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金融改革政策和金融开放政策，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如，可增加就业机会、可改善百姓生活、可避免储蓄财富惨遭国内外金融资本洗劫等);必须服务于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精神。一切可能导致百姓储蓄财富遭遇洗劫、一切无助于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一切有悖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原则与精神的金融改革政策和金融开放政策，都必须收回来、改回去。

在日益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我们必须反思以往的经济金融政策。我们设计出台的资本市场做空机制配合了2015年的大股灾，消灭了一大批大小投资者;我们鼓励发展的P to P互联网金融政策，让百姓损失了数以万亿计的储蓄财富;我们的基础货币发行制度和汇率政策让作为经济大国主权货币的人民币沦为事实上的美元纸币的影子货币，导致海外金融资本可以在华攻城略地，其结果是，以互联网和芯片为代表的新兴经济领域几乎全线失守，而从汽车到洗发水的传统产业也多数痛失了市场占有率的龙头地位。

经济金融政策的确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刻。只有认真反思，才能纠正航向，到达胜利彼岸。

金融政策要以实现中国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为核心目标。为此，必须明确工业现代化的标准，抛弃一切以GDP指标、城市化率指标为发展目标的做法，也要抛弃从城市到乡村到处搞工业区和开发区的“伪工业化”做法。工业现代化的标准是：中国各大工业部门前三强企业是本国企业，而不是外资;各产业的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和工业软件都掌握在本国企业手中，本国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站立于全球第一梯队;本土企业通过上下游的产业渗透和资本渗透，不仅控制着上游原材料与核心零配件的供应渠道，而且控制着下游的产品销售渠道，并拥有产品销售定价权;各个产业部门和金融服务部门创造的经济增加值主要以工资、利润、税收的方式归于国内的劳动者、企业和各级政府。对照工业现代化的标准，中国距离现代工业化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

引进跨国投机资本、推高地价房价、发展股指期货、把农田变为工业区等，虽然可以提高GDP数量和城市化指数，但是，这一切都已偏离了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目标。如果中国始终把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作为经济金融政策的核心目标，那么，中国的光刻机、芯片、大飞机等产业就不至于被甩出当时世界第一梯队而成为当前卡脖子的产业短板，更不会出现以恒大为代表的房地产雷区。

为了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中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因为：共产党是代表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政治力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实现中国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共产党不是某个社会利益集团或海内外大资本力量的代表。这才是共产党的灵魂。只要坚持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共产党就不会丢失灵魂，就可以长盛不衰、永葆青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一经济制度的内容和特色体现在“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之中。在国家资本、国内私人资本和海外私人资本共同构筑的市场经济体系里，国家资本必须围绕着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目标，发挥引导、组织、主导、控制、救助的作用。国内私人资本不能失控，海外私人资本更不能失控。我们应该从互联网金融领域国内资本失控和互联网大数据应用领域海外资本失控的教训中警醒。

因此，任何一项经济金融政策，不仅需要满足中国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接受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约束;而且需要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接受政治制度约束和经济制度约束。只有同时坚持正确的生产力目标约束和正确的政治经济制度约束，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金融政策不会出大偏差，才能保证中国经济不会重蹈前苏联覆辙而坠入悬崖。

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金融政策已经到了必须反思、调整和悬崖勒马的时刻。在此历史背景下，采取“目标—制度—政策”分析模型，建立“工业化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制度—经济金融政策”的立体评价体系，评估各项经济金融政策尤其是对外开放政策，避免产生颠覆性错误，显得尤其重要和紧迫。

(本文作者简介：余云辉，蓝田书院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郑州大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江南体育竞技中心 学术委员会委员、红果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天使投资人与战略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