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全球化”、“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大力推销给各个目标国家中，西方掌控的话语权武器库里配备着“贸易利得”、“比较优势论”等一整套西方经济学理论工具。

“比较优势论”是西方经济学主导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及社会发展导向的一个著名理论，由十九世纪的英国人大卫·李嘉图提出，如今已成为经济学课堂上必不可少的授课内容。李嘉图本人是个富有的股票经纪人，做过议员。他被捧上西方经济学的圣坛，多基于其提出的“比较优势论”。

根据亚当·斯密，若每个国家专门从事自己最有优势的产品生产，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其他物品，大家就都会得利了。这是古典经济学中的“绝对优势”论。

这个理论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进一步扩充。李嘉图提出，可使一个国家获益的不仅是这个国家在拥有绝对优势的那些产品上专业化，也在该国拥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上专业化。西方版式的“贸易自由化”、“全球化”的推销者们常向公众如此解释：依照“比较优势论”制定的经济发展政策会将一国的有限资源从效率低的领域转移到效率高的领域，如此可增加这个国家的收入。

从表面上看，这个理论似乎没有什么不对的，听起来头头是道，可以洋洋洒洒地写一大部书。它只有一个漏洞：从未在现实世界中被明确证明过。

传统的“比较优势”分析往往聚焦于生产技术、自然条件、个人偏好、生产力、经济规模等相关因素，这一切常被视为静止不动甚至是被上帝赋予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也如此基于一个完全不现实的虚拟假设：“世界是静态恒常的”。

作为这个理论的前提条件，李嘉图提出了一系列假设，如只考虑两个国家和两种商品、只有一种要素投入、所有的劳动都同质、生产成本恒定不变、不计交易和运输费用、收入分配没有变化、生产要素与商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要素在一国内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在国际间不流动、没有关税或影响国际贸易自由进行的其他壁垒、不存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等等。

这根本不是人类生存的现实世界!人类不可能生活在一个静止恒定、被降维到二维世界的海市蜃楼中。

经济学的“肮脏的小秘密”

根据这类旨在推动西方版式“自由贸易”的正统经济学理论，贸易对所有参与方都有利，“保护主义”则被视为是降低效率、减少财富的手段。这类说辞大体上是把两个命题合为一体，一个是每个国家都有“比较优势”产品出口，另一个是在这些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与出口会给这个国家带来“贸易利得”。在现实世界里，这两个命题都建立在不堪一击的脆弱根基上，与现实严重脱节，也忽略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权力的不平衡、技术垄断、什么人在制订游戏规则、经济与政治、军事的一体化等等。种种新一代“比较优势论”的诞生，都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这个本质问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比较优势”论中最著名的理论之一开始盛行，即由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资源禀赋论”(H—O原理)，基于资源禀赋他们提出了一个假说：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会在人工密集型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并会从这些产品出口获益。

这也成为数亿中国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的“理论证明”，或确切地说，该理论被巧妙利用，为一个变相的殖民经济模式提供合理合法辩护，让衬衫制造国心安理得地被永久拴在一个血汗奴工的恶性循环轨道上。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受到英美教育培训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大力推动这种“比较优势”论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称这一战略会使国家的经济产业和技术结构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基于种种“比较”根基的新“比较优势”理论接连出现，都试图解释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鲜有触及的全球贸易体制的现实，如跨国公司、垄断、政治影响、社会成本等等。如休·史卓顿等人提出应以“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取代“比较优势”。这类“竞争优势论”不仅包括了比较优势，也加入了汇率及特定企业变量等其它因素。

但无论西方经济学家们怎样翻来覆去地试图自圆其说，都对经济的最根本问题保持几乎死一般的集体缄默：自古及今，经济从来就是国家总体战略与国防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政治、军事及国际战略关系而谈论经济，无异于痴人说梦。

在西方话语权主宰下，依靠一些学术“权威”的纸上谈兵维持其“科学”的光环，“比较优势论”长期构成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与核心，至今一直高居现代“自由贸易”理论的正统地位，并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制订对外经济贸易战略的理论依据。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顾问指导”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把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甚至国家发展的头等重要大事，鲜有人对此有任何质疑。在学术教育、科研、媒体的信息流通话语权皆被西方垄断的大环境下，无论五花八门的贸易理论表面上看似多么不同，大体上都把“贸易利得”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已“被证明”的“既成事实”。

当理性被来自各方的“权威”舆论淹没时，就鲜有人质疑：

1)参与贸易的诸国是否真的都会从“自由贸易”、“全球化”中皆获利、又是哪些社会群体在获利;

2)“全球化”、“自由贸易”是被什么人设计、游戏规则又由谁制定、由谁做裁判、又为什么如此。

全球化的大力推销者之一保罗·克鲁格曼本人曾评论到，经济学有一个“肮脏的小秘密”：“自由贸易”理论虽然是真的，但“贸易利得”却非常少。

这个经济学的“肮脏的小秘密”在全球的经济学课堂或媒体中鲜有提及。取而代之的，是一大长串极不现实的经济学理论假设、足以把普通公众大脑吓瘫而不敢质疑的复杂数学建模。在学术“权威”的光环与经济学的“科学”大棒下，“比较优势论”已成为无人敢挑战的宗教，甚至被推销成社会科学中“唯一可让数学家们认可、既真实又非凡”的理论。

更有甚者，借助西方的精神与文化殖民、对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主宰、对学术与信息话语权的垄断，种种西方经济学话术成功忽悠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公众一再被告知，西方国家农产品之所以价格低，是因为机械化“大规模生产”。

冷酷的现实是，为了控制世界人口的命根子“食”，长期以来欧美政府都明里暗里进行大规模的农业补贴，以远低于成本的扭曲价格向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倾销，摧毁这些国家的粮食自给。

当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美国的小麦出口价格已平均低于其成本价46%，玉米低于20%，每一名美国农民从政府手中收到的补贴大致相当于菲律宾的玉米种植农民年收入的一百倍。同样，欧盟每年也动用数千亿欧元，用于农业补贴，这个数额常构成欧盟总预算的一半。这才是西方强权们口口声声教训中国要遵守的“公平竞争”本质。

即使如此，一些“专家”们仍在喋喋不休地讲述一个美丽童话：美西方农产品的低价来自“高效的机械化生产”。

二十一世纪至今的年月，欧美的农业补贴政策更加洗练，花样繁多，明暗不同，隐而不显。这才是欧美国家农产品“廉价”的真正秘密。这也正是国际乐施会 /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 评论的：

“在一个真实的世界，有别于自由贸易主义者们居住的世界，在农业市场的生存，与其说取决于比较优势，还不如说取决于获取补贴力的比较优势。”

所谓的“比较优势”，不过是一场不公平游戏的不公平规则，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永远地锁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让这些国家即使在自己拥有“比较优势”时，也同样必须屈从于强权利益。当今世界各国农业的生存，与其说取决于这神秘虚幻的“比较优势”，还不如说是取决于各国拥有各种“比较手段”(comparative access)的程度。农业是这样，其它领域同样如此。

这里说的“比较手段”就是政治、军事、文化、知识话语权、金融强权的一体化融合、以及新一代军事大革命中诞生的一系列杀手锏武器带来的全方位绝对优势地位。我们已在此前多个系列审视过这些新一代的杀手锏，这里不再驻足。

能最好诠释“比较优势”不可言传玄机的，是“比较优势论”的最活跃推销者之一英国。欲知真相，不能听其言，而要观其行。被推销成“自由贸易典范” 的大英帝国究竟是如何获得“比较优势”的?

大英帝国版式“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看懂当代世界的绝佳窗口

我们看到，仅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被“发明”出的概念“工业革命”充满与史实相悖的神话编织。其“自由贸易立国”的神话同样如此。

自古罗马开始，欧洲就一直维持着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的长期贸易逆差。大英帝国之所以逆转了这个慢性病的发展，与其说在于它虚无的“技术进步”、“工业强国”、“自由贸易”等诸如此类的神话渲染，不如说是通过以军事与政治强权作后盾而推动的鸦片贩卖、对全球殖民地进行经济重构，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比较优势”。

至十九世纪，中国与印度等亚洲国家一直是世界的主要制造业强国。英国及世界其它国家大量进口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各类产品，而英国自己的产品不仅少而又少，而且也无法竞争。这导致英国年复一年地与中国贸易保持巨额的贸易逆差越积越大，却没有足够的资金财力去偿付清算。为了扭转这个局面、防止英国整个国家破产的灾难，英国采取的措施并不是奋起直追、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增强自己的竞争力，而是采取了自古希腊起西方就一直传承的一个“优良”传统：通过军事扩张与不公平竞争的“便捷之路”，来“简化解决问题”。

于是，围绕着鸦片与殖民，英国创新了一个单行道式的“自由贸易”体制和一个“双筒枪”战术，如此摧毁了其他国家的原有优势，并最终诉诸于制造鸦片战争洗劫了中国、让大清王朝屈膝倒地。

当时，英国一方面重构其占领的全球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将这些国家与地区强行“重组”为原材料供应基地，服务于英国那些刚起步的脆弱工业，并通过设立高关税等贸易壁垒手段保护国内工业;另一方面又通过殖民强权，迫使这些国家让英国的产品通过零关税或象征性关税的“自由贸易”方式进入，同时对殖民地的工业化进程加以严厉遏制，以摧毁其原有的优势产业，如此确保了英国为自己竞争力低下的工业产品扫除了竞争，还无中生有地在海外为之创造了广阔的销售市场。

以印度殖民地为例，与如今已成官方正统说法完全相反的事实是，直到十八世纪早期，相对于英国，中国、印度在纺织业及钢铁制造业这样的主要工业领域都拥有明显的优势，在低成本、高质量上都优于英国。但英国在撕破印度的关税等进口防护屏障的同时，又对印度产品高筑各式壁垒，进而将印度经济结构进行“重组”——把印度的大量农田改为鸦片与茶叶种植，以解决英国对中国的巨大贸易逆差问题，同时摧毁了印度的钢铁制造业，并把印度的纺织业变成英国本土纺织业的廉价原料供应基地。

为彻底摧毁印度纺织业的绝对优势与商品的竞争力，英国还对印度纺织品征收高额关税，并利用殖民强权身份，强行大幅度提高印度商品的运输费用;另一方面则确保印度的国内市场保护屏障被拆除，迫使印度对英国棉产品的进口关税降至象征性的5%之低，最终彻底免除。

这一切手段不仅使英国毫无“比较优势”的产品大量涌入印度市场，而且对印度经济结构的“重组”也最终使印度成功地“去工业化”，沦为英国的廉价原材料供应地、英国工业产品的消费市场。这是英国“工业革命”、“自由贸易立国”及英国“大国崛起”的又一公开秘密。

这是拥抱“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剧本的某些经济学专家、历史学权威都宁可缄默不提的历史事实。

这一幕似曾相识吗?不错，如今它被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家族兄弟美国以炉火纯青的手段复制、发扬光大，淋漓尽致地用到中国身上。

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在全球拥有众多殖民地，如同印度遭遇的，遍布全球的其它英属殖民地同样被强制进行了各种“经济体制改造与重构”，成为英国经济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英国产品的销售市场。如美洲被变成蔗糖、棉花、木材等原料供应地;非洲成为棕榈油、可可、黄金、橡胶、奴隶的供应基地;澳大利亚则负责向英国提供羊毛及黄金，等等。

看懂这个模式的“天才机制”的最好教材之一是十九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杰文斯(William. S. Jevons)写的《《煤炭问题》(The Coal Question)。杰文斯以世界主宰者的口吻，如此描述大英帝国构建“世界经济循环圈”运行的“比较优势” 机制：

“北美及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谷物田地;芝加哥与奥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地区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与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场，在阿根廷及北美的西部大草原则有我们的牛群;秘鲁的白银、南非及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我们的咖啡、蔗糖、香料种植园遍布整个[拉美]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而我们的棉田，已长期占据着美国南方，而今正在地球的所有温暖地区延伸着......全球多个区域心甘情愿地[成为]我们的进贡附庸国。”

即使在欧洲本土，大英帝国版式的“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计谋也同样实施。葡萄牙的遭遇就是一个典范。

葡萄牙是欧洲最早一代崛起的强权，从美洲、非洲的殖民地掠夺了大量矿产、金银等各种财富，从非洲掳掠的大量奴隶也为葡萄牙的葡萄园种植及酿酒业发展提供了丰富而无偿的劳动力资源。但葡萄牙缺乏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战略，英国趁机大量投资控制葡萄牙的葡萄园与酿酒业。但英国的投资战略并不在于控制葡萄牙的这些产业，而是项庄舞剑，心在别处。

当时，葡萄牙的纺织业与英国相比同样拥有优势，英国真正要遏制的，是葡萄牙的纺织业及其它新兴工业的崛起，防止葡萄牙在这些产业上对英国刚起步的纺织业构成竞争。

1703年，英格兰与葡萄牙签订《麦修恩条约》(The Methuen Treaty)，导致葡萄牙被英国牢牢锁入酿酒及其它农业领域的“专业化”，而葡萄牙的纺织业及其它萌芽工业则逐渐地被英国产品绞杀。

换句话说，葡萄牙在酿酒业及服装业都拥有相对英国更低成本的绝对优势，但在酿酒业的“比较优势”却要以放弃纺织业的优势为代价，以确保英国的服装纺织业不面临竞争地成长壮大。这是英国“工业革命”系列神话中不便说出的又一个段子。

人们拥护“自由贸易”，大多是深信“自由贸易”会为所有人带来利益。在西方主宰的“丛林法则”下，这完全是个美丽的幻想。冷峻的国际现实是：在一个固有的不公平国际贸易体系中，对于许多国家来说，“自由贸易”更是一个泥潭陷阱。

印度与葡萄牙的例子都清楚显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如何可被外部强权通过种种途径与手段有意塑造而变成一种“比较劣势”。

大英帝国用来主宰世界的这个“比较优势”经济模式与“自由贸易”体制，被后起之秀美国复制并发扬光大，成为英美为核心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宰世界诸民族命运的一大杀器。

数亿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玄机何在?!

许多人有个误解，想当然地以为“比较优势论”是一个纯经济学理论，事实是，这个术语自诞生起就一直被深深地嵌入地缘政治、国家利益与民族博弈的大框架中，在这个框架里，任何经济学概念也必然由一系列与经济不可分割的要素所规范，如特定的贸易体系与游戏规则、国际政治、国力博弈及其军事战略等等。

本质上，没有任何一个“比较优势”是哪个国家“天然固有”、一成不变的，任何一种“比较优势”都由各国及国际的政治、历史、军事、文化等各种要素塑造，这些“优势”也通常由那些主宰国际秩序的强权势力有意设计塑造，继而由哪些被其主导甚至垄断的学术、媒体网络对外包装推销为“纯经济”概念。

英美等西方强权大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比较优势论”，无论以何种模式或手段，目标皆为同一个而且非常明确：把目标国沦为原材料供应者、低端产品的生产者、下游产品的接单者，让这些国家陷入永久性“比较优势”的垃圾坑，难以跳出，从而确保这些国家永远成为西方国家的血汗奴工，永远不能与西方国家竞争，而只能为西方国家提供廉价原材料与劳动力的同时又成为西方产品的消费市场。

发展中国家注定要被这种“经济学理论”判处死刑。这些国家大批辛苦劳作的人民一个人一生流血流汗制造出的产品向西方出口，换回的利润时常还不够富豪们一顿大宴的的花销。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一年生产数亿件衬衫才可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玄机正在此!正是“比较优势论”之类堂皇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为这种不公平的经济发展与贸易模式提供“合理合法”的依据。

中国只有专注于劳动力密集产业的专业化与出口才能获得更大的贸易利得吗?尽管这说辞听起来相当逻辑，被许多人想当然地当作板上钉钉的“事实”，但它却从未得到实践的验证。专注于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出口、放弃自主发展高科技与资本密集的高端产业，到底如何权衡这其中的成本与效益?

2017年，运十飞机的副总设计师程不时在接受央视新闻专访时，谈及中国[从欧美手中]买飞机花费的钱：“有的人做过计算，用崭新的百元面额的钞票堆起来，已经比上海的百座金茂大厦还要高，就像孙猴子的金箍棒一样伸到太空里去了。”

中国也并非无力自主研制大飞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自行研制的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十在研发高潮之际遗憾折戟，被迫下马，自废武功，从此走上了中外合作、购买欧美飞机的航空业之路，导致中国民用航空技术能力长期停滞和倒退。

在这个让后世子孙不堪回首的惨痛历史事件中，除了美国军情特工网络渗透的秘密战和一些政治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西方的精神与文化殖民这个大环境下，许多国人被忽悠，对“比较优势”之类的西方经济学神话信以为真，深信制造大飞机这类行业的高技术是西方的“比较优势”，而在衬衫劳作坊中辛苦劳作一生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就该是中国人的宿命，因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

这是当年大英帝国的模子刻出的现代复制版。当年大英帝国用鸦片麻醉中国人的身体，如今英美为核心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用学术话语权与文化殖民的精神鸦片麻醉中国人的意志与民族魂。

美国究竟为什么无所不用其极一定要摧毁中国独立自主掌握的大飞机研制项目?是要帮助“比较优势论”在中国获得实践的检验吗?是要以“双赢”的诚挚愿望为“中美合作”铺路吗?

2014年马来西亚航空MH370诡异失踪，在善良的中国人“合作双赢”的美好理想下，航空航天无形战早已黑云压顶;十年后的今天，在黎巴嫩寻呼机等电子设备被远程引爆事件发生后，我们终于见微知著、以危机意识重新审视“中国首款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的大飞机C919了吗?C919到底有多少真正属于“国产”?包括导航、飞控、动力、辅助动力、航电、燃油和液压等核心系统又有多少严重依赖与欧美军方关系密切的合同商供货?是否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当今，由西方牢牢主宰话语权的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中的大部分假设、结论、正统主流理论都被想当然地接受，被视为永无谬误的真理，在许多国家的经济学课堂上被顶礼膜拜、仍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用作经济与对外贸易政策的根基，这并不是因为其“科学性”或“合理性”，而是因为它符合西方强权主宰世界的战略需求，符合西方主宰的“丛林法则”游戏规则，符合这个游戏规则规范下的“世界秩序”。

这个“世界秩序”有一个普遍规律：谁掌握了话语权垄断，谁就拥有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的神力，无论多么荒谬的谎言与神话，无论它们与现实多么相悖，都会被树为铁板钉钉的事实并被世界普遍接受。如此就可创造出难以计数的“快乐的奴隶”——被戴上无形的枷锁却自认自由无比，备受洗劫愚弄却乐不可支地为恶徒祸首数钱洗脚。

为什么美西方要机关用尽围堵绞杀中国?至少一大原因是他们正面临一个生死劫的噩梦：中国不仅必将摆脱这个枷锁，还将带领整个世界冲出黑暗森林的牢笼，奔向真正的自由和解放。以奴役、吸血为生的它们能不急眼吗?!

“工资铁律”：确保对社会底层群体的永久奴役

发明了“比较优势论”的股票经纪人与政客李嘉图也以其“工资铁律”而著名。他提倡，若要产业成功，由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必须大于工资的付出。这也是许多国家的经济学课堂上学生们常被讲述的。但这仅是李嘉图这个著名理论的前一半，常被忽视甚至缄默不提的后一半才是他通过这个“工资铁律”来“抛砖引玉”的真货。

“工资铁律”，是指工资低到仅够维持生计的水平。李嘉图实际上倡导了一个相当于把社会底层贫穷人口宣判无期徒刑的理论，确保他们永远贫穷、永久被奴役，以维护一个特定的社会现状：“他本人所属的社会精英群体永久维持他们的权贵地位及对财富等资源的垄断，即他所声称的，要让工人的工资保持在足够低的水平线上，以便让劳作者们“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地维持他们的生计及他们族群[的生息繁衍]”。

难怪这个理论被许多现代研究者抨击为一种针对社会的特定目标群体实施无形袭击的变相武器。它袭击的是这个群体的生命活力、对生活的自由选择权、及他们应享有的社会流动能力。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垄断财富等各种自然与社会资源，左右并控制广大民众的身心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难理解为什么卡尔·马克思会对李嘉图之类的经济学与社会精英感到极度愤慨。今天，横跨全球，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工人、农民、社会底层群体一生奴役般辛苦劳作，赚来的钱几乎仅够勉强维持生计，甚至难以存活，连中产阶层也加入一场场精疲力竭、亡命夺宝式的恶性竞争，唯一悠闲的是极少数的超级富豪们——这个阶层就如李嘉图所属的精英权贵们一样，弹指挥手之间，对天文数字般的财富进行任意操纵挥霍，有的一顿晚宴花销就足够发展中国家许多农民辛苦劳作一辈子、累弯了腰也赚不出的钱。

二十一世纪的地球与十九世纪时马克思面对的世界有什么区别吗?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马克思当时面对的是英国的现实，是英国社会的一个毒瘤。而今天，随着大英帝国华丽转型成英美为核心的盎格鲁-撒克逊全球帝国，在“全球化”、“自由贸易”、“市场化”等大旗掩护下，这个癌细胞也迅速向整个地球扩散，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得以幸免。

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凯恩斯曾对李嘉图以来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核心信条进行了挑战，如竞争会导致供需平衡、 “比较优势论”等。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里，凯恩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李嘉图主义的彻底胜利有些令人好奇而神秘”：

“它得出了与未受过教化的凡夫俗子们的期待完全不同的结论，我猜想，这[反倒]增加了它知识的威望。它的教导被变成实践，严厉苛刻并常令人不快，这反倒赋予了它美德。它被用于背负一个一致而逻辑、庞大的上层建筑，这赋予了它美。它能够把大多社会不公与显而易见的残酷解释成进步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偶发事件，并试图改变那些在整体上弊大于利之事，这使它被权威青睐。它为个人资本主义者的自由活动提供了一丝合理辩护，这让它吸引了权威背后的社会主导力量的支持。”

如今近一个世纪已过，用凯恩斯极具洞察力的话来描述肆虐全球的“市场化”、“自由贸易”、“全球化”等西方经济学的种种教义，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