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法侠也网友发了一篇题为《鲁迅为何不骂蒋介石——驳斥精英对鲁迅先生的无耻中伤》的文章，其中说到，“鲁迅先生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于蒋委员长的比较直接的抨击，确实是相当少见，但不等于完全没有。”他还举了几个例子。
　　其实，鲁迅先生当年对蒋介石的抨击并不少见，而是相当多的。尽管限于客观条件，这种抨击有的不那么直截了当，但在当时，人们看到先生的文章，就会心照不宣地知道，其矛头是指向谁的。而在现在，时过境迁，要了解这一点，就比较困难些，但只要介绍一些历史背景，大家就可以看到先生是如何毫不留情地多次批判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的。
　　这里，重发一下本人的一篇旧文，供法侠也网友参考，也让没有看过这篇文章的网友，进一步了解一下鲁迅先生是怎样同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进行无情斗争的。

鲁迅先生“从未点名批评过蒋介石”吗？

作者：05txlr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4600    更新时间：2009-10-21  

近日，一篇题为《鲁迅有生之年为何从未点名批评过蒋介石？》的文章，在网络论坛上、在小报小刊上大行其道，闹得沸沸扬扬、乌烟瘴气。该文一方面故意曲解鲁迅1926年10月20日和1927年6月12日的两封信，胡说“鲁迅对于蒋介石是单方面寄托着美好期待的”，另一方面又公然扬言，“他在有生之年点名批评过许多人，却再没有提过蒋介石的名字”。
然而，正如鲁迅所说，“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这里，就让我们通过铁的事实，来看看鲁迅是怎样点名批判蒋介石本人，以及直接批判蒋介石一系列言行的吧！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批评或者批判某一个人，点名是一种方式，不点名而直接批判其言行，也是一种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环境。鲁迅在人身受通缉、文章遭删改、著作被查禁（见本文附录）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或那种方式，都是对蒋介石的最无情的批判，而绝不是什么“从未点名批评过蒋介石”！
下面就分“点名批蒋之本人”、“批蒋之反动言论”、“批蒋之卖国行径”、“批蒋之倒行逆施”四个部分，一一例举：

一、点名批蒋之本人（三例）

1，叛变革命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当局不断编印出售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戴季陶等人的演讲集。他们当时在各地发表的演讲，内容和以前的演讲完全不同：政变以前，他们不得不口是心非地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政变以后，他们便显露出真实面目，竭力鼓吹反苏、反共、压迫工农。

【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
【鲁迅在写本文后致台静农信中说：“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
——《而已集·小杂感》（1927.9.24）

2，专横跋扈

一九三一年十月，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适，而在这以前，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蒋介石曾因安徽大学学潮事召见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按指胡适受溥仪召见〕。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二心集·知难行难》（1931.12.11）

3，沽名钓誉

一九三零年十月，蒋介石在取得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基本胜利后，趁“双十”节之际，大肆宣扬“叛逆削平”，要求“全国欢祝国庆”，并举行了所谓“盛典”，以沽名钓誉，树立自己的“领袖”形象，但当时社会上却民不聊生、乱象丛生。鲁迅巧妙地利用当年的剪报材料，在一九三三年“双十”节，又一次深刻地揭露了“蒋主席”的独夫民贼面目。

【要做“双十”的循例的文章，首先必须找材料。……幸而“吉人自有天相”，竟在破纸堆里寻出一卷东西来，是中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零年〕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种大报小报的拔萃。……
【十月三日——十月九日（略）
【十月十日
　　叛逆削平，全国欢祝国庆，蒋主席昨凯旋参与盛典。
　　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
　　首都枪决共犯九名。
　　林埭被匪洗劫。
　　老陈圩匪祸惨酷。
　　海盗骚扰丰利。
　　程艳秋庆祝国庆。
　　蒋丽霞不忘双十。
　　南昌市取缔赤足。
　　伤兵怒斥孙祖基。
　　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
【　结语
　　我也说“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罢。】
——《准风月谈·双十怀古》（1933.10.13）

二、批蒋之反动言论（五例）

4，“以党治国”

“以党治国”，是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实行反共反人民的独裁统治而提出的口号。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中鼓吹：“我们是主张‘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我国民党是负责的政党，所以我们不许共产党混杂在里面，……我们‘以党治国’的主张，自有苦心精义。”

【有公民某丙著论，谓当“以党治国”，即被批评家们痛驳，谓“久已如此，而还要多说，实属不明大势，昏愦胡涂”。】
——《而已集·拟豫言》（1928.1.28)

5，“以和平对野蛮”

当时国民党当局经常以“爱和平”这类论调掩盖其投降卖国政策，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九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演讲时就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断。”

【但我们的斗士，只有对于外敌却是两样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云。“不抵抗”在字面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负弩前驱”呢，弩机的制度早已失传了，必须待考古学家研究出来，制造起来，然后能够负，然后能够前驱。
【……但自然，倘要这样，则对于外敌，就一定非“爱和平”不可。】
——《伪自由书·一九三三年观斗》（1933.1.24)

6，“攘外必先安内”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的“亲书训词”中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此后，它成为国民党政府一贯奉行的反共卖国政策。

【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学生们就都到了进研究室的时代，五四式是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煅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开的时候为止，这才显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关，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但可恨的是外患来得太快一点，太繁一点，日本人太不为中国诸公设想之故也……】
——《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1933.1.28）

7，“安内始能攘外”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提出“安内始能攘外”，为其反共卖国政策辩护。这时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谈“安内攘外”问题的文章。

【譬如近来最主要的题目，是“安内与攘外”罢，做的也着实不少了。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说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做到这里，文章似乎已经无可翻腾了，看起来，大约总可以算是做到了绝顶。
【所以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用现在最流行的谥法来说，就是大有“汉奸”的嫌疑。为什么呢？就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
——《伪自由书·文章与题目》（1933.5.5）

8，“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

“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是蒋介石为掩饰其卖国面目的欺人之谈，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在接见各地来南京请愿学生代表时说：“国民政府决非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但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遵照蒋介石的指示，熊斌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而鲁迅早在五月六日和十七日，就两次撰文，揭露蒋介石当局必将走上进一步卖国的道路。

【最近又在报上发见这么一段消息，大致是说：“盛氏家产早已奉命归还，如苏州之留园，江阴无锡之典当等，正在办理发还手续。”……为什么又发还了呢？
【第一，不应当疑心现在有卖国贼，因为并无真凭实据——现在的人早就誓不签订辱国条约，他们不比盛宣怀和袁世凯。第二，现在正在募航空捐，足见政府财政并不宽裕。】
——《伪自由书·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1933.5.6)（另见下文《伪自由书·保留》）

三、批蒋之卖国行径（四例）

9，签订《塘沽协定》

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黄郛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派熊斌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日本侵占长城及山海关以北的地区为合法，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的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以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吞中国。就在此前十四天，鲁迅即明确指出，“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

【这几天的报章告诉我们：新任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专车一到天津，即有十七岁的青年刘庚生掷一炸弹，犯人当场捕获，据供系受日人指使，遂于次日绑赴新站外枭首示众云。
【……但我要保留的，是“据供系受日人指使”这一节，因为这就是所谓卖国。二十年来，国难不息，而被大众公认为卖国者，一向全是三十以上的人，虽然他们后来依然逍遥自在。
【……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
——《伪自由书·保留》（1933.5.17）

10，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放弃东北。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侵占热河，蒋介石为推卸责任，平抑民愤，又迫令张“引咎辞职”，派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被称为“不抵抗将军”。

【新近的《战区见闻记》有这么一段记载：“记者适遇一排长，甫由前线调防于此，彼云，……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结果心与愿背。不幸生为中国人！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
【这排长的天真，正好证明未经“教训”的愚劣人民，不足与言政治。……他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
——《伪自由书·“有名无实”的反驳》（1933.5.18）

11，“待国联公理之判决”

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即在南京发表讲话，声称“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1934.9.25）

12，“制裁一切冲动及反日行为”

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演说，以欺骗中日人民，蒋介石即就此发表谈话：“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其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词，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刻之认识……制裁一切冲动及反日行为。”

【新近的报章上，虽然又在竭力的说着“亲善”呀，“提携”呀，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将说些什么话，但总而言之，现在却不是这时候。】
——《且介亭杂文二集·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1935.3.5）

四、批蒋之倒行逆施（三例）

13，设立清党委员会

清党委员会，是蒋介石为镇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而设立的机构。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联席会议决定，指派邓泽如等七人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五月十七日，该会正式成立，各省也先后组成它的下属机构。

【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
【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ＣＰ或ＣＹ，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
——《而已集·可恶罪》（1927.9.14）

14，修复孔庙

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提议修复孔庙，在济南设修复孔庙筹备委员会，五月间由国民党政府拨款十万元，蒋介石捐款五万元，“以示提倡”。

【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而这中国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彻底，到现在，还在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发行这些大门面。】
——《花边文学·算账》（1934.7.17）

15，禁止女人露腿

禁止女人露腿，是根据蒋介石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的手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颁布的《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中的一项：“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

【假使现在有一个英国的斯惠夫德似的人，做一部《格利佛游记》那样的讽刺的小说，说在二十世纪中，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度，看见一群人在烧香拜龙，作法求雨，赏鉴“胖女”，禁杀乌龟；又一群人在正正经经的研究古代舞法，主张男女分途，以及女人的腿应该不许其露出。那么，远处，或是将来的人，恐怕大抵要以为这是作者贫嘴薄舌，随意捏造，以挖苦他所不满的人们的罢。
【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倘没有这样的事实，大约无论怎样刻薄的天才作家也想不到的。幻想总不能怎样的出奇，所以人们看见了有些事，就有叫作“奇怪”这一句话。】
——《花边文学·奇怪（一）》（193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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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鲁迅人身受通缉、文章遭删改、著作被查禁概况

【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但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集外集拾遗补编·自传》（1934.3-4）

【总而言之，不知何年何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到底在上海出现了，于是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审查证……字第……号”字样，说明着该抽去的已经抽去，该删改的已经删改，并且保证着发卖的安全——不过也并不完全有效，例如我那《二心集》被删剩的东西，书店改名《拾零集》，是经过检查的，但在杭州仍被没收。……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也是浙江省党部发起的，但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总算党恩高厚。】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1935.12.31-1936.1.1）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的《大美晚报》上，曾经登有一则这样的新闻——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艺作品沪市党部于上月十九日奉中央党部电令、派员挨户至各新书店、查禁书籍至百四十九种之多、牵涉书店二十五家、其中有曾经市党部审查准予发行、或内政部登记取得著作权、且有各作者之前期作品】
（其中鲁迅被查禁著作有：
（自撰作品——鲁迅自选集、而已集、三闲集、伪自由书、二心集等
（翻译作品——果树园、高尔基文集、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毁灭、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等）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1935.12.31-19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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