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叶辛、徐祝庆、王尧共同见证知青回城的历史拐点

偶见中青报　10月22日　头版的“改革开放30周年·本报见证”栏目，发表了“本报记者”王尧的一篇文章，题为《知青回城的历史拐点》，文中披露了曾任中青报总编的徐祝庆当年（　1978年11月23日　）以评论员身份撰写的中青报“头版都快满了”的《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并在上海知青中引起轰动的历史事件，并且多处穿插了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的片断回忆及其著述中的思想观点，以此见证当年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知青回城“命运的转机来了”、中青报“顺应老百姓的心愿”所展现的一段历史。文章总体还是客观的，但因通篇立意主要见证了当年的城市心态，却忽视了更为广阔的农村观感，从而就不免存在片面性。笔者正巧成长于那段时期的农村之中，刚好对知青问题仍然还有许多印象，也了解农村人的一些想法，不妨从农村角度补充一点材料，以便兼听则明地全面见证历史拐点。

先介绍一点情况。大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我小学时期，记不清具体是个什么日子，所在和紧邻生产队，来了三位上海知青。其中有位女的似乎名叫“小来娣”，另有两位男的一位人称“阿四”，还有一位想不起姓甚名谁了，也许是叫“X华”。三人大概都是高中毕业生，约摸二十岁上下。“小来娣”似乎与时任本村队长一家沾亲带故，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人和善，邻里往来，给村人印象不错，几年后被推荐上了复旦大学；叫“阿四”的分在邻村，与我家相距百十米，尽管有点城里学生气，但诚实肯干，口碑较好，村里分给了宅地又盖了两间砖瓦房，回城多年后返乡一趟，把房屋家什送给隔壁邻居了；另一位“X华”分在本村，有同样宅地与砖瓦房，似乎有点溜尖，集体劳动能躲则躲，甚至与邻居发生纠纷而大动干戈，背着人常吃城里捎回的零嘴儿，玩耍中的农家小孩经常从他那儿见识了苹果一类的陌生食物，“X华”回城后又把村里房产转卖了数百元。三人的粮食分配与村里毫无两样，比村人五人以上三间房的居住条件相对要好，当年未必吃得很饱，但没有老幼负担的优势比较明显。这是见证知青回城历史拐点的基本事实。

记者王尧在《知青回城的历史拐点》说，“当时，全国1000多万知青最强烈的心声就是：回城！回城！”这一点无可非议，人都向往幸福生活，而农村的繁重劳动和艰苦生活也是可想而知，慢说知青们向往曾经的熟悉生活，就连世代农民往往也因日夜劳累（这一点或许可以部分印证农民的创业精神而不是偷懒成性）而羡慕城市，理由倒是很简单，没有必要东拉西扯。而记者王尧则巧妙援引当年徐祝庆发表于中青报的《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一段文字用于诠释回城动机：“（上山下乡后）多数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不少人婚姻、住房、疾病等问题无法解决，很多地方缺少学习政治和文化知识的起码条件，弄得很多知青消极低沉，群众怨声载道”。用城市的标准去衡量，上述说法也有道理。但在这个说法背后还有广大农民，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着，基本没有亏待知青。知青们的婚姻问题由于择偶标准各不相同，似乎不好一概而论；知青们的住房问题，一般好于当地农民；知青们的疾病问题，与农民一样是靠合作医疗；至于政治文化学习等问题，农村集体听广播上夜校和个人点灯熬油虽说相对简陋些，总归也算起码条件。既然上山下乡了，一开始也就面对了这类客观自然条件，明明当初要用知识改造自然创造幸福，怎么就一改初衷，把与农民一道激情燃烧的农村建设重任，咋就猛然视作枷锁了？既然成了非人生活，撇下农民边哭边溜，似乎也就很不厚道。

至于记者王尧在见证历史拐点时，接着摘录《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一段用以说明“为什么要上山下乡”的文字，似乎让人进一步置身政治的云雾之中，什么“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迟缓，以至走到崩溃的边缘”啦，什么“全盘否定教育战线的十七年，大肆砍杀各类高等教育”啦，什么“无视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强行禁止中学毕业直接上大学”啦，总之是知识青年“除了上山下乡，别无其它出路”。国民经济是不是到了崩溃边缘，这是现时的热门话题，就上世纪七十年代本人的童年生活看，至少要比人们记忆中的60年强过百倍，当年大人们起早贪黑地下地劳动，喂猪放羊扫地做饭的家务活，就全部落在每家每户的儿童肩上，记得当时锅中有点剩饭柜内有些余粮，青黄不接昼长夜短时挨饿倒是一种真实现象，但不能由此认定经济到了崩溃边缘。高等教育的路也许窄了点（高考恢复后的1980年，所在县的大学录取率也不过是在7%左右），但一方面本村知青是当时当地唯一上了大学的，说明还有新的机会；另一方面义务教育的路拓得很宽，农村几乎没有失学现象。人人符合“直接上大学”的“教育发展规律”，恐怕有点异想天开。假如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知青没有别的出路，“直接上大学”与“知青回城”也不能算作真正就业，那么农村创业难道又是害了知青？这个道理说不通。

叶辛当年写了《蹉跎岁月》，感觉浪掷了十年青春；后又写了《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落幕》，算是服务政治的文化现象。但在本人1984年工作之时，发现知青们很多成了社会栋梁，全部工作是不现实的，而叶辛们实际则早已幸运地脱离了农村生活，不下乡是否会有今天也还难说，蹉跎一场能有如此结局，倒未必就是坏事一桩。至于叶辛在《蹉跎岁月》所描述的知青与农民“抢粮吃”的问题，我想关键在于知青下乡有没有田间劳动收获。假如属于不劳而获，当然既是蹉跎又有抢粮之嫌了；假如知青一样种地，那么所谓“蹉跎”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世代农民的农业生产，给了一种另类看法。《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落幕》一文也许“确实说了不少真话和大实话”，但即便是从本村三位知青的情况看，也不能全部视作蹉跎岁月，他们的下乡经历和个人命运，实际上确实要比当地农民们强得多，因此文章或许存在偏颇之处，或者还有“不少真话和大实话”确实没有全面表达出来。

以此共同见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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