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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七年，能够做的事情着实不少，但发生的事情也实在太多。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实际中发生的事情有很多并不是蒋介石吹嘘要做的事。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形势远远超出了蒋的控制力，结果整个事件就变成了一个民族悲剧。关于“黄金十年”的神话，事实上就是一个粉饰失败的典型事例。

　　蒋氏的粉丝们一口咬定所谓的“黄金十年”取得了多少多少成就，但事实上，这十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并不可观，特别是在整体经济规模较少的情况下，虽然个别产业的增长率达到了接近两位数的水平，但对于经济的整体促进作用并不是很明显的。

　　特别钢铁产业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凡是了解一点经济学的网友都知道，钢铁是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大跃进”中才热衷于钢铁(还有粮食)产量的增长。然而，据说拥有大量西方留学归国经济人才的蒋氏南京政权，却似乎根本没有钢铁生产的意识，不仅自己不建设钢铁产业，而且把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拱手送给外国，结果造成了可怕的“自宫效应”。

　　中国建设近代钢铁工业，是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这个设有两座小高炉、两个小平炉和两个小转炉的工厂，建设了4年才投入生产。从那时起，到1948年，50多年时间，中国生产了760多万吨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7年，就生产了1433万吨钢。更值得注意的是，旧中国生产的760多万吨钢中，大部分并不是自己的民族企业生产的，因为其中的600多万吨钢是日本侵占中国期间，在鞍山、本溪、唐山、大连和上海设立工厂生产的。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民族钢产业的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后来我们大家都不太看得起的印度相比，我们的人均生铁仅为是印度的0。8，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

　　在这所谓的“黄金十年”，由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唯一大型钢铁企业，还是山西军阀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而在抗战发挥重要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兵工署重庆炼钢厂)，则是四川军阀刘湘亲手建立(事后国民党中央归还刘湘挪借垫付建厂款75万元)，于抗战后交给国民党中央的。这家炼钢厂于1937年1月1日划归军政部兵工署，真正接管在1月底;月8日，重庆炼钢厂3吨电炉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吨。

　　在蒋政权方面，先是国民政府实业部在1928年要在南京附近地区，后是资源委员会1935年要在湖南湘潭建中央炼钢厂，但都只是光打雷、不下雨，没有任何实际结果。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时期年钢产量就达到5万吨，但于1925年停止炼钢。国民党接管后，经过十多年的统治，竟然没有使该厂恢复炼钢。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只将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拆走，运入四川。令人发指的是，汉冶萍自己不产钢，但却将挖出的铁沙，以及炼出的生铁大部运往日本八藩钢铁厂，又铸成杀人武器，用来屠杀中国人。1935年以后，日本在东北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结果使得旧中国“名义上”的钢产量迅速提高。

　　下表为1927年到1937年中国钢产量(含日本产量)：

　　年份 钢产量 铁产量(万吨)

　　1927 　3.0 　43.7

　　1928 　3.0 　47.7

　　1929 　2.0 　43.6

　　1930 　1.5 　49.8

　　1931 　1.5 　47.1

　　1932 　2.0 　54.8

　　1933 　3.0　 60.9

　　1934 　5.0　 65.6

　　1935 　25.7　 78.7

　　1936 　41.4　 81.0

　　1937 　55.6　 95.9

　　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只知道从外国买钢铁，因为经手人可以从中得到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成为率先致富的重要手段，皇亲国戚当然皆大欢喜，也就没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结果导致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工业倒退的情况。例如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炮钢、枪管钢，经过民国“黄金十年”的“大发展”后，反而全不能造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1920年全国工矿业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为22260万元，国民党在中国当了十年家，又是继承，又是吞并，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国工矿业的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居然不升反降，老本亏了不少，变成20600万元了。对于这种劣绩，居然还有人大谈什么黄金十年，这面皮当有一墙之厚。

　　下表为中国工矿业资本比重(%，1936年数据不含东北)

　　1894 外国资本60.7 国家资本31.2 民族资本家资本8.1

　　1913 外国资本80.3 国家资本9.7 民族资本家资本10

　　1920 外国资本70.4 国家资本11.4 民族资本家资本18.2

　　1936 外国资本78.4 国家资本5.4 民族资本家资本16.2

　　有人说蒋介石在1930年代初即策划持久抗战的大计，然而事实上却处处表现出可怕的鼠目寸光，不断地弱己强敌。1931年“9·18”之后，国民党继续为日本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提供方便，结果1937年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英资为23%)，关内90%的铁矿沙，95%的现代化炼铁是在日本资本控制下的。战争爆发，日本资本撤出国统区，结果中国1938年至1939年的钢产量急剧下降到了不足1000吨。这还不算什么，1943年国统区又出了个怪事情：大后方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倒了1家。而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的报道，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机器加工业可谓面临崩盘。据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于是，一方面，国军缺枪缺炮，另一方面，国统区却既不缺原料，又不缺工人，但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种咄咄怪事在与“英勇抗敌”的吹嘘声相比，也实在是怪异荒唐得可怕，堪称二战期间世界各国均能创造的超级奇迹。其中的原因嘛没别的，就是国民党买办思想太浓厚，总想找个外国洋爸爸，从来想不到自己扎扎实实办工业。

　　由于蒋氏政权不重视民族产业的发展，其政策和资金导向也就可想而知：

　　首先办工业得不到资金上得支持。1940年的数据显示，国民党四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数据更糟，该年重庆银行业对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矿业两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这说明蒋氏政权缺乏长远眼光，只知道赚短平快的商业项目的利息。

　　其次，好不容易中国有了些工业，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进行压榨，非令其倒闭而后快。像生铁1941税为1。28元，1942秋便到了90元，工业酒精1943得税额是1939年得169倍，由于基本工业原料成本暴涨，下游加工产业自然是手中拮据，无力谋求发展了。关卡林立交易不畅更是常事，从国民党陪都重庆到福建要过七八十个关卡，卡卡交钱，所以这条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得了个西天路的美名。

　　第三，国民政府法币恶性贬值，国统区通胀率创造世界纪录，导致工矿业名赚实亏，“货币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民党所谓“黄金十年”发展比较快的三大产业：机制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投资的不是民族资本家就是日资的，实在看不出国民政府干了些什么。勉强统一了货币，还把东北丢了，到了1933年，日资欣欣向荣，咱国资倒日落西山。日本之虎狼之心已明，也知道沿海地区可能卷入战争，可还是不重视后方建设，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后，才想起组织工商企业内迁，结果整个转移过程乱成一团，而且遭遇到大企业家的强烈抵制。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1938年失武汉之后，国统区钢产量仅为战前的3%，电力14%，水泥5%，化学1%，棉纱1%，面粉2%。

　　蒋介石时代(1927-1949)中国仅有的几项重大建设成就

　　1．建筑中山陵。

　　2．兴建钱塘江大桥。

　　3．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贡献。

　　4．1942年向美国派出三十多人厂矿工程技术骨干的，有专人管理的实习进修队伍，其中大部分回国成为当时大型国营厂矿的领导骨干。开后来(1978起)公派流学生，进修生之先和。

　　近年来网上以为蒋介石统治翻案和非毛化为目的者的所谓“黄金十年”，只可供蒋介石的孝子贤孙们自我安慰而已。

　　补充一点：三十年代苏南富裕农村的死亡率

　　表一 1931—1934年江苏省江阴县农村人口贫富死亡率(千分比)

　　1．普通死亡率

　　　年 度　　　　富有者 安舒者 贫穷者 总 计

　　1931—1932　　　26.5   39.6 　45.6  42.8

　　1932—1933　　　32.3   31.0 　39.6  36.1

　　1933—1934　　　33.9   49.3 　56.0  52.0

　　1931—1934平均　30.9 　39.9 　47.4  ——

　　2．婴儿死亡率

　　年 度       富有者 安舒者 贫穷者  总计

　　1931—1932  161.3  219.8  198.2  203.4

　　1932—1933  275.9  240.2  239.2  241.8

　　1933—1934  379.3  373.5  403.4  309.3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第三编(1936年)。

　　野草注：之所以选择1931—1934年的该地资料，原因在于手头没有全国性的资料(恐怕以当年政府的能力，也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调查)，而该地在全国属于较富庶地区，交通也相对发达，且这几年并未受到战乱影响。

　　1933年富裕的苏南农村的死亡率，比解放后最困难的1960年的全国农村(包括广大内地和西部，且被右派称为“大饥荒年”)平均死亡率高出近一倍。1931-1934年苏南农村平均死亡率比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正常年景的全国农村平均死亡率高出三倍，比七十年代高出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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