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某些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中缺失的表现、原因和应对

王红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在对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问题上，有一个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即在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习近平总书记的批评，涉及多方面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高校实际，仅分析一下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教材中“失踪”的问题。
一、一些缺失表现

自2004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宣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加强了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编写出版了一大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国家重点教材，基本覆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新闻学、教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哲学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主干课程，目标是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预计编写的139种教材由中宣部组织实施的43种“马工程”教材，已正式出版34种；由教育部组织实施的“马工程”教材有96种，已正式出版34种，已出版的“马工程”教材修订工作也已启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普遍感到，马克思主义在教学领域、特别是在教材中的指导地位得到大大增强。但若深入考察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材的现状，马克思主义在教材中“失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甚至令人担忧。具体表现有多种，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表现。
1．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领域的教材中失去了基础理论地位
如在法学教材中，比较普遍的情况是以西方天赋人权说和自然权利论为基础，宣扬权利本位论。强调要用权利本位论“为借助个人权利制约国家权力提供理论武器”，“为重塑社会主义法的意识形态创造思想条件”，以权利本位论认定国家与法的关系。一些法理学教材，极力宣扬西方宪政思想理论和制度，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或放弃或批判。有的教材打着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的旗号，否定法的阶级性，否定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国家之重器，即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否定阶级分析法是分析法律现象的重要方法，否定国家强制力在确保法律实施当中的作用。更有甚者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存在，认为把法律与阶级斗争、国家权力挂钩，不符合社会主义存在商品和市场流通的现实。在史学领域，有人称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科学，中国大陆编写的教材不如英国、美国、日本编写的教材质量高，甚至不如台湾地区编得好。关于中国近代历史教材，有人竭力推崇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蒋廷黻著的《中国近代史》，誉为“现代化范式”，力挺中华民族能否进入“近代化”、组织“近代化的民族国家”是中国近代史主题的观点。试图以中国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发展以及被阻碍、中断的过程来诠释中国近代史。同时，批判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编写的中国近代史，将之命为“革命范式”。企图否定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过程。在经济学领域，多门课程的教材受新自由主义的渗透严重。一些教材撇开生产关系孤立地研究生产力，或者模糊、颠倒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主次关系，宣扬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做出否定公有制的结论，为全盘私有化制造舆论，如此等等。
2．一些马克思主义教材遭到边缘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门数少、课时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在很多学校停开，而讲授西方思想理论的课门数多、课时多。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曾经对50所高校经济学专业进行调查（实际回收材料的44所），有8%的高校不开设“政治经济学”，在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的高校中，10学分以上的学校只占24%，而所有高校都开设西方经济学，10学分以上占比74%，甚至有的学校高达40学分。【1】另有一些虽然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专门教材，但内容也是言必称西方，介绍西方经济理论多，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少，更谈不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国情、指导实践。还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学校、院系、专业、教师以种种借口，贬损、抵制、拒绝使用“马工程”编著的国家重点教材，不仅使“马工程”国家重点教材不能进课堂，而且声誉受到损害。
3．某些学科主动放弃马克思主义阵地现象
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管理学、社会学领域，历来重大争议问题多，现在更是如此。面对这种情况，一些教材对有关的错误思潮、错误观点不介绍、不分析、不批判，基本采取回避态度，即使表态也仅用判断式语言做出简单结论，理论是非得不到澄清，致使学生不明不白，在思想上造成困惑。比如中国古代史上是否出现过“封建社会”，在历史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现在一些历史教材就不再提封建社会，而把自秦朝建立以来的时代统称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社会，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社会，也不作深入解释，让学生不知可否，困惑不已。应该说，对这种关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关系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是应该和必须澄清理论是非的。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教材采取了退避三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态度。实际上这种退让意味着放弃阵地，把贯穿于教材中的关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交给了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
二、原因分析

看问题要从现象进入本质。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一些领域的教材中“失踪”或“缺失”，绝不能简单地视为工作中一时的失误，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深刻原因。
1．政治意识淡化
长期以来，在一些人的观念中，认为教材就是用来教书的，教书就是传授专业知识，至于教书、传授知识符不符合党的教育方针的要求、培养的人是不是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考虑甚少。以至造成教材的编撰、使用与党的教育方针的要求背离或说“两张皮”。这种情况的存在，与较长时期以来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有关。如中央指出，至今“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甚至存在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严重问题”。【2】这个严重问题反映到教育上，表现之一就是教材中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缺失。
2．西化影响严重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对中国有两次比较大的文化渗透，一次是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入侵步步加深的背景下，中国逐渐由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方面，大量的外国传教士通过传教向中国人灌输西方的宗教哲学经济政治思想；另一方面，大批爱国青年为了救亡图存，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自觉接受和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再一次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和不断扩大，西方文化理论，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新闻学等，不加分析鉴别地一窝蜂涌入，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如汉语中掺入大量英语词汇，过洋节、说洋话成了很时髦的事，不少人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本来中国近代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就与西方社会有很深的渊源，模仿西式教育甚多。为数不少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崇外、媚外、惧外思想严重，这种思想观念未得到彻底清算，当今就不同程度地反映到教材中。
3．政治理论素质不足
教师是教育教学的实施者和实现教材功能的桥梁。教师队伍的政治素质和理论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教材的编写和使用。新中国建立70年来，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我们已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师队伍。这支队伍总的来说是好的，他们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从世界观、历史观、政治观、价值观来说，却差别很大，存在的种种问题值得密切关注。如少数教师心目中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也没有考虑过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教学的问题。有的甚至将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成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加以推崇。如一些教师对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宣扬，等等。有的教师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较差，主观上并不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却不知道怎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对于从国外归来学者来说更是如此。他们中除少数学者有很深的马克思主义造诣外，不少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训练，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解甚少，难于真正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映到教材的编写、使用中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缺失。
4．原则界限不清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得到发展，必须学习、借鉴国外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关方面的积极成果。但是这里有两个原则界限，一是借鉴与照搬的界限；二是思想资源与理论基础、特别是指导思想的界限。陈岱孙教授曾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一文中说到过这个问题。他指出：“作为一个整个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这不等于说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当然，相反地，由于某些方面有可资借鉴利用之处，便盲目地全面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对于没有用的技术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更是有害的”，【3】这些论述澄清了人们的某些怀疑和混乱思想。它清楚地说明，现代西方经济学有可资借鉴利用之处，但不能盲目地全面接受，或者食洋不化，生搬硬套，自然更不能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或根本理论基础。然而对于借鉴与照搬，思想资源与理论基础、特别是与指导思想两个界限，在很多人那里已经模糊不清了，其根源自然与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密切相关。所有这些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教材编撰的指导思想和内容之中。
三、应对措施

1．从政治高度认识教材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4】(P8)

毫无疑义，这包括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教材中的指导地位。然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应坚持的根本遵循，为什么在众多哲学社会科学的教材中得不到体现呢？思想支配行动，有什么思想就有什么行动。马克思主义在教材中的缺失，从认识上说，就是政治站位不高，对教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不少人眼里，编写教材不算创新，更算不上学术。在学术评价体系中，评定学术成果认可度高的是专著，教材所占分量很轻。为数不少的学校没有管理、激励教材建设的相应制度，真正把“教材”与“科研”成果同等对待的学校凤毛麟角，对教材建设的资助乏力，对教材成果的认可度一般偏低，任课教师编写教材的积极性不高，即使主编或参编教材，学校及相关部门对其指导思想、编撰原则、内容选择等的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准确性、可读性也很少过问；教师讲课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学校也放任自流，由教师自己说了算。有人批评这种现象说，较长时间以来，我国对哲学社会科学教材的编撰和使用，是“上热”“中温”“下凉”，即中央重视，中层降温，底层变凉，这种描述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
面对这种状况，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在教材中“失踪”或“缺失”的问题，前提是提高政治站位，从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看待教材问题。要充分认识到，教材作为知识传承和育人的载体，既是教师执教的基本依据，又是学生治学的可靠依据，它最直接、最鲜明、最普遍地体现着国家意志、国民教育的原则方针和形式内容，在人才培养质量上起着关键性和基础性作用。它的思想内涵、立场观点、研究方法、表达方式，对受教育者的世界观、历史观、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和形成，影响最直接、最深刻。从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即培养什么样的人、培养的人拥护谁、听谁的话、跟谁走、为谁服务来说，首当其冲必须从教材抓起。而抓教材，第一位的要抓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指导地位和基础理论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教材建设，毛泽东、邓小平都亲自抓过教材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4】(P24)
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教材自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材。这些重要论断，不是就教材论教材，而是从理论指导、学科定位、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意志、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发展的高度提出的。无疑，只有从这样的政治高度认识教材的重要性，才能解决教材中马克思主义的缺失问题。
2．大力推进中央“马工程”教材建设
“马工程”被誉为灵魂工程、生命工程，自实施以来，对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包括教材体系起了领航作用、主导作用，特别是在教材建设方面，已经编撰出版了100多部国家重点教材，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的主干，对于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教材中的指导地位，有长远的根本意义。进入新时代，为彻底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一些教材中“失踪”的问题，必须继续加强中央“马工程”教材建设。其中有五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要高质量地完成已出版教材的修订工作，这是对首版的提升。修订版的问世，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意义重大。二是应根据情况的变化和工作需要，适当增补、调整课题组首席专家和主要成员。三是应根据教学实践的要求和教师现有水平状况，组织编写国家重点教材的参考材料。四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同国家教材局协同好工作，对现行教材进行清理鉴别。对优秀教材加以推广，对有缺陷的教材敦促修改，对问题严重的教材应禁止再用。五是除了国家重点教材外，对一些课程的教材还可分层次处理。有的可编出较为详细的纲要，有的仅编出教学大纲即可，以此为根据，发挥教学一线教师建设教材的积极性。
3．着力培养“三信”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教师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

“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5】

这是凝聚在我们党、民族、国家奋进中的经验结晶，是被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反复证明适用于各个方面的科学真理。要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在教材中的指导地位问题也是如此。人们常说，事在人为，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教材中的指导地位，关键要有一支“三信”（信仰、信念、信心）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教师队伍。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很中肯，他指出：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6】(P4)

这指明了教师队伍在教育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而教师要担当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坚定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坚定信心的人。为此我们必须在培养“三信”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教师队伍方面下大力气、大功夫。在这方面，我们曾做过很多工作，采取过多项措施，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但是同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的新要求比，还有相当的距离。
为解决好教材编写、使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问题，今后需深化教育改革，在四个方面发力：
一是建立老中青结合的教师队伍结构。这既有利于凝聚学术力量，传承学术成果和良好学风，又可以发挥政治坚定、功底深厚的老教师传帮带作用，把好政治方向，扶持年轻教师，促使守正创新，健康成长。当下对教师采用国家公务员一样的人事制度，一到60岁，也就是学术上刚有大的成就就退休，实在是一种很大的浪费。特别是在政治上，大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的资深专家退休，对高校、乃至整个意识形态战线的马克思主义力量都是很大的削弱。
二是要强化青年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培养。在这方面国家所采取过的很多办法是有成效的。现在要着力的是通过各种手段，使他们多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重要指示。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及其贯穿于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载体，不读或者少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知之甚少，又怎么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呢？这个问题学界已呼吁多年，至今解决得仍不够理想，原因之一，是学术评价体系改革没有大的突破，一般高校都重视考察青年教师一年写了多少文章，出国多少次，是否获得国家课题，等等，而对于他们是不是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读的效果如何，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否得到提高，写的文章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却关注不足，最多也只是口头上一般号召而已。显然不从评价体系上进行改革，这个问题是解决不好的。
三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建设。该专业的博士生毕业后大多数从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所以必须强化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及其运用的教育。具体要开设好四门课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思潮评析。
四是确定教材主编不要看官职高低，而要看真才实学，特别是是否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一个学者的政治立场、理论倾向，大量反映在他们的著作中。通过对学者们著作的评阅，最能判别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坚持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应通过这种办法，挑选出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学者来担任教材的主编。
4．把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引入教材
马克思主义因其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才成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不断地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在教材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把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引入其中。一是在理论内容上融入。把马克思主义最新思想、理论、战略、目标、举措，在教材中与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相结合，在理论上融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有新的经验和成果产生，要把这些经验和成果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及时准确地反映在教材中。例如党的十九大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重大飞跃和理论创新，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全方位、多角度贯穿于教学内容中就是当务之急。二是在教材使用上融入。在实际教学中，要结合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充实、丰富教学内容，把教材内容讲实、讲透。三是在教学目的上融入。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融入对学生培养目标中，比如针对学生“四个自信”和“四个意识”的培养，在教学中不仅要使学生了解掌握理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还应结合时代特征，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了解和分析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最终目的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参考文献：

【1】逄锦聚.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经济学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J].中国大学教学，2016，（8）.

【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9-02-28（1）.

【3】陈岱孙.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5】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2）.

【6】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