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说过，
民族的统一不是要加以破坏，相反地，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加以保证，要通过这样的办法加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 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

苏联时代主体民族民族主义被政府强力压制是其解体的主要原因

大卫 科茨 马萨诸塞大学教授 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博士

苏联是15个加盟共和国联盟的产物。表8—1按其人口排名顺序列出了这15个共和国。三个斯拉夫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占了苏联总人口的72.6%。五个中亚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占总人口的17.6%。因此，斯拉夫共和国和中亚共和国加在一起，就占了苏联总人口的90.2%，在土地面积上更占了97.6%。三个位于高加索山脉的共和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拥有苏联总人口的5.5%，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占2.8%，与罗马尼亚毗邻的摩尔多瓦占1.5%。俄罗斯民族散布在其他14个共和国，在有些共和国，俄罗斯民族还占人口的较大比例。

在某些共和国，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早在80年代末就已开始，而到了1991年苏联彻底解体的时候，一场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的浪潮就达到了高峰。这令一些分析家把苏联体制的终结首先归结为民族主义强大作用的结果。照这种说法，只要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体制中推行民主，长期受压抑的民族主义就必然要求独立，其最终归宿只有一个:苏联体制终结。

这种解释根本无法说明苏联垮台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俄罗斯，同时也在大多数刚刚从苏联之中独立出来的国家，曾经存在的社会经济体制都被抛弃了。虽然民族主义在苏联垮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上述观点太过简单化了。有人详细分析过苏联历史，认为:“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存在……引发了崩溃”，而是“政权的衰落和事实上的崩溃，给了它们以脱离的机会”。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比那种认为民族主义必然导致苏联体制寿终正寝的观点更加符合事实。

许多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专家认为，与通行的说法相反，民族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中的古老现象，它只是在最近两个世纪才问世的。虽然民族、种族、宗教、部族、地区的认同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但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认同感、民族忠诚心、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权力观念，则是现代的发展。正是资本主义时代，才催生了民族主义。 资本主义工业化把人们从孤立的农村地区赶进大城市，发展起各种大众交通工具，用市场关系的力量把广大的地区连结成经济实体。所有这些过程都使得人们走出早期的部落、种族、宗教和地方关系，融入更大的民族关系。

正如历史学家罗纳德·桑尼（Ronald Suny）所指出的，把苏联看成是一个在早已存在的、划分严格的民族团体基础上简单地建立起来的体制是明显的错误。苏联体制及其所带来的快速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引发不同团体产生民族意识的关键。1918—1920年内战以后，人口密集的广大地区都控制在布尔什维克手中，他们创建了一个由各个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苏联，每个共和国都具有自己的民族身份。虽然有些共和国是以早已存在的独立国家为基础，例如格鲁吉亚，但另外一些却从来没有独立过，例如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等。乌克兰从1654年以来一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哈萨克人则是游牧式的部落群体。中亚各共和国的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抱有更强烈的穆斯林认同感。

有些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城市，开始时住的大部分都是其他民族。例如，在白俄罗斯，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开始时都是犹太人、俄罗斯人和波兰人。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在革命前一直控制在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手中。乌克兰人几乎都是农民，尽管有些地主或官吏是俄罗斯人或波兰人，有些商人是犹太人。然而，苏联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把这一切都改变了，至少在许多苏维埃共和国中是如此。

在苏联大部分时期里，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积极的鼓励 。每个共和国都具备民族国家的许多特征（虽然没有真正的政治主权），也拥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制度。随着快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群众文化素质、公共交通事业、民族认同感 ，在许多共和国中都有了发展。同时，俄罗斯人对苏联体制的操纵，来自莫斯科的随意摆布，少数民族人民要想成为体面的“俄罗斯人”就得遭受压力，这日益招来民族怨恨，从而侵袭着苏联的肌体。在斯大林恐怖统治时期与斯大林一同进入坟墓以后，民族运动就开始日益抬头，特别是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更是如此，这三个共和国都曾经在内战时期有过主权国的经历，只是到1940年才被苏联吸收进来。

当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时，这些本属地下的民族运动就可以公开亮相了。但在不同的加盟共和国里，民族运动采取的形式也不同，且最后的结果必然都是导致苏联国家的分崩离析。在少数几个共和国——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独立建国的记忆犹新，独立的呼声极高。但它们只占苏联的一小部分，且自然资源稀少。至于其他的共和国，情况要复杂得多，结果根本就无法预料。

改革时期的民族冲突开始于1988年，它不是什么反莫斯科的运动，而是采取了两个毗邻共和国暴力冲突的形式。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归属问题发生冲突，该地区绝大部分是亚美尼亚人，但又处于阿塞拜疆范围内。苏联当局派兵去重建该地秩序，但也无法找到使冲突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同年，“爱沙尼亚民族阵线”开始在那些波罗的海共和国中煽动更大的自治。

接下来的一年，大规模的民族运动在苏联的边疆地区风起云涌:包括全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格鲁吉亚共和国。1989年的民主改革，为这些共和国中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民族运动公开活动并寻求选民支持提供了机遇。1989年4月，发生了一次关键性的事件，苏联派兵到第比利斯、格鲁吉亚去镇压民族运动，继而引发了一次流血冲突。这导致各地掀起一股反对中央政府使用武力的浪潮，特别是在新的苏联议会和大众媒体中，这种反对尤为强烈。被世人称为“第比利斯综合征”的这次反对浪潮，使得政府很难再次考虑对闹事的共和国作出大规模的军事反应。

1989年期间，几个闹事的共和国——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现在又多了个亚美尼亚——胆子越来越大，首次要求自治，接着又要求在苏联之内拥有自己的主权。1989年11月，苏联议会批准波罗的海诸共和国自治，但这并不能让其满足。1990年3月的共和国选举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中产生了更多的民族主义者，新的立法机构现在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宣布脱离苏联独立。

显然，莫斯科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让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继续留在苏联之内。但戈尔巴乔夫引进的民主改革似乎又和这条路线相冲突。苏联宪法也正式保证过，任何共和国都有权脱离联盟。因此，戈尔巴乔夫没有挑战波罗的海诸共和国这样做的权力，虽然他也呼吁它们不要这样做;他说，只要波罗的海诸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决定是依据一定程序作出的，就不必诉诸武力。确实，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的脱离并不会有损于苏联本身，因为它们只占苏联总人口的2.8%，也不拥有什么重要的自然资源;再加上它们并入苏联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它们是声名狼藉的斯大林与希特勒1939年秘密协定的产物——这样做就更无损于苏联了。

然而，1990年6月，一种全新的因素加入到了民族冲突之中，俄罗斯共和国通过了它自己的主权宣言!俄罗斯总是在苏联体制中占据不应有的地位。俄罗斯人是占压倒性多数的民族。他们构成了苏联总人口的一半，而且往往在苏共和国家机关中占有不应有的代表比例。在所有其他共和国的党和政府机构中，俄罗斯人也是高级职位的占有者。苏联周边共和国所发生的反抗，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反抗他们认为是俄罗斯人掌管的一切。

虽然俄罗斯人拥有这种种控制苏联的途径，然而在同时，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某些方面也受苏联体制的压制 。列宁就老是担心“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将会威胁到苏联的完整，苏联体制的组织方式也正是反映了这种担心。与其他14个共和国不同，俄罗斯共和国没有自己独立的共产党组织。它也是唯一一个没有独立的科学院、工会组织、共青团和克格勃的共和国。为了替苏联人民建立一种全联盟的认同感，俄罗斯人的民族感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受到压制。 　　
随着苏联周边共和国的民族运动日益高涨，其要求自治甚至独立的呼声日益强烈，俄罗斯人的民族怨恨感也在滋生。 这给叶利钦和亲资本主义联盟提供了机遇。叶利钦给俄罗斯民族怨恨感火上浇油，一再重弹下述调子:在苏联，只有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生产的商品价值比他们消费的多。叶利钦当上俄罗斯议会主席刚刚一个月，民主俄罗斯就提交了一个法律议案，要求宣布俄罗斯是一个主权实体，拥有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其自行通过的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联法律。叶利钦认识到了这个提议是他最终战胜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政府的绝佳方式。尽管在苏联宪法中找不到这一法律议案的任何根据，叶利钦还是说服俄罗斯共和国议会在1990年6月8日以544票对271票通过了《主权宣言》。

虽然俄罗斯共和国缺乏支持这一新法案的法律依据，但它的《主权宣言》的通过对其他共和国造成了直接的和深刻的影响，改变了遍及所有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冲动的性质。不管苏联体制被抹上了多么浓重的俄罗斯民族色彩，联盟的框架至少为那些非俄罗斯共和国提供了安全和实力保障，也包括重大的经济利益。例如，俄罗斯丰富的原材料曾便宜地供应整个苏联。而现在，俄罗斯共和国居然声称要掌握对其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和使用权。

以前相对平静的共和国的领导层，现在也立刻通过了自己的主权决定。到1990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摩尔多瓦、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均通过了主权决定。10月，甚至一贯忠诚的哈萨克斯坦也效法了这些榜样。在有些共和国，之前并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民族运动，但它们中的共产党领导人眼看叶利钦已有能力取消苏联，因而急于自己掌握主动权。

乌克兰领导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的所作所为，就是俄罗斯共和国走向独立所引发的一连串反应的典型例子。克拉夫丘克原为乌克兰共产党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曾专门与乌克兰民族主义作过斗争，倡导过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1989年末，乌克兰出现了一股民族主义运动，其大本营是该共和国的西部地区。随着莫斯科的中央政府日益衰弱，随着资本主义成分日益增多，克拉夫丘克，这位在1990年7月高升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共产党人，现在为保住自己在乌克兰政权机构中的显赫地位，而开始寻找新的支持。他放弃了共产党员的身份，抛开了有关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教导，将自己打扮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从而在苏联垮台后的乌克兰继续做他的领导人。

为追求俄罗斯主权并实现自己把俄罗斯引向资本主义的诺言，叶利钦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举措。1990年9月，一个经济顾问小组提出了加快市场化和私有化步伐的“500天计划”，对此我们已在第5章作过讨论。虽然戈尔巴乔夫最后放弃了这一计划，但叶利钦却使它在1990年9月11日获得了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批准。叶利钦是无权在俄罗斯推行“500天计划”的，因此这种批准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但它进一步造成了经济混乱，可谓是给苏联雪上加霜。现在，苏联和它最大的共和国通过了相互冲突的法律，这既牵涉到经济重建，也关乎所有权关系的未来。在这种政权斗争的影响下，昔日环环相扣的苏联经济机制开始垮台，各共和国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开始被打破。

1990年12月，叶利钦向中央政府发动了一次仍属大胆的攻击。一直以来，在俄罗斯共和国征取的税收约占苏联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12月27日，叶利钦通过俄罗斯共和国议会发布了一项法案，决定俄罗斯只为中央政府1991年的预算提供不到1/10的税收来源。这对中央政府本身的存在构成了威胁，使得政府赤字迅速增长，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苏联1991年的经济完全陷入瘫痪。

俄罗斯《主权宣言》以及其他共和国类似的决定发布之后，戈尔巴乔夫认为，要想保住苏联，就必须在允许各加盟共和国更多自治的基础上重建苏联。他开始启动一项新的联盟条约谈判进程。为达此目的，戈尔巴乔夫计划了一次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他相信解体过程并没有反映大多数苏联人民的意愿。

全民公决于1991年3月17日举行，除了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其他所有的苏维埃共和国都参加了这次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数为 1.47亿，76.4%的票数赞成保留苏联。九个参加投票的共和国中，同意该法案的人都占了压倒性的多数。戈尔巴乔夫因此可以大声地宣布，保留革新了的联盟国家是民众鼎力支持的。苏联经济内部依赖程度极高，谁都知道解体就必须付出高昂的物质代价。在那些贫穷的共和国里，许多人都知道自己从联盟关系中获得了不少的经济好处。大多数俄罗斯人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缩小成原来的一半大，抛开 2 500万俄罗斯同胞（几乎占了全部俄罗斯人的1/5）不管，让他们成为少数民族而散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许多人确实希望自己的共和国有更多的自治，但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却发现，在九个参与投票的共和国中，只有极少数人要求自己的共和国成为独立之国。 　　
然而，尽管普通老百姓反对独立，但仍然有一股推动联盟瓦解的强大势力在作祟。戈尔巴乔夫和革新后的联盟国家不只是代表了联盟的保留，而且代表了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保留。 戈尔巴乔夫是把各个共和国拉到一起的关键人物，他拒绝放弃他的社会主义改革目标，不允许它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叶利钦及其同僚决心废除社会主义，那么戈尔巴乔夫当然成了拦路石。虽然在许多共和国里掀起的民族运动确实反映了民众的感受，但如果没有亲资本主义联盟取消社会主义体制并为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的决心，民族运动能否摧毁联盟还很难说。

真正使《主权宣言》成为一股旋风的事件，正如我们上面已看到的，是俄罗斯自己1990年6月的主权宣言。这并不是什么摆脱外来政权的民族意愿所引起的——俄罗斯拥有的比独立情况下拥有的更多，所有多民族共和国都在它的掌握之中。正是叶利钦与亲资本主义联盟提出的、受到戈尔巴乔夫与联盟政权阻挠的社会经济变革计划，才激起了这一连串重大事件，启动了最终把联盟撕成碎片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