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既不对历史负责，又不对未来负责的社会舆论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而苏共未能把握舆论导向和最终放弃舆论阵地是消解苏联合法存在的关键。真可谓“国家兴亡，舆论有责”。

    无论如何，苏联解体都是一个“大国悲剧”。悲剧的发生，原因错综复杂，其中舆论因素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舆论即公众的言论，是影响社会发展乃至制约历史进程的强大的无形力量。由于苏共领导人放弃舆论引导，导致苏联社会很快掀起了否定苏联历史和清算苏共领袖的狂潮，并蔓延为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现实生活的质疑与批判。特别是错误的放弃舆论阵地，导致苏共很快失去了话语权。当最终意识到要掌控话语权时，为时已晚。活生生的事实再次证明，“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此言真实不虚。
    一、从反思历史到否定现实
    舆论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和时势的晴雨表，对政治和社会的变动有着高度的敏感性。因此，社会转型期往往也是舆论的活跃期，更是舆论冲突的高发期。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倡导改革之后，苏联社会舆论随之兴奋起来，也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但是，到了1987年，苏联国内舆论发生急剧转变，像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就突破了人们的心理防线，引发了全社会的动荡。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于是，苏联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历史热”。对20世纪的苏联和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斯大林首当其冲，遭到口诛笔伐。所谓“反思历史”，除了对苏联历史上冤假错案进行大平反之外，重点是对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时所犯下的错误或罪恶进行总清算，还强调和突出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的判断失误，仿佛苏军前期的失利都是由于斯大林的个人专横和自负所致。此外，大量斯大林时代的“原本秘而不宣”的档案资料、照片、书信等被“有选择性”的公之于众。于是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历史一团漆黑，成为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不仅如此，对斯大林的声讨和批判还很快形成了多米诺效应，由否定斯大林、“斯大林模式”，进而发展到攻击列宁和否定十月革命。结果，斯大林被描绘成“恶魔”，列宁也成了“无赖”，苏联历任领导人似乎都是“问题领袖”，整部苏联历史从头到尾除了罪恶还是罪恶。
    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开始，到1988年达到高潮。曾经是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利加乔夫对这股清算思潮描绘说：“颠覆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继否定苏联历史之后，紧接着又将矛头指向现实社会。一时间苏联媒体上充满了对社会弊端的揭露，诸如粮食供应短缺、国营企业破产、民族冲突、恶性事故，以及受贿行贿、贪污腐败、吸毒卖淫、抢劫凶杀等，无所不包。而且各媒体在报道这类事件时似乎是在举行一场“盛世空前”的竞赛，竞相比赛谁揭露的消息最多，谁披露的信息最惊人，谁的鞭笞最激烈。如此一来，整个苏联社会似乎一无是处。
    以“新闻自由”、“舆论不受检查”与私人办报合法化为核心内容的《新闻出版法》1990年6月颁布后，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的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从此可以堂而皇之的发表攻击社会主义和执政党的言论，合法地将各种反苏反共的声音传遍全苏联。有的报刊甚至公然刊登退党者的文章，声称留在苏共党内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导致退党人数明显增多。声誉是一种无形资源，也是组织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随着苏共在人民群众和苏共党员中的形象不断被矮化，执政党的威信和执政的合法性也在急剧流失。
    这种从否定苏联历史到否定苏联现实社会的所谓“舆论”在当时几乎是一边倒的，具有压倒性的。苏联解体时期担任政府总理的雷日科夫后来悲愤地指出，“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换言之，当社会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联的历史是罪恶的、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当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误把这些舆论媒体所传播的当作这就是苏联的全部历史、这就是苏共和苏联社会的全部真相之后，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也就不难预料的。
    二、从自动放弃舆论引导到主动放弃舆论阵地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在苏联的社会建设和发展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改革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是解决长期所积累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的唯一选择。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满腔热情地想领导苏联继续前进，他也曾经正确地指出改革的起源和实质在于：改革不是个别人或一批人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迫切的需要，是从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刻进程中产生的。反思过去，化解苏联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正本清源和整合历史资源，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设想也是合乎情理的。所以，苏联领导人上台伊始所倡导的改革和反思历史的号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开始是得到了苏联人民的热烈拥护的，苏联国内舆论也是热情支持改革和积极参与反思历史的。
    然而，舆论具有多样性与变动性。当反思过去变成全盘否定苏联革命历史和否定苏联革命所造就的全部社会现实，当批判斯大林和指责历任领导人的错误以及体制的弊端变成全盘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之时，戈尔巴乔夫等人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任其自由泛滥。如同前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严厉指出的那样，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岂止如此，与党的领袖对日益偏颇和激烈的舆论充耳不闻和不加引导相比较，原本应该保持应有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党报党刊走得更远。不少媒体倒戈相向，反而站到了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施加压力，甚至对部分坚守原则的苏共党员进行攻击和打压，出现了“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奇特现象。如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有一段时期迎合了“激进派”的需要，苏联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和中央电视台则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可以说，在苏联社会舆论走向失控的过程中，苏共所掌控的媒体负有推波助澜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几十年来，苏联一直死守着“舆论一律”的新闻体制。对新闻舆论的监控过于严苛，导致《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紧箍咒”一旦松开，这些媒体随即强烈反弹，也是不难想象的。戈尔巴乔夫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倡导舆论“公开性”、放松和放开对传媒的控制。应该说其初衷是良好的，至少表达了愿意倾听民声的意愿。但是，在对媒体由“绝对控制”到“绝对放纵”的急剧转变过程中，当各种反对社会主义、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攻击苏共的言论已经充斥苏联报刊杂志之时，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继自动放弃对舆论的引导之后，又主动向前跨出了放弃舆论阵地这关键一步。1990年2月，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在苏联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宣称“彻底放弃苏共在话语权上的垄断地位”。在这一行动纲领指导下，1990年3月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修改苏联宪法，苏共放弃在苏联社会的合法领导地位。同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新闻出版法》，苏共拱手让出舆论阵地。反对派乘势掌握宣传工具，抢占舆论制导权与制高点。
    舆论是把双刃剑，既可以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也可以是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消极因素。苏共主动放弃舆论阵地后，失控的舆论犹如脱缰的野马更加不可收拾，进一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诱发了民族矛盾，造成了社会的动荡。苏联领导人1990年下半年曾企图改变这种局面，也采取过一些整顿的措施，戈尔巴乔夫甚至流露过“中止新闻法”的想法。俗话说，覆水难收，这部法律业已通过，要想中止并非易事。就是说，当苏共领导人充分认识到掌控话语权的重要性的时候，为时已晚。此时，党心民心已经失去。据统计，1990年一年，全国有180万党员退出苏共。1991年，仅头7个月，退党者就猛增为240万人。剩余的1500多万党员，则对政治表现出了冷漠麻木的态度，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漠不关心。1991年8－19事件之后，反对派乘机大举进攻。丢失阵地的苏共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被动挨打、束手就擒。失去苏联人民和广大党员支持的苏共中央最后被迫自行解散。
    三、从攻击谩骂到吹捧美化
    除了苏联国内舆论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在苏共亡党亡国和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是异乎寻常和耐人寻味的。人所共知的是，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而言，长期以来一直将舆论渗透作为和平演变即“争夺思想与人心”的重要战略工具，但其手法通常是攻击和谩骂，并且往往把矛头和火力对准苏联党政军首脑等关键人物进行抨击，加以丑化，企图籍此造成对方的思想混乱，动摇对方的抵抗意志，削弱对手的战斗士气。如同美国前总统里根所言，西方的主要战略之一是“发动一场圆滑而详细的精神战，在苏联领导层中间煽风点火，使他们变得优柔寡断和担心害怕”。不过，效果并不明显。
    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国内开始实行改革，并掀起了否定苏联历史与现实的舆论狂潮，这为美国采用新的手法来争夺和运用舆论对付核心目标提供了新机会。1987年10月，美国召集包括政府官员、苏联问题专家、西方国家外长等150多人在明尼苏达召开关于苏联新思维及其对策的研讨会。会议认为，苏联的“新革命”不可逆转且大有希望，西方应该鼓励苏联的变革进程，影响苏联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据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精心策划和发起了以吹捧和美化戈尔巴乔夫等头面人物为主要内容的舆论攻势。
    1987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发表不久，西方即在媒体上给予大肆鼓吹。1988年戈尔巴乔夫访美，美国里根政府给予极高的礼遇。爱屋及乌，连戈氏夫人赖莎也成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宠儿。1989年1月老布什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依旧不吝溢美之词倾力吹捧戈氏。同年9月美国国务卿贝克在莫斯科面见戈尔巴乔夫时说：“我在政治界不是新手，见识过很多。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政治家像您这样有如此的勇气和如此的胆略。我知道，您受到一定的限制，受到政治框框的约束。我知道，您如此勇敢做出的那些政治决策是多么困难地得到贯彻。我想告诉您，布什总统也持有这样的看法。”除了西方政界对戈尔巴乔夫的表扬和赞美，各种能够被利用起来的西方宣传机器也都开足马力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大唱赞歌。1990年，西方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戈尔巴乔夫，以表彰他号召“全人类利益至上”的“高贵情操”。1991年美国《时代周刊》把戈尔巴乔夫评为“十年风云人物”。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之所以如此卖力吹捧和美化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一是戈尔巴乔夫位高权重，在苏联国内有很大的舆论影响，有很大的利用价值。事实上，西方政界和舆论界对戈尔巴乔夫的利用意图也是赤裸裸的。二是为了和平演变苏联，早在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之前，西方政治领袖就吃透了其“爱好虚荣”的本性。曾经连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1991年11月18日在美国休斯敦以中心内容为“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演讲中这样说道，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制造其内部问题。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继任人可能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
    事实也是如此。对于西方舆论的吹捧和美化，“爱出风头”的戈尔巴乔夫应该说是相当的受用。他的原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就回忆说，戈尔巴乔夫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使命的评价，这种东西他有时会读几个小时，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大量的文件还没有看，于是他把这些文件留下来带回别墅去看。”西方舆论在对苏联的几十年的舆论战中，从总体上说，最后几年一反常态，舆论攻势从攻击谩骂转变为吹捧美化，其实质就是更好地利用矛盾来分化苏联国内的政治力量，达到激化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以便见机行事、趁乱取胜之目的。其实这与丑化、妖魔化等舆论攻势的目的是一致的，不过更适应于苏联国内形势的变化罢了。毫无疑问，西方舆论攻势最后奏效兵不血刃就达到了目的，但对于利害切身的前苏联人民则是一场空前的国家灾难。个中滋味，唯有深受其害者最有体会。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在苏共亡党亡国的过程中，舆论的特殊威力和巨大作用得以充分显现。正是既不对历史负责，也不对现实负责，更不对未来负责的社会舆论的蚕食与鲸吞，“掏空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淘干了苏联国家舆论机体的血液”，消解了执政党的合法性，最终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动荡，导致了苏联的解体。随着现代科技传播手段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舆论还将愈发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独特作用和巨大能量，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对此，我们要有足够和清醒地认识。但只要“把握好导向，坚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舆论就会成为造福人民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不竭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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