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有这样的经验，那就是我们在生活与工作中的很多倾向与举措，都源于性格之使然。性格决定命运，这是许多人的经验之谈。

战略上也是这样，一个国家民族的性格对于战略博弈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人们所经常看到的那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军事战略实力的大小同国力的强弱并非精确对应，经常有很大的上下起伏。有的国家惯常是实力低于国力，譬如意大利，这个国家号称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可观，技术与制造能力也较强，但战争中的的表现往往却很窝囊，具体到战场上的战斗，也总是熊包的时候居多;有的国家看起来挺贫穷落后，但往往却能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譬如阿富汗的塔利班、也门的胡赛武装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民族性格问题。

战争是检验民族性格强弱高低最直接的标尺。正在进行之中的俄乌战争是这样，以色列进攻哈马斯的新一轮巴以战争也是这样，参战各方的民族性格都在战争中尽显无遗。过去，人们总爱把俄罗斯形容为“战斗民族”，正在进行的战争对这一性格是很好的诠释。不妨设想，如果把俄罗斯换做法国，这场战争无论如何也难以进行下去，不要说战场的牺牲，仅仅就是严酷的经济制裁，也足以让法兰西大叫“不干不干”;乌克兰也是这样，如果把乌克兰换成意大利，面对如此惨烈的流血牺牲，那也早就举手投降了。所以，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战争的输赢固然要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但其中民族性格的影响与作用实在相当重大。

不但战争是这样，性格倾向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与进步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巨大，这其中固然有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等方面的问题，但性格因素也干系重大。一个只争朝夕战天斗地的民族同一个安于现状把命运未来寄托于来世民族，各自所走出的历史轨迹完全不同，所塑造的文化与社会形态也完全不同。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有些国家不管实行怎样的政治制度，其发展进步都一直很快，而有些国家则反其道而行之，任凭什么制度都无能为力，都难以改变其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慵懒状态;有的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而有的民族甚至连基本的自我意识都没有，简直如同一盘散沙。事实上，研究战略问题，针对世界各国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做战略评判，表面上往往注意经济与军事数字，但更加看重的应该是民族、国家以及集团的性格取向，即本质属性，这才是具有核心意义的东西。所谓“话到沧桑句便工”，如果把这句话运用到战略研究领域，那就是如果能深入到民族性格层面，战略研究才算得窥堂奥，才算到位。

民族性格的塑造与养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为各自生存的自然环境不同，所经历的历史风雨不同，因而不同民族培育塑造了各自不同习俗、习惯与性格。譬如有的民族比较讲纪律守秩序，而有的民族则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相当地散漫混乱，这种现象既可以说是一种习惯，也可以看做是性格特征，都是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下长期养成的结果，具有极大的顽固性与延续性。

正因为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所以古往今来经纶济世者往往对此望而却步，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很重要，却深感无能为力，而只能顺其自然。但伟大人物从来都不是这样，在民族性格这个问题上，伟大人物一般都是在利用和运用基础上，大力加以改造重塑，使之朝着更正确、更理想的方向发展。在这方面所取得成就越显著、越持久，伟大人物历史地位就重要、越辉煌。深入研究和体悟历史，可以让人们认识到，许多英雄豪杰看起来似乎是凭一己之力改写了历史，个中的关键就在于塑造和升华了民族性格，他们不过是借助这个力量来达成自己的意图和目标。所谓上应天心、下顺民意，其要义就在于此。伟大人物之伟大，其核心也就体现在这里。

民族性格问题在中国也一直都十分突出，特别是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与瓜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与态度，这不仅仅是政治问题，更重要的是民族性格问题。有关这个问题，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在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带领下，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同外来侵略者压迫者做坚决的斗争，前赴后继，一代接一代地流血牺牲，终于赢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在这个历史时期，国家与民族最需要的性格取向就是反抗斗争，最宝贵的性格资源也是反抗斗争，最有效的手段与方式就是暴力革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而是对殖民侵略逆来顺受，得过起过、苟且偷安，那么今天的中国要么四分五裂成几个部分，要么就得仍然属于什么“英联邦国家”了。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相当一些中国人就是想让中国变成这个样子，直到几天还有其孽种孑遗。只不过他们只是可耻的少数，并且因为站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对立面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没有谁比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性格的改造、塑造和引领的作用更大更关键，伟大的毛泽东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弘扬这个民族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性格特征，通过急风暴雨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大革命，相当彻底地涤荡了封建文化中所固有的那些奴性特征、守财奴心理和颓废习惯，把中国人从软弱涣散的性格泥沼中救拔起来，把为国为民的情怀发扬到新的历史高度，把反抗斗争精神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把暴力革命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并使这种精神深深印刻在我们民族身上，直到现在还在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就这个问题具体细说毛泽东伟大功绩的话，恐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里笔者只想引用他的一首小诗为证：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伟大的毛泽东深知妇女解放对民族与社会解放的伟大意义。对比现在，甚至连一些男孩子都“娘炮”了起来，并且号称要“少年娘才能中国娘”，可见当今中国社会的怪现状。

应该说，把中华民族的性格向何处引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大背景下，这个问题已然显得很突出。现如今中华民族究竟以何为尚，是崇尚豪奢炫富，还是弘扬艰苦奋斗;是鼓励升官发财，还是倡导家国情怀，种种不同抉择再次说明，塑造什么样的社会风气与民族精神很关键，这也是通常所谓价值取向的问题。如果是“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蔚然成风，则中华民族将不惧任何滔天骇浪，面对危机就能做到能战、敢战与善战;否则，如果热衷于霓裳羽衣、歌舞升平，人人爱钱如命，社会一盘散沙，则很可能要重蹈被侵略被打败的历史覆辙。问题的关键在于往哪个方向上引领。

在引领民族性格这个问题上，执政党和领袖人物的作用非常关键，在某种意义上说，领袖具有怎样的性格，相应地，国家与民族的性格就具有怎样的倾向，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这样，其它时期的中国也是这样。究竟是把中国往追逐发财致富的道路上引，还是引导全社会努力奋斗奉献、不断提升精神境界与道德品质，这是重要的政治与战略抉择。对于这个问题，往往有人从个体经验出发来抉择，这样的人往往都富有历史与政治经验，因而其经验在一定条件和一定范围内确实管用，但同时也必须承认的是，古往今来，任何经验主义都局限性很大，都免不了急功近利的弊端，并由此带来巨大的社会与历史后遗症。我们中国这方面的后遗症就实在不小，因为奋斗奉献精神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变得式微再式微，相当一些人已经陷入钱财的泥坑里难以自拔了。

但是，实现伟大复兴客观上要求中华民族的战斗力必须迈上新的历史台阶。从这个要求出发，伟大复兴理应把精神复兴当成重要内涵，其中不可忽视的就是民族性格的战略引领与积极塑造，需要通过强有力的行动举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汉唐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