为，完全改用化肥，为短期的谷物收成，而牺牲泥土的长期健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

　　凭着这样的群众基础，多样化和自发性的动力来增加生产，中国的粮食产量比人口增长得更快。现在，在机械化方面的进步，促进了粮食增产的速度，而家庭计划早已在人口增长方面收到显著效果。（待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12.24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访华文章：《中国怎样解决了粮食问题》（续完）

　　中国能够在农业产量方面，保持几乎连续十二年的不断增长。一九七二年的产量，比一九七一年的二亿五千万吨产量顶峰，下跌了百分之四；但是去年产量不仅补足而且超过了这个数额，创下了新纪录。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取得的成就是更令人惊奇的。对贫穷的农业经济来说，连年干旱就是饥荒，这是传统的规律，但是，在这里，虽然发生了严重、广泛的干旱，农作物不仅得到保存，收成甚至增加了。

　　然而，所有这些成就都在这块曾被称为“饥荒之地”上取得了。饥荒的痛苦铭记人们心中，因而青年人绝不允许忘记过去：通常的最坏的食物都吃光了，人们只好吃树叶、草，甚至树皮；变卖所有家当（包括妻子儿女）；最后，便是逃荒、行乞，或者是抢劫；那些已注定要死亡的人对那些已奄奄一息的人进行仁慈的处死；食人肉充饥风行；最后死亡人数以十万计，甚至以百万计。

　　如此深刻程度的饥荒，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已经治愈了，首先由平均分配（在一九五○年代后期的凶年，中国有很多人吃不饱，但无人饿死）；其次由于生产增加。

　　中国人跳出这个苦难深渊，主要是由于他们牢牢确信世界上没有粮食问题，有的只是政治问题——这就是，人类如何组织它的社会，亦即是组织它的经济。

　　在中国的第一步就是平分土地。这也是使农民信任革命的承诺的必须走的一步。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真正胜利，就是他们引进了农业合作化，而当时农民们对合作化的根本概念，几乎完全是陌生的。

　　毛泽东理解农民、相信农民，相信他们总会认识到他们的真正利益，因而对合作化道路所给予的机会就会作出响应。

　　一九五○年代之后，中国已将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轻工业直接为农业服务。在人民公社广泛发展轻工业，吸收公社的劳动力，同时减轻田间工作的负担。重工业虽然是重要环节，但是位居第三。

　　保持整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制度向前进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呢？当然，首先是由于构成中国更大的社会的无数个人民公社。

　　毛泽东的一条最基本教导就是：生产中的每前进一步，都应该在农民收入的改善上反映出来。

　　这样，就是以直接的物质鼓励为动力一一“从各尽所能到按劳取酬”。不过，并非仅仅如此。中国人已开始谈论到他们发展农业的手段是“一场人民战争”。这句话是有提示性的。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指出，人类需要相等于作战的一种精神，看来中国人可能已经在他们对社会承担的义务中找到了这种精神。他们主张人类有克服自然环境的创造性的优势。

　　中国的方法切合到什么程度了呢？当然，无可怀疑的是，对于全世界农民群众来说，中国的农村可能象是千年来的梦想境地。中国人的经验指出，农民依恋他们的土地是环境使然，农民关心的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生活。一旦他们相信这是前进的道路，他们便愿意合作。

　　“合作化”的成功，将有希望解决农业的矛盾，使那些传统地同小块农田相联系的精耕细作经营的农田，发展成大规模机械化的农场。

　　这艘借以逃避日益高涨的饥馑恶浪的社会救生船——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方舟——假如就是对世界农业国家的回答，那么，搭上这艘船的跳板在哪里呢？

　　中国农村的发展，没有一样不是一九五○年代印度社会发展计划所能预见的。但是在印度信用贷款和技术的利益，就好象滴在沙土上的雨水，全部被地主和富农吞没了。如果增加生产的障碍不在于无知，而是受到传统的农村特权阶级势力有目的地抵抗或者独占这些利益，那么，即使对增产的研究或者设立许多农业机构，都是通不过这些障碍的。

　　中国人首先是摧毁并夷平了这座社会权势的金字塔，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筑起他们的新社会。在中国人所走的道路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道路，但是迄今还没有发现。

　　（续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12.25

美籍中国工程师胡廉：三访祖国（1973年）

香港《大公报》利载美籍中国工程师胡廉的一篇访华观感

《三访祖国》（一）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七月十日至十七日连载美国万国电子计算公司美籍中国工程师胡廉的、篇访华观感，题为《三访祖国》，摘要如下：

　　一九七二年春天，我们第二次回祖国观光；今年四月，我们又回国旅行了三十天。朋友们问我，为什么经常回国？我的看法如此：以前我们是“有国难投”，现在祖国已经在国际上站立起来，不论在外国住多么久，我们仍然是中国人。中国人回中国探亲观光是正常的事，何况现在交通方便，只需要两日的行程，便可踏到祖国的土地上。

　　三次回国，我都去过北京。这一次并去东北参观重工业，旅途中经常与群众、解放军、文教人士闲谈，并且提出许多问题。新环境对我的影响，却以这一次最大。我于一九四七年来美留学，一九五八年第一次回国，一九七二年第二次回国，每次都有十多年的距离，看到了很多大的改变，非常兴奋。一九七三年回国与上次只隔一年的时间。我曾在广东深圳小市镇住过一天，参观上海近郊不算有代表性的“长征”人民公社，看到真正乡下农家生活。这次我不只是兴奋，而且改变了我个人自由主义的观点，我们祖国的建设大业，是以全民利益，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生活水准为出发点，到处看到兴建水利的大小工程。提高农业生产，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在都市住久了，看惯了洋楼汽车，生活在酒绿灯红和争名夺利的环境里，短期内看到简单朴素和乡土气味的农家生活，觉得太辛苦，太单纯，但是仔细想想，解放以前我们中国是一个既贫穷又落后的国家，一般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建国的基本问题，先要搞好农业。我们回忆解放以前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和今天的生活来比照，绝大多数人民是满意的。何况我国农村朝向机械化、电气化和科学化（化学施肥和除病虫害）的途径，将来生活上的便利和都市差不多。我认为在建设大业中，应放弃个人主义的观点，新中国的前途光明远大。

　　夜过山海关

　　从广州北上，我们在北京留了六天，最近因为对外建交，接待人员实在太忙，我们对北京也很熟悉了，除了安排参观以外，我们是可以自己照拂一切的。可是旅行社的同志，一定要送我们去火车站。卧车上客人很少，车厢设计很近代化。服务员告诉我们，这是大连机车厂的出品，车厢内壁是一种容易保持清洁的塑胶材料，灯光和颜色都很调和，很容易使人入睡。可是我们想看山海关的夜景，何况正值月圆的时候，我们小睡一下，服务员告诉我们快到山海关了，在朦胧的月色中无法看到“天下第一关”的真面目。今日的山海关，也和万里长城，北京的前门，西安的钟楼一样，算是一种名胜古迹。如今关内关外，事同一体，这才有民族的安全感。想起东北，这一块富庶的平原，曾经被日本军阀侵占几十年。三千万同胞过着痛苦的亡国生活。

　　记得在抗日战争初期，东北流亡同胞演出的一幕街头剧，叫做《放下你的鞭子》中的插曲《松花江上》，那歌词：“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的哀怨之声，也正是东北同胞，受铁蹄践踏，痛苦心情的写照，而今祖国新建，不但日本军阀，已被赶出国土，并且人人丰衣足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全民一致，真的是“今日非昨日，他乡即故乡”了。近代工业化的远景从沈阳赴鞍山，要坐两小时火车。我们知道鞍山是有名的“钢都”，也是最美城市之一，夹道树荫，全城仿佛是一座大花园。鞍山钢铁公司本身就是一座大城，有十五万钢铁工人，因为时间限制，我们只参观了大高炉和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差不多全部自动化，眼见熊熊的烈火，把熔化了的铁水，压成无缝钢管，最后钢管一条一条滚出来，很少人操纵。

　　“鞍钢”是一系列的钢铁工厂，纵横其中的铁路线，就有三百多公里，站在大高炉上，就显得它是巨人，我们就是这么的渺小。引导我们参观的工程师，看起来与工人毫无区别，他是本溪钢铁学院毕业的学生。二十多年前，日本人投降后，把钢水留在平炉中，眼看我们束手无策；国民党接收东北时，也没有恢复过生产，残垣断瓦，野草丛生，从鞍山遣送回国去的日本职工，曾用讽刺的口吻说，这里除了种高粱大豆以外，是没有什么用场了。想不到二十多年的时间，钢铁生产比日本人占领时代，增加了几十倍。

　　以前大家都有一种错觉，以为日本人在东北工业基础是不错的，看了实情，才知道他们在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下，设备陈旧落后，劳动条件极差，生产线不平衡，矿石生产能力，比炼铁能力小。炼钢能力比炼铁能力小。轧钢能力又比炼钢能力小，看起来庞然大物，生产量并不大。解放以后，很快就把全部矿厂恢复起来，平衡生产线，又经过新建，再用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把一系列的工作干部培养起来。法国的钢铁专家和美国的国会议员，都来参观过，对于我们中国能自己建立这样伟大的企业，表示惊讶。在美国我们也参观过芝加哥附近大湖钢铁工业，今日鞍钢的生产技术，和世界上第一流现代联合企业来比，并无逊色。

　　“钢都”几十个单位，我们只参观了典型的几处，加以我们的知识有限，短期内很难全部了解。汽车载我们在市区内经过，只见往来的工人们，状甚愉快，工人们进出钢铁区，谈笑自若，我们听说在日本占领时期，工人们进出，是要经过搜身的。

　　在沈阳，我们参观了“沈阳变压器厂”，接待我们的主任工程师，对政府的领导，很有信心，他解释给我们听，以前俄国代为设计的供电设备机器，很笨重，需要成本大，现在经过自己技术人员改良，一样的效果，省了很多的财力人力。沈阳重型机器厂，有一万多工人，规模很大，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一位才三十岁的年轻人，曾经参加解放军和当过电工，看起来就和普通工人一样，如果不是经过介绍，我们真不知道，他是负这么大责任的，头脑很清楚，讲话有条理，主要生产是矿山设备，轧钢机器，水压机及各种重型机器设备。这个工厂，一九三七年创办，原是日本住友财团的机器厂，一九四五年遭破坏，全部停工，国民党接收时期，用作军用仓库，一九四九年着手恢复，一九五二年改建，操作过程很现代化。

　　在北京时我们参观有线电厂，制造电子计算机，已经出品象美国第三代“集成线路”的计算机，不过生产不多。在美国也是新工业。解放到现在，才二十多年，已经能自己全部制造计算机系统，的确出我们意料之外。

　　我们在湖南长沙时，曾参观建湘瓷器厂，生产家庭用的瓷器，有一八○○工人，技术行政人员只一○○人，除了原料由远地运来，费用相当大以外，成本很低。湘绣是湖南特出的艺术工业，以前只是家庭妇女，三更半夜在青油灯底下，工作到头晕眼花，赚到很少工资，现在国家开厂生产，工作条件好多了，工人生活都有保障。（一）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8.26

香港《大公报》刊载美籍中国工程师胡廉的一篇访华观感

《三访祖国》（二）

　　在杭州时，我们曾两次参观西湖织锦厂，杭州织锦一向有名，因为出口需要大，现正在扩建厂房，生产过程很近代化，是用卡片打孔的方法，指导机器织成各种花纹的锦缎，这种方法，五十年前便已采用，是和用电子计算机，卡片打孔的方法，指导机器操作的理论一样。以上便是我们这一次在祖国参观工业的大致情形，连以前两次参观的许多工厂，对我国工业生产的概况，总算有些了解。短短的二十年，由一穷二白，除了原始的农业生产以外，差不多完全靠进口，和帝国主义在中国设厂，剥削平价劳力，现在什么都可以自己制造，连很难制造的计算机原件——集成电路和很精确的电子测验仪器，都能自己制造。

　　现在我国工业建设，最艰苦的时期已过去。以后工业化的道路，算是平坦了，尤其是近两年来，和许多国家建交以后，增进技术交流，比完全靠自力更生，是要快速的。

　　大学教育之目的

　　一九七二年，我们在广州参观了中山大学。今年我们在长沙参观了湖南大学，在北京参观了清华大学，在沈阳参观了辽宁大学。去清华大学，并承钱伟长先生和革委会的几位同志及电子工程系的教师接待。我们参观了学校办的工厂，可以生产电子计算机用的“集成线路”原件，和精密的电子测验仪器。清华是工科大学，共分十一系，现有学生五千人，将来招收一万二千人，现正研究和进行教育改革，大学暂定三年制，理论与实践一致，手脑并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我们知道解放以前的大学，是培养特权阶级，尤其是教会大学，学生知道很少中国文化历史，差不多全部英语教学，培养洋行买办大班，变成帝国主义文化经济侵略的工具。

　　现在入大学，学习专门技能，为人民服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干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

　　不带枪的军人

　　我们中国有句古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解放以前，记得年轻时在乡下，就怕军人，当兵的人受贪官污吏的指使，催粮、捉人，只要披上了那件老虎皮，可以到处欺侮老百姓，军人本身，他们的长官，也不尊重他们的人格，随意打骂他们，尤其是在对日战争时期，新兵都是捉来的，象囚犯一样，晚上睡觉，用绳子把他们捆起来。

　　至于生活的困苦，更不必说，所以战无不败。只要有机会，便逃跑了。以前在家乡时，讲起捉逃兵便心寒，捉到了打得死去活来，那些可怕的情景，实在不敢忘记。

　　解放后，我们每次回国，不论是在中水拱北，或深圳边防检查站，踏入祖国大门，第一位见到的，便是解放军，他们除了很仔细的检查人口证件以外，态度和善，毫无耀武扬威的气势，尤其是今年，我们进出入祖国几次了，我们很随便和他们谈天，在一起照像。现在国家对解放军，十分重视，要政治水准高，品质优秀，才能加入解放军。现在年轻人都希望加入解放军，这与资本主义社会，青年人逃兵役的情形恰相反。

　　现在国内人民，见到兵都很亲热，他们做工人的工作，农忙的时候，兵都去帮忙，解放军除了本身品质优秀以外，训练和纪律都很严格。

　　在沈阳时，我们在宾馆和解放军一起玩台球，有机会和管理娱乐室的一位老人谈天，他不是东北人，他幼时从渤海那边到东北来谋生，到过东北许多地方，沈阳也不过是他的第二故乡，他见过张大帅的奉军，俄军，日本关东军，和国民党从南方调来的滇军和青年军，他就没有看见过有纪律的军队。

　　解放军在纪律上抓住了人民的心理，平时解放军都很少带枪，如今，这些“不带枪的军人”是我们自己的亲人了！

　　宁静的上海滩

　　由沈阳乘飞机赴上海，要停留津、济南和南京，起程的那天下午，因为沿天津海岸的风浪很大，恐怕降落有困难，要改在第二天早上起飞。在祖国旅行，安全第一，从来没有听到飞机失事，第二天太阳初升时，从沈阳起程。

　　上午九时抵天津，十二时停济南午餐，下午三时抵南京，五时抵上海。我们除了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和少年宫以外，和其他三位由美国来的侨胞，去真茹参观不算有代表性的“长征”人民公社，这里有现代化的排水灌溉站，控制苏州河的水位。有附属工厂，领导是一位女同志，解放前做佣工，不识字，现在已受完初中教育，仍说道地的上海话，能作会计，修理机器，开汽车。就国内农民来说，算是不容易的，一般来说，江南农民生活水准，比北方高。晚上去外滩，黄浦公园对面，国际海员俱乐部，看徐家汇红小兵表演，观众除开我们几位美国华侨，和智利旅行团以外，都是全世界各地来上海的海员。

　　解放以前，上海是洋人的天下，黄浦江中，停泊着外国兵舰，水兵海员到处醉酒闹事，外滩的高楼大厅。尽是外国洋行，如英国汇丰银行，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犹太公会……。现在除中国银行仍在原址以外，其余的都用作国营机构的办公室，外国海员，我国供给他们正当娱乐，要服从我国法规，不许醉酒闹事。黄浦江边，一片宁静，往来的都是穿着朴素的劳动人民，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夜生活，已完全消失了。白天过外白渡桥，去参观上海大厦，从大厦最高层，可眺望上海全市，面对黄浦江，除了几艘北欧商船以外，没有殖民地租界时代，停在江心，对中国人民示威的军舰，没有由洋兵驾驶，载着花枝招展的女人，横冲直闯的吉普车。往来的人，都很安详自在。

　　在广州看出口商品交易会

　　我三次回国，都在广州参观出口商品交易会，规模一年比一年大，象去年和今年，这种大规模的展览会，至少要看一星期，才有点头绪。可是每次我都只看了一天，便离开广州北上了。每次也只能悬记片断的写下一点来，而今千头万绪，究不知应从何处开始。翻开中国近代史，一百三十多年前，林则徐在广东禁鸦片，上清廷的奏章曾说：“鸦片之为害，祸国病民……十年之后，不但无可用之兵，且无可筹之饷，亡国灭种，实堪虑于目前……。”

　　以后鸦片战败，知道英国船坚炮利，曾国藩、李鸿章和他的幕僚，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接受西方物质文明，请求坚甲利兵，以图中兴，这一项运动，经过甲午战争的考验，才知道我国落后，不只在坚甲利兵，而在政治教育落后，乃有戊戌政变，康梁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和政局的演变，又使人感到政治运动的失望，遂有五四运动，提倡文化和社会复兴。新青年派的两大目标：“民主政治和科学”，可以说是近五十年间，救亡图存的总路线。

　　直到最近二十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才把工业建设的蓝图，见之于事实。每次参观，我都只注意在自己职业有关方面，今年我很想全面性的参观。我一进入展览会的门口，五花八门，不知从那里看起。我们为着好奇，朝向几位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少女那边走去。原来她们是四川小凉山雷波县彝族，现在北京民族学院读书，向我们讲解小凉山发电站。雷波是在川康交界处边远地区，解放以前彝民仍然过着原始奴隶社会生活，如今在拔海二千公尺建有一百二十六座水力发电站，并且可以灌溉农田，彝民使用新式农具种地，自己办工厂，有学校医院，有公共汽车。抗战时我曾由川滇东路，经宜宾赴昆明，很接近那些地方，那时候看到荒凉和穷苦的现象，和今天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8.27

香港《大公报》刊载美籍中国工工程师胡廉的一篇访华观感

《三访祖国》（完）

　　接着参观湖北省罗田县山区建设展览，由两位来自罗田山区的女孩子向我们讲解。位于大别山主峰南麓的罗田县，有四十五万人口，四十九个公社，四十万亩耕地。解放前，这里荒山有一百三十多万亩，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较多，粮食平均每亩只二百斤。解放后，全县人民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六四年以来，全县人民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针对全县百分之八十面积是山区的特点，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认真贯彻实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山区面貌，显著改观，从照片和展览上看，真的是：“昔日荒山秃岭，今日郁郁葱葱”。

　　大家都知道，我国是地大物博，解放以前丰富的资源，无法开发，一走到地质资源和矿冶部门，看见我国自己炼成的钨钢，抽出了细丝，是近代电子工业一种很重要的材料，全世界蕴藏钨矿最丰富的地方，便是我国江西省大庚西华山，以前工业落后的中国，是无法炼成钨钢的，只有把矿砂运到西方国家去，在我眼前，就亲眼看见了，我们自己炼成的钨钢和用丝制成的电子管。机械部门，差不多各种很精密的机器都可以制造，云南出产的双钟座标车床，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切割机，汕头出品的精密电子测验仪器，和医药器材设备。其他由上海出产的海鸥牌照相机，北京牌手表，总之近代化工业各种机器和用品，都可以自己制造，不只是大城市有工厂，小城市、农村也有工厂，至于纺织工业，各种花纹的毛、绒、布，丝绸衣料，更是琳琅满目，并且都是出口的。以后去参观重型机器设备，和大卡车，建筑用的工作机车，在国内旅行，乘上自己国家出品的公共汽车和火车，就别有滋味在心头。至于食品加工和轻工业及手工艺品，在世界市场，我国算是很特出的。我们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在美国几十年，看过许多工商业展览，但看到了完全自己国产的展览会，就为眼前新的机械，新的技术所迷惘了。一百年来，工业化的美梦，都在我们的眼前实现了。短短的二十多年，由落后的农业殖民地社会，自力更生，变成工业化的国家，实在不容易，实在使人兴奋，何况现在对外建交，扩大贸易，与先进工业国家技术交流，在工业生产竞赛上，赶上先进国家，这日子是不远的。

　　家不在台北

　　离开香港时，泛美航空公司因为旅客太多，要我们改乘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经台北、东京回美，开始我们有点犹疑，因为我已几次回国，恐怕在台北机场，找我们麻烦。但是想一想，台湾是我们中国领土，大家都是中国人，回国探亲，是人之常情，停台北也只是过境，在机场停一小时。下午四时，我们终于由香港起程了。我们从天空俯瞰台湾海峡，除了几艘军舰以外，风平浪静，下机后，我们在候机室休息。

　　和一位从美国南部来曾回祖国探亲的华侨谈天，如果我们家在台北的话，真希望停几天。讲起台湾，自甲午战争后，被日本人占领，百年来台湾同胞，过着痛苦的亡国生活，好容易等到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同胞以为可以重见天日了，可是国民党接收，只是抢洋房、汽车和下女，贪官污吏，仍然是利用流氓特务，压迫自己同胞，所以酿成一九四七年二·二八起义，反压迫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曾震撼国民党集团的黑暗统治，以后国民党全部退到台湾。在美国人支持下，二十多年来，除了对外宣传殖民地式的经济成长以外，依然是政治黑暗，崇拜洋人，压害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有权有势的人都把子女送到美国，经常派人来美国拉拢留美学人，用美援招待回国观光。对在美国的侨领，则以利诱，予以商业上的便利，请他们回台湾，除了一些低级趣味式的应酬，还有什么可以值得向自己同胞夸耀的。可是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恢复以后，接着美国总统访华，中日建交，中美外交联络处成立，连欧洲最独裁、与台湾关系最深的西班牙，都与我们中国建交了，这是大势所趋，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也正是我们祖国统一的最好时机。

　　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百多年来，我们国家遭蹂躏，变成次殖民地，经过几十年军阀混战，以及八年对日抗战，真的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不过短短的二十年，民族受压迫，人民受痛苦的日子，都一去不复还了，国内社会的进步，工农业的成就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论是在海外的华侨和以前被请回台湾讲学的教授，和由台湾来美的学生，以及其他美国各阶层人士，从我们中国观光回来以后，多赞美祖国社会制度的优越，和工农业科学进步的神速。现在中华民族真正永远的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我们有源远流长，五千年文化的传统。我们爱好和平，希望我们自己同胞和全世界人民都和平幸福的生活，现在是祖国统一的时候了！

　　（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8.28

巴尼特的访华文章：访华归来有所思：那边也有麻烦事（1973年 ）
《纽约时报》刊载巴尼特的访华文章：《访华归来有所思：那边也有麻烦事》（未完 ）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杂志》四月八日刊载布鲁金斯学会会员阿·多克·巴尼特的一篇访华文章，题目为《访华归来有所思：那边也有麻烦事》，摘登如下：

　　美国人在观察中国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才干，能使他们笔下描绘的中国适合于他们自己当时的心境和主见。仅在不久以前，美国对中国占绝对优势的看法几乎完全是否定的。中国或则被视为一个行将横扫亚洲的侵略大国，或则被视为是一个内部混乱、摇摇欲坠的跛足巨人。今天，钟摆很清楚地向相反的方向作了大幅度摆动。很多美国人现在由于对一切中国事物都怀有钦佩之情，把中国看成好象是一个几乎完美无缺的国家，对内蔚然而为模范“新中国”，对外则一跃而跻于超级大国之林。

　　事实上，中国的“现实”和其他多数国家一样，从来不是一幅简单的绝对化图景，而是许多错综复杂事物的交织。

　　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间，我参加了日益扩大的朝觐中国的美国人流，企图突破这堵使我们隔绝的无知之墙。我从中国归来对发展中的中国所形成的形象比其他一些新近访问者所形成的形象要复杂些。

　　我生长在上海，童年和十几岁的时候，就养成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深厚的敬意。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回到这个国家到处旅行，在几个大城市里居住过，研究了农村情况，并且，作为一个记者，还报道了四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崩解的情况；在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前夕，我乘飞机到北京（那时还叫北平），目睹共产党接收这个城市，并在此后半年里观察他们怎样建立新政权。这以后的二十年中，我继续不断研究和报道有关中国的社会和政治。

　　我参加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团重到中国。这是一个从事两国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民间组织。我们到了中国的八个主要城市，多种类型的公社，以及各级教育机构。我们受到传统中国式的上宾礼遇，俨然以王侯之尊旅行于普罗的中国。但在预定计划以外的时间，我们也能自由而广泛地、在无陪同的情况下作漫游。我们和北京的官员，和省级和下面各级的政治领导，以及主管人民外交的机构中的人员进行了多次讨论。我们使未来双方交流奠定基础的工作取得了扎实的进展。

　　一个人在短期旅行中所得到的绝大部分事实和印象总是有关于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人民怎样生活，经济情况怎样，以及“基层”机构如何组织，如何运行等等。主要令我惊奇的是，我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是：多少事，恍如二十三年前的往迹，依稀可认。我时常敏锐地感到重大的变化。在旅行中，我越来越多地看到这些变化的形迹。但是，如前所述，总是产生一种强烈的与过去相联系的延续感。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感到似乎我们所遇见的各阶层的中国人，其今天的所作所为，和其他时代和在其他地方的一般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一样。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革命，但很多旧的思想方法和行为作风——有些值得尊重，有的并非如此——很显然被继承下来了。今天我们见到的中国人，大多仍然表现出长期以来受到外国人（包括我在内）尊敬的那种斯文、有礼，着重私人关系，以及行之有素的求实作风。中国人和往常一样，给人的印象是能干、自重和勤劳。他们仍然表现出根深蒂固的传统癖性，诸如从地位和等级方面考虑问题，强调礼仪，服从领导，恪守正统，以及安于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能。——任凭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多年来任何努力改变其中很多作风，都无济于事。

　　一种令人追忆过去的感觉时来心底，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政权在经济上取得了种种成就——其中很多是了不起的——但我在城市或农村所看到的明显的、戏剧性的现代化迹象，比我想象中的要少。目之所及，中国的大地风光一如往昔。社会组织的改变（它带来农村生活多方面的革命化）和逐步深入农村的现代技术，的确使农村面貌有所变更，但是还没有“改造了”农村。新建立的工厂如春笋涌生，蔚为壮观，但就我过去所熟悉的城市中心区来说，其改变的情况比我想象的差得多。因为中国工业发展的产物，又大量重新用于进一步发展工业，因此，现代化的成果才刚刚开始及于社会。

　　工业是进步最快的一个部门，这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不仅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主要工业中心上海、沈阳和鞍山等地，看到新的大、中、小型的工厂，而且在以前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现代化工业的城镇，甚至在各处主要铁路沿线两旁的农村集聚点，也能看到新建的工厂。今天，这些工厂都在开工，这在过去，即六十年代中某些时期，却并不是这样的。

　　人们所看到的情况证实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估计似乎是恰当的。这些估计指明，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工业平均每年增产百分之十以上（当然其中有多次起伏）。到一九七一年，中国的总产量大约是一九五二年的五倍。主要重工业部门的增长甚至还更快些。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兴建大型工厂的迹象。虽然，从近来很可靠的生产估计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文化革命以后建造了一些新的重要工厂；但是今日中国大部分的产品恐怕还是出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建设时期以及文化革命前不久建立的工厂。人们揣测，文化革命以来的工业增产，大多还是由于较充分利用了已有的工厂。

　　有理由相信，中国人现在是关心技术落后问题的。他们经常更新旧设备，并进行一些改进；我们在大工厂里见到的基本机器设备都是很多年以前进口的。中国也许正在进入到这样一个时期，即为了取得和加速工业增长，它将受到强大的压力。不仅要求增加自己对扩大工厂的投资，而且还要增加外国技术的进口——包括新的全套外国设备。在同我们举行的几次座谈中，中国决心从国外进口最新技术这一点很突出，这和文化革命期间一味强调“自己干”，形成鲜明对照。

　　尽管如此，自力更生继续是中国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它所产生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政权不仅竭力鼓励大、中型工业生产，也鼓励在社会最基层的——在农村是公社和大队一级，在城市是街道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一级——小规模生产和加工。我们参观了一些这样的小工厂，很多看上去是经济实用的。它们利用当地的劳力和原料，主要为本地市场生产。虽然它们一般用的技术很简单，对促进经济发展也能起到相当的作用。很多工厂的效率较差，有些和较大的工厂相比，可以说是浪费。（它们被认为是适合的，其部分理由是它们扩大了就业人数，利用了废置的资源，以及减轻了运输系统的紧张）

　　总之，中国经济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同几乎无比艰巨的问题进行斗争中，不断取得进步。

　　但这种进步比较慢，其部分原因由于中国国土大，人口多，以及它的基本问题难于处理，它的传统影响十分强大。在过去二十年间，它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速度很不平衡，但大体平均每年增产百分之四或稍强。它的最大成就在于它扩大了生产基础，缓慢地建立起了国家力量的筋骨。改变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的工作则刚刚开始。

　　我们见到的一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告诉我们：“你们到过其他亚洲国家。你知道，我们说我们是发展中的国家，这是真话。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呢！”过去几年，我曾把这些话看做是故意谦虚，目的是要引出别人的一番恭维。现在我认为这是讲求现实的人所作的精确表态，这些人虽然为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是他们知道，中国要成为完全现代化的社会，还必须做到些什么。对此，他们是不存幻想的。（未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7.26

《纽约时报》杂志刊载巴尼特的访华文章：《访华归来有所思：那边也有麻烦事》（完）

　　在中国的主要城市中，大量的建筑现在都显出一副破败的模样。除了大部分建在郊区的新工厂以外，最值得注意的新建筑要算工人住宅区了。其中不少虽然式样简单，却很漂亮，多半是建立在郊区工厂附近。因此，中国城市的巨大发展是向郊区或近郊区扩展的，而城市中心则改变不大。

　　目前中国城市的街道比过去干净多了，很多路旁都种植了许多新树，更是锦上添花。但是空气污染成了一个严重问题，而普遍的简朴气氛则突出地表现在缺乏现代化城市交通设备。城市里最基本的、压倒一切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机动车辆由于稀少，特别显著；比之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城市里的汽车少得多了，也比今日亚洲其他大城市里的汽车少得多。原因很清楚，就是当政者决心节约；腿力比汽油或电力要便宜得多啊。同样也出于节约的目的，一般用于取暖和照明的耗能量也减少了。到处看不到明亮的灯光，灯泡也节省使用，因此一到夜晚，城市就显得暗淡阴沉。从中国中部到整个南方，绝大部分的建筑——包括以前有暖气设备的——现在都没有暖气，因此人们在城市里也必须和在农村一样，穿上棉衣。

　　尽管经济上朴素，但是城市丝毫没有被贫困所笼罩。中国最大的目标（也是最惊人的成就）之一就是消灭极端贫困，和提高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生活，使之达到过得去的水平。这至少在我们所访问的地区是这样的。我们所到之处（包括城市、郊区和农村），从未看到那种过去常见的折磨人的穷困现象，悲惨的乞丐或敝陋的城市贫民窟，（虽然有些作家把过去的情况过分夸大了）。现在看到的一般中国人是相当健康的，温饱的。

　　然而，如果要对这些成就给予正确的评价，就应该承认，保证人人可有的这个低生活水平，确乎还是很低的——实际上是简陋的——而之所以能取得这个成就部分是由于降低了很多其他人的生活水平。城里的富豪已经被消灭。

　　中国政权所做的，是给全国人民提供了能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至少在大跃进以后的灾荒、困难时期结束后的十年中，做到了这点）。它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对基本粮食和棉布（包括做成的棉布衣服）实行了定量分配，并维持了低而稳定的价格，它实际上对房租采取了津贴办法，使房租极低，甚至只是象征性的。它大力推广了教育和基本保健事业而将二者收费很低。然而，除此以外，其他消费品价格，和服务性行业收费，虽然一直十分稳定，大部分都是高得惊人。

　　访问中国的人要对中国农村地区得出一个哪怕是印象式的鉴定，也是很困难的。然而，我同样体会到一种与过去相联系的延续感。古老的农舍，农民在田间一如往昔用手劳动——这一切使我感觉到那种自古以来人与自然间的根深蒂固的谐趣，仍然继续着。然而，很快就能发现那里确是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人们到处看到为修建新水渠、水沟、池塘和水库而进行的大量工作。这种努力——这在中国有其古老传统——在促进农业稳定和增长方面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电气化在农村也大大发展了，新的电线已深入到农村。它的一个主要成果就是灌溉中大量应用了电力水泵，农村遍地是小水泵站。农村电气化也促进了农村小型工业的逐步发展。其他的变化是：土地经过修整并扩大了；男女在地里集体劳动，而不是单个或三、五成群；山旁和路边新种植了大量幼树（供取材、防止水土流失和遮荫之用）。

　　在我们所访问的公社里，新引用的种子和一些新的耕作方法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一方面的“投入”，自从中国在六十年代初期决定优先发展农业以来，是显然增加了，虽然速度较慢。然而也很清楚，中国农业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得到戏剧性的“改造”。农业机械化工作只刚开始。

　　在象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显然有理论上的和潜在的有利条件来兴办集体农业。农业集体组织可以有较多的公共积累，用以添置现代农业设备，可以更有效地进行规划，更合理地使用土地，更全面地利用劳力和其他资源。人民公社很可能在中国农村取得了同政府在城市实行各项政策所取得的某些一样的效果：维持一种农村生活的最低水平，减少农村的贫困情况，消灭悬殊的工资差别，以及增强农民在遇到灾荒时的安全感。

　　为减少物质奖励付出了何等代价，是难以判断的。几乎肯定的是付出了代价的，可能是相当高的代价。正因如此，某些中国领导人，在六十年代初期曾经主张从当时已经后退了的集体化再后退大得多的一步。但是，或者由于公社的优越性，或者与它无关，总之，公社从那时起曾使全国农业生产得到了缓慢但是稳步的增长。据西方经济学家估计，自从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以来，农业增长率总是略高于全国人口增长率（百分之二）——这在中国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啊！

　　中国这个国家（美国正在和它恢复邦交）是一个十分自豪的国家，它全靠自己白手起家，决心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稳步地走向对世界事务起主要作用的地位，但是它同时又是一个同巨大困难斗争着并面临许多动荡不定因素的国家。在中、美两国之间重新建立正常化关系是一个历史任务，这对建立国际关系中适当的平衡和亚洲和平都是必不可少的。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值得乐观的。然而，为了建立一种有意义的、持久的、日益友好的关系，我们不仅应该怀着善意，而且还必须以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去对待中国，勿抱幻想，勿存幻象。（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7.27

亨特谈红色中国与美国（1970年）
《亨特谈红色中国与美国》（上）

原载香港《七十年代》双周刊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双周刊七月十日刊登一篇题为《亨特谈红色中国与美国》的专访，摘要如下：

　　尼尔·亨特是一名澳大利亚的作家，曾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九六五——一九六七年）在上海外语学院教授英文。后来，自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年，他在美国讲授有关中国问题。他曾经写了三部有关中国的书：《观察中国》、《上海杂志》和《为人民服务》。他旅游的范围比大多数的记者更为广泛，曾经到过北京、天津、郑州、南京、苏州、杭州及广州，此外还攀登过著名的华山。下面是他对中国和美国的看法。

　　问：在上海外语学院中，他们教授多少种语言？

　　答：外国教师在学院中教授六种语言。英文最普遍。俄文几乎是最不普遍的。

　　中国学生热情、愉快、精神饱满

　　问：你认为你的学生怎样？

　　答：这些学生是极好的。在我的一生中从没有遇过比他们更好的学生。

　　问：在那方面呢？

　　答：主要是热情。对功课及对生活。他们喜爱生活。他们是愉快的人。他们是勤学的，但并不太过用功。他们做每件事都是精神饱满：运动、娱乐、学习。

　　问：有些议论认为由于这种古板的教育制度，学生们都是一成不变的……

　　答：每一个我曾经到过的国家都有一种古板的教育制度。中国并不比其他国家坏，而且我认为她比某些国家更好。我们的学生并不老是一个样的：他们有不同的兴趣、嗜好和看法。他们用多种的答案来回答问题。我们之间最通常的谈话是关于政治的。我们对许多题目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越南战争、中国、过去、未来，等等。

　　问：譬如，你有没有发现任何学生拥护自由主义或者……

　　答：没有，因为在中国自由主义是一个坏的名词。它被认为是缺乏纪律律软弱的、无聊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奢侈——它是非常有害的。

　　问：当你正在学院教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一点是怎样影响到你的工作呢？

　　答：教学停止了。学院仍然开放。学生写大字报及标语。我们留在家中。有时他们会邀请我们到学校，有时我的学生又会来探访我们。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制止修正主义

　　问：你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

　　答：有许多目的。主要是制止修正主义。当我在中国时，我并不信有修正主义。但当我离开后，我阅读过我的学生送给我的许多材料。我读得很小心，而且发现我们学校的管理方法是有真实的东西要受到批评的，教育制度有许多错误的东西。主要还不是它一成不变而是它的侧重点错了，它太过空论了。许多学科与真正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是毫无关系的，它是一种比劳动的生活更为舒服的教育。学生们走出去同工人、农民一起工作并没有受到鼓励，反而鼓励他们要获得全部考试合格，找寻一份高声誉的职业。除了中国之外，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中国正在竭力制止这种现象。

　　问：你有没有看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使用武斗呢？

　　答：有。我偶然看到有些人戴着高帽，在街道上游行，有许多工厂的管理人被人戴上一顶高帽，武斗通常只是限于有些人给他们一击或者仅是侮辱他们。然而；我从未看见人们生气起来而相互殴打，或者有大批人举行暴动。我从未看见过警察用棍打人，然而，在美国，你每个月都看到这种情景。你是不能防止它的——美国的暴力。

　　问：你的学生支持文化大革命吗？

　　答：他们支持。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8.07

亨特谈红色中国与美国（下）

原载香港《七十年代》双周刊

　　中国自红军以来就有民主传统

　　问：你是否认为中国方式的民主是一种原始的民主？我是指文化大革命及所有的辩论？

　　答：在共产主义中国，那里有一种非常巩固的民主原则，而且是自红军以来就有的……你也知道他们有一种民主的传统。他们有时比其他时候有更大的民主。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说，民主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为了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改进人民的生活。六六年与六七年间有一段时期，红卫兵有很大的自由，在某些意义上，比美国学生有更大的自由，这是由于政府支持他们对官僚政治进行攻击。在美国，政府是反对这些攻击的，它派出警察来反对学生。

　　问：文化大革命有没有损害到党的形象和动摇人民对他们的领导的信心呢？对中国人来说，重建他们的党、他们的经济、他们的形象会否是困难的呢？

　　答：再次如许多事物一样，在这里面是有些道理的。党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但是党扮演的角色并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人们并没有说，“党不应该领导这个国家”。这不过是一条路线斗争另一条路线，我想人们现在是明白这点的。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非常有利于创造力和生产力的，特别是分散的倾向。知识分子在工人之中劳动的倾向，在农村建立工业的倾向，在城市设立小工厂，而不是大型的、苏联及美国式的工厂，整个趋势都是倾向于分散工业。这些对中国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其他国家正反其道而行，他们都挤到城市中去。许多西方国家正在变得吃不消了。

　　问：你是指生态学和污秽？

　　答：生态学只是一个方面，目前在美国，你可以看到的。空气是黄色，而水是不能够饮的。你不可以在河流中游泳。湖泽是死的——在这些湖泽中没有生命。

　　美国当前局势同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很相似

　　问：你曾经在美国讲学。在美国的种族活动、青年人的反抗与中国的比较起来又怎样呢？

　　答：它还未达到同红卫兵运动一样的程度，但是它正在发展得很快。这些分歧就如我所提到的一样，是暴力的问题。

　　在美国，如果学生们聚在一起反对战争或者抗议军训或者抗议对黑豹党人的谋杀，这样，很快就有警察进行镇压。当我在中国时，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警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插手，所以学生们不受拘束地进行抨击。在美国的局势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五四运动——一个学生运动的早期阶段——更为相似。但是我认为在美国是存在着一个真正革命的因素。在十年前，或者甚至在五年前，你是不会想到这点的。可是这个政府是这样的愚蠢、这样的害怕，因此它投下了太多的士兵，而每个人都发觉有些事情实在是错误的。

　　问：你发觉在美国对你的看法的欢迎表现得怎样？

　　答：经常是良好的。

　　问：在美国，你有没有发现麦卡锡主义或者对中国的恐惧的迹象呢？

　　答：在那里有对中国的恐惧。你无需花很多工夫就会发现这种情况。然而，它是一种这样的恐惧：假如你站起来发表一个演说，并且说我看到这些，我看到那些，它并不是一个这样坏的地方。他们将会相信你的。反应很好，我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五的反应是亲中国的。他们要知道某些他们没有想像过的事物，知道这儿有一个社会，它或许有些事情会对我们有教育的。他们被美国的难题所包围，而且他们问及有关中国的问题并不是真的关于中国的，它们是关于美国的。在那里有没有两代之间的隔阂？那些孩子们有没有吸毒？那些孩子是爱借故生事的吗？这些其实不是有关中国的问题。它们其实是关于你们（美国）自己的社会的问题。所以这些人是忧心的……

　　问：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友好的可能性怎样呢？

　　答：对于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我是乐观的。

　　我认为在一段相当的时间内，这两国政府将不会变得友好。但是我认为他们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就会建立外交关系。加拿大正在设法要承认中国，如果加拿大准备而且这样做，美国将会在七十年代中跟上来。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8.08

美国教授瓦西里·利昂蒂夫：访问中国的印象和感想（1973年）
《访问中国的印象和感想》（待续）

作者:美国教授瓦西里·利昂蒂夫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二日译载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瓦西里·利昂蒂夫一九七二年九月随美国经济学协会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后撰写的访华观感，题为《访问中国的印象和感想》，摘要如下：

　　访华后的一个结论

　　社会主义在中国行得通，这是我此次访问中国回美后得到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经由我从所访五个大城市观察到充满人群的街道上表现出来的生气蓬勃精神后作出的，是从参观公社、工厂、学校和在火车上看到的无数田野美丽景象后作出的。种种现象显示，中国七亿——可能是七亿五千万，甚至是八亿人民，过着相当好的、有目的、有组织的生活，他们是在一个平均的收入分配制度下和至少在目前呈现出的一个和平而和谐的社会中过日子。

　　上述的情形，同我经过香港时看到的当地情况，呈现一个强烈的对照，差别大到几乎使人难以相信的程度。香港看起来似乎拥有巨大财富和丰富的货物，但包不住它的极端贫穷和苦海无边的实情。

　　在火车上所见

　　从香港乘火车去广州，旅程分成两个地段：首先，火车从香港开到边境；过边境后，换乘火车到广州。整个旅程所见的大地轮廓，基本上是一样的：一座座的山，愈到远处愈大；一条条的大小河道、渠道、湖沼和池塘。地面上，蔬菜种类繁多，可以利用的地方都开辟成田畦了。但是一看到地面上的人，两个地段呈现的是怎样大不相同的景象啊！在前一段，沿路的村落宛如人们在印度或波多黎各看到的那种典型的破落的农舍，或者同作者家乡作一个对比，好像美国南部的贫穷落后地区。看，流经一簇簇屋舍的小河涌。简直是没有盖的水沟，河边布满各色各样的垃圾和废物；屋舍的后院，甚至在村路上，也是一堆堆的垃圾。可是在经过后一段时，看到的是成群的鹅和鸭子在池塘里游泳，河边和农舍的后院，收拾整齐，看不到垃圾的踪迹。

　　再乘火车前进，由广州到北京，由北京到南京、杭州最后到上海，在这长逾一千英里的路程上，农村、小镇和城市一一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但见田野上长着玉米、稻子，灌溉渠道、湖沼和池塘到处可见。人们在使劲地工作，他们在犁地，在割稻，在除草，在打场；男女小孩子在放牛，在放养一群群的鹅鸭，在看猪；捕鱼的人在河面上撒网；一队队工人在铺设路轨；各种车子在搬运石头、砖头、芦粟、甘蔗和其他农产品。到处有人们在砌墙，在挖河沟，在造桥，妇女们在河边洗衣或在后院做各种工作。无论什么地方，看不到闲着的人。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一般是老式的。有的地方可以看到在利用马达泵水。木制农具仍在各种场合上被使用着。

　　在人民公社所见

　　在参观人民公社时，人们当然看得到运货汽车、拖拉机、收割机、打谷机和使用化学肥料。这些东西正在迅速地应用在农业生产上，但显然还没有足够的数量来改变农耕的性质，来同古老的传统耕作方法作一次决战。虽然看到许多农村都有了电灯，虽然在广州的工业展览馆里陈列着电影放映机和医院的手术设备，但是在许多农村里，使用电力谅必还是一个例外，而不是一定有的东西。

　　在参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的热闹街道后，更加坚定了我从参观农村时得到的认为中国人在过着忙碌的有目的的生活的印象。街道上到处是自行车（一如美国街道上充塞着汽车），有大型商店也有小型商店，有餐馆也有供应食物和饮料的小摊，它们都顾客如云。我并且看到服装整洁和笑声不绝的一群年轻女生在砌造一座低低的墙头，她们有的在拌和泥灰，有的在削去旧砖上的石灰，有的熟练地如同专业泥工那种敏捷的手法在使用泥刀砌砖——这种劳动在美国学童中间是少有的。我还看到一群肩上挂着背包，手牵着手，虽然音调未尽和谐但是热情地唱着革命歌曲的儿童，在马路的另一边列队行进。在运动场的一角，我看到十多岁的儿童们在打篮球。

　　新中国，最能显出平等精神的乃是人们的服装。不论男女老幼，不论在办公室、工厂和田头。人们穿的往往是清洁的、颜色不外是蓝、白或灰色。在街上还可以看到一些回国观光的华侨，他们到处都有，人数多到使人惊异，身上穿着刻意打扮的各色服装，女的围上宽阔的腰带，一路上笑容满面，使看到的人也禁不住想分享他们那份欢笑。更加令人惊异的，乃是人们在今日中国的街道上，看不到在亚、非、拉美一些不发达地区常见的那种衣服破烂、面带病容的人。

　　在北京一食品商店所见

　　我们在北京曾经参观一家食品商店，那边的食物供应情况可以同纽约的大食品公司相比，甚至还要好一些。

　　这家商店分设乳品、杂品、肉类、鱼类、家禽类、水果、蔬菜等专柜。放在货柜里的蔬菜达十七种，鸡蛋按品质分成三级，鸭蛋也是这样。顾客买家禽时可以随便挑选，并且可以在十分钟后带着已经削好、拔光了毛的家禽回家。在这家公司，买东西用不到排成长队。这对于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看惯排队买物情形的旅客们，心里都发生惊异的感觉，此外我还看到售货员对待顾客并没有敌对的表现。

　　城乡之间差别正在缩小

　　由于中国汽车制造工业规模还不够大，所以各省正在发展自己的汽车生产。但是强调地方自给的政策，会不会促进一些具备土地肥沃、气候良好条件的地区，同没有这些条件地区之间，在生活水平上面的不平衡状态的永久化呢？我认为答案是的确存在着不平衡状态的，但另一个的确情况是，强调地方自给乃是促进地方努力和发扬地方创造精神的最有效的方法。

　　从长期发展看问题，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别，一方面由于目前还集中在大城市的工业，正在一步步地向农业地区发展，这会缩短城市物质生活同农村物质生活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中国政府采取其他措施，促使这个距离能够较快地缩短。

　　在这些措施中，首先要提到农业税。在中国，农产品是由政府统购统销的，农业税的绝对数字长期以来冻结在一定水平上，但是农业生产量在逐年稳定地增长着。这样一来，如用百分比来表示农业税税率，实际上是占公社农产品总额百分之十二，降低到百分之六了。同时，中国政府收购农产品所出的价格也在提高，而在国内向消费者出售这些农业品的价格则是稳定不变，一出一进之间的差额，是由政府从财政总收入项下拨款补偿的。至于政府财政的总收入，除了农业税之外，还有从提高工业品价格而得来的实际上含有购物税意义的款项，还有从国营生产性企业所提供的利润而得来的款项。这种实际上等于从购物税得来的款项，是普遍地出在消费者的身上。由于中国人民的收入比美国平均得多，中国的上述类乎征收购物税的措施，虽然在形式上同美国政府设计的货物增值税有其相似之处，但不象后者那样会产生在经济制度上后退的反应。此外，中国把奢侈品的价格比必需品要提高得多，例如从外国进口的手表，售价相当于进口价格的百分之四百。（待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2.15

《访问中国的印象和感想》（完）

作者:美国教授瓦西里·利昂蒂夫

　　假期·退休年龄

　　我在中国参观时，替我担任翻译的是一女一男，都是北京外语学校的，都结了婚，但尚未生育子女。他们的对象都有工作岗位，一个是飞机工厂的技术员，一个在小学里当教师，工作地点都在离他们学校很远的郊区。他们平时住在学校宿舍里，但一到轮休的日子，两对夫妇都回到市内自己家里住。北京的职工住宅，一般是每年缴纳房租人民币二十四元。

　　中国严格执行普遍的每星期工作六天。为了照顾有法律上最接近的亲属住在外地的人们，额外规定给予十四天的有薪探亲假。旅程不包括在十四天假期之内，旅费由所属单位给付。

　　中国规定女性五十五岁、男性六十岁，是他们退休的年龄——即可以不工作但并不是必须离开职位。所以规定较低的退休年龄限度，我想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工作方式一般地需要花去很大体力的缘故。参加工业劳动的工人，在退休后可以领取原工资百分之七十的年金。在我参观过的一个农业公社里，年老失去劳力的社员，生活是由他的孩子们供养的；要是没有子女，那末由公社负起养老责任：让他住在原来的家里，由另外的社员们轮流供应他吃饭。在中国，老人们是获得尊敬的，上述的养老办法，是合乎人道的，同时也是行得通的。公社不但使老有所养，还在老人们去世时，给他们安排合适的丧葬。传统的大家庭，今天在中国已经在消逝，而改由较小的家庭建成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

　　我在访问一家医院时，注意到前来照顾他的，既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女儿。

　　推广较新的技术

　　在上海工业展览馆展出的各种十分现代化的工业设备，显出中国已经把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工农业方面。但在人们询问中国有什么东西可供出口时，中国提出的货物单，把丝绸、猪鬃、手工艺品和一些矿产品放在最前面。

　　看来，中国正把她的重点放在用进步的管理方法，并逐步推广较新的但经过试验的生产技术，来取得较高的劳动生产效率。这些生产技术包括更广泛地在农业上施用化学肥料、电动抽水机和拖拉机，包括在铁路交通上用内燃机车代替蒸汽火车头。中国在以前是以经常发生饥荒著称于世的，但近年来已经不再发生了。这当然要归功于在农业上施用进步的生产方法，但更其重要的应该提出在农业生产上有了全面的合理的计划这一点。中国专家说：“我们估计到在五年中，要有两个丰收年，两个歉收年，一个失收年；这是我们预期到的，也是我们准备应付的。”换句话说，中国农业设计专家筹划的是积存充分的储备粮，来维持粮食的供应。中国古代皇帝也有类似的计划，但是它是为上层阶级服务的，而现在则是保证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稳定的粮食供应。

　　让人民能过好日子

　　国家不论贫富，它的政府总是说要让人民能过好日子。这一点，中国政府看来做得很成功。它不但向人民作了这样的保证，而且正在实践这项保证。中国政府已能使它的数以亿计的人民，在一个基本上平均的社会制度里，获得基本需要方面的满足。

　　今日世界的许多国家，包括先进的和正在发展中的，可以拿出它们具有较高的全国人民平均收入率和生产增长率而引以自豪。实际上，这些数字里面几乎全部都隐藏着国内长期存在着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其中在多数国家内，穷人占绝大多数；另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穷人看起来仅占少数，实际上则是一大群。如果不是按照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的数字，而是按照占人口中百分之五或十的最穷的一群人的每年平均收入来排列名次，中国无疑地可以排在距离最高点不远的位置上面。

　　至少就目前而论，社会主义中国的一项杰出成就表现在已经有效地维持住这样的一种社会和经济秩序，即在这个国度里，人民每年的平均收入虽然还很低，但是赤贫的人实际上已经绝了迹。而且，即使人民的劳动报酬在物质上看来还不高，有劳动力的中国人，不论男女，却都能够全部就业参加生产。还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完成他们的工作任务上面，表现出勤劳和愉快的精神。

　　中国的计划留有余地

　　计划要留有余地。中国的计划制订者就是这样地做的。他们能够把答应做到的事情付诸实现，其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他们与多数的政客们不同，他们作出的许愿，不超过他们能够实际上做到的程度。

　　这样地达到的平衡，自然包含着不稳定的因素。在一个集体事业中，尽管参加者在事实上可以看到预期中的成果已经出现时还会有人自由行动的。针对这一现象，需要进行不间断的宣传运动，告诉人们要替公众多做好事，鼓动人们对工作的热忱。中国经济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得成功，还存在着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们自己不断地鼓足干劲，以求作出的诺言能够兑现。

　　维持物价稳定的问题

　　北京的经济专家们对于已经达到的平衡的敏感性质，是有充分的认识的。当我们提出中国的多数物价——除了若干季节性波动之外，为什么能够年复一年地维持稳定的问题时，他们承认严格执行的精神是一个防震器，它能使物价系统失去本身包含着的波动力，并且需要采取措施以减少物价由于供求关系而发生的矛盾；他们认为如果任由物价无规律地上下波动，是会使得消费者感到惊扰而莫知适从的。

　　中国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后，她的经济计划制订者相信中国已经具有满足全体人民在物质上的基本需要的能力；他们目前所作的许诺，不超过上述的范围。中国经济计划制订者的期望，已经合理而良好地实现了。由于有着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工人的竭诚努力，在生产上互相配合，导致经济计划的实现，把允许的诺言变成了事实。“‘我为此行而高兴”

　　在我快要离开中国的前夕，我曾经步出自己在上海所住的旅馆，作一次散步。时间是在晚上，马路上已少行人，当我转人行人道的时候，看到路面上有一个废纸团。如果是在英国的剑桥或美国的纽约的话，我是不会注意到这团东西的。可是由于中国的街道清洁到如同网球场一样，我看到这团纸了，也让它留在原处了。但有一个人在路边树影下出现，正好同我朝着相反的方向走来，当他看到这个纸团时，他把它拣起来，把它放在白天里由做街道清洁的人扫集在一起的干叶堆里。这个人在维护环境清洁上作出自己的贡献，其动机是为了集体的利益。他显然是有意地要这样做的，因为其他的中国人也在这样地做，因为中国的街道是没有瑕疵的清洁。

　　我的心顿时舒畅起来了，是替中国高兴，也为我此行而高兴。

　　（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