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科大学 张志坤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千头万绪，但最基础的是两件东西：一是时间，二是空间。

　　首先是时间。只要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走下去，有耐心、有信心，不能急躁，不停顿稳步前进，中国就一定能够赶上并超过世界最高水平。有人把这个时间段估计为十年，也有估计为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十年也好，二十年也罢，无非是早几年晚几年之别，问题的关键在于时间允许，所以对崛起复兴的中国而言，时间是第一宝贵的基础和条件。

　　但是，仅有时间还不够，实现民族复兴还需拥有必要的战略空间。如今的中国不是小农时代可以闭关锁国的中国，不能关起门来搞搞建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需要与世界建立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直观地说，就是必须拥有可靠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战略意义上空间。人们现在都已经注意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些贸易伙伴构成中国市场空间的重要部分，假使没有或者丢掉这部分空间，中国的发展就将受到损害。

　　时间与空间对于中国特殊意义现在是如此突出，以至于中国敌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们现在已经完全看清了时间与空间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所以，在时间上，他们要设法中止中国现行的现代化进程，简单地说，就是不能让中国在这条道上继续跑下去了，要么赶紧停下来，要么换个方向;在空间上，他们要极力压迫和压缩中国，把中国围堵在一个狭小的战略区域之内，使其多重受制，外强而中干。综合当前各种敌对势力针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概括地说，都不过是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的文章而已。

　　所以，中国的民族复兴正面临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者都是些什么人呢?

一、四大势力威胁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

　　搞民族复兴，不知道危险与挑战在哪里，如同闭着眼睛走路。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曾刮起一阵风，说什么“再文革”是最大的危险，指责“再文革”不但要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而且要让以前取得的现代化成果也保不住，并且把这个危险形容得迫在眉睫、转瞬即至。

　　这样的喧嚣显然是一种欺骗。因为谁都知道，抛开对“文革”的评价不说，“文革”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是中国特定历史时代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能复制也不可以复制，有谁愿意“脱下皮鞋换草鞋”呢?个人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历史更是这样，所谓“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就像今天的法国不可能“再巴黎公社”一样，也如同今日俄罗斯不可能“再十月革命”一样。这种人为的捏造与恶意的栽赃，不过是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伎俩，其实子虚乌有。真正想要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压迫中国强国空间的，不是被指责为“再文革”的那些人，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而是以下四种势力：

第一种：右翼普世势力

　　中国右翼普世派挟民主大选与普世价值两大利器纵横，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治世方略，他们的改造方案足以摧毁中国现有的国家架构与历史进程，这一点，甚至连他们自己都已经公言不讳。由此给中国带来的危险，笔者在《当今中国的主要政治危险是“右”而不是“左”》一文中已经做了系统的说明。

第二种：腐败利益集团

　　腐败对于中国的破坏与影响众所周知，不需要过多的讨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到底有没有一个腐败利益集团。按照一部分公知的说法，中国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下，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大致等同于“官僚垄断集团”，也等于是腐败的代名词，其政治指向还是所谓的“一党专政”。这个说法笔者不敢苟同，但本着“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的精神，笔者以为“既得利益集团”一说还是有可取之处，这就是，在中国政坛上，或者干脆点说，在执政党内，由于长期执政地位的积累积淀，确实在各个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造就了大大小小的“腐败利益集团”，形形色色的“腐败利益集团”拉帮结伙、官官相护、狼狈为奸，窃取公器行谋私之实，是天下公敌，也是民族复兴的大敌。

第三种，分裂暴乱势力

　　分裂与动乱对任何民族而言都意味着时间浪费与空间窘促，它的残酷性与毁灭性有目共睹，对中国也完全是这样。目前中国的台独、疆独、藏独以及法轮功、邪教等都属于分裂暴乱势力，他们是制造分裂动乱的主力。

第四种，西方霸权集团

　　西方霸权集团是中国的战略对立面，是当今中国所面对的最大的战略压力。对霸权而言，遏制中国与独霸世界已经发展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据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做过这样的表白，他说，“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样的表白可以说非常经典到位了，因为这样的话意味着西方已经从根本上否决了中国崛起复兴的权利。

　　上述四大势力都是中国复兴崛起的突出挑战，他们正在与发展的中国抢时间、争空间，如果问，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时间与空间都在哪儿，回答是，关键在于向上述各种势力要时间、争空间。

二、最大最危险的挑战来自霸权集团

　　凡事都有主次先后，都要分出轻重缓急，对中国的威胁也是这样。上述四大挑战中国的势力，究竟哪一个是其中最大和最危险的呢?

　　回答显然是西方霸权集团。这是因为：

第一，就客观条件而言，西方霸权集团有条件也最具实力来“扳倒”中国；就主观条件而言，他们“扳倒”中国的愿望空前强烈。

　　现在有一种说法，什么“谁也无法阻挡中国崛起”。每当有人问到美国是不是在对中国进行“围堵”“遏制”的时候，一些人不从正面回答，却要来一句什么“‘围堵’得了吗”以应付。其实，美国“围堵”“遏制”能否得逞是一回事，美国是不是正在这么干，则是另外一回事。更进一步说，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要靠无穷无尽的奋斗牺牲去争取，而不能认为是天然这般、注定如此，如果这样认知，就等于是把一种历史可能性绝对化了，这是唯心的，一切爱国的中国人都不能因为鼓舞信心的需要而这样做，而要充分认识到西方霸权集团并不甘心中国的超越，更不认同中国的崛起，他们依旧信心十足地要在一场新的东西方战略较量中胜出，仍然信心十足地要在中国这里再次演绎扳倒前苏联的故事，以确保西方文明在人类社会中的优越地位不动摇，确保他们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权“领导”位置，他们不会也不可能现在就承认在中国面前失败，即使将来有朝一日中国超越他们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他们仍要毫不动摇地继续同中国较量下去。

第二，霸权集团早已开始行动，现正在集中力量不择手段挤压中国的时间与空间。

　　众所周知，在时间上，周边和平状态时间持续越长对中国越有利，这就是通常所说，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与西方舆论一边倒的宣传完全不同，现如今中国一些领土问题激化到如此激烈的程度，并不是中国所愿意看到的，更不是中国主动挑起的，中国不会去主动惹事，因为这完全违背了中国的根本利益。现如今中国周边之所以发展到战云密布的程度，其幕后(现在可能已经谈不到“幕后”了)的推手与总策划就是美国。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在组织策划针对中国的局部战争，这一企图的着眼点在于，只要促使中国周边战争与冲突多发频发，就等于是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一种颠覆，也是对中国民族复兴在时间上的有力挤压。

　　在战略空间上，霸权挤压中国的事实早已公开化、明朗化，这种挤压不仅表现在地缘安全上，而且还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特别是TTP、TTIP等设计，几乎就是针对中国而量身定制的。至于设置非洲司令部、NMD、TMD之类，更是直奔中国这个主题。这一点，现在就连美国最善于摇唇鼓舌的那些战略骗子也已经不屑于再闪烁其词了。

第三，与中国民族复兴抢时间、争空间的四大势力，霸权集团居主体与主导地位，是各种势力的大后方，也是他们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在一切反对中国崛起发展的势力中，西方霸权集团始终居于主导和主体地位，中国与西方霸权集团的战略矛盾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当代中国民族矛盾的特点与未来发展趋势》等文章)。做为西方霸权集团的总司令部，美国是中国右翼普世势力的精神祖国，是中国各种分裂暴乱势力后方基地和战略后援，也是腐败利益集团的安全避风港，这个司令部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上述各种势力的活动，并为这些势力的活动注入源源不断的外源动力。做一个形象的比喻，美国就好比是一座发电厂，而右翼普世势力、分裂暴恐势力以及腐败利益集团好比是电棍，美国发电厂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输电线路将电能输送过来，让这些电棍用不同的方式电击中国，如制造政改危机、恐怖暴乱、社会对立等等。这里特别要提出来的是，有些人往往将中国腐败利益集团归咎于制度架构，以为这股势力似乎不仅与美国没有牵连，反而为美国所反对，其实不然。从世界范围看，腐败的利益集团和专权的军阀政客从来都是美国拉拢利用的主要对象，这是一条基本政治规律;历史上，美国就是靠拉拢中国政府中的一些利益集团为其代理人，以此来操控中国，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在中国培植了强大的亲美势力，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各个层面，其中，腐败利益集团里相当一部分与亲美势力交集耦合，而这些人往往就是腐败利益集团的核心与中坚。当然，腐败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存在，主因基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但这一集团正在被美国所操控利用，则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争取中国民族复兴的时间与空间，核心问题是中国与霸权集团的关系，所谓应对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的挑战，说到底还是抗击来自霸权的挑战。

三、在“三个逼近”的大背景下，抗击霸权集团对于赢得时间与空间具有决定性意义

　　争取更长和平的时间，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一切战略家对此无不梦寐以求，但是，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成功者固然有之，但失败者也不乏其人。远的不说，仅以二战前的中国与苏联为例，两国当时的执政者都想推迟全面战争爆发，中国的蒋介石政府甚至在丢掉东三省之后，仍幻想避免中日战争，为此把希望寄托在国联的调停上;苏联斯大林对法西斯希特勒的扩张野心洞若观火，但一直幻想避免或推迟苏德战争。结果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斯大林，他们的幻想最后都无情地破灭了，都在不期而至的大规模全面战争面前因为准备不足而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万状。这说明，在战略上争取时间和空间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挑战。当今中国在这方面的挑战与压力同样不轻，概括地说，现如今的中国有三个危险的“逼近”，即战争危险日趋逼近，分裂动乱危险日趋逼近，颜色革命的危险日趋逼近。在这样“三个逼近”的大背景下，中国究竟怎样才能赢得必要是时间与空间呢?

第一，已经到了以“争”为主的阶段

　　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战略意义上时间与空间定位各有不同，所遵循的路线与方法也千差万别，用一句老百姓熟知常用的话说就是“各有各的活法”。简单概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本做法，可以用四个字来加以描述。

　　一是“靠”字。向西方靠拢，力图与西方结成战略上的利益共同体，做到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直至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这一倾向在1989年以前表现得十分充分，至今虽然余波浩荡，但无论如何都不再成其为主流。

　　依赖“靠”的办法，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中苏战略对峙所带来的压力，也在一定时间内获得了西方某种程度的认可与欣赏，因而赢得了一定的时间与空间。

　　二是“让”字。面对西方政治上的打压、进逼，采取让步、让利的办法。这一倾向主要发生在1989年的风波之后，并且在“让”的同时还兼有“躲”。

　　三是“躲”字。所谓“躲”，类同于著名的“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说到底是也“躲”的办法，以“躲”换取喘息生息的时机与空间，以图东山再起。1989年以后，中国 “让”“躲”并行，二者结合，以此同西方霸权集团周旋。

　　四是“争”字。笔者认为，现如今的中国已经到了以“争”为主的阶段，这并不是说以前就没有“争”过，也并不是说以后除了“争”就别无其它，但核心与关键是“争”。

　　战略策略从来都不能一成不变，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不能因为过去正确就永远正确，所谓“坚持一百年不动摇”的说法只是一句表达坚定不易的形容词，并不真的是一定要坚持一百年，连九十九年都不行。现在中国所面临的是“靠不上去”、“无法再让”、“躲无可躲”战略境地，“韬光养晦”也好，经贸联系也好，都无法改变中国已成为霸权集团头号对手的事实，也无法因此摆脱霸权的打压围剿，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获得发展崛起所必须的时间与空间，除了奋起抗争之外，已别无它途。

第二，必须时间空间二者得兼

　　在战略层面上，时间与空间往往是一对矛盾，二者不可得兼。很多时候为了时间不得不牺牲空间，比如抗战时期蒋介石政府著名的“以空间换时间”战略，这是一种弱者面对强敌不得已但却是有效的战略;也有的时候为了空间不得不牺牲一定的时间，比如最近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举措，如果不是因为吞并克里米亚，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也许不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快。这往往是弱者面对强者不得不进行的反击。

　　中国在战略层面也面临如何处理时间与空间的问题。自共和国成立直到前不久，在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上，中国国家战略总的取向是时间为主空间为辅，为了时间不得不付出一定的空间上的代价。当年中印自卫反击战取胜后中国军队主动后撤到麦克马洪线，这里面就有以空间换时间的考虑;所谓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有这样的蕴意于其中。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必须时间空间二者兼顾的时候了。现如今中国再也不能继续无视他人对自己空间的挤压，不能不全力捍卫近海岛屿主权，不能不对海洋通道与远洋运输安全给予必要的关注，也不能坐视周边地缘安全环境的变化而无动于衷，为此就必须采取相应的实际行动。但这就像捅了马蜂窝般，一时间，中国“扩张”、“威胁”、“咄咄逼人”的帽子就满天飞了起来。

　　于是，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开始指责了。他们说，中国外交陷入了困境，因为在东海、南海问题上过于“强硬”，不仅因此导致与周边相关国家关系骤然紧张，而且与美国、日本等的关系也出现了恶化的危险，有违中国发展给各国带来利益普惠众生的宗旨，中国所需要的和平国际环境也遭遇冲击，有点岌岌可危了。因此，他们呼吁，中国外交应该“恢复理性”，“做善意的大国”，不能“你不服我就打”，等等。这样的论调，说到底，还是回归过去以妥协换时间的老把戏，就是要中国牺牲一些东西，特别是牺牲战略空间来换取暂时的平安。

　　但是，说轻一点，这是书生之论;说重一点，这是变相的绥靖主义。现如今的中国已发展到必须对时间与空间二者兼顾的时候了，中国的利益边疆已经延伸辽远，无论是国家的安全保障还是民族的发展保障，都需要中国的战略空间得到应有的拓展，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基于领土主权为基础的战略空间尚不完整，尚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现在所谓中国的扩张、强硬，不过是把本应属于自己所有的空间部分地管控起来而已，就像在西沙海域进行钻探，不过是部分利用早该利用的资源。如果连这样最起码的底线都达不到，则不仅所谓的民族复兴崛起将变得荒诞无稽，就是战略意义上的时间也将暗淡无光，没有了实际的意义。举例来说，如果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或者中国丢掉南海诸岛，那么中国的战略空间将被残酷地挤压，国家安全与民族发展的命运从此将操之于敌，中国将从此再陷救亡的境地而不能自拔，更遑论什么复兴崛起了。

　　所以，现如今的中国必须既要时间，又争空间，二者必须兼而有之，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

第三，借力打力，联合多种牵制力量

　　最近一个时期美国霸权的日子过得相当不爽，先是被乌克兰危机弄个不亦乐乎，现在又被伊拉克危机搞得团团转，稍有一点战略常识的人，都从中看得出美国所遭到的牵制与掣肘。可以说，这两场危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步伐，这还只是在美国并没深度介入的情况下，假如美国因为这两个危机或者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或者重返中东战场，那么作为美国全球战略重点与核心的“重返亚太”会怎样呢?

　　所谓战略平衡就是这样一种此消彼长的道理。发生在欧洲或者中东的战争或战略危机将显著地削弱美国对亚太地区战略投送的力度与频率，中国的压力也将因之而明显减轻。所以，对霸权任何形式的牵制，客观上都是对中国的支援，任何与霸权对峙的力量，实际上都是中国的盟友。这是简单的常识，也是最基本的战略准则。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人们都本着这一原理从事战略博弈。在古代中国的先秦时期，战略家们把合纵连横运用得炉火纯青，到汉代反击匈奴的时候，汉武帝不惜代价要联络大月氏以“断匈奴之右臂”，著名的政治人物丘吉尔关于二战战略的一句名言是，如果魔鬼能帮助打败希特勒，我将同魔鬼结盟，伟人毛泽东则凝练地概括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当代中国人只要稍微学习一点战略常识，就懂得面对霸权的时候中国也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大概只相当于小学六年级的思维水平。

　　但遗憾的是，当代中国有相当一批顽固的脑袋把“不结盟”外交惊人地僵化、教条化，死活抱着不针对第三国的死牌牌不放手，不敢也不想瞄准霸权构筑“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如果说现如今中国外交真有什么困境的话，追本溯源，这种僵化的战略思维是罪魁祸首。

　　现在，发展崛起的中国与霸权抢时间争空间的搏斗日趋激烈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善于借力打力，积极主动地联合一切反帝反霸力量。以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水平与战略实力，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该充当这个“统一战线”的核心与轴心，在当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反美力量一划拉一把，只要竖起招兵大旗，不愁没有冲锋陷阵的。不要说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或者伊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这些坚定反美国家，就算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等，也都可以培养成为反美反霸的得力先锋。既然美国能驱使菲律宾成为走卒，中国为什么就不能照此办理呢?

　　不要以为这会给中国带来危险，这样做非但不会有什么危险，而只会给中国带来安全。

第四，积极进取，开拓新的战略时空。

　　当然，仅仅指望别人是远远不行的，关键还得靠自己，中国需要积极进取，去开辟新的战略空间。最近一个极其成功的战略实例就是中俄关系的巨大进展。中俄背靠背所带来的战略稳定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但中俄战略关系的潜力还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其实，不但中俄战略关系的潜力没有发挥充分，就是中朝、中巴、中国与伊朗等关系的战略意义，发挥得也并不很如人意，人们每每所见到的，是中国把许多资源与手段运用到不恰当的地方，结果或者劳而无功，或者水中捞月，弄得自己还疲于奔命，焦头烂额。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回想过去，中国对日本下了多少水磨功夫，结果几乎是一夕之间流失得干干净净，生意上有花钱打水漂一说，其实战略上打水漂的事情也很多，中国就干了不少。

　　展望未来，中国应该把开拓战略时空的重点切实放到亚非拉边缘国家与边缘地区，改变过去那种以欧美为中心，以美英为核心的依赖战略。须知，无论在霸权及其铁杆盟友身上做怎样的水磨功夫，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曾几何时，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何等友好密切，但现在谁都知道，澳大利亚正紧跟美国的步伐加紧对中国进行战争准备，这样残酷的事实还不足以令国人清醒吗?

第五，强势反击，形成强大的威慑态势

　　在战略上，争取时间一般来说要避免战争，而捍卫或者拓展空间就要激起可能的冲突。这二者似乎是一对矛盾，但不容回避必须面对。现如今中国显然要尽量避免战争，但又不能不直接面对各种各样的挑衅。如何应对周边几个蕞尔小丑发起的挑衅，现在已经成了摆在中国面前的大难题。

　　处理这一难题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杀一儆百，发挥武力威慑的作用，所谓“互信、合作、共赢”之类基本无用，这方面有足够的历史经验。二战之前，日本陆军大肆鼓噪北进，试图引导日本的军国铁蹄以北进为战略主攻方向，但这一野心在张谷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中被打得飞灰湮灭，从此之后日本再也不敢北进了，以至于在莫斯科战役的生死关头，也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在张谷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中，日本实在是被打疼了。同样的道理还有抗美援朝，其余威至今犹在;还有中印边界，当年一场短促的战争打出了五十多年的和平，远超预期;还有1974年的西沙之战，没有战场海就不会有西沙群岛海域的稳定控制，而1988年的3•14海战则规模太小，所以效力就不长远了。这些事实都雄辩地证明，要想避免大规模全面战争，就必须在局部的小冲突中打出威风打出威力;反之，如果连面对小冲突都患得患失，不能断然处置，结果必将要遭来更大的灾祸。有关缺少战略威慑能力的恶果，笔者在《建设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刻不容缓》一文中已做了详尽的阐述。

　　所以，当今之计与当务之急，是中国要做好在必要时候展示一下自己的肌肉与筋骨的准备。演习不行，那只是演戏。如今的中国到底是大老虎还是黔之驴，需要一个实际的案例来证明。如果实际表现证明中国就是一头黔之驴，想要人家不一拥而上来撕咬也是妄想，如果实际表现证实中国是一个有威力的老虎，那么一切相关和不相关的人都会退避三舍。对外是这样，对内未尝不是这样。

　　也许，一场像样的局部战争可以给中国带来几十年的和平，在时间与空间上都能给中国以新的支撑。但前提是必须赢得干脆利落，像1979年那样的对越战争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提出最后的问题了：为民族复兴赢得时间和空间，核心与关键究竟是什么呢?

　　核心与关键是要敢于担当、积极作为，把能力与勇气有机地整合匹配起来，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汇加以概括的话，那就是“斗争”。只有斗争才能赢得时间与空间，否则，天上不会掉下来，地上不会长出来，更不会有人拱手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