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搞教育，没有前途

新华门的卡夫卡

　　关于教育的争论已经声浪渐息，而社会主义铁拳专项整治所有寻租的平台行业的行为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当下和未来分配的基本原则，比如这两天又有新闻说对房产中介的整治也开始了。从长期来看，改善国家的财富分布结构，将幂律分布结构改善到正态分布是未来的长期政策取向。

　　在调节分配时，教育就是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环节。因为正如笔者之前一文所述的那样，教育既是当下分配结构的体现，也是未来分配结构的基础。对教育的深远影响，无论如何认识都不为过。

K12的演变历程回溯

　　K12赛道（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即从幼儿园到高中教育）作为资本行业的投资领域彻底归零，但作为一个社会范畴，它仍然存在。在资本市场介入之前，实际上我国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早已完成了分化，而高速的资本化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罢了。

　　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分税制改革以来，由于各个地方政府的财力状况出现了显著的分化，教育领域同样出现了深度的分化与重组。从行政发包制的逻辑来看，由于教育领域并非直接与晋升和权力相挂钩，教育的发展大体与地方实际财力和该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呈现强烈的相关关系，无论是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还是学前教育or高等教育，大致都是财力水平的动态累积的结果。

　　由于改革开放至2012年间，全国范围内的地区间发展结果几乎是东部与中西部、头部城市与其他城市、行政中心和企业总部区域与其他城市功能区之间的差距单调递增的一个过程，在行政发包制的作用之下，教育水平也真实呈现了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笔者之前关于我国的行政发包制多有介绍（见《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与结构》、《房住不炒为什么失效？》和《房地产为何“永远上涨”？》），在此按下不表。

　　事实上，由于义务教育属于法定义务，是地方政府的不可抗拒的义务，多多少少还有点遮掩，在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差距的显化则是以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各位读者可以了解一下，月费百余元的幼儿园和月费上万的幼儿园所提供的服务，真的是同一个星球的吗？

　　至于高中，由于直接关联了高等教育入学考试，这种分化就几乎是决定命运的。笔者自己出身于一所考取了全省三分之一清北名额的超级高中，上学时觉得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然而随着阅历渐增，笔者才明白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理所当然的背后体现的是空间和机制的根源性不平等。而这样的高中是怎么形成的？因为高中不是义务教育，因为高中可以自订自身的招生政策，因为社会、家长和老师乃至学生自己也都存在着慕强心理和对“输掉内卷”的严重恐惧，这样的学校在三年一度的中高考这一“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循环，迅速增大。

　　我所就读的这所中学，在五六年时间内将考取的清北名额由省内六分之一提升到三分之一强，最大的推动力恐怕是优质生源的“用脚投票”。从全国尺度上来看，大多数内地省份都出现了几所龙头性超级中学将原先的二线中学名校“扼死”的情形，这种演变过程类似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最后的加速阶段。

　　而所有的自愿选择，当然的隐含着超额的投入。

无论是贵族幼儿园，还是超级中学，他都不是一种平民教育，而是用高投入维系并期待高产出的。纯粹从投入产出比来看，当然不符合经济性原则。当这种不计代价式投入由校内逐渐外溢，由高中教育和学前教育、课外教育外溢到义务教育，就演变出了整个K12赛道的逻辑，加速集聚和促进内卷，吸纳资源维系高增长。

　　以奥数的培训来举例，笔者读小学时，一度出现过奥数热。但许多奥数班开着开着，学生就没了，因为无论是学奥数还是讲奥数，都不是普适性的。真实社会中能讲奥数的老师实际供给能力是有限的，但资本寻求的不是真的教会给多少孩子“奥数能力or解题能力”，资本投资寻求的是高速增长。这种高速增长又是依赖于外部认可，也即“讲故事忽悠家长”。

　　如果说课本概念和课后习题的讲解还可以推行大班制和网课，然后聘用名校毕业的年轻本科生or研究生来答疑解惑，通过压榨学生精力来搞“粗放式增长”。那么对于差生补差、培优提高和竞赛辅导这些需要真正的教学技艺的领域，资本化的社会辅导机构并没有给出什么太好的回答。

　　K12的昙花一现，也因此可以总结为，在高中教育分化前移至义务教育阶段后，在“输掉内卷”恐惧下饥不择食的家长群体所出现的集体焦虑，而这种集体焦虑与K12的高速增长相辅相成。就像经济泡沫、股市泡沫一样，在一种集体非理性催化下，泡沫形成的最后阶段会诞生出令人恐惧的奇异景观。

K12走向：非竞争性和社会化

　　前段时间“双减”政策一经出台，许多地方采取了“扫黄打非”的措施来打击课外补习班，引得无数网友侧目。笔者认为这是典型的“运动式治理”逻辑。关于“运动式治理”，本号之前也做过介绍，各位读者想必也能够明白这种治理方式是不长久的。

　　那么，政策的指向逻辑到底是什么呢？需求必须得到释放，强扭的瓜不甜，所以这样的高压治理，是政策执行初期的压力测试。真正的政策指向，其实是我们一直所描画的前景：社会化而不是资本化。

　　近期，北京市印发了《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文件明确要求，北京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必须建立党组织，确保校外培训机构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结合中央关于“双减”的文件，要求不再审批新的校外学科培训机构，校外所有的培训机构一概重新审查，经审查合格重新办理手续，且重新登记后的校外学科培训机构一概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也不得接受上市公司的投资。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被一些有心人解读为“逼迫”校外学科培训辅导机构“国有化”。其实，笔者认为，与其说是国有化，不如说是社会化。

　　关于国有化和社会化，这是不太容易区分的概念。笔者用“社会化”来替代“国有化”，意思是说无论从中央还是地方，对主动作为地介入课外辅导机构，兴趣缺缺。所以不太可能认真的组织一个国有的校外辅导平台or机构来实现先前的功能，“看得见的手”在此时介入，只不过是出于“托底”的目的，即防止整个行业骤然崩解而产生动荡甚至对社会造成冲击。

　　在长期来看，“看得见的手”成立内置于机构体内的组织，给培训机构设置了牢牢的红线，确保了校外培训机构的非竞争性和多元化。即由于校外培训机构是非营利性的，并且不允许上市和资本运作，其原先的运行逻辑就被彻底打破，那些资本化、市场化运作并试图牟取暴利的幻想，变成了泡影。

　　这时，学科的课外培训机构将退回世纪之交前后的模式，一些退休老教师、某些拥有教学能力的家长，出于社会性而不是资本性，组织个别的孩子进行个性化的补习。因为做大做强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补习必定是多样而随意的，并且很难冲击正常的校内教学秩序。这就变成了社会的有益补充。

　　至于某些家长所抱怨的“并非所有”的家长都有时间或者擅长教育孩子，那么对这一点要本着代际公平的原则来看待。在以前，有能力的家长群体，无论是擅长赚钱还是做官、做学问，尽量的压榨自我的人力资源，竭力提高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获取社会资源，然后支付高的对价购买教育服务，最后不但自己成为了“人上人”，自己的孩子也大概率会出色，当孩子继承父辈的资源后会更快的在下一代形成分化，如此这般不需要两三代人，某些科幻小说所刻画的“终产者”或者“北京折叠”就得出现了。因此，总体政策取向是，社会化不是资本化，本代人的事业成功和下代人的子女教育的成果，不可能甘蔗两头甜，都叫你吃了。

那么出于这样的政策考量，教育就绝不能是一个资源质量由好到坏为“价高者得”的行业。

前瞻：社会化的教育

　　教育机构的社会化，意味着更加多维度、多元化的教育和培养体系的建立，成为了可能。“双减”的文件并非一概禁止其存续和经营活动，因此，舍弃资本化“大而全”的运作模式，转为走向个性化、小而精的专业专营机构，是未来能够持续生存的大部分校外培训辅导机构的必然取向。

　　毕竟，无论是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还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即便在形式上，许多的校外辅导会退回内卷之前的模式，但在内容的组织上，对教育的要求是专业化和个性化，更加强调有效的时间利用、内容挖掘和剖析，准确的因材施教。特别重要的一点，则是针对家长的引导和启发教育。

　　从另一个维度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和行政发包制、财政分权制之下教育作为地方事务和支出事权，导致教育方面的工作在国家议事日程中并没有得到应给予的地位，也没有获得所应得到资源分配。地方基础条件好、自然禀赋好、财力充足的学校，和缺人缺钱缺编制的学校之间的差距，犹如云泥之别。因此家长和学生们的择校冲动，责任并不是学生和家长的，恰恰是社会需要补课的缘故。

　　我们看到，在“双减”文件中明确提到，要求学校建立相关制度，保障以学校为中心的课后和课外服务体系，不再搞什么三点放学的减负，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学校引导学生自愿参加校内课后服务，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并且还可为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提供“托管服务”。初中可开设晚自习，并配备教师。同时，对课后服务的范围、质量、线上线下的互动，也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和远期目标。

　　当然，另一方面也提出，“有关部门在核定绩效工资时，应把教师课后服务补助的经费作为增量纳入绩效工资”，编制部门须及时为学校补足中小学教师编制，财政部门要强化对学校课外服务的经费保障，人力资源部门做好教师绩效工资核定等工作。而且，针对课外服务的提供人员，也并非要求是编制内教师，退休教师或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社会人员和志愿者也同样鼓励。

　　以上的条款，大概可以看到，这波针对课外辅导和培训教育的社会化改造，所针对的是以市场为中心的资本化运营，取而代之的是以学校和专业人员为中心的社会化运行。特别是这波改造不为GDP增长，从业者不能当大官、搞大学问、赚大钱，只是为维系社会运行，扮演社会职能和分工。在不远的将来，或许一些难以存续的原先市场化课外培训机构会纷纷加盟规模较大、有校内课后服务需求的中小学。

　　当然，机构和服务的改造所指向的社会化教育，并非是指向“社会化抚养”。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多年来我国教育界对寄宿制学校的研究，实证表明，普遍的社会化抚养是完全行不通的。对农村寄宿制学校的长年跟踪研究证实，完全寄宿制的初中学生，学习成绩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在情绪智力、人际信任、心理健康等方面会出现显著下降。

　　这是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儿童心里发育成长的重要时期，外部环境对儿童的世界观、行为模式、心理认知的影响是塑造性的，这种塑造甚至是终身难以磨灭的。而由于激励与责任的不对称，即培养一个出色的天才对学校、老师的刺激是有限的，但为此需要承担大得多的责任，这种不对称性的存在，使得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单元，还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必须存在，否则整个社会将面临社会再生产陷入困境。

　　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中办得好的寄宿制学校，大抵是类似于英国伊顿公学那样的寄宿制学校，因为这里面的每个学生，都拥有远超一般学生的资源投入，这里面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即师资。而且，即便资源雄厚如伊顿公学，其毕业学子也多多少少会带上共同的一些烙印or枷锁。

　　我们对课外辅导机构进行改造，就是想终结内卷型教育培训模式，回归“以人为本”，而家庭的教育则是独立人格塑造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以目前的心理学研究情况来看，暂时还无可取代。长期的非人格化教育，容易形成反社会人格，这也是关于“双减”的文件主导方向是平时的延时和晚上，而非对家庭的包办代替。

　　毕竟，我们所希望的，从小处来说，是希望下一代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从更大的视角来说，则是构建起个人、家庭、社区、学校/工作机构/单位和国家之间更为密切、和谐、共生的生态关系，擘画更长更远的未来。

参考资料：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办发【2021】40号

　　2.论家庭抚育功能外化对青少年社会化的挑战——基于对苏州市托教机构的实地研究[J]， 马德峰

　　3. 大规模兴建寄宿学校能更好促进农村学生发展吗？[J]姚松，高莉亚

　　4.我国农村寄宿制学校问题研究[D]，董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