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所谓“统编历史教材将五胡乱华改为北方游牧民族内迁”

鹿野

2017年9月1号起，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全面使用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统编教材。对于这三科统编教材的情况与问题，笔者在之前许多文章里已经有过相关的介绍。这里仅仅谈一下近来网上流行的关于历史教科书的一种说法，即所谓“统编历史教材将五胡乱华改为北方游牧民族内迁”。

实际上说句不好听的，传播这种信息的网友本身就是历史盲。不管是什么时候的教科书，也不可能“将五胡乱华改为北方游牧民族内迁”。因为“五胡乱华”和“北方游牧民族内迁”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北方游牧民族内迁”指的是东汉后期到西晋前期，由于气候变化和两地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原本生活在蒙古草原等地的游牧民族南下迁徙到山西陕西等地带。“五胡乱华”指的西晋后期内迁的游牧民族趁八王之乱的时机，建立了众多少数民族政权，进一步加剧了中原地带的割据与混战局面的事。因此，无论是从时间还是内涵上，两者指的都不是同一件事情，根本不是同一历史事件的两个名称，没有也不可能出现“将五胡乱华改为北方游牧民族内迁”。

当然，新版统编历史教科书的确回避了古代民族冲突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是现在的统编教科书开始的，甚至不是近年来才有的，而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民党时代就已经出现的。在此，笔者就简单回顾一下历史上教材中关于以“五胡乱华”为代表的民族冲突的介绍。

在清朝末年，中国采取西方近代教育模式的早期历史教科书当中，对于“五胡乱华”普遍采取了浓墨重彩的渲染方式。这可能和当时流行的反清情绪有关。像1904年夏曾佑编写的第一套中学历史教科书就大量引用了古书中关于西晋灭亡惨状的史料：

【(刘聪 )既即伪位 ,命其党呼延晏、王弥、刘曜南寇 ,晋师前后十二败 ,长驱围洛阳 ,陷之 ,纵兵大掠 ,虏天子 ,杀太子及百官以下三万余人 ,于洛水北筑为京观。迁帝于平阳 ,聪谓帝曰:“卿家骨肉相残 ,何其甚也 ?”帝曰:“此殆非人事 ,皇天使为陛下相驱除耳 ! ”聪又使帝行酒 ,瘐珉、王隽起而大哭 ,聪遂弑帝 ,并害珉等。愍帝即位于长安 ,聪复使刘曜陷长安 ,执帝归平阳。聪欲观晋人之意 ,使帝行酒 ,洗爵 ,更衣 , 又使帝执盖 , 多有涕泣 , 或失声者。辛宾起而抱帝大哭 , 聪又弑帝 , 并害宾等。】

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对于“五胡乱华”越来越多的强调积极作用，像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教科书当中，对于“五胡乱华”的评价是：

【自五胡云扰 ,于是黄河南北 ,吾炎黄列代所经营之区域 ,吾千贤百圣所制造之社会礼俗 ,举为此诸族所亲炙。就形式上言之 ,小部分良不免破坏 ;而就精神上言之 ,则大部分皆大受刺激大受感触而相为抟相为化合。于是五族之发达 ,又增进一步。凡吾国民 ,对前历史当感先民铸成伟大民族之劳 ,而思所以光大者也。】

不过，这一时期仍然强调“五胡乱华”的破坏与客观上促进民族融合的进步性两个方面。到国民党上台以后，提出了所谓“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少数民族是汉族的宗支”这一套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五胡乱华”对中国的破坏，越来越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禁忌。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位专家研究发现：

【30年代后 ,对五胡乱华和孝文帝改革的评说中 ,很少提及五胡入主中原对中国文化的破坏 ,而是强调其对中国民族融合的意义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五胡乱华和孝文帝改革 ,不仅促进了北方民族与汉族融合 ,而且促进了中国南方的开发 ;不仅是外族同化于汉族 ,汉族也受到外族的影响 ,各民族互相影响 ,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文化 ,形成了一个新的包容各民族的中华民族。(《“五胡乱华 ”和“孝文帝改革 ”: 事件、叙述与认同———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不过，和今天中国专家对于这一时期历史教科书回避民族矛盾热情洋溢的歌颂不同，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种回避历史上民族矛盾的做法很不以为然。1943年7月21日的《解放日报》刊发的《评中国之命运》中，便对于国民党篡改历史掩盖民族矛盾的说法，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把中国国内各民族做那种解释，则全部中国历史都变成一堆不可了解的糊涂帐。如果照那种解释，则汉时代汉民族和匈奴的战争，就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或者说是大小姓的冲突吧)。五胡乱华、南北朝那时代汉民族与各民族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唐时代汉民族和回纥、叶蕃、沙陀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五代时汉民族和契丹的战争，宋时代汉民族和契丹、西复、女真、蒙古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明时代和蒙古、满洲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太平天国和同盟会反满的战争，也就都不是民族的战争，而只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若然，则岳飞、文天祥、陆秀夫、朱元璋、徐达、袁崇焕、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李秀成、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以及孙中山先生……这一切在汉民族史上可歌可泣、而为汉民族和中国河山生色的历史人物，不就都成为一批毫无意义而死去的愚夫愚妇吗?而石敬瑭，张邦昌、刘豫、秦桧，洪承畴，曾国藩、张勋……这一切万恶不赦的汉奸，不又大可以“登庙堂之上，而受俎豆于千秋”吗?按照作者外行民族的解释和历史的渲染，则全部中国历史，必须完全推翻，而我们民族也寄托于乌有。

……中国以前入居中原的许多民族，都在中原和汉民族同化了。今天，满民族在事实上也已同化于汉民族了。但这决不是由于什么汉民族的“固有德性”，而是由于他们在内地和议民族混居，汉民族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后来并且在政治上，都比较他们先进，比较他们占优势，而在人口数量上也较优越，这样就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逐渐地同化起来了。】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编的历史教科书当中改变了国民党时代回避民族矛盾的做法。在强调民族融合的进步性同时，热情洋溢的歌颂的历史上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例如1956年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就强调：

【从西晋末年到隋统一中国大约三百年里，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各族斗争和融合的复杂场面。西晋末年，内迁各族统治者在黄河流域的互相混战，造成北部中国分裂的局面，出现了许多国家。经过长期的接触，各族人民在生产里互相接近和融合，他们跟汉族人民一样，进行农业生产。在这基础上，北魏统一了北部中国，实施了汉化政策。

这一时期，汉族人民在各族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下，坚持斗争。东晋以后，每次恢复中原的军事行动，都得到北方汉族人民的热烈支持。东晋人民在淝水战争里彻底击败侵略者，保卫了江南，这一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和葛荣领导的起义，是北部中国各族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但是北方的汉族大地主跟各族统治者，一贯地勾结江南的大地主，对北方的人民和失掉的国土很不关心，这说明了地主阶级的本质。】

类似的阐述大体保留到了20世纪90年代，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民国范儿”的日益流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再度出现了回避历史上民族矛盾的情况。甚至出现了只讲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民族压迫，不讲少数民族对汉族的民族压迫这种显失公平的现象。例如，统编历史教科书之前的人教2001版历史教科书便是如此叙述相关历史的(各地方版本教科书大同小异)：

这种表述显然透露着一种“狼图腾式”逆向民族主义色彩。因此，最新的统编历史教科书中“既不讲历史上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也不讲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压迫”的表述较之之前的人教版以及各地的分编历史教科书还是有所进步的。不过，历史上民族冲突与民族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绝不是教科书中不写就没有了，甚至在教科书中刻意回避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反而可能会增加学生对教科书的不信任，乃至加剧民族的隔阂。从这个角度来说，仍然没有摆脱“民国范儿”的简单回避历史上民族矛盾的统编教科书的确是不合格的。

笔者认为，针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应该把民族平等作为基石，无论是古代汉族对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压迫都应该有适当的表述和批判。这种做法不但不会激化民族矛盾，反而会令人更加珍惜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局面。其次，应该指出各民族之间并没有优劣之分，但是有发展水平高低之别。在历史上看，汉族与少数民族影响是相互的，但同时这种影响也是不对等的，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远远高于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影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少数民族的发展水平普遍低于汉族这一客观历史事实所决定的。最后，民族问题本质上仍然是阶级问题。例如像“五胡乱华”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虽然实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但是对于汉族世家大族仍然是以拉拢为主，同时北方游牧民族中的普通劳动者生活也是极为悲惨的。同样，历史上汉族政权对于少数民族的压迫当中，也充斥着对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收买与拉拢。只有新中国成立以后消灭了各民族的剥削阶级，诸如像汉族和维吾尔等族的地主，藏族的农奴主等等，才真正建立起了各民族平等友好交往的基础。这不仅尊重了历史上民族矛盾与冲突的事实，而且指明了民族友好交往与融合的根本前途，同时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对于民族关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一举多得，不是比当前教科书中这种简单回避民族矛盾的做法强得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