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内容提要］价值目标是社会主义事业规律性的集中体现，属于其总战略和总原则。在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过程被拉长，使其价值目标实现形成长期性、统摄性、超越性特点，至关重要却又极易被忽视。苏联改革祸起弃守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致使策略失误连连，最终酿成解体悲剧。

    学界分析苏联解体现象的成果众多，但无论是从苏联改革失误的直接原因，还是从苏联模式积重难返的深层原因，多没有涉及到价值这一根本问题。即便若干研究有所触及，也是要么没有注意价值目标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导作用，仅从单纯意识形态方面考虑，要么没有注意时代条件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造成的冲击，仅从静态认识其存在。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借助当代科技革命形成了与社会主义的新的关系态势，客观上使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存在形态出现变化，导致一些人对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产生怀疑、动摇；苏联改革选择“人道的、民主的”目标，放弃了社会主义价值，是引发重大策略失误、最终导致解体的根本原因。
    一、时代条件变化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提出的重大挑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包括：“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理想和无产阶级解放即人类解放的价值原则，其实质是建立在个人差别基础上的社会平等。与之相比，资本主义价值理想是每个人的自由竞争，而其价值原则是能力面前的人人平等。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赋予每个人以平等的竞争权利，体现以“能力”为尺度的平等；社会主义赋予每个人以平等的发展权利，体现以“人本身”为尺度的平等。从现实看，由于人们在先天禀赋和后天际遇方面的差别，能力表现存在不同，因此，资本主义客观上站在强者立场上，而社会主义则站在弱者立场上。从趋势看，由于人们在生物进化意义上的一致性，能力潜质并无重大区别，一旦各种潜质都获得所需的发展条件，将从根本上提升人类整体的实力。因此，社会主义主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体现了人类历史进步的必然性，而资本主义坚持通过竞争方式获取发展条件的方式只具有历史暂时性。
    问题的关键是何时提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可以立即实行这一替代。他们根据两个事实：一是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二是大机器科学技术可以满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要求，从而认为，通过公有制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弊端，使人类告别动物性的生存竞争状态。然而在今天，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加快了财富积累速度，社会主义依靠公有制计划经济却被拉在后面。新的时代事实严重冲击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但这并非价值目标本身存在问题，而是要求在其实现方式和实现时机方面予以调整。
    价值目标是社会主义的逻辑前提，虽然以意识形态方式存在，却通过执政党发挥着核心观点或第一观点的作用，对政治实践影响巨大。在现代科技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在生产方式上越来越用精神生产解决物质生产问题，在劳动方式上越来越用脑力代替体力。由此所带来的财富增长，不仅使其得以应对经济危机和缓解阶级斗争，而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原来希望通过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的事情。这客观上提升了社会主义的门槛，迫使其价值目标的实现转变为历史过程，形成长期性、统摄性和超越性的特点。所谓长期性是指其完成需要经历持续努力的发展过程，涉及到若干代人各有区别但前后相继的投入；所谓统摄性是指该目标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的统领作用，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所谓超越性是指其作为最终目的只能通过具体载体分别承担，所附着的每一种载体都不能完整地或确切地体现价值目标本身，而只是其特定的环节或阶段，它既无时无处不在，又无法在实际存在中展现全貌。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在当代演变出的这种长期性、统摄性、超越性，使其脱离了原生态的现实性、直接性、具体性，成为实质领驭、形式隐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灵魂。
    苏联解体无疑是溃散在价值目标脚下，是不能适应其变化的结果。20年过后，随着当初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鼓噪喧哗渐渐平息下来，人们开始用理性来审视这段并未远去的历史。不论从何种角度解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都与戈尔巴乔夫改革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二战后资本主义利用新科技革命实现了生产力的大幅跃升，社会财富显著增加。随着生产关系调整和福利政策的推行，资本主义开始远离暴力阶级斗争和经济危机的威胁。在资本主义琳琅满目的商品面前，社会主义的短缺经济相形见绌。面对鲜明差异，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言说颇有几分“嘴短”。“一个以前大力追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国家，开始明显地失去一个又一个阵地。而且，在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发展科学技术、生产和开发现代化技术设备和工艺等方面，同这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到苏联政治舞台的最前沿。改革没有错，它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强大动力，而苏联改革却过度解读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优势，导致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主义价值观，主张在同一法律基础上实行公平竞争。“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这导致两极分化的结果，“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而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主张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当人类进入大机器生产后，就可以在无产阶级解放的同时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然而，事实表明，大机器生产方式是一个持续发展过程，资本主义所容纳的生产力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社会主义对其取代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在深化，当今世界秩序越来越暴露出两大问题：一是人类整体占有资源总量濒临自然界负荷底线与大多数人口仍处在资源匮乏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人类信息交流的日趋平等与财富占有差距的不断扩大之间的矛盾。二者所衍生的生态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展现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戈尔巴乔夫把资本主义在两种制度竞赛中暂时获胜认定为其价值优越，进而将其“人道的、民主的”命题确立为改革方向。这种命题，表面上是主张个人之间的平等与自由，但实质上经历了竞争的过滤之后，还是优胜劣汰，最终维护了社会不平等局面。以此为导向的改革，抛弃了坚守弱势群体立场、帮助其变强从而推动整体利益发展的价值原则，背离了社会主义存在的目的，放弃了使其自我完善的权利。它在经济、政治领域衍生出的策略只能与社会主义目标渐行渐远，苏联解体就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
    二、放弃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导致苏联改革出现两大失误
    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一段时期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优势是通过激励强者方式实现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需要通过不断提高弱势群体利益的方式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从逻辑上说，社会主义改革要在扭转发展劣势的同时，坚定地维护自身的价值追求，需要解决好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及时启动对强者利益的激励机制；二是始终坚持对弱者利益的提升机制。双方的统一体现在：改革必须在发展和稳定中进行。苏联改革既没有坚持发展的原则，又没有体现稳定的要求，直接伤害了弱者利益。
    首先，苏联改革忽略了民众对经济发展的直接依赖，过早转向政治领域，致使生产遭到破坏，失去了民意支持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
    “历史活动的规模越大、范围越广，参加这种活动的人数就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越深刻，就愈要使人们关心这种改造并采取自觉的态度，就愈要使成百万成千万的人都确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对于普通民众来讲，稳定且不断增长的生活条件是他们认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而不断缩小的利益差距是他们接受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础。这要求任何领域的改革都必须坚守经济发展的底线。然而，戈尔巴乔夫恰恰在此处失守。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已饱受僵化模式之苦，经济递减趋势十分明显。“1976－198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为4.8％，而1981－1985年下降为3.7％；工业产值同期由4.4％下降为3.6%，社会劳动生产率由3.3％下降为2.7％。”以重工业为主、粗放型的生产模式使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农业持续衰退，食品和食品原料的供给越来越依靠进口，1984年这类产品已占苏联进口总额的22.5％。科学技术成果也没有及时转化为生产力。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一个新的科学发明转化为生产成果平均要17.5年，而美国只需6－8年，后来甚至减少到4－5年。1985年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便将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在1985年4月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主张通过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扭转经济持续下滑的趋势，并将“经济集约化”和“加速科技进步”作为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这一构想落到实际中体现为下述几个方面：在社会生产方面，大力发展机器制造业，以推动集约化进程；在权力安排方面，大规模调整领导班子，在巩固戈尔巴乔夫地位的同时，也有助于“加速发展战略”的推进；与之相伴的还有两项著名的社会运动，即禁酒运动和与非劳动收入作斗争。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它不但没有带来什么‘加速经济增长，，反而却造成了持续滑坡和一些长期的不良后果。戈氏采取的措施严重加剧了苏联经济的短缺和不平衡，使预算赤字直线上升”。
    仔细考察苏联面临的困境与上述举措，便不难理解改革初期失利的原因。单就经济方面而言，主要矛盾在于重工业、轻工业、农业比例失调，新科技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而上述加速发展的措施未能解决这些顽疾，反而导致某些方面情况恶化。其中，加速发展的机器制造业仍旧为重工业服务，轻工业、农业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依旧被忽视，导致社会进一步分化，民众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然而，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意识到社会愤懑情绪正在集结。他所推出的两项社会运动的打击矛头都集中在多数人群，催生了政治疏离倾向。由此，加速战略走向了预期的反面。
    其次，苏联改革忽略了民众对历史成果的心理依赖，过度否定苏联模式，致使信念遭到冲击，失去了民意支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
    在经济改革受挫之后，戈尔巴乔夫将矛头对准了政治，试图以“公开性”、“民主化”开道，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体制中的问题。这对于沉疴已久的苏联显然药力过猛。苏联经济上的粗放生产模式和政治中的高度集权体制盘根错节、互为因果。理智的选择是使政治、经济改革互相促进，稳步推进。而戈尔巴乔夫却先从矛盾的外缘着手，改革具体的经济政策，遭遇阻力后又匆忙转向政治制度改革，希冀以“民主”、“公开”照亮经济改革之路，并把问题根源归结到政治体制缺乏民主上。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戈氏将积存已久的制度难题仅仅归结为缺乏民主、人权等价值观问题？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在实力上已落后于美国，戈尔巴乔夫采取“加速发展战略”受挫后，转而怀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参照系就是西方的民主、人权主张。这表明，戈尔巴乔夫缺乏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眼界。
    苏联是在落后基础上起步的。一方面，面对国际资本主义咄咄逼人的武力威胁，急需增强国力，要求权力独断来集中有限资源；另一方面，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匮乏，需要吸纳既有精英人才，要求高效的组织保障和适度的物质激励。由此，高度统一的管理体制应运而生。尊重历史的人都不应否认苏联模式的巨大成就。斯大林时期，苏联迅速建立起一整套以重工业为基础、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走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为二战胜利和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物质条件。在同一时期，苏联还建立了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世界上最好的国民教育和卫生保健体系。在社会主义拓荒道路上很难避免错误，斯大林同样不能例外。正如毛泽东所言：“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等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历史维系着民族认同的根基，对其评价必须慎之又慎。在苏联模式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们掌控了各种资源，维持着社会体系的运行，是现有生产力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由于其特权地位形成了与普通民众的利益对立，需要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及时予以改变。正确的改革战略应该是在坚持不断增加财富总量，使绝大多数人利益有所提高的前提下，逐步修正分配畸轻畸重的状况。这要求政治权力系统的稳定管控和改革措施的渐进推出。
    然而，为了打击保守势力，戈尔巴乔夫急切与苏联模式划清界限，不惜使用敌对语言。他指出：“斯大林是个狡猾阴险、残酷无情的人，而且还有病态的多疑心”，“在苏联占上风的是僵硬的、甚至残酷的集权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当然是在演变的，在斯大林死后，它的残酷性略有削弱，变得缓和了些。但实质依然故我”。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歪曲使得马克思、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最主要的东西不复存在了，这就是：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取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思想的，是把人作为党和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的思想，是把劳动人民作为机器的‘传送带’的思想。”戈尔巴乔夫还将苏联的改革定性为“是可以与十月革命相比的一次方向性的转折，因为我们将以一种经济和政治模式取代另一种经济和政治模式”。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最充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在其各个决定性方面，即经济方面、社会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戈尔巴乔夫最初认为公开性是它的工具，可以用来同反对他改革计划的那些官员斗争。”历史证明，他把问题简单化了，对于“公开性”的负面效应并没有清醒认识。他空舞虚蹈，高来高走：“如果有人企图利用广泛的公开性和民主进程来达到自私的和反社会的目的，达到恶意中伤的目的话，难道我们有这样强大的党，有这样忠实于社会主义思想和自己祖国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民还对付不了吗？”“我们并不认为，关于批评是否太多了，是否需要如此广泛的公开性，民主化会不会产生不合心意的现象等问题的争论，是什么消极现象。”民众的热情与积极性是改革有效的推动力，但要长期维系就需要使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随着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改革宣布的公开性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变成激发群众积极性的动力，变成净化与创造的力量，而是变成了破坏的武器。期待已久的畅所欲言的机会到来了……思想和愿望与现实可能性之间的脱节，被破坏力量用来贬低了改革的目的和任务”。
    无禁区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一方面鼓励了保守派和激进派采取更为激烈的反对立场，另一方面造成了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不信任。这种局面客观上使既得利益者有机会公然转向资本主义。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苏共中央公开分裂为三派，“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诚，掉头而去”，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因上层的分裂而大大受到破坏，历史根基的坍塌使多民族的联盟失去了合法性，继而成为苏联解体的先导。
    三、苏联弃守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
    苏联为什么放弃社会主义价值？这里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双方联手发挥了作用。
    第一，从主观上看，苏联诞生之初和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因自身属于落后民族而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配角，随时期待先进民族的社会主义出现，心中将之奉为正宗，无意之中形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创理论的敬畏心理。即便时代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没有及时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导致作为一个肩负历史责任的政党缺乏规律意义的理论思考，不能正确解释时代条件发生的变化，最终被政治家的错误理论牵着鼻子走。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创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发生在英、法、美等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有两个认识前提：其一，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帝国主义链条上会出现“薄弱环节”，无产阶级革命将在这个环节上取得突破。俄国革命只是火种和信号，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很快发生。其二，俄国革命胜利后应立即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形成与先进的国家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局面。在这种逻辑支配下，新生社会主义政权需要不断实行“革命输出”。此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虽如约胜利，但期待中的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却并没有成功。资本主义在经历了20世纪20－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便开始了自我调整。二战后两个新的事实挑战了暴力方式激起“世界革命”的战略：一是50年代前后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方式成为最小可能的选择，迫使两制转入“冷战”状态；二是6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完善了社会福利制度，国内矛盾大大得到缓解，社会主义国家已不能指望里应外合。这使得列宁主义主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逐步丧失了自身的逻辑依据。
    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对资本主义做出新的说明，对社会主义道路做出新的定位。然而，斯大林之后的几位继任者却依旧没有走出“世界革命”的逻辑。曾任苏共《真理报》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多次参与苏共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据他回忆，苏共中央向大会所作报告的开头永远都是“资本主义总危机”。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和苏联国际地位的衰退，戈尔巴乔夫认为，“与最初的预期相反，击溃资本主义制度的最‘薄弱环节，并不是’最后的决定性战争，，而是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的开端”。他虽纠正了对资本主义简单化的认识，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主张用“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全人类的价值至高无上”的观念来取代“世界革命”逻辑。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国家，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载体。“全人类利益”、“全人类的价值”绝不可能是各种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价值观的总和。抽象谈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模糊了人们的思考方向，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发展道路的区别。“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不能对两制关系做出具有解释力的说明就丧失了凝聚民族和社会的理论依据，为日后回归西方的价值观埋下了伏笔。
    第二，从客观上看，俄罗斯属于西方文化圈的一部分，西方文化对竞争的推崇和对实力的认同，对苏联社会心理具有重要影响力。当苏联在与美国军备竞赛中精疲力竭的时候，当西欧国家显示了更为优越的生活条件的时候，苏联社会不仅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占据上风事实的敬畏，也滋生了重返欧洲大家庭的归属意识。
    在经济持续恶化的背景下，“民主性”与“公开性”使得历史问题的讨论成为揭批苏共和苏联政府错误的舞台。这导致了社会舆论的严重失控和不满情绪的大肆发泄，使改革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在“公开性”引发的舆论汪洋中，人们开始对过去的信仰产生怀疑，开始丧失对苏共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1990年，“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32%的人认为要效仿美国，17％的人选择德国，1l％的人看好瑞典，只有4％的人选择中国方式”。同年，著名的《西伯利亚报》作了一次“苏共究竟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结果令人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高达85％。这些事实表明，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受到了严重损害。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为目标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和各种反对势力和民族主义者纷纷当选。这些人将各种思潮带人了人民代表机关，苏维埃开始陷入了唇枪舌战、没完没了的争论之中。在各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上议而不决，严重影响了改革和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国家管理体系陷入困境的时刻，戈尔巴乔夫不是选择加强党的领导，以结束混乱局面，而是进一步向西方靠拢，试图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权力形式中寻找出路。至此，苏共丧失了领导苏联的核心地位，成了一个松散的议会党，完全失去了对改革方向的控制。“大批党员对党和国家前途悲观失望，纷纷退党、脱党。1990年，退党人数多达一百八十多万人，苏共开始从内部瓦解。”这些举措的失当，归根结底与缺乏理论预期有关。社会主义是理想目标，对理论逻辑存在先天依赖。苏共在理论领域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问题，失去了对实践环节的前瞻判断能力，也就失去了凝聚民族和人民的依据。
    反观中国，邓小平在改革伊始便反复强调，改革要牢牢坚持“共同富裕”与“公有制”。两相对照，能否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就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它涉及到政策选择，这关乎现实政治资源的利用；它涉及到方向的定位，这关乎对人们激励方式的运用；它涉及到历史评价，这关乎人心的凝聚。苏联解体虽是多种合力使然，但放弃社会主义价值是衍生出其他问题的根源。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5期，摘自2011年第4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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