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简介　　

两卷本著作《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的作者是俄罗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尤里·叶梅里亚诺夫。他针对长期以来俄罗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对斯大林问题研究的极端化、简单化倾向和一些错误认识，对斯大林神化以及妖魔化的历史原因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论，以崭新的视角，独到的见解，生动的笔墨，历史和逻辑相一致、史论结合的方法，揭示了斯大林生平及其重要的国务活动。用译者的话来说，该书“撇掉围绕斯大林的一次次造神与造魔运动的历史浮沫，作者以专业水准呈现给我们一个最真实的斯大林”。

《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一书在斯大林时代的许多历史问题上都有独到的见解，最为主要的几点如下。

关于斯大林为何能够取得对反对派的胜利，作者指出：斯大林力求维护布尔什维克党的统一得到了广大党员的支持；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代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愿；斯大林是国家和民族利益始终不渝的捍卫者，作为国家别无选择当之无愧的领袖而受到拥戴。作者认为，斯大林的工作热情与他的求实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乐意和不同地位的人讨论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复杂问题。一直观察着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人不能不注意到，斯大林与他的竞争者不同，总是挑各种任务的重担，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常常要进行紧张的、有时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列宁看重的正是斯大林的这些品质。

斯大林在20年代历次争论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党的统一，不止一次地宣布准备克服分歧，寻求妥协，为了共同事业忘记过去激烈的争执。虽然斯大林在进行评价和提出指责时话说得很尖锐，但是在与“新”反对派和后来的“联合”反对派进行争论的两年里，不止一次地主张做出妥协的决定，反对立即开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出党。斯大林对党的统一的关心，使他得到了普通共产党员的广泛支持。

《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中，作者指出，反对派首领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不理解普通党员的想法和情绪，把世界革命的理论公式和纯粹是个人的政治利益与其对立起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多半是根据书本、脱离俄国现实地了解无产阶级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曾长期生活在国外，并在侨居国外时成为党的著名活动家的，在那里他们也脱离工人的现实生活。因此他们不大了解俄国工人的问题，对俄国无产阶级的特点只有比较抽象的概念，因此对它的潜力估计不足。而斯大林从来都是与脱离生活，但自认为是“最高的献身者”的“贵族”格格不入的。他出身于普通老百姓，从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之时起，就始终注意劳动人民的愿望并作出反应。斯大林作为党内公认的民族问题的专家，理解民族因素的作用和意义，谴责对民族文化和爱国主义的虚无主义态度。他批驳1917年后国内广泛流行的对俄罗斯历史文化遗产的轻视态度，认为这是对俄罗斯无产阶级的贬低和侮辱。斯大林作为传统民间文化的体现者，清楚地认识到：为自己的人民，为自己人民的文化和自己国家的历史而自豪，是一种强大的动力，，它要比世界革命的幻想更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支持斯大林的，不仅有党和无产阶级，而且有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农民代表以及从事科研和创作的知识分子代表、军事专家和文职人员，他们认为斯大林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始终不渝的和坚决的捍卫者。

在《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一书的最后，作者指出：“显而易见，斯大林之所以被选中，是由于我国的所有爱国者，不管他们的阶级出身、社会地位和政治观点如何，都认为他是一个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最好战的和最残酷无情的政治领导人相对抗、打破他们进攻我国的计划的领导人。而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千百万苏维埃人的生存本身，将取决于斯大林能否把我国变成一个具有高度防御能力的工业强国。”[1]

研究斯大林问题，争议最多的莫过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许多研究者还得出了完全对立的结论。作者尤里·叶梅利亚诺夫指出：为了正确理解斯大林，必须转向斯大林时代的现实事件，尤其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研究和理解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基于这样一种实事求是、在历史时代中把握历史人物的原则，作者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于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作者经过研究后提出：对未来战争的准备决定了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工业化和集体化是防御措施的背景中来实现的。摆在苏联人民面前的任务要求他们付出难以置信的努力、相当大的牺牲和损失，优先发展重工业，限制消费品的生产。

针对“斯大林把自己加速发展的方针强加给党和国家”的普遍说法，作者指出：五年计划不仅得到了党代会代表的一致支持（包括昔日斯大林的反对派，也得到了努力要找到摆脱国家经济落后捷径的千百万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的拥护。农业集体化的实现是国家顺利完成五年计划、实现工业化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证。尽管强制集体化的行为引起了抗议，但各共和国州和区中心的各级党组织领导都深信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不仅仅是领导和大部分党员，而且还有城市居民、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都不准备出来保护挨饿的农民。1929年，苏联当局的高层相信，加速集体化进行得很顺利并且带来了十足的好处。为把国家迅速变成高速发展的伟大强国，就要把社会团结成一个整体，就要竭力粉碎富农这一对立群体的反抗。因此，革命改造时期采取这一类措施具有历史必然性。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尽管带来了许多负面结果，但是对于必须迅速成为高度发达的强国这一客观要求来说，苏联别无选择，其代价也是无法回避的，如同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对农业的牺牲一样。区别只是苏联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没有像西方工业化道路那样，有1和宽松的国内外环境。由于苏联是在几十年甚至十几年间就走完了西方上百年才能走完的道路，其矛盾和负面影响才显得比较突出和集中。

关于大清洗问题，作者认为20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有着复杂的、综合的社会因素，有着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把大清洗的所有罪责推到斯大林的身上是不正确的。首先，当时的苏联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历史时期，国家、社会和民族经历着改天换地的大变革，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也处于剧烈变化、各种文化和价值观相互激荡的非常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里，见解的不正常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特点。他们喜欢用破坏来解释任何疏忽，用谋反来解释任何不同看法和社会行为。人的性格中任何非同一般的东西他们会觉得是可疑的或是敌视社会的。在大清洗时期，几乎每一个人都热衷于寻找“人民的敌人”，人们用告发敌人有阴谋或说别人是各种侦查机关的走狗来互相陷害。因此，大多数人深信自己的行为和国家的政策是正确的。其次，国内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和富农分子及被剥夺者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急剧的改造首先意味着原有东西的灾难性的失去，这使他们对革命后功成名就的那些人产生刻骨仇恨，想要对他们报复。世代的城里人对来自农村的成功者的不友好态度也是告密的肥沃土壤。对‘胜利者’的强烈仇恨也是集体化中受害的那部分农村居民的情绪。”[2]第三，国际形势对苏维埃政权不利，苏联处在法西斯全面进攻的巨大危险之下，所承受的战争压力非同寻常。“我国处于不仅等待着外来侵略，也等待新的国内战争的氛围中。因为这个原因许多苏联人警惕地寻找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秘密间谍或没有放下武器的阶级敌人。”[3]毫无疑问，斯大林及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都认为反政府的阴谋是真实的，而针对阴谋采取的措施是正当的和必须的。

关于卫国战争问题，作者认为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的整个国务活动都是在必须准备做好战争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他首先注意的是加强红军。斯大林的国家经济现代化方针的前提是力求在最短的历史期限内建立强大的、能给予潜在的侵略者以回击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在加强社会精神道德方面和在根除背叛和变节方面的努力，从整体上导致苏联在战争年代没有出现像吉斯林、贝当和赖戈尔等为德国人战胜西欧国家敞开道路的叛徒。战争前夕，1939-1941年，斯大林的一切外交努力表明，他力求创造对于红军行动最有利的条件，尽可能推迟战争的爆发，尽可能把西部边界向西推移和预防两线作战的威胁。战争年代，斯大林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得到盟国和红军的援助，迫使他们为战胜敌人做出自己的贡献和阻止它们背着战斗的苏联人民进行单独媾和的企图。斯大林领导红军和指挥它的战斗行动，直到完全消灭法西斯联盟的武装力量。尽管在战争爆发前和战斗行动的头几个月里有错误和失算，但胜利证明斯大林在战争年代所采取的决议大部分是正确的，他适合最高统帅这个角色。在他的领导下，红军完成了从克里姆林宫宫墙和斯大林格勒废墟到向第三帝国的胜利进军。斯大林在列举红军在伟大卫国战争的一系列胜利之后得出结论：“红军是可以委以重任的一流军队。”[4]

苏联宣传画中的斯大林

关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作者指出，由于斯大林所处的特殊时代和特殊历史地位，在斯大林生前，有过造神运动。斯大林生前被神化的形象虽然不真实，但是符合赞扬苏联的成就的要求。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得了历史性胜利。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工业体制与苏维埃体制的较量中经不住考验，苏维埃的工业体制在资本主义体制面前有着一切优越性，这一切使苏联人民产生了对斯大林的无限信任，准备无保留地完成他的任何命令，这成为一种良好的土壤，适宜于滋长对他没有批评、赞赏变成无节制的颂扬的风气。在那个时代，个人崇拜具有世界性、广泛性和普遍性。政权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后，在大变革时期，这个人在社会上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过分赞美他的个性，赋予他超人的品质和美德，建立起整套崇敬他的仪式。十月革命后，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和党的其他领袖成了颂扬的对象，无论列宁还是其他党的活动家都没有反对这一点。斯大林也不是唯一得到崇拜和敬仰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党和国家机关的办公室里除了有斯大林的画像，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画像。苏联的许多海角、山峰、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其他企业也用他们的名字命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没有达到目空一切的程度。斯大林本人也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他不止一次地对向他不应有的谄媚表示过不满，他还拒绝了过多的奖赏（这不同于他的继任者），后来还坚决否定了把莫斯科改名为斯大林达尔的提议，否定了设立“斯大林勋章”和其他许多颂扬和赞美他个人的举措。

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作者得出的总的结论是：“研究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使我们看到，在曾使我国受到致命一击的最绝望的危机条件下出现了一位领导人，他能提出明确的逻辑上有理的纲领，并把国家带出死胡同，把它从不可避免的毁灭中拯救出来。研究斯大林的活动使我们看到国务活动家的榜样，他不能容忍无聊的废话、谎话、反复无常、玩忽职守，他鼓励诚实地履行公务和爱国主义的义务，深刻地了解事物，对人民幸福抱热心态度。斯大林的活动是国务活动家的榜样，他深刻理解国家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仔细地研究它们，善于组织集体来讨论值得注意的问题，吸引各行优秀专家，把这些辩论变成创造性的过程，最后作出经过斟酌和深思熟虑的决定。斯大林的工作作风表明，为了保持对国家领导人的话的信任，仔细监督执行每一个作出的决定有多么重要。斯大林的活动是为达到伟大的目标而顽强不息的榜样。”[5]

在论及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时，作者指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诋毁斯大林的目的在于：攻击死者使赫鲁晓夫不仅为自己在斯大林时代做过的不体面的事开脱，主要则是使人们相信，他现在的失误与“斯大林的罪行”相比算不了什么。随后，对斯大林的攻击使赫鲁晓夫有可能在自己的竞争对手中找出“斯大林罪行”的“同谋者”，并把他们剔除出政权。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整个活动说成是一连串的错误和罪行，斯大林所有好的方面都被忘却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实质上肯定了帝国主义反苏宣传的所有指责都是正确的，这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出发点。

作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多一点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口号下进行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转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原因是“安泰-党”违背了斯大林的警告，脱离了人民，而当它变得虚弱时，就不用赫拉克勒斯来扼杀它了。“根除斯大林主义”导致侮辱爱国主义和忘却民族利益以迎合“新思维”。经常培养对“新斯大林”或“斯大林主义”的恐惧早已使社会陷于瘫痪，任何大规模行动的倡议、领导方面的任何决心和勇气，任何维护起码的纪律或秩序的企图，任何旨在制止犯罪、吸毒、腐蚀少年一代的努力都一定会引起胆小的或挑拨性的大喊大叫，什么“斯大林的铁腕”或“斯大林集中营”。正因为这个原因，能使国家摆脱危机的人们无法走近国家领导，而占据他们位子的是些政治上的庸人、胆小的变色龙-反复无常的人，不然就是斯大林始终蔑视的道德上的蜕化的人。

作者在全书的最后提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历史的行进中摆脱有关斯大林的荒谬的观念，使社会意识清除谎言，正确看待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客观地看待20世纪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理性审视斯大林时代的是与非，不仅是广大俄罗斯人民的愿望，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进步的人们的共同愿望。历史的风将吹去斯大林坟墓上的“垃圾”，还历史一片洁净的天空，还历史人物一个公正而客观的评价，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两卷本著作《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由张捷、石国雄、袁玉德翻译成中文，由译林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