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与“国际社会”——未来十年的挑战（之五）

　　当今世界有个“国际社会”，“国际社会”的大名头在中国如雷贯耳、响彻云天，因为这些年来“国际社会”名目下的东西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给。其实，认真说来，这个“国际社会”并不囊括世界上所有国家，大部分国家都在这个“社会”之外，有一些还是这个“社会”的对立面。就是在这个“社会”内部也分层次，大部分国家处在外围或者边缘，核心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若干西方大国。美国是这个核心的首脑，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领导。所以，所谓的“国际社会”，其实就是美国领导下的“社会”，加入“国际社会”，就等于加入美国领导下的行列。

　　中国显然并不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因为中国社会的面貌与“国际社会”不同，政治语境下叫“中国特色”;也因为中国所奉行的价值与路线不同，政治语境下叫“中国道路” 。“中国特色”与“中国道路”这两个词汇是当下对中国最简单最凝练的概括，由“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构成了当前的中国社会

　　这就是当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可以简单地说，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二者之间是一种对应并立的关系，这才是当前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的本质，一切有关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共同体”之类的说教，纯粹都是骗人的大忽悠。

　　我们认为，这样关系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相反，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注定要发生激烈的碰撞与冲突，这个碰撞冲突必将随着中国的发展崛起而日趋激烈，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巨大且挑战。

　　笔者认为，如下几个问题是二者之间冲突与碰撞成为必然的原因。

其一，接轨还是两轨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日益与世界发展接轨”。这种观点在国内外都相当流行，很为一些人所信奉。他们认为，中国轨迹与“国际社会”的轨迹最终应该合成一条历史轨迹。这大概也就是强调中美两国将“殊途同归”这一信念的由来。

　　但是，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历史上的轨迹就与西方不同，有史以来就是两轨，目前仍然是两轨，基于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所以未来仍然还将是两轨。中国的道路轨迹与国际社会的道路轨迹不可能叠合归一。

　　但是，接轨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这个力量必然要与不接轨的力量发生相互作用，其形式必然是较劲碰撞;而中国道路之轨与“国际社会”之轨这两轨之间也要出现复杂的冲突，因为行进在自己轨道上的中国不可能按照另一条轨道的规则办事，所谓“如果遵守规则，中国也是国际社会潜在的合作伙伴”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如此一来，中国将不得不成为“国际社会”的对立面或者敌人。

其二，坚定不移与普世趋同

　　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中国道路吗?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口号最近喊得坚定而又响亮，并且还将其描述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但客观地讲，无论“国际社会”还是中国社会内部，都有很多人相当急切希望中国抓紧“移”大力“移”，尽快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成为其中负责任的一员，成为它其中的“建设性伙伴”。他们认为，普世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应普照人类社会一切角落，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应该无条件地向“国际社会”皈依，改造自己使之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与“坚定不移”相对，他们主张中国“坚决得移”。

　　因此，“国际社会”不能容忍什么“中国特色”，也不能认可所谓的“中国道路”，这既是政治排他性所决定的，也是霸权的世界体系的必然要求。很长时间以来，国内外“坚决移动”的拥趸们一直为此宵衣旰食、奋力拼搏。这样一来，“坚定不移”与“普世趋同”之间就要发生激烈的斗争。事实上，这一斗争早已客观存在，我们所要强调的只是，未来十年将更趋激烈。

其三，西方领导还是独立自主

　　“国际社会”有一个领导核心，其主要领导是美国，用美国总统竞选者罗姆尼的经典语言就是“西方领导世界，而美国领导西方”。“国际社会”在美国的领导之下，其它国家都是这个社会中的“伙伴”，都是“负责任”的“建设者”。中国要做这样“负责任”的大国吗?

　　如果这样，那中国就必须得接受美国的领导，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说就是“遵守规则”。

　　但崛起的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特立独行，独立自主，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领导自己。不服从领导，这就对国际秩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敌人，随着“中国特色”与“中国道路”不断成长，二者彼此的敌意敌对也将日趋强化，激烈的碰撞与冲突难以避免。

　　那么，上述碰撞与冲突，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矛盾呢?

　　概括地说，当今世界依然存在三大对抗性矛盾，即阶级矛盾、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去年在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表现的是阶级矛盾;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是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的混合体，表面上看宗教矛盾更为突出;而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矛盾则属于民族矛盾。笔者以为，在上述三大矛盾中，当前和今后一个历史时期，阶级矛盾主要在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的框架内运行，而宗教矛盾的背后其实质还是民族矛盾。所以，民族矛盾空前激化，这是当代世界历史的突出特征。“中国特色”与“国际社会”的矛盾，说到底，是中华民族复兴崛起与西方集团维护霸权秩序之间的民族矛盾，这也是笔者始终坚持认为当今中国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国家利益高于阶层利益的重要原因。

　　这个矛盾究竟是怎样性质的矛盾呢?

　　我们认为，人类的历史经验说明，这一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其发展的前景根本不是什么“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而是谁战胜谁、谁压倒谁的问题。用一句老话说就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方压倒东风”，二者必居其一。但是，矛盾的双方又是对立统一的，“中国特色”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注定要越来越密切，“封闭僵化的老路”已被历史所尘封，但彼此之间的矛盾也注定将越来越激化，“改旗易帜”之争来日方酣，如何将其 “艺术地”处理，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最大最艰难的课题。

内忧与外患——未来十年的挑战（之六）

　　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民族复兴，对此，一句极其时髦的描绘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有关机遇问题暂且不讲，就“挑战”这个角度而言，问题无非是内忧与外患。只有透彻地说明中国今后究竟有没有内忧，有没有外患;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忧，到底面对什么样的外患，二者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才能诠释“挑战”一词的真正涵义。但是，有关中国今后的忧患何在，不同的中国人却有不同的看法，并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概括而言，大体上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当代中国既无严重内忧，也无突出外患。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尽管中国社会内外都有一些矛盾，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全世界各国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内所有矛盾都能通过发展、协商、合作、互利、共赢而得到解决，不可能产生严重的冲突。也就是说，一切都可调和(有关这个问题，可以参阅笔者文章《一切都能调和——当代中国内外矛盾现状之分析》)。

　　这一观点非常重要。这是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论基石，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发展才能是和谐的，中国的崛起才能是和平的，否则，所谓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要成为一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第二种观点：当代中国有内忧而无外患。这种观点认为，制约中国发展前进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制度，中国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才有出路，否则，即使现在因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快车而繁荣，但终将因制度落后而失去繁荣，并且有再次发生“文革”的危险。

　　基于这样的逻辑，这些人于是在中国上下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地宣讲民主的好处，把民主当做从根本上治疗中国的救命良药，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跟上世界潮流。

　　客观地说，这些人的呼声与“国际社会”的声音基本一致，其理论逻辑也与“国际社会”推行的价值体系大体相当，所以他们根本不承认中国有什么外患。他们认为，“国际社会”非但不是什么外患，而且是中国改革发展最强大的奥援，因此是友非敌，除非中国自绝于“国际社会”。如果一定要找出外患的话，那要么是与“国际社会”同病的“恐怖主义”，要么就是北面的俄罗斯。

第三种观点：当代中国有外患而无内忧。这种观点的一个经典的表述是“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国际社会”仍然严重残留着“冷战思维”，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人不时掀起反华风浪，干扰中美关系的大局，干扰中日关系的大局，干扰中国与欧洲各国关系的大局，等等。这当然是值得警惕的，但问题也并不是很大，因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中美关系也好，中日关系也好，中欧关系也好，都只能越来越密切，不会因为部分人的“冷战思维”就改变大方向。所以中美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日要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中欧要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等。总之，说有那么一点外患固然可以，但也不必太放在心上。

　　至于内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或者根本不值一提，或者根本没有。他们说，中国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不管现在问题有多么突出，都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解决一切，发展代替一切，是硬道理而不是软道理。只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就能建成一个幸福的中国，美丽的中国，就可实现全面小康。而全面小康的社会是谈不到什么内忧、也不会有什么内忧的。如果一定有谁要忧心忡忡的话，那一定是吃饱了消化不良的结果。

第四种观点：当代中国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内忧大于外患。这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内忧在于资本的泛滥与侵蚀：其泛滥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造成阶层对立，冲击社会稳定，而且日益严重的是，建立在强大资本基础上的新阶层觊觎国家公权，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收买乃至攫取的倾向;其侵蚀导致腐败蔓延，黑社会成长壮大，瓦解政权根基。这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危险。

　　持这类观点的人也认为当代中国还有还面临突出的外患，其焦点就是世界霸权对中国的遏制与围剿，并且正愈演愈烈，有日益激化的可能。

　　但是，他们认为，外患之所以日炽，根本原因在于内忧方殷。正是在资本泛滥的冲击滩上，霸权国极其帮凶才得以在中国内部培养扶持了代理人，与中国的一些分子建立了牢固的利益同盟和战略同盟，将中华民族置于危险的境地。他们相信，正因为存在危险的内忧，所以外患才变得可怕，不解决内忧，外患只能越来越严重;只要解决了内忧，外患也就不足为惧。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内忧大于外患、重于外患，其解决也应该先于外患。

第五种观点：当代中国既有内忧又有外患，但外患大于内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内忧其焦点集中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而这一冲突则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层面复兴崛起的中国与霸权帝国冲突在国内的反映。现如今的中国正处在历史上为数不多快速发展的时期，历史经验表明，在快速的历史发展时期内，内部的矛盾冲突一般可以得到缓解释放，应该也是内部矛盾的缓冲期。今日中国的阶层矛盾之所以上升激化成为内忧，其直接诱因在于外部势力的利用与催化，即外因通过内因而发生了作用。未来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好坏安危主要不取决于内忧而取决于外患，只有妥善应对外患问题才能给中华民族的复兴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如果发展崛起的中国不能很好地应对来自外部挑战，则内部的矛盾冲突将急速恶化，反之，则国内矛盾就将得到稀释，即或仍然存在大量的问题，但也达不到内忧的程度。所以，这种观点认为，当今中国的民族矛盾大于阶层矛盾，国家利益高于阶层利益，在内忧与外患的关系上，外患大于内忧，其解决也应该先于内忧。

　　罗列这些不同的观点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说，不同的思想路线将导致不同的行动路线，不同观点的人也必有不同的矛头指向。如何看待内忧与外患，在二者之间如何摆位、怎样平衡，有史以来就是治国治世的一大难题。

　　重内轻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奉行的国策，如宋、如明，如清之中后期，其当政者把主要精力和资源都用在调整内部的关系上。许多时候，他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因而也给他们的行为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但历史经验表明，一个过于内守的王朝绝不是一个有出息的王朝，而一个对外没有张力的民族不可能获得伟大的成功，也不会创造可以载入史册的辉煌业绩。

　　重外轻内——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些时期的历史特征，如秦皇汉武，如大唐和大清前期，其当政者更多地热心对外经营，用一句古诗的话说就是“武皇开边意未已”。这些人在历史上往往被称为有为之君，他们的做为确实也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成为中国走向强大的符号。但同时，历史经验也表明，一个过去热衷于对外经略的政权终究难免内虚，也很有可能因此骤然崩溃，短命的秦与隋就是生动的例子。

　　这也不是，那也不妥，到底怎样才是正确的呢?

　　坦率地说，尽管中国历史悠久，政治经验非常丰富，但在平衡内忧外患的二者关系方面，迄今也难找到令人信服的范例。

　　过去的历史当然不会重演，但历史的经验非常宝贵。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其民族文化中凝结了太多的忧患意识。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也都懂得要奋斗就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仁人志士更须抱定“先天只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信念。

　　从这个意义上出发，今天我们仍然不能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内忧与外患之辩，也不能不将其视为今后十年乃至更长历史时期内的重大挑战。

　　首先，“内忧”不可不慎。

　　当今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日积月累，“官”与“民”的冲突，“贫”与“富”矛盾，“改旗易帜”与“坚定不移”之间的对抗，等等，都已不是星星之火，经略体国者历来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现如今的中国也没有任何理由不须为此惕厉戒惧。

　　其次，外患不可不防。

　　今日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不容乐观，一个强大的战略包围越来越明显地摆在了面前。霸权帝国对中国到底是何居心，有人说这出于“防范心理”，其行为源于“情绪焦躁”，有人则认为这是磨刀霍霍、居心叵测，总之是对此争议很大。但兵法有云，“不恃敌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也”，美国是不是把中国当敌人必灭之而后快，稳妥的对应必须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中国不能当战略上的二百五，更不能做全球化时代的宋襄公。

　　最后，“内忧”“外患”孰轻孰重、孰先孰后，不仅事关治国大略，而且还左右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也许有人会说，二者同等重要，哪一个都疏忽不得。从原则上讲，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即或同等重要，不同时间段内也有一个轻重缓急摆位先后的问题，这无论如何也含糊不得。如果说对执政当局能力与水平有什么考验的话，这个问题就是最大最根本的考验，而且在未来十年还将变得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