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斯大林模式”岂能“否定得越彻底越好”

今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58周年，这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日子。
1943年斯大林曾经预言：“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历史的风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堆垃圾刮走。”历史是正如斯大林预料的那样发展的。
斯大林去世以后，在苏联国内以及国际范围内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反斯大林浪潮。1956年，斯大林刚刚去世不久，赫鲁晓夫就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抛出了一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赫鲁晓夫从“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尺”。过去，赫鲁晓夫曾经肉麻地吹捧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将军”、“自己生身的父亲”，过了十多年时间，还是同一个赫鲁晓夫，却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一切恶毒、污秽的语言都倾泻到斯大林的头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果是众所周知的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诬蔑和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波匈事件，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三分之一的党员退党。一时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形势。这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接连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科学地、全面地评价了斯大林的功过，回击了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的进攻。
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在戈尔巴乔夫的带领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再次出现大反斯大林的恶浪。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内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与社会上的所谓“民主派”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把攻击斯大林作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口。他们不仅把对斯大林个人的攻击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连无中生有的造谣手段都使出来了（例如说斯大林是沙俄的特务），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继承了赫鲁晓夫衣钵、自命是“苏共二十大的产儿”的戈尔巴乔夫宣布：“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失败。这一结论具有原则意义。”并由此提出应该“彻底改变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戈尔巴乔夫之流要求“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主义以及新斯大林主义的一切形式划清界限”，进而把建立与斯大林模式相对立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即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与赫鲁晓夫相比较，戈尔巴乔夫终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反斯大林的恶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其后果也更为严重。正是在抛弃斯大林模式的口号下，苏联、东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迅速遭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犹如雪崩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被推翻。
到了21世纪初，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恶果显现出来了：经济持续下滑，人民生活下降，政局动荡不安，社会治安恶化。随着国力的衰落，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大大下降，原来使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的超级大国沦落为被西方瞧不起的二等、甚至三等国家，这是俄罗斯人民难以容忍的。俄罗斯人民开始反思了。正如资深政论家齐普科教授在《我们怎样认识斯大林》一文中指出的，“今天俄罗斯……试图重新评价历史，是俄罗斯现实存在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反映。可以说500年来俄罗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衰弱。”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的做法，遭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广大人民的反对。著名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尤里•波利雅科夫指出：“从1987年至2000年13年来，俄罗斯历史科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原则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历史科学的很多方面被破坏了，被颠倒了。”许多人要求重新评价历史，恢复被颠倒的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真相。2002年什•姆•蒙恰耶夫和弗•姆•乌斯季诺夫在其撰写的《苏维埃国家史》中写道：“历经了多年对苏联历史的否定，今天终于合乎规律地在千百万人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意识：不能否定苏联70年的历史。”于是，出现了重新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热潮。形成这股热潮，并不是因为“连续出现的纪念日”多（有关的纪念日年年都有或者隔几年就有），也不是因为“人们的记忆往往是记住好的，忘记坏的”，“人们的习俗也往往是对逝者多说好话，少说坏话”（过去一二十年间有的人恰恰是忘记“好的”、只记得“坏的”，对逝者没说好话，而是尽说“坏话”），这是因为严酷的历史事实教育了广大人民：不能忘记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的实践，不能迷信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不能听任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摆布。尊重历史、还历史以本来的真实面貌，逐渐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主流呼声。俄罗斯教育部决定按照1945年原样再版发行斯大林亲自修改定稿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指定作为高等院校历史教学用书，同时封杀某些肆意歪曲苏联历史的书籍，就是一个典型表现。一阵把扔在斯大林坟头上的垃圾刮走的清新之风，开始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刮起，而且有越刮越大的趋势。
然而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的争论仍在继续。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指出的：“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做出定论。”①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深入、斯大林模式弊病的揭露，尤其是随着苏联、东欧国家政局的剧变、制度的演变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有关斯大林模式的争论不仅在继续，而且还在进一步加剧。
有人提出，对斯大林模式应“基本否定”，“对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种搞法，否定得越彻底越好”。据说如果不否定斯大林模式，就会败坏社会主义的形象。这种判断是值得探讨的。
在讨论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时，首先应该界定一下，什么叫斯大林模式，否则讨论无法正常进行。如果撇开发展战略模式这类内容，一般说到“斯大林模式”，都是指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的一整套社会主义制度。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斯大林模式，在方法论上必须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区分开来。苏联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经济制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这些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斯大林模式中体现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必须予以肯定，因为它们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十月革命的普遍道路，它“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持的。否定了这些内容，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断定斯大林模式“遭到战略性失败”，他的“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社会引向资本主义。另一类制度是具体制度，即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这些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是苏联人民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类制度是在探索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这些具体制度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在苏联的具体条件下是对的，但不能照搬到别的国家去；更多的情况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却必须进行改革。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是第二位的。斯大林模式中，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部分是正确的，不能否定，否定了就不叫社会主义了；至于说到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则是有对有错，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应该说，斯大林模式基本上是正确的，局部是错误的。 有人提出，斯大林模式中反映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东西固然不能全盘否定，但它有关具体体制的内容，却应该“否定得越彻底越好”。此人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些具体做法同我国作了一些比较，凡是我们的做法都是对的，凡是苏联的做法都是错的。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苏联具体国情相结合，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探索过程中出现错误是难免的，但总体来看，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处于次要地位。我们对于斯大林模式中有关具体体制、方针政策方面的内容（实质上也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容），必须放到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评价，切忌用不同国情下或变化了的条件下的做法机械地进行对比。每一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它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不能认为自己的做法就是十全十美的，与此不同的做法就是错误的，就要彻底否定。过去苏联有人自命“老大哥”，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唯一正确的，要求别人照搬，事实证明这是不对的。毛泽东批评了这种思想，反对照搬别国的模式，强调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探索，坚持走自己的路。今天，我们也不能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作为衡量和评价历史上的或者其他国家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体制、方针政策的是非对错的标准，甚至认为，同我们不一样的体制、机制、方针、政策，就应该予以否定，而且“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对于斯大林模式中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方针政策的内容，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苏联的具体国情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和评价。例如，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应该肯定在苏联工业化的初期，提出这一方针是完全必要的。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就论证过，在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一个客观规律。苏联的错误是忽视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力求农轻重有一个协调的关系。但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方针本身是正确的，而且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新的科技革命以及信息技术等高科技的发展，在工业化过程中就可以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不必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了。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苏联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错误的，应予否定。又如，主张对斯大林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好”的人，经常以苏联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作为批判的靶子，把计划经济说成是“万恶之源”，并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之相对立。其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必须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进行选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所处的国际国内的具体环境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而且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苏联仅仅用12年的时间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到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这种体制功不可没。战后，随着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这种体制开始束缚生产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但这不等于说，历史上建立这种体制就是错误的。而且即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也不能完全否定计划这种手段的作用，仍要注意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把计划同市场结合起来。在运用计划这种手段时，仍可以借鉴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又如，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常常是被某些人用来证明斯大林模式应该“否定得越彻底越好”的最大论据。不可否认，苏联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过程中犯过扩大化的错误，我们应该从中总结教训。但是，第一，必须警惕敌对势力夸大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利用这一错误来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②第二，不能因为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就完全否定苏联的肃反工作。应该肯定在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开展肃反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对于斯大林的肃反工作，我们党有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分析：“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③更不能抓住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来否定苏联的基本政治制度，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而敌对势力正是这样做的，我们不能上当。又如，有人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来否定苏联的苏维埃制、一党制。其实，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作为实现共产党领导的具体体制，各个国家应该根据本国国情进行选择。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曾经设想同左派革命党等进行合作，但他们非但不同意与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合作，甚至参与反革命暴动，因而在苏联没有条件实行多党合作制，只能实行一党制。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还是实行一党制应该由各国的具体条件来决定。就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方针政策来说，不同国家应该有不同的模式，决不能因为与我国模式不同就对其他模式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我们必须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对待斯大林模式，尤其是要恰如其分地对待其中的错误的东西，不能笼统地说“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在这方面，毛泽东是一个典范。他说：“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④他还指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存在缺点和错误，而且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有可能产生，又有待于克服，但“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因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错误往往是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他还说，“中国将来也一定会犯错误。认真一些，就会少犯错误，少犯全国性的错误，即使犯了全国性的错误也会及早纠正。”⑤毛泽东要求我们认真总结我国的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以便少犯错误，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那种轻蔑地对待斯大林模式、主张“否定得越彻底越好”的想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慎重的态度。
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败坏了社会主义形象，只有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才能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这种说法是十分荒唐的。毛泽东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⑥过了40多年，我们党又重申，“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既然是功大于过，既然成绩是第一位的，怎能说斯大林模式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呢？毫无疑问，斯大林模式是有缺点和弊病的，但是任何一种社会主义模式都是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十全十美的模式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人的思维不可能完全确切地反映客观实际，人类只能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克服不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是有的。一个矛盾克服了，又一个矛盾产生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总是有矛盾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⑦怎能因为存在处于第二位的缺点和弊病就要对斯大林模式彻底否定呢？如果要求社会主义实践一点毛病都没有，有一点毛病就要予以否定，那么，任何社会主义模式都要否定了，因为它们都不可避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缺点和弊病。应该指出，苏联发生政局剧变、制度演变的悲剧，不是由斯大林模式引起的，恰恰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等人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所导致的。正如一位领导同志指出的，“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他们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在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的旗号下，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说斯大林模式“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迎合帝国主义需要的修正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表现。“形象”的好坏，是有阶级性的。同样一件事情，无产阶级说“好”，资产阶级就说“坏”，不同阶级对“形象”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斯大林是坚定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在帝国主义的眼里斯大林的形象极坏，因而自他从事革命斗争以来，无时无刻不遭到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攻击和诬蔑。他们是通过攻击斯大林来败坏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中的形象的。斯大林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长达30多年的主要领导人，他的形象始终与社会主义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看来，不是斯大林败坏了社会主义形象，而是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了对社会主义形象的极大损害。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认为斯大林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其中一个目的是讨好帝国主义。毛泽东在分析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原因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⑧只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垄断资产阶级眼里，形象怎么也是不好的；为了在帝国主义那里改善自己的形象，只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西方那样的“民主”、“自由”制度。我国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制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没有损害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而戈尔巴乔夫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用抛弃斯大林模式、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来“改善社会主义形象”，结果不仅葬送了社会主义，而且使俄罗斯跌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决不能以帝国主义对“形象”的评价作为决定我们对某种社会主义模式肯定还是否定的标准。
顺便说一下，有人表白他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却主张基本否定斯大林模式，甚至主张“否定得越彻底越好”。真不知道论者的逻辑是什么！对一个历史人物，必须根据他一生的言行来做出评价。斯大林作为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者，他一生主要的工作，除了战胜法西斯德国外，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以及具体的体制，而打败法西斯从根本上说也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的。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必然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社会主义。这应该是起码的常识。
应该看到，如何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敌对势力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总是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实践着手的。苏联、东欧国家政局的剧变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在评价斯大林模式时必须慎之又慎。必须坚持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认真地科学地总结其经验，吸取其教训，以便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要轻易地予以“彻底否定”，不要轻易地谥之曰“失败”。这才是严肃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注释：
①这是《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开头的一段话。据吴冷西回忆，这段文字是毛泽东亲自写的。见吴冷西：《十年论战》第646页。
②敌对势力利用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大做文章，他们不顾事实地随意夸大肃反中被镇压的人数。例如，索尔任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说，苏联肃反杀害了4500万至5000万人，有时甚至说6000万人。布热津斯基则说“5000万冤魂”。这也太离谱了。30年代苏联人口总数才1.6亿左右，怎么能够镇压这么多人呢？实际情况是，据1954年苏联内务部给赫鲁晓夫的报告，在1921年—1954年期间，因反革命罪判处了3，777，38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642，980人。在赫鲁晓夫准备抓住肃反问题大反斯大林的情况下，苏联内务部想必不会故意缩小这一数字。
③《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载《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5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1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6页。
⑧《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79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66期，摘自2011年4月《中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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