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日前，破土网转载的《你以为大学教师工作时间很自由、很轻松？》一文大热，受到网友热议。文中，作者列出了如今大学 教师面临的重重压迫和今天大学教育的困境。大学教师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深受重负么？这些负担从哪来，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今天看似自由的大学里，教师和学生都 肩挑重担？变革大学的方向又在何方？

　　(图片来源：Sam Chivers)

导论

　　英国的大学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其中最为明显的标志是高校的扩招。在2004-2005学年度，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已达2287540。在英格兰，如今有30%左右的18到19岁的年轻人接受大学教育，而相比之下，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例大约只有7%。

　　大学教育已经不再是少数群体的特权--尽管对于来自体力劳动阶级背景的人来说，进入大学仍然相对比较困难。

事实上，英国的大学目前被一些大公司需求的优先次序所驾驭。为了给英国及国外的大公司提供其需要的学术成果和技术人员以确保这些公司盈利，英国的高校正进行重组。同时，高校也正由学术机构转变为盈利机构，为英国经济挣得了很多外汇。

　　为达到这一目的，英国高校以廉价的方式完成扩招，具体表现为每个学生可用的资源被大幅削减，大学、院系和学者之间被鼓动着互相展开竞争。助学金 变成了学生贷款，高校开始收费，这迫使很多学生必须长时间在外打工以支持他们的大学生活，为日后成为雇佣劳动者作好准备。因而，那些来自于较为贫困家庭的 学生被阻隔在大学门槛之外也就不足为奇了。

　　高校的这种转变绝不是单一现象。全世界的高校现在都被迫进行类似的转变。高等教育的调整是更为广泛的（事实上可以说是全球性的）经济政治进程中的一部分，这一进程被美誉为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力求使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遵循市场逻辑，并要求把所有东西都转化为商品，从而可以做到私有化并进行买卖。新自由主义由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倡导，并几乎被世界上每个政府及商业媒体精英所接受。

　　根据大卫·哈维的观点："事实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浪潮是与经济精英们权力的重构和重建相关联的。"这种"阶层权力重建"导致了大量财富与收入的再分配，进而流入这些社会精英手中。

　　在美国，前1%的美国家庭收入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份额比，在1917-1940年期间，平均为16.9%。到1973年，这一份额降到了 8.4%，但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这一份额又一路猛增，在2001年达到了19.6%。对于处于底层的90%美国家庭来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 到2002年，他们的家庭收入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份额减少了12%。在撒切尔政府时期，英国收入不平等急剧扩大，并在新工党执政期间停留在历史最高点。

　　财富与权力的转移引起了不同社会领域的大规模调整，其中就包括了高等教育。这种调整的后果是很可怕的。学者和其他大学员工越来越难为知识本身而 探求知识，越来越难以满足学生的教育及其他方面的需要。他们还发现，相比于其他行业，他们的收入降低了。尽管官方宣称学生是高等教育神圣的"消费者"，但 由于大学要依从市场需求的优先次序，学生事实上也是受害者。

　　幸运的是，新自由主义在高等教育中越来越受到抵制。2006年春天，在大学老师和其他员工的帮助下，法国和希腊的学生们成功地抵制了政府亲市场 化的"改革"。虽然英国没有取得这样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为了抗议低薪，英国大学的老师们也进行了一场为期三个月的联合抵制运动。这些抗争展现了这场始 于西雅图和热那亚的全球性抵制新自由主义的运动景象。

　　但是，要挫败新自由主义并代之以一种不同的观念，还需要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新自由主义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特别抽象的资本逻辑。因此，为了建立更好的大学所进行的抗争不能与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分离开来。

利用知识获利

　　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特别奇怪的事。国家依赖于其本国经济的正常运行，进而才可以支配其所需要的资源来完成政府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那些主宰本国经济的企业，国家统治者们特别注意提升其收益率和发展。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这些公司就会惩罚他们。比如，将资本撤出，从而导致该国要从国外借钱，这会让成本变得更加高昂，也会拉低该国货币的汇率。

　　在布莱尔和布朗领导下，新工党政府认定，要避免这种有关资本的冲突发生，政府应该对大企业唯命是从。就跟过去一样，这仍旧牵扯到一些政府行为。 这些行为通常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但是要资本家单独去完成又太过昂贵。在20世纪前半段，国家之所以承担了确保劳动力及其子女的健康和教育的责任，这也是 其中的一个原因--员工们会变得更加高效和顺从。

　　在保守党和新工党统治下，国家已经被重组--福利保障还没有被废除，但是已经被削减，并尽可能私有化;国家的专政机器--军队、警察、监狱和安 全保障系统--被大大加强;社会资源被转移，以增强私有企业的竞争力。高等教育的变革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政府希望将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从2001年 的1.86%提高到2014年的2.5%。为达到这一目标，从2004-2005年度到2007-2008年度，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公共研究经费的 年增长率要达到5.8%。

　　这些钱拨给了大学，但并不是说大学可以将其花在任何它认为有价值的研究上。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已经看过的那样，政府的目标是要"利用知识创造财 富"--这是符合竞争和获利逻辑的。里德比特说得更直白："大学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教学和科研的中心，而应成为当地经济创新网络的中心，比如，要帮助从大学 中剥离出独立的公司。大学应该成为知识经济的露天煤矿。"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因为露天矿对环境的破坏及对矿工身体的损害之严重尽人皆知。事实上，英国高校 的这种堕落已经愈演愈烈。

　　这一切真是历史的一种嘲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激进分子抨击大学变成了特权的象牙塔，并要求进一步加强大学与社会的关联。保守党和工党政府都采用了"相关性"这个说法。他们同样也抨击学术象牙塔，不过用的是各种不同的优先次序名义。60年代的学生运动希望对大学进行改革，并在改革过程中将其从资本主义下解放出来。今天的政府和企业界也希望对大学进行改革，不过他们要求大学应全方位地依属于资本主义。

"露天开采"的大学

　　在英国，对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化重组已经进行20多年了。这种重组作为一种削减政府开支的行为，始于撒切尔政府时期：控制大学经费是保守党减少公共开支努力的一部分。不过，到梅杰和布莱尔政府时期，重组的重点转移到以廉价的方式进行大学扩招上来。

　　这表现为：学术官僚所惯用的"单位资源"--政府资金分摊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数量--在逐年减少。这意味着大 学员工的工作量增大了，因为他们必须要为越来越多的学生提供教学和其他服务。平均来说，在30年前，每位老师要给9个学生上课，现在则是21个--工作量 增加了1.5倍。特别是在一些新的大学(1992年升为大学的以前那些工艺专科学校和其他学院)，由于对第一年新生的教学都是以五六百人为一组，工作量可 能要比这个平均值高很多。

　　与此同时，大学教师的收入相对来说则在下降。从1981到2001年，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非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增加了57.6%。而在同 期，旧有大学中处于讲师B级最高一档的教师，其工资增加了6.1%，而新的大学中处于高级讲师六级的教师，其工资则增加了7.6%。在2003年4月之前 的10年中，大学员工的真实平均收入增加了6.6%，会计师收入增加了12.1%，中学教师收入增加了12.3%，医师收入增加了26.6%，经理和高级 官员的收入则增加了31.6%。

科研评估充分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大学员工被招进来，既要从事科研，也要承担教学任务(他们工资的五分 之二名义上是付给他们做科研的)。那么，如何计算他们的工作量呢?跟工业生产类似，这就需要找到某些能够量化的产出。学术上最明显的"产出"就是发表文 章。但很快发现，仅仅用所著书籍和文章的数量进行衡量是不行的，因为要创作出大量的学术垃圾是相当容易的。于是，科研评估就逐渐采用同行互查的方式，由来 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组成评审组对他们同事的研究工作进行评估。每一位学术人员都还要提交四项"科研成果"，不过，这些就得根据相应标准进行评估了，比如，这 些成果是不是发表在"顶级"杂志("顶级"杂志通常都在美国)上，等等。

　　科研评估逐渐变成一个费钱又费时的过程，同时又充满了不合理。比如，大学千方百计不把那些"无生产力的"学术人员放到名册里，这样不会降低大学的排名。于是，一些老师就不得不签订"纯教学"的合同，这样科研评估时，他们不会再被计算到其中去。

　　针对各方对科研评估劳民伤财的抱怨(2008年的科研评估预计将花费4500万英镑)，戈登·布朗在2006年3月宣布，政府将简化评估体系， 包括要取消目前所采用的同行互查方式，并且要基于"度量"进行"质量相关"资金的分配--"度量"是一些量化指标，比如各机构从研究委员会申请到的资金数 量。

　　科研评估已经彻底地改变了英国的高等教育，在很多方面是使其变得更加糟糕。科研评估已经缩小到单个学术人员的研究表现。比如，在2008年的评 估中，每个人的研究将会根据以下标准划分等级--"四星级：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三星级：研究处于国际优秀地位......二星级：研究得到 国际认可......一星级：研究得到国内认可......未分类：忽略不计。"由于排名降低的代价是如此之高，各机构都会努力将尽可能多的员工归到高等 级里去，产生了各种各样荒唐的关于自己国际(为什么不是星系际?)地位的夸张说法。

　　科研评估是将竞争逻辑引入大学内部的一种关键机制。每个学术人员都明白，自己的职业前途将取决于自己在科研评估中的表现。于是，这就会激励他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科研，而不是把精力放到教学或者与其他学术同行的交流上。学术人员力求通过争取到研究经费来"买断"自己沉重的教学和行政管理负担。如果他们能成功的话，那么他们的教学任务将会由临时的代替者或者是研究生助教来承担。

　　不只是学者之间有这种等级制度，大学也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兰博特指出，在2000-2001年，15所英格兰大学从三种主要的研究资金来源-- 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的"质量相关"资金、研究委员会的拨款，以及工业资助与合同--分别获得了60%到68%的份额：其中有10所大学--牛津大学、剑 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国王大学、曼彻斯特大学、伯明翰大学、利兹大学、谢费尔德大学，以及南安普顿大学--得到了所有上述三种资金的 资助。

　　那些得不到足够研究资助的大学，除专心教学外别无选择。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当前体系中的劳动分工：如果由少数几个机构分掉了研究资金的绝大部分份额，那么其余学校（包括"顶级"大学的临时员工）就不得不担负起对日渐增多的学生的教学任务。

高等教育的未来

　　在英国的大学中，研究大大优先于教学。无论是对机构还是个人来说，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回报都决定于其科研成绩。根据目前普遍流行的观点，在大学生申请课程时，要将他们看做是在行使自由选择权利的消费者。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基于过去20年中高等教育重组所采用的方式，这是不可避免的后果。这种保障消费者权益的观念使得质量保障机构(QAA)的干涉合理化。这给政府提供了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监控的机制，却并没有改变整个体系的基本特点。

大学课程的日益模块化进一步弱化了教学的地位。课程被分解成大小相等并可互换的小模块，理想情况下，学生可以通过选取并组合这些课程模块来组成自己的学位。这些变化，尤其是加上采用了中古世纪的三学期制，就使学生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的学位课程可能没有任何的知识连贯性。三学期制采用美式的以15周为一个学期。这种学制的引入，就是希望能够发挥减少给学生实际授课时数的作用。

　　这一体制另外就意味着，如果不能成为"研究型大学"，代价将会是非常高昂的。如果一个机构没能获得相当数量的研究经费，那么这些机构的相对竞争 力很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只要表现出一点儿疲软态势，余下的一切都将随之而来--应征人数下降，研究经费缺乏，员工意志消沉，以及在将来成为一个"纯教学" 机构。

　　竞争逻辑不止对研究领域产生作用。由于可以向海外学生--比如那些来自欧盟国家以外的学生--收取高额学费，这就极大激励了大学招收这些学生。 海外学生的学费成为缺少资金的大学一个至关重要的收入来源。在2004-2005年度，英国大学里有超过217000名海外学生--来自中国大陆(海外学 生的最大来源，在人数上遥遥领先)、美国、印度、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的学生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

　　伦敦经济学院和亚非学院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于海外学生的学费，这种情况当然并不常见，但对很多新的大学来说，由于他们得不到太多的研究资金，他 们在招收海外学生方面往往特别积极主动。但在招收海外学生方面，英国大学要在世界范围内与它们的大学同行竞争，尤其是要与来自说英语国家(比如美国、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的大学竞争。

　　竞争逻辑意味着集权式管理。要裁掉那些没有竞争力的院系和员工，并要求剩下的人承担更多的工作量，如果是通过民主辩论和民主决策的方式是很难达 到的。权力需要集中到高层管理人员的手中，他们执行必要的针对员工的政策，并为此获得相应的报酬。这些在英国大学里正在大踏步进行中。

　　这个过程体现了政府采用商业模式进行大学运作的政策。兰博特评论特别关注到了大学管理："许多大学正重组自身结构，并把权力从委员会转到了学术 和行政管理者手中。其结果就是决策速度加快，而且管理也更加灵活。其他大学应以此为榜样，并且要采用该行业的最优方法。"兰博特特别强调了校长在其中的作 用：

　　相比于其他任何个人，一个大学校长的眼光和管理技巧更能决定该校的未来状况和成功与否。目前，校长的角色更接近于首席执行官，其所经营业务的年 营业额达上百万英镑。要为大学制定并实行可持续的长期战略和财政规划，大学校长在管理、决策--以及学术--方面都要具有相当高的领导才能。[15] (pp.95,99)

　　当然，这种对于"领导才能"的阐释常常被托尼·布莱尔所引用，并被更多人用来将那些亿万富豪们（比如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塑造成英雄。因此，校长们的装腔作势--还有他们所领取的丰厚薪水--就不再主要是个人虚荣和贪婪的问题。这反映了更明显的新自由主义逻辑：既然校长像首席执行官运作企业那样管理大学，那么他就应该被当做首席执行官那样对待，并且要领取首席执行官那样水平的薪水。

　　但是，大学并不仅仅要像企业那样进行管理--他们还要被迫与企业密切合作。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得到新工党政府授意的兰博特评论特别强调了"知识转化"--大学要从事能够直接创造效益而且能被公司利用的研究。大学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正在被大力提升。这种合作关系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大学从公司那里接到研究合同，给公司提供咨询服务，设立更长期的合作项目，或者创立他们自己的"衍生公司"--为利用大学中研究的新发现而从营利角度设立的公司。

　　一些"衍生公司"现在非常赚钱。同样是在2006年7月，由帝国理工学院成立的帝国创新公司，成为第一家在股票市场发行股票的由大学拥有的技术 转让公司。它把14%的股份卖给金融机构，从而筹集到了2500万英镑。一位善于"将高技术理念转化为盈利公司"的专家在《金融时报》上谈到，"在未来两 年内，大部分英国的顶尖科研型大学将签订长期协议，以使公司能够获得大学发现和创新的专有使用权。"10所机构已经签署了这类协议，"知识产权商业化公司 早已忙于抢先签下其余的30所高质量大学"。

无产阶级化与朝不保夕

　　大学的新自由主义化重组使大学员工和学生的状况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些变化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无产阶级化"和"朝不保夕"。这样的用词或许令人生畏，但它们所指代的社会和经济现实状况同样可怕。无 产阶级化是一个人被迫成为雇佣劳动者的过程，于是他们就要依赖于是否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卖出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也要他们还要服从工作中的管理权力。朝不保夕 是指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状况，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和待业劳动者能体会到这一状况--一直处在失业边缘，不得不将就着做一些非正式的、临时的 或者是兼职的工作，或者要同时做几份工作。

　　19世纪末以后，大学发展成为现代机构，但是它们仍然只对一小部分人开放，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男性。这种特权情形反映在大学所发挥的作用上。牛津 大学和剑桥大学肩负起一种融合功能，将旧有的贵族阶层与统治一个世界帝国所需要的中上层专业人员融合在一起。陆续成立的其他大学则负责培养现代工业资本主 义经济所需要的研究者和专家，并为日益扩大的教育体系自身培养从业者。

　　但过去25年的发展历程破坏了这幅景象。学者们的收入实际上或多或少有些停滞，而相对来说是下降了。在1928-1929年期间，学术人员的平 均工资是同时期制造业平均工资的3.7倍，1966-1967年变为2.1倍，而1988-1989年则为1.54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由于老师 们不得不教授越来越多的学生，并承担日益增多的行政管理任务，他们的工作量迅速增加，其中有很多任务是通过集权的方式强加到他们身上的，而这也是政府及其 代理机构管理大学的方式。

　　无产阶级化不但恶化了老师们的状况，而且还扩展到了其他员工身上。大学日渐依赖大量短期合同制员工。有些被聘为研究员或实验室人员，其他的一些则承担日益繁重的教学任务。各大学都想模仿美国顶尖大学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位知名学者开设一门课程，他只要讲好课就可以了，讨论课和辅导课的实际教学由研究生助教或其他按小时记酬的讲师来完成。

　　资助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资金极为有限，这意味着那些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要自己想办法筹钱。一个最明显的办法就是代课，而且通常就是在他们读书的学校代课。有时候，他们不得不代课，因为这是领取大学奖学金的一个条件。他们有时候是按小时计酬，有时候被全职雇用，担任临时"研究生助教"或类似职位。

　　研究生助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科林·布莱逊估计，在总共7万名按小时计酬的讲师中，这些研究生助教只占15000名，"这跟在英国高校中从事教学的全职和部分兼职的拿工资员工人数相当，或者只是略微少一点儿"。这些按小时计酬的讲师和其他合同制员工就是新自由主义化大学中朝不保夕的人员。这类员工数量在近几十年来大大增加，因为他们为教授日益增多的学生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方式。但对有些方面来说，这种形式所带来的代价都是高昂的。

　　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现象，这表现为女性大多是按小时计酬员工和研究人员，而处于大学等级制度上层的女性人数则在下降。在2004-2005年度，女性占学术员工总数的40%，但只占教授和院系领导人数的15%，占高级讲师和研究者人数的29%。62.7%的女性员工从事全职工作，而相比之下，有76.7%的男性员工从事全职工作。

　　在20世纪进程中，大学生的社会特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学生数量大幅增加，然而大量研究表明，来自体力劳动阶层的人发现自己仍然很难进入大学学习。按 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取决于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剥削--榨取直接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过程中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劳动阶 层包括所有那些被生活条件所迫，不得不接受剥削条款出卖自身劳动力的劳动者。这意味着他们劳动不止是为了维持自己生计，还要给资本带来利润。这就要求不管 是蓝领还是白领，也不管他们技能如何，在工作中都要服从管理。

　　如今，很多劳动者要接受大学教育，这是因为资本需要这种技术工人。在大量的白领工人和技术工人之上是一个人数较少的管理者阶层。他们负责监控其余的工人，以换取自身的自主权和物质特权，于是，这个管理者阶层本身就融入了资本家阶级当中。处于这些白领工人和技术工人之下的则是非技术性和低薪的体力劳动者，这些人的工作通常很不稳定，也正是这部分人的孩子最难进入大学学习。

　　然而，尽管高等教育入学有着各种不平等，但学生数量越来越多，也更加多样化。大学每年有100万新生入学，其中超过四分之一来自于贫困阶层。这就意味着，作为一名大学生的经历从本质上发生了改变。首先，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和未来的劳动者，他们有经济上的重要性。由于制造业的萎缩和学生数量的增加，大学已经成为很多英国城市经济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

　　在一些地区，大量集中的学生进行消费所能带来的经济效应非常明显，比如曼彻斯特的牛津路，或者布里斯托的克利弗顿。不过，读者们也不应该在头脑中显现出一副有钱学生饮酒作乐的情景。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基于学费和学生贷款的学生金融体制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抵制并非徒劳无功

　　对于帮助实现了那些他们非常厌恶的改变的很多学者来说，这种累积效果使他们垂头丧气。他们之所以采取了合作态度，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撒 切尔夫人的名言--"别无选择"。因此，抵制新自由主义化"改革"是徒劳无功的。有了这样一个假设，那么，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加入到改革派，并成为目前 管理大学的团体中的一员;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寻求各自的解决办法--要么提升，要么提早退休。

　　但选择还是有的--抵制并非毫无用处。自从抵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动--1994年1月开始于墨西哥恰帕斯州，并于1999年11月在美国西 雅图以及2001年7月在意大利热那亚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以来，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世界社会论坛(这类运动的最广泛的聚集地)推广了这样一个 口号--"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换句话说，我们不必向新自由化资本主义逻辑屈服。2002年11月于佛罗伦萨举行的第一届欧洲社会论坛，扩展了运动的 主题，使其包括了帝国主义和战争，并史无前例地号召将2003年2月15日定为全球抗议日，以反对即将到来的攻打伊拉克的战争。

　　可替代新自由主义的选择已经清晰可见，这尤其要归功于拉丁美洲所采取的斗争方式。在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在穷苦人民的支持下，利用国家的 石油收入实行真正的社会改革，并公然反抗美国的霸权。在玻利维亚，2003年10月和2005年5-6月发生的两次大规模的穷人反抗运动推翻了信奉新自由 主义的前两任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当选为总统，进而寻求恢复国家对石油、天然气行业的掌控，这些行业原来都已经被卖给了外国跨国公司。

　　发生在法国的反抗运动离我们更近，也更有意义。2006年3月和4月，在工会的支持下，法国的高中生和大学生进行了一场盛大的抗议活动，成功地 挫败了"首次雇佣合同"(CPE)法律草案，该法案将允许雇主在雇佣年龄不满26岁的年轻雇员的最初两年里随时解雇他们。这场反抗运动主要反对右翼政府试 图强加给年轻劳动者更多不确定因素的观点，这场运动的一个特点就是，相对于1968年5-6月大规模的学生-工人联合反抗运动来说，这场反抗运动中学生与 工人之间联系更为紧密。斯塔西斯·库沃拉吉斯(Stathis Kouvelakis)写道："这一次，学校和大学年轻人成了工人大家庭的一分子。"

　　根据库沃拉吉斯的说法，这一变化反映了传统的关于中学及大学与工厂之间的功能划分已经消失。原来的观点认为，中学和大学是通过教育培养劳动力的地方，而工厂是生产商品的地方：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重组所具有的两种基本趋势作用下，这种功能划分逐渐变得模糊。这两种趋势是：一方面，中学和 大学日益附属于资本主义-商品逻辑。在这种逻辑下，那些最大众化、最没有"竞争力"的学校变成了培训中心，并越来越多地依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出卖劳动力 地位（这个地位一点儿也不令人羡慕）这样的逻辑进行管理；另一方面，由于高中尤其是大学中打工赚钱的情况增多，中学和大学里的年轻人和年轻工人之间的差异 在缩小。

　　欧洲社会论坛已经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让来自全欧洲的教育活动家能当面交流看法。但是，相比于大学学者来说，这种方式对教师和他们的工会显得有些超前。不过，既然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为什么不能有另外一种大学呢？

　　如今，大学成了各种不同社会功能的大杂烩，主要包括：

　　·个人的自我发展

　　·复杂的、在社会上有用的技能传授

　　·"纯"研究--为知识本身而进行的研究

　　·商业性和军事性研究的开展

　　·帮助创造一个内聚性的统治阶层

　　·对社会的批判性反思

　　当前大学重组的目标就是要让自己直接服从于新自由化资本主义的需要。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终身学习、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国务大臣比尔·拉梅尔可 以不必理会在2005年大学录取中一些专业--比如：哲学、历史、古典文学和美术--申请者的减少。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坏事"。他解释说："学生们选择了 他们认为可以使他们职业受益的专业。"

　　不过，没有什么特别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上述那些社会功能要由一个机构来承担--事实上，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过。很多在过去几百年中最有影响的思想 家--比如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不在大学工作。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迎来了他学术生涯的辉煌时期，不过他是在日内瓦专利局 做职员的时候写出了那些彻底改变了物理学的文章。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学才成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发源地，很多人认为这就鼓励了以学术人员为读者对象的深奥的理论性论文的创作。

　　我们当然应该保护现有大学中有价值的东西，使其免受那些对它造成破坏的威胁，这些威胁表现为新自由主义化的改革。比如，考虑到那些顾左右而言他 的公司媒体的广泛影响力，大学继续提供一个批判思想产生的知识空间就显得非常重要。但是，批判性讨论的其中一个主题，应该是大学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里应 该发挥什么作用。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活动，比如寻求自我发展、获得新技能以及学术研究，不一定要在同一个机构中进行，也不必非要限定在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完 成，这个特定阶段通常是早期成年期--这是有关"终身学习"的官方论调中的真实成分。

　　大学管理也绝对没必要采用目前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的方式，其中管理者和高级学术研究人员处在等级制度的上层。20世纪60-70年代学生运动所要求的大学民主制--让学生以及所有的大学员工都能参与决策--到今天仍不失其相关性。

　　但任何实际的改善大学处境并使其民主化的尝试都会跟政府意图发生冲突。在大企业的支持下，政府试图利用高等教育保持竞争和利益的优先性。比如， 这种优先性无法容忍通过累进税制资助实现将资源从富人分到穷人手里的大规模再分配，因为那样将需要从早期教育阶段就实现入学机会的真正公平。

　　新自由主义所做的就是将自己分离出来实现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逻辑。正如我们在大学中所看到的情况那样，这是一种竞争和利益的逻辑。要挑战这个逻 辑就意味着要追求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由不同优先性支配的世界--比如社会正义、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真正的民主。要维持并发展目前大学中有价值的东西， 就不能从更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孤立出来。

　　阿列克斯·克里尼克斯(Alex Callinicos)是英国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领导成员，伦敦国王学院从事欧洲研究的教授，他的最新著作包括《美国权力的新官僚》(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批判的资源》(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译者：周宏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