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思潮在我国高校的渗透： 路径与对策

秦晓华

自20世纪90年代初“普世价值”传入我国后，历经多种形态，从宗教的普世主义到神学的普世伦理，最后演变成“普世价值”思潮，传播的范围也从学术界逐步转向政治领域，并渗透到大众文化生活，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造成了较大冲击。高校作为社会思潮传播的集散地，更是首当其冲，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一、“普世价值”思潮的本质及影响

“普世价值”思潮是指近代以来起源于西方国家的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政治实践方式。由于“普世价值”思潮容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共同价值”相混淆,必须厘清其本质，深刻认识这种思潮渗透带来的危害。

（一）“普世价值”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

“普世价值”思潮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99 “普世价值”作为资本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集中反映，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实现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它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准则提供价值观基础，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才是符合人性假设的合理经济制度。

“普世价值”思潮是资本主义政治价值观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这种思潮把资本主义的政治理念普遍化，认为西方国家的选举民主、多党制、三权分立才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配。他们打着“民主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等旗号，干涉他国内政。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常利用人权问题干涉我国的政治发展，其实质是兜售资本主义制度，企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

“普世价值”思潮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傲慢与偏见的典型表现。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信仰和行为规范，相互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看来，只有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文化才是最好的文化，为此还炮制了“文明优越论”“历史终结论”等。“文化中心主义”的本质是“价值观中心主义”，他们把西方的价值观当作“普世价值”四处推销，极力排斥和贬低他国价值观，无视人类文明多样化的客观事实，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文化中心主义”傲慢与偏见的体现。

（二）“共同价值”不是“普世价值”

自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之后[2]，引发了广泛热议。但是有些人故意把“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相混淆，企图扰乱视听。为此，必须正本清源，厘清二者的差异。

首先，出发点与落脚点不同。习近平提出“共同价值”的出发点是针对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环境恶化等，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基于全人类的共同需要，构筑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见，“共同价值”思想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落脚点，致力于世界各国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世价值”中的“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是西方国家在反对宗教压迫和封建专制中形成的价值观，其出发点一开始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满足整个人类的“共同价值”需要。后来，西方国家在全世界推销“普世价值”更是为了保持全球话语霸权，最终达到资本主义一统世界的目的。

其次，价值内涵不同。从纵向上看，“共同价值”针对的是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达成的价值共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共同问题的变化而变化，不存在贯穿人类始终的永恒的共同价值。从横向上看，“共同价值”以承认特殊性为前提，主张各国根据自身的实际选择合适自己的实践方式，而没有将“共同价值”绝对化和普遍化。因此，“共同价值”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共建性。与此相反，“普世价值”思潮把资本主义价值观宣扬成普遍适用、永恒存在的价值，奉行文明单一性，具有排他性和狭隘性。

最后，实践方式不同。“共同价值”主要通过协商、沟通与协调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主张通过友好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是基于当前国际形势和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其中所包含的构建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就是当代世界的“共同价值”，得到了众多国家的广泛认同。“普世价值”则是通过霸权、干涉、渗透等方式达到维护西方霸权的目的。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有本质区别

以“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自由、民主等表述，有人借此混淆视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混为一谈，对此必须予以澄清。

首先，理论渊源不同。“普世价值”虽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形成的，但其思想根源是来自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可见，“普世价值”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在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100多年的民族复兴史、60多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和40年的改革开放史中逐渐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它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共识。

其次，价值取向不同。“普世价值”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价值取向是个人主义。“普世价值”将个人利益作为衡量价值和判断道德的标准，强调对个人自由权和财产权的绝对保障。[3]财产权是自由的支撑，没有财产就不能保障自由，以财产权为基础的自由是西方“普世价值”第一位的追求，其落脚点是个人，宣扬的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它倡导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利益的有机统一，其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其落脚点是整体，体现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价值的统一。

最后，实践目的不同。 “普世价值”的实质是向非西方国家推销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用资本主义制度改造世界，有时甚至不惜颠覆他国政权。相比之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它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客观现实出发，为我们“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和培育什么样的公民”指明了方向，其目的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价值共识和精神指引。

概言之，围绕“普世价值”思潮的争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发展道路的争论，是中国是否要实行“全盘西化”的重大政治原则的争论。为此，必须廓清“普世价值”的本质，深刻揭露其在高校渗透的险恶用心。我国高校肩负着“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神圣使命，绝不能让“普世价值”在高校潜滋暗长，误导师生。

二、“普世价值”思潮在高校渗透的路径

（一）绵里藏针：以文化交流为渠道

一种方式是利用各种非政府组织（NGO），以学术研讨、科研项目资助等方式，增强“普世价值”的渗透力。目前，在华活动的西方NGO有很多，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胡佛研究所、福特基金会等。这些NGO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传播“普世价值”，或直接资助旨在宣传“普世价值”的科研项目。以福特基金会为例，1991年该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的权利意识与制度”“当代世界比较宪政史研究”，就引起了中国的民主宪政思潮，为“普世价值”推波助澜。其实，这些NGO并非单纯的民间机构，它们或多或少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如英国学者理查德·克罗卡特指出：“像福特基金会这样的大型慈善机构，其高层人士都和政府有密切联系，通过资助出版、教育机构、研讨会和学术组织的方式，积极参与推广美国文化价值观。”[4]52

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学者互访、扩大留学生规模等方式，吸引中国学者和青年大学生亲身体验西方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扩大“普世价值”的影响力。美国国务院认为：“交换留学生的计划，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工具之一。”[5]从1948年开始，美国政府就推出了大型对外教育文化交流项目“富布赖特项目”，主要资助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出国学习、访问和研究，致力于培养知识分子中的亲美派，被看作是“对美国国家长远利益投资的一个典范”[6]87。“富布莱特项目”已与中国125所高校有密切合作，过去的30年里，共有846名研究生或研究学者赴美学习或研修。

（二）推波助澜：以学术活动为动力

学者是“普世价值”在高校渗透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一些所谓的“民主精英”和学者一直以各种借口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大肆向我国推销西方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例如，“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多次到中国内地知名高校讲学，大谈特谈西式民主，一度引起青年大学生的追捧；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因为对现实不满，公然在课堂上传播“普世价值”，发表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言论。正是在这些学者们的推波助澜之下，“普世价值”思潮在一些高校很有市场。

“西式”学术话语体系是“普世价值”思潮在高校渗透的支撑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学术交流的不断扩大，西方学术理论和话语体系以各种形式传入我国并产生影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附着在学术话语体系背后的“普世价值”在我国高校产生深刻影响。虽然我国学术研究成果数量与日俱增，但并未转化为相应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时至今日，重要的国际学术组织、学术期刊、学术数据库等，仍然在西方世界占绝对主导地位。同时，当今中国学术界众多研究领域中的一些核心概念范畴、关键议题、基本理论以及理论研究的参照尺度等，均来自西方，其定义权、解释权和评判权也由西方把持。一些西方学者依据国家利益需要，设置诸如“民主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历史的终结”等议题，为其在全世界推行“普世价值”摇旗呐喊。

（三）借船出海：以大众传媒为载体

大众传媒既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西方国家进行“普世价值”渗透的重要手段。对于教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的作用，A·莫尔曾指出：“知识基本上不是由教育系统，而是由大众传媒形成的。”[7]99

电影、电视、书刊等是“普世价值”渗透的传统大众传播媒介。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威尔逊总统就确信好莱坞可以用作让美国价值观主导世界的手段，并批准建立国会公共信息委员会，其权限就是通过电影推广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8]如今“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球电影发行网的国家，虽然其电影产量只达到世界的6%—7%。但却占世界电影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9129。美国影视作品巧妙表达了西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如美国大片《星球大战》《拯救大兵瑞恩》《疯狂动物城》等，大学生们在观看影视作品时，会在毫无防备中受到影响。很多书刊也是采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解读当代中国社会，诸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论中国》、美国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等，这些论著分析方法独特，结论新颖，深受大学生喜爱。但因大学生阅历尚浅、学识不足等制约，很难洞察其价值观的渗透。

网络是“普世价值”渗透的重要传播媒介。在网络时代，谁拥有了网络优势，谁就有了信息文化传播的主动权。目前，全球13台域名根服务器中，1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个副根服务器中有9个都设在美国。[10]世界访问量最大的100个网站中，有94个在美国境内。美国还集中了全球80%以上的数据库。由此可见，美国是全球网络空间秩序的真正掌控者。[11]正是由于这种优势，美国主导了网络话语权。我国是世界上拥有网民最多的国家，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5.8%；中国网民中学生群体仍然占比最高，达到25.4%。[12]他们热衷于利用网络来获取信息、表达思想和交流情感。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以微博、微信、各类论坛等形式在网络上大肆宣扬“普世价值”，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无声地价值观渗透。

（四）借题发挥：以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为契机

西方媒体善于借助突发事件进行“普世价值”渗透。在过去10多年里，我国社会经历了多起重大的突发事件，如“非典”“三鹿奶粉”“甬温高铁”事件等。由于我国政府应急机制尚待完善，加之新闻报道有时滞后，导致每次大的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是谣言满天飞的时候。这给了西方媒体借机歪曲攻击我国没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向我国兜售“普世价值”，误导青年大学生的机会。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重大事件故意炒作“普世价值”。2008年，一些人利用“汶川地震”救灾的机会大肆宣扬炒作“普世价值”；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以“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方敌对势力故意混淆视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与“普世价值”中的“民主、自由”混为一谈；2015年，习近平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命题，也成了“普世价值”鼓吹者借题发挥的重点。这些炒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混淆视听以宣扬普世价值，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三、高校应对“普世价值”思潮渗透之策

（一）抽丝剥茧：在深化理论研究中揭示“普世价值”思潮的本质

首先，深化理论问题研究。要深刻透析“普世价值”思潮的理论渊源、理论观点、话语方法等，从纵横两个角度分析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从而揭示其逻辑误区和价值误导。“普世价值”用个性取代共性，混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差异，把历史的、发展的、具体的价值观念包装成永恒的、固化的、普遍的价值观念，这是明显的逻辑错误。除此之外，“普世价值”还有严重的价值误导倾向，比如其宣扬的“自由”，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贸易自由和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自由等。其次，深化实践问题研究。西方国家大力宣扬“普世价值”，但在实践中他们并没有真正施行“普世价值”。从西方国家300多年的历史来看，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种族歧视都是对所谓永恒的“普世价值”的巨大讽刺。通过对这些实践问题的研究，更能让青年学生认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谎言和真实图谋。最后，深化传播机制研究。深刻分析“普世价值”思潮的传播机制，了解谁在传播、如何传播、向谁传播等一系列问题，从源头上阻断其传播路径。

（二）强化内功：在学术话语创新中提升我国的学术话语权

面对西方国家以学术活动为平台，宣扬“普世价值”思潮的现实，我国应该加强程序管理，使学术活动规范化和制度化。除此之外，更应该增强内功，积极进行理论创新，提升学术话语权。一是要着力解决“话语逆差”的问题。如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流话语，很多来自于西方，很少有核心概念打着“中国”的印记。这使得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解释力不足、影响力不够，这种状况亟须改变。二是要提升国际议题的设置能力。国际议题的设置问题，是衡量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尺度。冷战后的主导性国际议题，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等国际政治议题，以及与中国直接相关许多议题，都是由西方主要大国设置的。中国学术界争取国际议题设置的能力明显不足，迫切需要改变。三是要提升学术研究服务实践的能力。学术研究必须指向实践、服务实践，对真问题驰而不息地求解，为中国的发展问题提出科学的理论分析，为人类面临的问题贡献中国方案。唯有如此，我国的学术才会赢得更多的话语权，才会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

（三）把握大势：在网络舆论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网络是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与主阵地，高校必须强化网络阵地建设，牢牢把握网络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一是要创建意识形态主题教育网站，从保护网上“信息疆域”和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战略高度，打造一大批综合实力强、影响力大、覆盖面广的网络平台。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大政方针政策、国内外的热点新闻等以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寓教于乐的形式在主题教育网站上宣传。二是要建立网上师生互动平台，通过公众号、微信群、QQ群、论坛、贴吧等，加强师生间的交流，及时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对学生关切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要及时回应。三是要加强网络监管，提高网络安全技术，综合运用立法监管、技术监管、制度监管和行业自律等手段，科学合理地对网络舆论进行管控。四是要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调动各相关部门以及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加强网络评论员培训，组建网络舆论评论“正规军”。在此基础上，及时做好网络舆情的监控分析，掌握舆论引导的时、效、度。

（四）敢于亮剑：在价值交锋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普世价值”思潮利用各种机会，尤其是借助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扰乱视听，破坏社会秩序。这就要求我国政府要增强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和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权威解读重大事件，最终做到正本清源。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价值交锋和价值引领。一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敢于开展思想交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在多元中确立主导、多样中谋求共识、多变中把握方向。二是要强化价值引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社会思潮。特别是要加强大学生的人生观教育，帮助其系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旋律”和社会发展进步的“生命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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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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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cnnic.cn/gywm/xwzx/rdxw/201801/t20180131_70188.htm，2018-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