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亡国的讨论--论苏联亡国的根本原因

作者：李 伟

理论研究动态

苏联亡国是一个影响世界的大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议论纷纷。关于苏联亡国的原因，不同阶级、政党、政治派别由于其思想体系不同甚至对立，不可能有一致的认识。但是国内有那么一些人，不仅以真理自居，甚至还要垄断真理，充当历史的判官。例如，一些文章以我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由，否定上世纪60年代的“九评”，指名道姓斥责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同志的文章《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继承了上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甚至把这种斥责扩散到他们所谓的深受“九评”影响的一代人；扬言只要揭露当年中国共产党搞“九评”的目的，只要证明了斯大林不是列宁主义者，就是推翻了上世纪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的批判，还自认为是解决了当今关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历史评价问题。这样一类文章，企图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及其历史功绩，把他们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判定为苏联亡国的根本原因，幻想以此来统一国人的认识，理由之荒唐，口气之张狂，令人瞠目结舌。这种强词夺理、专横跋扈的做派，哪里是在讨论问题？！简直是剥夺人们自由研究苏联问题的权利，是对科学与民主的公然践踏！

一、为斯大林辩护何错之有！

在我国学术界理论界，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现象，为时不短了，即为斯大林说句公道话，或者为斯大林辩护，不要说文章很难发表，即使发表出来也往往受到斥责，甚至相关的国家级研究课题做完了也不予通过，这是造成当今学界批判甚至肆意辱骂所谓“斯大林体制”、“斯大林模式”的文章特别盛行的原因之一。难道为斯大林说句公道话，为斯大林辩护就有错了吗？此种现象不打破，不纠正，学界的科学与民主将被践踏一空。所以，笔者特别怀念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斯大林辩护的情景。

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即“一评”，七天后，发表了《关于斯大林问题》，副标题是“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评”是总论，紧跟其后的“二评”，是具体而翔实地展开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分歧的第一篇，可见斯大林问题在中苏两党分歧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在这篇文章里，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以无畏的姿态和坦荡的胸怀，公开向世界表示：“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经或者正在这样做。”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必须要揭露和打破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企图把全盘否定斯大林作为一个定论推向全世界，坚决支持世界上一切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的人们及其思想。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必须要冲破由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在全世界掀起的大规模反共浪潮。

自那以后，四十多年过去了，斯大林问题依然如当年毛泽东分析的那样：“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

正如毛泽东的预言，进入21世纪以来，首先是俄罗斯国家和人民对斯大林的评价，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戈尔巴乔夫时期有了很大不同，可谓风向大变；尤其是2007年俄罗斯教育部对历史教科书作了重大调整，将斯大林时代及其政治思想列入新学年历史教科书，确定斯大林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斯大林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祖国”。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俄罗斯民族的这一重大思想变化一经传到我国，立即在学术界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学者随之开始了新一轮对“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的批判。这种思想现象，在当今一切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思想体系中较为流行。这种试图遮蔽和淡化俄罗斯重新肯定斯大林的思想现象，反映了我国部分学者企图掩盖他们与直接造成苏联亡党亡国的戈尔巴乔夫派别思想上的联系，千方百计地维护他们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那里，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那里搬来的关于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种种谣言、谬误和观点；同时也揭示了这样一种思想现象，即关于评价斯大林的国内外种种动向，往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伏的一种风向标。显而易见，斯大林问题仍然在世界论坛占据着重要位置，依然是人民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和斗争的一个焦点。
在世界和中国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对当年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斯大林辩护这一史实，究竟怎么看，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呢？笔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虽然历史的现象有了很大变化，但历史的本质依然如故。正直的人士、革命的人民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的风浪面前要不为所动。因而，对当年那场中苏两党论战的态度，特别是在斯大林问题上，敢不敢为斯大林辩护，是肯定斯大林，还是否定斯大林，依然同当年那样，是鉴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试金石，是鉴别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是鉴别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试金石，是鉴别人民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阵营的试金石。同样，当年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中苏论战中书写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对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透彻揭露和粉碎性批判，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尽管并非句句都是真理，但仍然堪称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系统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的教科书，它像一面照妖镜，令一切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痛恨和恐惧，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诬蔑并要除之，因而对“九评”的态度，是在当代判别革命与假革命、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今天我国思想界有些人为赫鲁晓夫翻案，宣扬赫鲁晓夫的观点，不过是当年中苏论战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再现而已。所不同的，由于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论战的方式改变了，且发生在民间，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变得小心谨慎了，而对方或投靠对方的人张狂起来，盛气凌人得很啊！这倒有一个好处，可以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更清楚地、更深入地了解对方，从而更全面的知己知彼，把斗争坚持下去。

显然，科学地研究斯大林问题，是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领导苏联长达三十年，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对世界的影响不仅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很大，死后依然影响很大。认识人类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一条怎样的路程，把观察的视角选在斯大林这个历史人物上，以斯大林问题为切入点，解剖、分析二十世纪承前启后的历史进程，是合适的。可以说，斯大林问题是认识人类刚刚走过的二十世纪的一把钥匙。

二、为什么他们总是把矛头指向斯大林

在研讨苏共亡党苏联亡国这一问题上，有这样一种现象，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总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斯大林，相当一致地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 而其他原因谈得不多，甚至不怎么谈。这一思想现象和社会现象，是耐人寻味的，很值得有思想的人们认真思索。

在研讨苏联亡国这一问题上，为什么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一方总是紧紧抓住斯大林问题不放，总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斯大林，其中缘故何在？有什么深邃的奥秘？笔者反复思考，深受启发，很是佩服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敏锐嗅觉。他们提出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问题的总根子则是斯大林种下的”这样一个命题和论断， 可以说，是他们发现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之根，只不过他们的论述是头足倒置而已，凭此一点，就非常值得马克思主义一方给以认真地学习和研究。笔者以为，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如此一致地否定斯大林，从反面非常直白而清晰地提示我们，导致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是千原因，万原因，否定斯大林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其他原因都是第二位、第三位的，都是由否定斯大林而衍生或派生出来的。

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如此看重斯大林问题，下那么大的力量研究和宣讲斯大林问题，绝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而是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在他们看来，只要紧紧抓住斯大林问题就够了，至于其他问题，诸如思想理论、党的建设、群众路线、干部问题等等，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内容，不要指望他们会在这些方面能有什么认真的研究和深入的讨论。应当承认，是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一方，是他们的思想体系比当代马克思主义一方更快、更准确地触到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根本，——所谓头足倒置，只是表明对立的双方在同一个问题上作出的论述和结论不同。毛泽东有这样一个观点，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对我们思考为什么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在讨论苏共亡党苏联亡国这个问题上总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斯大林，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性、很有判断力的思想方法。

关于“问题”，马克思曾做出这样一个论断：“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每个历史时期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见解起着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才能区别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就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紧接其后，马克思讲了这样一句：“任何一个时代的反动分子都是反映时代精神状态的准确晴雨表。” 这段精妙之言，与毛泽东讲的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样，可谓一语破的。

斯大林生活在极其惨烈而动荡的两次世界大战的革命与战争的年代，一生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而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与凶恶的帝国主义及其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作斗争。无疑，只有站在斯大林对立面的阶级、政党和派别，为了复辟被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各族人民打碎的“天堂”，才会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斯大林，总是千方百计地否定斯大林的伟大历史功绩，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肆意地贬低、丑化斯大林。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苏联修正主义者“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 毛泽东的分析，深刻地揭示出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及其思想体系为什么总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斯大林。

三、他们总是回避和贬低斯大林的历史功绩

只要读者认真阅读批判斯大林的文章著作，即不难发现，这些作品总是千方百计地回避或者极力贬低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原因并不复杂，就是斯大林在开辟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发生的肃反扩大化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也好，错误也好，与他所建立的震撼世界、改变世界的历史功绩是根本无法相比的，否则，他们的文章，他们的“研究成果”就拿不出手，就无法掩盖自身反历史、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及其拙劣的思想。

斯大林是改变过二十世纪的历史人物，他的历史功绩之巨大，影响之深刻、深远，二十世纪里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人物也不过二三。笔者认为，他的巨大历史功绩至少有这样三项：

第一，成功地捍卫和发展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但是要让这个转折点能够在人类历史上真正站住脚，确立起来，就不能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巴黎公社那样，如划破长夜的流星，稍纵即逝，就必须使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围剿”下生存下来。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保卫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由斯大林完成的。斯大林接手苏联，使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顶住了资本主义列强长达二十多年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军事颠覆的猖狂进攻，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还奇迹般地发展壮大起来。不仅如此，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冲破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和封锁，在世界发展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斯大林胜利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任务，影响之巨大、深远，笔者是无以言表的。如果说列宁创立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实践上证明了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因而“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那么斯大林就是把列宁在一国获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推向了全世界，推动社会主义在一批国家陆续获得胜利，从而在实践上证明了列宁的理论判断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条基本规律。
第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领衔打败了德日意法西斯阵营，拯救了二十世纪的人类。

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贡献最大，牺牲最多，是苏联红军攻克了柏林，消灭了德国法西斯主力，又出兵百万消灭了侵略中国的日本关东军，解放了世界上许多的民族和领土，受益国家众多。不是美国，更不是英国，是苏联领衔打败了德日意法西斯阵营，拯救了二十世纪的人类。美、英盟国是发挥了很大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事实表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的领头羊，是中流砥柱。斯大林功高盖世，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作用无可与他争锋。苏联军事上的巨大胜利，改变了世界军事力量的格局，两个阵营的“冷战”由此产生，针锋相对了近半个世纪。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崛起，在改变苏联的同时，也改变着美国及其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导致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针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制定、实施的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影响之深，延至今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战争表明，无论怎样强大的帝国主义战争机器都不能摧毁斯大林领导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反而证明了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是“纸老虎”，只要全世界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就一定可以战胜和消灭帝国主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世界。

第三，造就了一个新型的人类社会及其思想道德体系。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1959年12月在英国下议院发表讲演后，流传开了他的一句评价斯大林的名言：“他接手的是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度，撒手人寰时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无疑，一国军事力量，是该国经济实力直接的、真实的体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的巨大作用和伟大胜利，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苏联所具有的强大的国民力量和经济实力。苏联这种令人震撼的实力，毫无疑问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发展和积聚起来的，是他领导苏联人民把俄国这样一个曾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弱国，经过短短三十年，其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国内战争的巨大破坏，建设成可与美国抗衡的世界第二强国。不仅如此，斯大林的力量和功绩还表现在，他发挥苏联自身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慷慨地“支持兄弟党和支持它们本国的人民为争取解放而斗争、为维护和平而斗争”， 带动了一大批国家和民族的社会进步，使它们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中受益匪浅，大大地解放和推动了二十世纪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斯大林一个儿子在卫国战争中牺牲，身后没有任何钱财。他的生活俭朴廉洁，工作勤奋刻苦，思想敏锐活跃，信念坚强如一。他在苏联人民中发现、培养了青年突击队，推广了斯达汉诺夫群众运动，带领苏联各族人民在广阔的土地上不仅创造了新型的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还造就了沁人心脾的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和理想情操。这种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完全不同于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至上、利欲熏心、血腥争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美好愿望和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变为实实在在的社会现实和人类生活，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追求的能够触手可及的理想社会，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现实的社会形态和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可以说主要是经斯大林之手实现的。

曾在苏联受过不公正对待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直面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发的世界反共狂潮，毅然决然地出版了“美国人所著的第一本全面论述斯大林问题的著作”——《斯大林时代》 ：“对我的西方朋友们，我得说：这是历史上一个富于动力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他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千万人民建设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他则是工程师。”斯特朗以亲身经历，客观而全面地描述了斯大林领导苏联各族人民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披荆斩棘及其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把“斯大林时代”这样一个改变了俄国、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概念推向了全世界。

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支持、推动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进而继续影响了六七十年代长达半个世纪的风起云涌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帮助和催生了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摧毁了统治世界达二三百年之久的西方殖民主义体系，从而整个地改变了二十世纪发展的格局和世界的面貌。斯大林领导和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由此诞生并初步形成了一个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相争夺的生气勃勃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是帝国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最为害怕的东西，把世界“分裂”、划分为两大阵营，从而产生了一个凌驾于二者之上的联合国，一度造成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斯大林在世界造就了社会主义的半壁河山，迫使曾经分裂、对立的帝国主义列强围绕美国联合起来，共同敌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它支持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从而抑制了、改变了帝国主义自身旧有的存在方式、扩张方式和争霸方式，才至今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是为什么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模样在某些方面已经与二次世界大战前有了较大变化。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这种变化和现状，它为什么是这种样子而不是别的什么样子，当代人至今认识模糊，言不及义，没有一个关于帝国主义的新的有分量的理论著述，症结就在对这样的因素不甚了了。

斯大林做出的这三大历史性功绩反映了苏联什么呢？在他领导下的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创造的巨大成就及其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又说明了什么呢？它雄辩地反映了，说明了这样一个任何人也无法掩盖和诋毁不了的事实，那就是在斯大林时代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苏联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是成功的，是先进的，其生命力是强大的，旺盛的。否则，就很难解释苏联哪儿来的这种力量，为什么有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那么巨大的胜利，为什么有能力解放了那么多的国家和人民，为什么有能力援助和支持了那么多的国家和人民，为什么会在短短的三十年里并在遭受了那么严重破坏后还能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为什么不是别的国家而是苏联能够迅速发展成欧洲第一强国，世界第二强国，等等。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斯大林也犯过诸如肃反扩大化的这样或那样的失误、错误。那么这些失误、错误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无任何先例和经验而完全靠自己摸索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打破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封锁和反复围剿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艰难斗争中发生的，是在社会主义由俄国一国胜利向全世界发展的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上发生的，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不断取得胜利的征途中。

不仅如此，斯大林的影响在他死后依然是巨大无比的，有两件众所周知的事情足以说明斯大林影响之深远。

一件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借此抬高自己，改弦易辙，另起炉灶，哪知消息泄漏，招致严重后果。帝国主义抓住此事，在世界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东欧爆发了波兰、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这一举动的直接影响，达十年之久，波及范围广泛，特别是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六十年代中苏两党的世纪大论战。赫鲁晓夫不知深浅，不接受斯大林的宝贵遗产，反其道而行之，引发苏联国内暗流涌动，政治上长期不稳，经济上无所建树。这成了1964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一个主要原因。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赫鲁晓夫的一些教训，“冷冻”、搁置斯大林问题，局部调整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的政策，换来了日后十八年的社会政治稳定。

另一件是，戈尔巴乔夫丝毫不考虑前任几代领导人的在斯大林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对赫鲁晓夫的前车之鉴置若罔闻。戈尔巴乔夫搞改革，迟迟找不到切入点，为迎合西方，于是想入非非，自作解人，拿起西方编造的所谓“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大批特批起来，一下子把偌大一个苏联搅得民怨沸腾，举国震荡，造成自身分崩离析，亡党亡国，世界为之震动，毁掉了社会主义阵营，毁掉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下子陷入低潮。经历了二次大战方平静了四十多年的世界，一下子冒出了一大批新国家，至今争斗不断，世界的格局和面貌又一次发生巨大改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变得迷惘、混沌起来。人类世界就是在这样一种“西风压倒东风”的情景下，忐忑不定地走进二十一世纪，犹如吴牛喘月，畏首畏尾，踟蹰难行。

一个人一生能做成一件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事情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可以堪称一名世界级的伟人。而斯大林有生之年，一人就做出了三件，件件都改变了苏联，改变了许多国家和民族，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由此也就改变了二十世纪人类世界的面貌和发展的格局。无疑，斯大林是对世界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伟大人物，其影响之巨大而长远，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二十世纪。平心而论，斯大林的诸如肃反扩大化等失误和错误对历史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与他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历史作用相比是局部的、暂时的，在他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面前更显得那么的渺小。至于错杀了多少人，是不能轻信别有用心之人的捏造，俄政府表示一定要进一步核对，以正视听。至于深受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诬蔑和攻击的什么个人崇拜呀，什么独裁政权呀，等等，那就另当别论了。显然，否定斯大林，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及其思想体系千方百计回避或否定斯大林的巨大历史功绩和历史作用，不能不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那么仇视和害怕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影响呢？斯大林历史功绩的根本作用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列宁的这样一种思想认识深深地启发了笔者，即：在理论上认识一个问题与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回事。循着这个思路，笔者感到，马克思列宁在理论上基本解决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可是真正在实践上，将他们的理论具体化、生活化、民族化，变成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和生活的内容，并为之确立了一系列实现和巩固这个基础的原则和方法，是由斯大林完成的，或者说其中相当的一个部分是由斯大林完成；不仅如此，斯大林还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继续开拓社会主义事业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和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正是这样一些具有长久性的、根本性的原则、方法和思想理论，使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非常害怕，寝食不安，正像他们自己所表白的，“一切问题的总根子，就在斯大林所建立的这一政治制度上”。 显然，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如果不将其除之，被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的人民完全继承和掌握了，他们就再也无力回天了，他们的末日就不远了，这是他们总在那里反复地批判、丑化、诬蔑所谓“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和离间革命人民的真实意图和原因。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机会主义者们盘算得非常精细，只要搞臭了斯大林，只要扳倒了斯大林，与斯大林相联系的一切，也就随之崩溃了。他们这种事半功倍的举措，真是值得马克思主义一方认真地思考。

四、“斯大林模式”从何而来

西方、美国的生活方式，令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羡慕、模仿，他们又自命为人权卫士、民主楷模，几个世纪以来到处推销他们的民主观念和他们自导自演的民主方式，可谓争斗不断，硝烟弥漫。但是读者什么时候听到或看到过国内学界、新闻界广泛使用诸如“美国模式”、“西方模式”这样的术语和概念吗？要讲这模式那模式，难道最该有的不是“美国模式”、“西方模式”吗？！可是偏偏就是“美国模式”、“西方模式”这样的概念、术语，美国、西方的学术界思想界自身是不怎么讲的。国内外这种奇怪的思想现象和社会现象，很是值得人们深思。

懂外语的读者都不难理解，“模式”与“方式”一词无论在英语里还是在俄语里，是两个词，不仅区别是明显的，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里是不怎么使用，甚至很难看到使用“模式”这个概念或术语，经常使用的是“方式”一词，如生产方式等等。所谓方式，它的精神内涵，笔者的理解是，“方式”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有你的方式，我有我的方式，你是你的，我是我的，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就别学。“模式”一词就不同，上来就自我标榜，自己是模型、样板、典范，其潜台词是说我是先进的，所以你得学习我，要推广我的一套。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有这样一个不大被人注意的事情，在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第一篇第4节，彻底揭露并粉碎性地批判了杜林自我标榜和试图推行的“世界模式论”。由此，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科学界不再敢像杜林那样使用“模式”一词。读者可以翻翻我国七十年代末以前的理论文章和著作，是很难看到“模式”一词的，不像现在，“模式”一词广为使用，动不动就称自己或恭维别人的某某东西为“模式”。现在的情景是，“模式”一词驱赶了“方式”一词，广为流行，成了学术界思想界一种行文的时尚。

“模式”一词的再生，源于西方学术界思想界，他们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欺世盗名，把“模式”一词用在斯大林身上，编造了“斯大林模式”这一理论概念，并赋予它一套内容和逻辑，推向全世界。毫无疑问，西方学术界思想界在编造这个概念时，是作为贬义词使用的，讽刺和挖苦苏联，讽刺和挖苦那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是套用苏联的，是斯大林创造的，是什么极权呀、独裁呀，等等。几十年来，西方学术界思想界不断地把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下否定斯大林，反其道而行之搞出来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种种弊端和僵化体制，统统塞进“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苏联模式”这样一类概念里，把不是斯大林的东西硬按在斯大林身上，以此来抹黑、否定、诋毁斯大林、斯大林时代和苏联，以此来丑化、污蔑、否定斯大林领导下创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采用谎话重复千遍即是真理的手段，搅乱人们的思想，蒙骗和误导了不少善良的人们。

其实，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在一段很长的时期里，也是不用西方学术界编造的“斯大林模式”这个意在否定苏联的概念。苏联思想界开始频繁使用“斯大林模式”这一概念，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

“模式”一词大规模进入我国思想界，是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学术界思想界的一大批理论概念滚滚而来，我国学术界思想界的许多人连想都没想，就全盘接受并广泛使用“斯大林模式”这样的理论概念，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其中的思想逻辑所左右，信手拈来，批这个，批那个，年深日久，积习颇深。

“斯大林模式”一词进口我国，成了思想界一个经常议论的话题，后来有了这样一种离奇的观点，即“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 这一东施效颦的观点如果成立，岂不等于是说，爷爷艰苦奋斗创下丰厚的家业，被子孙们吃喝嫖赌输个精光，责任不在子孙而是爷爷。这种令人瞠目结舌，堪称弥天大谎的“学术”观点及其思想逻辑，在中国思想界至今风头不减。显然，不能指望持这种“学术”观点的学者能够科学公正地研究斯大林问题。

斯大林一生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旗帜，他继承和发展了列宁主义，从未以任何形式和名义树立自己的思想，就更谈不上什么“模式”了。他带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经过三十年艰苦奋斗，创下了特别丰厚而庞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这样一批人，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其后近四十年里，他们领导的苏联走上了一条与斯大林时代背道而驰的道路，把苏联这份雄厚的家产败了个精光。可是我国一些评论家，不是从戈尔巴乔夫这样一群败家仔身上找原因，置一系列基本事实不顾，把苏联亡国的板子打到辛劳的创建者斯大林身上，非要斯大林创造的辉煌成就为戈尔巴乔夫干出的亡党亡国的败绩承担责任。这是当今我国思想界理论界存在的一种十分离奇而反常的思想现象。

不仅如此，我国有学者更荒唐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 这是一种赤裸裸地对中苏两国历史和国情的无知与妄断。苏联的政治体制实行的是一党制和联邦制，它产生并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既是国际战争又是国内战争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

1922年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俄罗斯四国“自愿、平等地联合成一个新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签署条约规定“每一个共和国保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正式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36年苏联新宪法保留并再次“明文规定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建立起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两院制的具有苏联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架构，即全新的两院制——联盟院和民族院，确认了一系列加盟共和国。 无疑，新中国在诞生时，我国的政治体制就与苏联有着极大的不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期，就已经产生并确认新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一是在少数民族集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就是为什么内蒙古自治区的历史比新中国还要长的原因；同时确认的政治体制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它还一度起过临时制宪会议的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架构是“两会制”，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像这样在毛泽东时代创造出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还有一系列，直到今天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但依然保持着不可移易和替代的重大主导地位，而且继续发挥着重大基础性作用，哪里谈得上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全面突破”。 这是无中生有，生拉硬扯，自欺欺人。

在如何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历来非常明确，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学、文化、思想、理论等一系列重大领域，几乎都能找出这样或那样的斯大林因素或斯大林烙印。无疑，既然都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会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形式上相似或相同的东西，这是必然，也是无可厚非的。西方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不是也有许许多多的相同和相似的地方吗？以批判所谓的“斯大林模式”为一种突破口，是帝国主义颠覆苏联的一种“冷战”工具和重要手段，现在帝国主义又把这个战略用于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八九风波后邓小平大声疾呼：“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善良的人们，一定要记住邓小平的忠告，千万不要上当啊！

五　是谁十分荒谬

有人提出，要弄清苏联亡国亡党的原因，只要“深入探讨”这样几个问题就够了，其中摆在第一位题目是：“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也就是说他所代表的制度是否就是列宁所期望的制度，他本人是否列宁主义者，抑或相反。”其中竟说什么把斯大林视为马列主义者“是十分荒谬的”，是“文不对题”。 笔者以为，这样的研究题目和内容的文章，绝不是什么幼稚可笑了，而是企图通过造谣惑众，搅乱是非，从而浑水摸鱼。当年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是一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国学界竟出此荒唐观点，岂不被我国的友邻俄罗斯思想界和国际学术界耻笑。这种学者的思想水平和自以为高明的手段，完全可以与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生动描绘的“搅水女人”为伍。但凡有思想的学人，不齿于讨论这样龌龊的问题。

常常读到一些理论文章，不讲道理，上来就斥责斯大林，斥责“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僵化、教条、独裁、极权，实际上，这些作者大多不了解斯大林的生平和思想。

斯大林严于律己，是有口皆碑的，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家人。

早在三十年代，他写信给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儿童读物出版社，坚决反对并阻止了《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这样一类书出版。他非常生气地指出：“在这本书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实、歪曲、夸大、和过分颂扬的地方。作者被童话爱好者、扯谎者（大概是‘善意的’扯谎者）、阿谀奉承者弄迷糊了……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的理论。社会革命党人说：英雄创造人民，把他们从群氓变为人民。布尔什维克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人民创造英雄。”斯大林严肃地指出：“一切这样的书都将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都将危害我们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他“建议把这本书烧掉”。

在斯大林60岁生日前夕，苏联文学界有人想把斯大林年轻时用格鲁吉亚语言写的诗译成俄语出版。他不赞同，曾风趣地说：“格鲁吉亚的大诗人已经够多的了。就让那里少一个吧！”

1946年，与编写《斯大林传略》的学者座谈时，斯大林严肃指出，这本书叙述的调子不好：“传略中好话很多，赞扬个人的作用。读者在读了这本传记后该做什么呢？他们得跪下来向我祈祷。”他对传略中没有提他是列宁的学生表示不满：“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而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这一点我在同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列宁教导我，而不是相反。”他反对把他的某些观点抬高到“学说”一类的地位，用讽刺的语气说，“我现在居然有了各种学说，直到关于战争中起作用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甚至发现我还有共产主义学说、知识分子学说、集体化学说等等”；“这样的学说在我这里‘发现’了整整6种……实际上一种也没有”；“我们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1947年出版时，他又作了多处删改，勾掉了“在斯大林领导下”、“斯大林领导的”这样的字句，去掉了“天才的理论家”、“苏维埃国家真正的舵手”、“最伟大的统帅”等头衔。

诸如此类的事情，笔者能举出许许多多。就是这样一个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断然拒绝了德国提出的用他被俘的儿子换一名德国将领的要求，他的儿子牺牲在了德国集中营。难道斯大林就是这样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吗？把人民群众对革命领袖的热爱，当作所谓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来诬蔑和批判，这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惯用的挑拨离间的欺骗手段。这表明他们是多么害怕和妒忌革命领袖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而这样的威望，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获得胜利的一种必须的条件和保障。

斯大林不但有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伟大历史实践，也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思想，这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根据笔者的接触，遗憾的是，研读过斯大林文章和著作的学人真是太少了，造成学界不少人被道听途说的口耳之学所影响，以讹传讹，是非难辨。尤其是如果不知晓，不懂得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既是国际战争又是苏联国内战争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就既不能理解斯大林的伟大革命实践、理论思想和创造性历史功绩，也不能理解他的失误和错误。关于这个方面，笔者将另文再说。

斯大林毕生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无私无畏地奋斗，他思想敏锐，远见卓识，留下了丰厚的思想和著述，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斯大林的文章、报告，都是自己动手，有自己特殊的风格，同谁也混淆不了。 这在苏联、俄罗斯和世界思想界是公认的。这种非凡的理论思维和写作能力，连他的政治对手都十分的钦佩和服膺。1959年，丘吉尔在纪念斯大林讲话中说：他“能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斯大林自己写发言稿。在他的著作里总是有一种执行者的力量。斯大林身上这种力量之大，使他成为所有时代和民族领导人中独一无二的人。” 凭此一条，二十世纪以来能列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的人可谓寥寥无几。斯大林能有如此巨大的世界影响，原因在于他有真才实学，有实实在在的亲笔著述的《斯大林全集》这样辉煌的理论著作。

斯大林直至晚年，依然保持着活跃的思维，与时俱进，笔耕不缀，亲笔著述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这样一本至今仍然堪称经典的语言学著作。其中，斯大林针对苏联科学界、思想界特别强调：“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可是这个公认的规则，竟被忽视和极粗暴地践踏了。一些自认为完全正确的领导者组成一个排他的小集团，保证自己不受任何的批评，恣意横行，为所欲为。” 可以说，在苏联科学发展史的一个相当的时期里，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一次又一次只身奋起，力排阻碍苏联科学发展的障碍，造就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局面。请问，世界上有几位共产党领袖说出了如此掷地有声的话语？世界上有这样的“现代沙皇”、“个人独裁”、“寡头领袖”吗？ 如此论断，才是不折不扣的十分荒谬呢！

斯大林的刻苦勤奋和理论创造是超群的。这鲜明地表现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就预见到一个全面的和平建设的时代很快到来了，于日理万机中不倦地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光，1952年，74岁高龄，亲笔著述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样一部划时代的理论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斯大林第一次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他严肃而诚恳地告诫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永远是新的，而且也不永远是新的，它开始变旧，并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它开始失去其为生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就会产生，“就出现新生产关系来代替这种已经变旧了的生产关系”的社会愿望和要求。那么自觉地实现这种社会要求的切入点在哪里呢？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及其交换。因而需要围绕商品生产作一篇大文章，来启动和改变苏联思想界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僵滞局面和已经变得陈旧的思想观点，以便提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想法，新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当苏联经济刚刚从战争破坏中恢复，斯大林不顾朝鲜战争尚在进行的半“热战”的国际局面，通过组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国内启动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讨论，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作为整个讨论的出发点和重点。他提醒人们，“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启发人们思考和探索“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 这个提法和论点，在当时来说可谓惊世骇俗，振聋发聩，实际上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切入点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长点。五个来月后，斯大林逝世，他要改革苏联社会经济运行体制的愿望和思想，被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高音长期湮没了，苏联历史的车轮走上了另一个方向。

笔者深感，斥责一个七十多岁高龄、亲笔写出《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老人是什么独裁，僵化，教条主义，只能表明我国一些评论家的思维很不正常。

实际上，斯大林从理论思想到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其青春活力和与时俱进，堪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典范、楷模。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即将全面爆发之时，斯大林深谋远虑，及时果断地调整了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转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造就了强大的苏联经济的世界地位，为日后打败德日法西斯侵略者、拯救苏联奠定了雄厚的、必胜的经济基础；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全面爆发后，国际政治领域也不断滋生出令人担忧的情况，斯大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为共产国际制定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再度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策略对挽救当时处于极度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作用；1943年，斯大林又果断地终止、解散了由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这又是何等的眼光和魄力！
——1939年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斯大林通过修改联共（布）党章，取消了由列宁创造的、已经运用了近二十年的大规模“清党”这样一种往往造成党内矛盾扩大化的党的建设的方式和方法。
等等，等等，不胜枚举。难道这就是一些人常常批判的所谓的僵化的、独裁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吗？！

这里需要再告诉读者的是，在1939年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以鲜明而透彻的语言表达了如下这样一段经典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要求距今45-55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到每一个别国家在遥远的将来所发生的所有一切历史曲折。如果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每一个别国家在50-100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理论问题都给我们作出现成答案，使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暖炕上来咀嚼这些现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 斯大林的这一理论思想，深刻地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政策和策略产生和形成的唯一途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会讨论诸如马克思论“怎样”革命和建设这样一类的问题，当然也就不会被这样的问题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毫无疑问，斯大林就是以这样的思想方法和态度领导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显然，用教条主义、僵化、独裁之类的词语来评论斯大林，来评论斯大林的实践和思想，是颠倒了黑白，此种思想认识，不是无知，就是造谣。

实际上，只有那些专门在书本里讨生活、混职称的书生，才不厌其烦地在文章里提出和讨论什么诸如什么马克思、列宁论“怎样”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可以说，不是别人，正是这样一批貌似博学的人，在那里不断地“发现”所谓的马克思的、列宁的革命和建设的种种“方案”，或者把他们对某段历史或某个历史事件的评论当成现成“方案”，来剪裁历史或指责像斯大林这样的人民领袖的实践经历，从而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研究领域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里无事生非，制造了数不清的思想混乱和学术垃圾。

那些指责斯大林是教条主义者的人，那些制造了“斯大林模式”和不厌其烦地批判所谓“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的人，才是具有严重教条主义思想的人。为什么？说明这点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是斯大林继承列宁的遗志，领导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及其在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的运行体制，而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完全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是无“条”可“教”的，又能“僵化”谁呢？只能是后人“僵化”斯大林的创造，根本就谈不上那时斯大林创立的新生的、年轻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及其那时的运行体制教条、僵化的问题。

有这样一件事情长期被忽视，甚至被遗忘，那就是斯大林在1952年10月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之后四个月就去世了。在这篇一千来字的短短的讲话里，斯大林可谓苦口婆心，告诫“那些还没有取得政权而继续在资产阶级残酷法律的统治下工作的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或工农的政党”两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一件是：希望他们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错误和成就中学习，从而便于进行自己的工作”。另一件是：“从前，资产阶级敢于实行自由主义，维护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从而在人民中间为自己树立了声望。现在……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旗帜被抛弃了。我认为你们，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把大多数人民集合在自己的周围的话。除了你们以外，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从前，资产阶级被当作民族领袖，他们维护民族的权利和独立，把它们看得‘高于一切’。现在……资产阶级出卖民族的权利和独立来换取美元。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已经被抛弃了。毫无疑问，你们，共产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成为本国爱国者的话，如果你们想成为自己民族的领导力量的话。除了你们以外，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 斯大林人生的最后一次讲话，令人感慨万千，思绪不止。他对自由民主的理解和呼唤，对民族独立和爱国主义的理解和呼唤，是那么的深邃和真诚。斯大林这篇最后的讲话的意义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是为当代世界的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指出了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凡具有正义感和道德感的读者，是不可能把斯大林设想成什么独裁、什么极权主义，只有那些指鹿为马的人才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斯大林的一生是在创造、创新中度过的，否则就不可能战胜对手，取得胜利。这一方面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把握，一方面源于他总是处于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相互较量的前沿。

在怎样革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是不可能照搬马克思的理论的，因为马克思从来就没有为后人提出过、制定过任何所谓这样或那样的关于革命和建设的方案。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即在思想上确立了这样一个理论原则，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告诫他们的战友和同事，给战斗的工人阶级制定任何可供后来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方案都是一种罪过。为准确把握这一原理和原则，恩格斯曾负责任地说：“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所以不要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1894年，恩格斯最后的晚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库利绍娃和屠拉梯给恩格斯写信，请他就意大利国内所酝酿的革命危机谈谈他们将应采取“怎样的”策略，恩格斯告诫他们，虽然《共产党宣言》所制定的关于一般革命策略的原理是正确的，“但是说到怎样把它运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状况，那就是另一回事；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 因此，所谓“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是一个假问题，是个思想陷阱。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总是处于敌我斗争的风口浪尖，历经千辛万苦，才争来胜利的革命家，是绝不存在诸如“照搬”、“教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这样一类幼稚可笑的问题的，否则他们不可能取得任何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早在半路就失败了。

毛泽东说得好：“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最后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的。” 从毛泽东的这段话里，我们不难觉察到，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想流派，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丑化和诬蔑斯大林，因为斯大林的实践和理论思想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活水源头！

六　事情没那么简单

在探讨苏联亡国这个问题上，认识之对立，论争之尖锐，是不存在什么单纯的学术研究的，所以事情就没那么简单，因为不同的思想体系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

只要读者认真阅读批判“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文章，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这样的文章常常是笔锋一转，就把批判的矛头从斯大林转到了毛泽东身上。其实，这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这才是他们研讨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真正目的，斯大林问题不过是他们实现否定毛泽东的一根杠杆。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曾经用来丑化、污蔑斯大林的种种手法被他们用在了毛泽东身上，就有了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谣言，什么“中苏的分裂是毛泽东想成为国际共运的新领袖”，什么中苏论战“是毛泽东置国家根本利益于不顾，利用制造意识形态分歧的办法，来完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什么“毛泽东后来把斯大林模式出现的错误在中国基本上实践了一遍”， 等等，等等，力图把毛泽东描绘和污蔑为一个阴谋家、独裁者，以此来贬低和丑化毛泽东在中国人民中的形象，挑拨、离间毛泽东与党和人民的关系。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醉翁之意不在酒！无疑，从手段的卑鄙不难看出目的的卑鄙。这绝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是企图通过否定斯大林来丑化、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从而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再现苏共亡党的历史现象。这是其中一些人求之不得的，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吗？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对中国革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无私帮助，被国内某些学人扣上“斯大林模式”而加以全盘否定。笔者以为，善良而正直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无私援助；喜欢歌唱美好而动听的苏联歌曲的中国人民，也是不会相信被国内某些人肆意污蔑的斯大林时代是什么“苏联历史上最为恐怖的个人独裁社会”的。

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初年代，斯大林和他领导的苏联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积极影响，即“斯大林因素”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获得胜利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和基本因素。

在革命战争年代，大革命的兴起和北伐战争，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安事变，抗击日军空袭的武汉保卫战，延安整风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解散第三国际，百万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中国东三省，支持中国共产党夺取和建立东北根据地，在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都有着深深的斯大林印迹。
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理论方面，是斯大林发现和提出了由北伐战争显露出来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提醒共产国际领导层不要“忽略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精辟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斯大林还语重心长地告诫中国同志：“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 这是斯大林对中俄两国革命实践进行深入比较而做出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真可谓出手不凡，立意高耸啊！在中国共产党，只有毛泽东真正领会了斯大林的这个理论思想，不仅多次引用斯大林的这句话解说中国革命，尤其是坚持运用这一卓越的思想指导中国革命，进而提出了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之一。 可以说，是有了斯大林的启发，毛泽东继续回答和解决了这一“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里面的具体内容，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问题。正是通过斯大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掌握了活的马列主义，并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斯大林生前也曾多次诚恳地告诫中国共产党人，注意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不管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过怎样的误解或失误，他是在一心帮助和支持中国革命的，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是第一位的。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新中国成立，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还签订《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不是别人，是斯大林无私而慷慨地援助新中国经济建设，在这个贷款协定里，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向我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当年苏联即用这笔贷款向我国提供第一批大型建设项目50个。这50个项目就是后来被称为新中国156项工程中的第一批，主要是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苏联大力援助我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除了支援武器弹药，那时保卫我国领空和与美军空战主要是依靠斯大林派出的苏联空军和飞机进行的。这样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是苏联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而国内也在恢复经济建设的时期所能尽力给予和提供的。

1952年8月，毛泽东派周恩来总理再次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有关“一五”计划的设想和草案，赴莫斯科访问。斯大林满腔热情地接待周恩来总理，表示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中国。特别是斯大林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十分中肯的建议，他强调中国在军事工业方面应自己生产飞机、坦克、雷达等武器装备，从修理经过装配到制造，从小到大，以利培养干部，否则只有工厂没有人才，是绝对不行的。他还诚恳地建议，最好是中国派人到苏联学习，培养自己的干部、工程师及技术工人。1953年，中苏签订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和议定书，苏联承诺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一大批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即在1953-1959年期间，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91个大型企业。从1950-1959年，我国从苏联引进的技术设备投资总计76.9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73亿元）。十年中，来我国帮助建设的苏联专家有8500多人，向我国提供的各种资料和设计图纸仅1953年就达23吨，1954年为55吨。苏联在向我国提供成套设备和专门的生产技术的同时，还在地质勘查、选择厂址、搜集资料到确定企业的设计书，从指导建筑安装、开工运转，培养技术干部，一直到新产品研制，都给予了全面、系统的指导。应该说，这是世界现代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最全面、最无私的技术转让，使我国的工业技术获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突飞猛进的提高和发展。与此恰恰相反的是，赫鲁晓夫捏造借口，撕毁援华合同，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理论总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的理论贡献在中国得到了积极的反响。1958年底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读书倡议，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分析经济建设出现的“一大堆混乱思想”，“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 正是这样的学习，帮助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思考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现象，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培养了一代经济理论人才，从而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
毋庸置疑，在新中国初创的那么困难，那么穷苦的时候，不是别人，只有斯大林帮助了我国，而且是在苏联战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内建设也急需资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支援了中国等一大批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向我国索取过什么“知识产权”，当代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是在那时苏联的援助下建立起来的。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是依靠事实而存在的。难道我们中国人不是感谢反要怨恨斯大林吗？至于后来两国闹翻了，那笔帐要记在苏联后期的赫鲁晓夫身上，一笔是一笔，各算各的嘛！

毛泽东通晓斯大林问题的重要性和尖锐性，深谙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作用，因而把斯大林比作一把“刀子”， 真可谓寓意精深。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发生震动世界的论战，斯大林问题是导致两党矛盾及其辩论的一个主要议题。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自那时以来，世界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争论至今不断，正如当时毛泽东就指出的那样，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 赫鲁晓夫不听毛泽东好言劝告，制造两党矛盾，自己落了个身败名裂。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但是在斯大林死后，苏联领导层拿着黄金当粪土，错误地批判斯大林，背道而驰，走上了亡党亡国的不归之路。

不论斯大林对苏联，对别的国家和民族，有过怎样的失误、错误，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二十世纪的人类生活和发展道路既因苏联兴而变，又因苏联亡而变，这两种变化的主要因素，都这样或那样地与斯大林密切联系在一起。可以说，苏联问题实质上就是斯大林问题。按中国人的语言，成亦萧何，败亦萧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有不少世界级的大人物，被人们渐渐地遗忘了，不再被本国或世界提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斯大林却不是，他总是不断地被来自不同阵营的人们提出来，摆到世界面前，似乎世界上的许多事情至今还离不开斯大林这样一个因素。由此，把斯大林问题当作开启、解读二十世纪历史的一把钥匙，是可行的，合适的。

二十世纪，这个离我们最近的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波动最大的世纪。因斯大林的作用而兴盛、光明，又因诋毁斯大林而变得混乱、迷茫。虽然人们生活的世界早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但是感到依然笼罩在二十世纪的“阴霾”之下，某种神秘的二十世纪之物、二十世纪之魂还在纠缠着人们。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当年毛泽东说的，斯大林问题，这样一个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反响的世界范围的大问题，至今没有做出一个科学的定论。看来，只要世界一天不接受斯大林问题——二十世纪最大的遗产，就难有安宁。

那么半个世纪以来议论纷纷、迷雾重重的“斯大林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斯大林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呢？不同阵营的人们所争论的焦点到底在哪里呢？长期以来，西方及戈尔巴乔夫“改革”散布的“斯大林模式”，通过各种媒体渗透到各国，向听众灌输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假话、瞎话，“忽悠”了不少人，是非难辨。其中掩盖并扭曲着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苏联历史以苏共二十大为界，分为发展方向相反的两个时期。前期的斯大林时代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是社会主义苏联从弱国奋起、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后期是和平建设年代，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衰落下来直至亡党亡国的历史，因而不存在一个一概而论的“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无疑，只有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才能科学地研究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历史。其实，关于苏联亡国原因的辩论所涉及的斯大林问题，不是什么玄妙的、神秘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放弃和否定了斯大林坚持和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放弃和否定了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曾经开辟出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和理论。苏共苏联悲剧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就在这里！

（作者李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