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美国的一座世界著名城市。延安，中国的红色之都。半个多世纪前，有一所幼儿园把它们联系到一起，这就是洛杉矶托儿所。

那里曾是一群在战火中远离父母的孩子们的童年乐土，是转战年代马背摇篮里长大的孩子们最深的记忆。今天许多的国家领导人、军中高级将领、作家、艺术家、科学家，都曾在那里度过自己的童年。

给孩子们一个家

“洛杉矶托儿所”并不是它最初的名字，它的前身叫中央托儿所。1940年春天，在拉锯战和国民党军队包围之下，托儿所成立，工作人员最大的不过二十几岁。

有关这所幼儿园的最初记忆，留有这样的文字描述：1939年下半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一片硝烟之中，为了让前方浴血奋战的勇士们安心应战，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中央托儿所。1940年春天，一所收养革命烈士和抗日将士子女的托儿所，在距离延安不远的兰家坪山坡上正式成立的同时，也迎来了它的第一批小主人。

“最先提议办托儿所的，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傅连暲。”李文芳回忆说，“当时毛泽东很赞同，说这是件大好事，要尽快办。因为毛娇娇(李敏)也正愁着没人带。他还说，托儿所办起来，就让娇娇第一个报名”。

69年前，受命创办中央托儿所的是一位年轻的保育工作者丑子冈——烈士余家永的家属。这位连任了10年园长的老人也成为中国早期幼教的一位开拓者。对于1963年就已过世的婆婆，李文芳与其感情笃深，她悉心保存着有关丑子冈老人以及托儿所的各种珍贵资料，时至今日她仍能清楚地细数婆婆当年跟自己念叨过的第一批入园的孩子们：有毛娇娇(李敏)、罗小金(李铁映，李维汉的儿子)、谢定定(谢觉哉的女儿)、王苏云(王首道的女儿)、贾丽丽、傅维芳、小胖，一共7个孩子。

从最初的6个窑洞到l942年20多间窑洞，“入托”的孩子也逐渐增加到几十个。名将子女多成为这个特殊托儿所的一大特色。在前线与日军作战的将领纷纷把他们的孩子送来延安，其中有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左权的女儿左太北、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杨勇的儿子李小平、黄镇的女儿黄文、黄浩以及白坚的儿子白克明……而今，这些当年的小朋友已接近年迈。

孩子们在表演节目

特殊的年代，一群经历奇特的孩子。“托儿所成立前，孩子们差不多都被扔在延安当地的老乡家中。”李文芳说：“父母都在前线忙，孩子没人管。”老人称，当时的孩子来自四面八方，有城里的，也有农村的，有前线的，也有后方的。他们的父母都在党内做着重要的领导工作，整日扑在工作的第一线，根本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甚至连见一面都是奢望。“有的孩子从战场上逃出来，有的从老百姓家中接出来，有的从监狱中救出来，有的从马路边、屋檐下捡回来。有的失去父母，有的却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认。”

来自洛杉矶的资助

托儿所成立两年后的1942年，由于国民党和日本的双重经济封锁，延安进入了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生活物资极其匮乏，中央托儿所也进入了“困难时期”。而此时，身居香港的宋庆龄了解到托儿所的艰苦条件，以“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为团结国际上进步和友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组织，1938年成立)的名义及时联络远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组织捐助到了一批药品、玩具、食品及幼儿生活用品。这些物质几经磨难，穿越无数敌人的封锁线，千里迢迢送到了延安，送到了中央托儿所。在运送来的东西中，有鱼肝油、盘尼西林、代乳粉、药品、衣服、被子，还有一部分用于孩子们预防各种传染病的疫苗……物资全部被用到了孩子们身上，为了感谢爱国华侨的支持，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名“洛杉矶托儿所”。

托儿所实行政府供给制，除政府供给外，还有来自美国友人的救济款，有良好的医药设备及严格的隔离措施。父母或代管人如果在特殊隔离时间来看望，就要按要求穿上隔离服带上口罩才能进托儿所。每逢星期天，洛杉矶托儿所附近的小坡上都会迎来很多孩子们的家属，父母们轻逗孩子的笑声和孩子们的歌声撒满小山坡，这样的图景会持续到傍晚起风的时候，穿着红绿彩色隔离服站成一排排的孩子们挥手送别逐渐走远的父母。

大量珍贵照片被丑子冈的后人妥善保管，翻看照片可以看到孩子们个个虎头虎脑，十分健康，这些都有赖于充裕的经费。每年，托儿所会发给每个孩子两套冬衣、两套夏衣、四双鞋子、四双袜子。孩子们的课涉及美术、音乐、识字、卫生及游戏，每个孩子均有记上名字的毛巾和面盆，而平日的菜谱也被经常更换，每月每个孩子还有500法币的伙食费……

在由中国福利出版社资助出版但未公开发行的《洛杉矶托儿所——延安纪事》图片集里，附录有孩子们当时的饮食作息情况：大班孩子自清晨六点半起床，洗脸、洗手后七点半吃早饭；八点半钟开始“卫生检查”；九点十分开始“表情歌”；九点五十分“游戏”；十一点半“吃中饭”；两点半“故事”；三点半“自由玩耍”……各种生活管理的详细列表显示了当时这所托儿所管理的规范。注重卫生在小表格中多次显现：五点要用食盐刷牙，有虫牙的改用盐化氟，沾上小棉花棒擦虫牙；饭前要洗手，睡前要洗手洗脸洗脚。由于保育员们很注意平时的卫生和预防隔离，一般外面流行的传染病都带不到所内来。日光浴，这种现在还很时髦的户外健身方法在那个时候就已用在这个托儿所的日常训练中。

而鼓励式教育方法也在那时被提倡，教师们给每个月选出的好孩子衣襟上挂上一朵花和红布条，上面写着“呱呱叫”，而表现不太好的孩子身上则挂白布条，上面写着“鸦鸦鸟”，以此来唤起孩子们的竞争意识和羞耻心，扬长避短，纠正错误。无论这种方法在今天看来是否存有弊端，而在当时，能这样做也足见用心之切。

孩子们在唱歌

丑妈妈的银筷子

托儿所的孩子们接来送往一茬换了一茬，不变的是当年受命担当所长、被孩子们亲切唤作“丑妈妈”的丑子冈。从中央托儿所的初创到1949年进入北京，丑子冈一直生活在这个托儿所，直到1963年3月离世。

在现在仍可寻找的资料记载中可以读到，25岁成了革命烈士家属继而守寡一生的这位杰出女性，在延安的早期幼儿教育中凭借自己刚烈的意志与性格为那个动乱年代的孩子们开辟了一片童年的乐土。她的柔情与爱都成为后来从这里走出的革命后代们弥足珍贵的美好回忆。

在如今的总政幼儿园展览室里，除去当年见证中国幼教事业早期艰难历程的一架美国磅秤外，一双并不鲜亮的银筷子因为没有磅秤那样的“个头儿”而易被忽略。事实上，这样一双看上去并不起眼的银筷子背后却有一个令人感动而重要的故事。它与那场长达三年的大迁移有关，就是这样一双曾经是镯子“化身”的筷子在1946年的大转移中，保护了孩子们的一路平安。

大转移时，为防止敌人在食物中下毒，丑子冈将女儿丑松亮手腕上的一对银镯子打制成了一双银筷子，以检验孩子们的饮食。这对镯子曾是丑妈妈的嫁妆，从女儿手上取下它时，丑妈妈曾经允诺进京后买一对更漂亮的补给女儿，可直到丑子冈去世，这对镯子也没补上。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颗聪慧与挚爱之心，才让马背上的孩子们在那个特殊年代得以平安。

1946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单方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疲惫不堪的中国转入全面内战阶段。随着战争的扩大，托儿所里的孩子也逐渐多起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暂时撤离延安。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中央决定：洛杉矶托儿所提前撤离。

准备工作紧张而忙碌，工作人员绞尽脑汁，尽可能为孩子们准备舒适一些的行军用品。洛杉矶托儿所1946年撤离延安，1949年到北京，历经三年，途经三省一市、十几个县、数十个村庄，行程3000华里，始终处于“上有飞机轰炸扫射，后有敌军围追堵截”，仅靠人背马驮和徒步行走，辗转于千沟万峪、崇山峻岭之中。百十幼儿大不过六七岁，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1948年春天，这一队马背上的摇篮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河北平山，在这里，有的孩子被父母亲接走了，有的继续跟随托儿所走进了北京。1949年洛杉矶托儿所三千里行军进驻北京西直门外的万寿寺，改名“中央军委保育院”，1955年更名“万寿寺幼儿园”，1969年迁到北京黄寺被命名为“总政幼儿园”。

而在延安兰家坪，在“马背摇篮”北上47年后，1993年，“洛杉矶托儿所”被恢复，改称“延安洛杉矶保育院”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