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时代的行进中书写

——读《斯大林：未经修改的历史档案》

作者：李瑞琴 虞 玲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6年6月，由张捷、石国雄、袁玉德翻译，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反映斯大林生平活动的两卷本著作《斯大林：未经修改的历史档案——通向权力之路》、《斯大林：未经修改的历史档案——在权力的顶峰》（以下简称《历史档案》）与中国读者见面了。作者尤里·叶梅利亚诺夫是俄罗斯当今著名历史学家，他针对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对斯大林问题研究的极端化、简单化倾向和一些错误认识，对斯大林神化及妖魔化的历史原因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论，以崭新的视角、独到的见解、生动的笔墨、历史与逻辑相一致、史论结合的方法，揭示了斯大林生平及其重要的国务活动。“在大量证明文件与当事人回忆的基础上，揭开了20世纪最杰出和最有争议的国务活动家斯大林的生活和事业中的一个个谜团。撇掉围绕斯大林的一次次造神与造魔运动的历史浮沫，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最真实的斯大林”。两卷本《历史档案》在中国出版，对于我们进一步“用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对斯大林作出正确的评价”[1]提供了重要启示；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苏联兴亡的经验与教训，深入研究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两卷本《历史档案》在以下方面具有独到之处，值得学术界关注。

一、两卷本《历史档案》的写作目的及其研究方法

1. 关于两卷本《历史档案》写作的主要目的

作者认为，在斯大林的研究方面，有两种错误依然在流行：一是多年来灌输到社会意识中的、有着严重谬误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对斯大林的错误评价；二是一些极端简单化的、被用来进行政治宣传的、歪曲历史真实的陈旧观点和思维方式。这两种倾向必须予以纠正。“忽视历史事实，成了最近十年的大多数反对斯大林的著作的一个典型特点。”斯大林被认为是“从鼻烟壶出来的魔鬼或从黑洞洞的宇宙空间来到我们星球的外星人”。这些谬传严重干扰了对斯大林的研究，影响了对20世纪重大历史事件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因此，必须有效地改变这一状况，认真地考察斯大林的生活道路，还历史与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这是两卷本《历史档案》写作的主要目的。

2. 关于两卷本《历史档案》写作的主要方法

作者提出，“斯大林也是长期在人们当中生活和工作，那么他的性格应该是在他周围的人的影响下形成的。斯大林与他出生和成长的环境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他属于自己的人民，属于自己强大的国家，属于自己一代人以及一定的社会阶层和一定的政治运动”。[2]因此，研究斯大林必须从他的生活实际出发，从他所处的时代出发，离开生活、脱离时代，只能使研究走向误区。从斯大林生活和成长的环境及其影响出发，考察斯大林后来的国务活动及其性格特点，是作者的独到之处，也具有客观性。作者指出：“只有在我们考虑到他来自人间并与人们一直有密切联系，而不是试图把他与人类隔离开来，变成神话人物的情况下，才能使他的性格特点变得比较可以理解。”[3]“放到斯大林坟墓上的‘垃圾’妨碍的不仅仅是他的个性的理解，而且还有对我国的历史的理解。只有摆脱关于斯大林的荒谬的概念，才能使社会意识清除谎言”。[4]因此，只有置斯大林的研究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才能破除斯大林研究领域中虚假与歪曲的现象，只有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出发，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这不仅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二、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极端化现象

作者指出，由于斯大林所处的特殊历史时代和特殊历史地位，在斯大林生前，有过造神运动；在苏共二十大后，又开始了对斯大林的妖魔化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对斯大林的大肆诬蔑和对苏联历史的丑化，直接导致了苏联剧变。因此，搞清楚斯大林被神化和被妖魔化的历史原因，是正确研究斯大林问题的重要环节。

作者客观地分析说：斯大林生前就被神化的形象虽不真实，“但是符合赞扬苏联的成就的要求”。（1）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得了历史性胜利”。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的工业体制与苏维埃体制的较量中经不住考验，苏维埃的工业体制在资本主义体制面前有着一切优越性”，这一切使苏联人民产生了“对斯大林的无限信任，准备无保留地完成他的任何命令，这成为一种良好的土壤，适宜于滋长对他没有批评、赞赏变成无节制的颂扬的风气”。（2）在那个时代，个人崇拜具有世界性、广泛性和普遍性。“政权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后，在大变革时期，这个人在社会上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过分赞美他的个性，赋予他超人的品质和美德，建立起整套崇敬他的仪式”。“十月革命后，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和党的其他领袖成了颂扬的对象。无论列宁还是其他活动家都没有反对这一点。”（3）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没有达到目空一切的程度。斯大林本人也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斯大林非常清楚地知道，“对他的这一切并不是对个人，而是对一种潮流的代表”。而且“他不止一次地对他的不应有的谄媚表示过不满。”[5]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一改对斯大林千方百计颂扬的立场，成为第一个谴责斯大林的人，并在苏联和世界面前造成了一种奇特现象，即“斯大林在世时人们把苏联的所有成就都与他的活动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在党的二十大上和在二十大之后，几乎把我们国家发生的所有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6]从此，对斯大林的评价一落千丈，斯大林的形象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赫鲁晓夫为什么如此极端化地评价斯大林呢？作者认为：“赫鲁晓夫奉行的是不讲出有关斯大林的全部实情，而力求巩固自己并不稳固的地位。”“对斯大林的攻击使赫鲁晓夫有可能在自己的竞争对手中找出‘斯大林罪行’的‘同谋者’，并把他们剔除出政权。”因此，“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言行有着纯粹玩弄权术的性质，这不能不注定在叙述过去的事实和评价斯大林本人方面会有歪曲。在竭力把一切错误和失算，悲剧和罪行都归咎于斯大林的同时，赫鲁晓夫制造了一个片面的形象：躁狂的暴君，没有远见，不学无术，好报复，好嫉妒，病态地多疑，经常处心积虑地寻找臆造的敌人和渴望得到普遍的赞扬。”[7]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新领导，一方面从自身的政治需要和目的出发，不愿意研究苏联过去的经验和弄清斯大林时代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没有能力说明斯大林时代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那个时代的悲剧，因此，研究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及其时代成为苏联历史上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个禁题。

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变成了一场在‘揭露’斯大林时代的‘骇人听闻的秘密’的旗号下吵吵嚷嚷的反斯大林运动”。作者列举了诋毁斯大林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认为斯大林遗产是缺陷，不能不导致抹杀斯大林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价值”；“诋毁斯大林的活动合乎逻辑地导致抹杀斯大林五年计划年代所创造的一切价值，伴随着‘必须清除斯大林遗产’的号叫，国家相当部分经济和国防的力量瘫痪了”；“对斯大林的事业抹黑不能不导致斯大林时代创建的教育和文化体系、科学机构的毁灭或衰落”；“根除斯大林主义导致污辱爱国主义和忘却我国的民族利益以迎合‘新思维’”，这一切都进而导致，只有“承认我国历史上的苏维埃时期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一个灾祸频仍的时期”，才能合乎逻辑地将斯大林说成是全世界的恶的体现，说明在这一时期是善于干坏事和进行破坏的人领导的国家。[8]

作者深刻地指出：苏共领导人对斯大林功利主义的评价目的，不仅给苏联人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同时也给西方反对社会主义苏联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时机和口实，西方宣传机构趁机散布了大量的反斯大林言论。因此，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大肆诋毁斯大林的做法，客观上帮助西方敌对势力达到了瓦解苏联的目的。

三、斯大林为何能够取得对反对派的胜利

作者认为，由于斯大林具备了以下方面的特点，才取得了同党内反对派斗争的胜利。

1. 斯大林力求维护布尔什维克党的统一得到了广大党员的支持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不同，布尔什维克党自建立后就存在着激烈的党内斗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共党内斗争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后来的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党的领导人，以独立或联合的方式反对斯大林，或以类似的方式反对政治局作出的、不久前他们投票赞成的一些决议。在广大党员看来，“斯大林的这些反对者们违背经过协商作出的决议，把自己的‘纲领’与党的‘总路线’对立起来，与过去的政敌结盟”，纯粹是权力斗争的需要，[9]如斯大林曾严厉批评的那样：“反对派的派别活动帮助了我们党的敌人，帮助了那些想削弱和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为了保证党的统一和维护社会主义事业，斯大林不止一次地宣布要克服分歧，结束争论。

2. 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代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愿

斯大林在党内拥有较大的权力，后来被认为是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能够取胜的重要原因。作者指出，斯大林固然在党内拥有很大权力，但单凭总书记这个职位并不能决定斯大林的成功，希望起领导者的作用的人需要提出吸引人的纲领并能使得党的最高层感到信服。“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纲领对中央委员会里人数愈来愈多的经济领导人（1927年他们占中央委员总数的20%）具有吸引力”。实际上，斯大林是苏维埃社会的“比较强有力的部分”默默地选出来的。[10]

作者进一步总结道：人民作出有利于斯大林的选择，主要是由于他比他的政敌对工作要负责得多，工作做得好得多。斯大林“总是挑各种任务的重担，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常常要进行紧张的、有时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列宁看重的正是斯大林的这些品质”。斯大林的工作热情与他的求实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显而易见，斯大林之所以被选中，是由于我国的所有爱国者，不管他们的阶级出身、社会地位和政治观点如何，都认为他是一个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最好战的和最残酷无情的政治领导人相对抗、打破他们进攻我国的计划的领导人。”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相信，苏联国家政策的曲折变动，归根结底“反映了时代复杂多变的和充满矛盾的现实”。“全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以及后来从新经济政策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过渡，理解为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和解决社会的重要问题的必要方法。”[11]而斯大林提出在最短期间内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受到了居民中最活跃的和最无保障的阶层的赞同。

3. 斯大林是国家和民族利益始终不渝的捍卫者，作为国家别无选择当之无愧的领袖而受到拥戴

托洛茨基曾断言，“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中已耗尽了自己的潜力，十月革命后到来的是一个“疲惫、颓丧和对革命的结果感到失望的很长时期”。这种观点打击了俄国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显然不能得到广大党员的认同。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及其他反对派分子不同，他说，苏联不是偶然地，而是由于深刻的历史规律性而成为开辟人类发展新纪元的第一个国家的。是俄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使俄国成为最先进的、适用于全世界的革命理论的祖国。他号召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参加体现社会公正的史无前例的新社会制度的建设，而不等待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他设法促进工人阶级的“文化力量”的发展，把普通老百姓出身的最有才能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因此“支持斯大林的，不仅有党和无产阶级，而且有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农民代表以及从事科研和创作的知识分子代表、军事专家和文职人员，他们认为斯大林是国家的民族利益的始终不渝的和坚决的捍卫者”，“斯大林清楚地认识到，为自己的人民，为自己人民的文化和自己国家的历史而自豪，是一种强大的动力，它要比世界革命的幻想更具有积极意义。”[12]因此，斯大林能够代表国家的未来，代表苏联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因而能够战胜党内反对派而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四、如何认识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研究斯大林问题，争议最多的莫过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许多研究者还得出了严重对立的观点和结论。作者指出：为了正确理解斯大林，必须转向斯大林时代的现实事件，尤其是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研究和理解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基于这样一种实事求是、在历史时代中把握历史人物的原则，作者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 关于集体化和工业化

作者指出：对未来战争的准备决定了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工业化和集体化是在防御措施的背景中来审视的。摆在苏联人民面前的任务要求他们付出难以置信的努力、相当大的牺牲和损失，优先发展重工业，限制消费品的生产。

针对“斯大林把自己加速发展的方针强加给党和国家”的普遍说法，作者指出：五年计划不仅得到了党代会代表的一致支持（包括昔日斯大林的反对派），也“得到了努力要找到摆脱国家经济落后捷径的千百万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的拥护”。农业实现集体化是国家顺利完成五年计划，实现工业化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证。尽管强制集体化的行为引起了抗议，但各共和国、州和区中心的各级党组织领导都深信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不仅仅是领导和大部分党员，而且还有城市居民、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都不准备出来保护挨饿的农民”。1929年底，当局的高层深信，加速集体化进行得很顺利并且带来了十足的好处。“为把国家迅速变成高度发展的伟大强国，就要把社会团结成一个整体，就要竭力粉碎富裕农民这一对立群体的反抗。”因此，革命改造时期采取这一类措施具有历史必然性。

工业化和集体化尽管带来了许多负面结果，但是对于必须迅速成为高度发达的强国这一客观要求来说，苏联别无选择，其代价也是无法回避的，如同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对农业的牺牲一样。区别只是苏联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没有像西方工业化道路那样，有充裕的时间和宽松的国内外环境。由于苏联是在几十年、甚至十几年时间内走完了西方上百年才能走完的道路，其矛盾和负面影响才显得比较突出和集中。

2. 关于大清洗

反斯大林分子认为，由于基洛夫是斯大林的竞争对手，因而斯大林谋害了他，并由此开始了大清洗运动。导致大清洗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和残暴意志。

作者认为：20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有着复杂的、综合的社会因素，有着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

（1）苏联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历史时期，国家、社会和民族经历着改天换地的大变革，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也处于剧烈变化、各种文化与价值观相互激荡的非常时期。“在群众性心理变态流行时期，见解的不正常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特点。他们喜欢用破坏来解释任何疏忽，用谋反来解释任何不同看法和社会行为。人的性格中任何非同一般的东西他们会觉得是可疑的或是敌视社会的。”“有几百万人参与了制造这些不幸的事件。变态心理完全控制了大家。几乎每一个人都热心于寻找人民的敌人。人们自己用告发敌人有阴谋或说别人是各种侦察机关的走狗来互相陷害。”因此，大多数人深信自己的行为和国家的政策是正确的。

（2）国内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和富农分子及被剥夺者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急剧的改造首先意味着原有的东西的灾难性失去，这使他们对革命后功成名就的那些人产生刻骨仇恨，想要对他们报复。世代的城里人对来自农村的成功者的不友好态度也是告密的肥沃的土壤。对‘胜利者’的强烈仇恨也是集体化中受害的那部分农村居民的情绪。”[13]

（3）国际形势对苏维埃政权不利，苏联处在法西斯全面进攻的巨大危险之下，所承受的战争压力非同寻常。“我国正处于不仅等待外来侵略，也等待新的国内战争的氛围中。因为这个原因，许多苏联人警惕地寻找资本主义国家的秘密间谍或没有放下武器的阶级敌人。”[14]毫无疑问，斯大林及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都认为反政府的阴谋是真实的，而针对阴谋采取的措施也是正当的和必须的。

作者最后提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历史的行进中，“摆脱关于斯大林的荒谬的概念”，“使社会意识清除谎言”，正确看待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客观地看待20世纪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理性审视斯大林时代的是与非，不仅是广大俄罗斯人民的愿望，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进步的人们的共同愿望。历史的风将吹去斯大林坟墓上的“垃圾”，还历史一片洁净的天空，还历史人物一个公正而客观的评价。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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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慎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必将在曲折中复兴并有新的更大的发展》，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6年第34期。

[2]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张捷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9、15页。

[3]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张捷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4]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石国雄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17页。

[5]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石国雄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1、69、73、74、72、76页。

[6]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张捷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石国雄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02、606页。

[8]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石国雄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14页。

[9]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张捷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26页。

[10]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张捷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18、535页。

[11]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张捷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20、537、534页。

[12]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张捷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页。

[13]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石国雄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139页。

[14]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石国雄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