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发展带来的问题与风险

——统筹发展与安全系列研究

江 涌

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古代中国长期重农抑商，细致规范商业、资本的发展，今人多认为这是见识短浅、愚顽不化，导致保守落后，于是乎急改前非，将商业、资本推到甚高甚或至高的地位。在国民经济迎来一时繁荣之后，人们在获得个人、眼前、局部利益之时，发觉集体、长远、整体利益越发难以保障，发展脚步越发沉重，问题积累越来越多，由不当发展带来的风险越来越突出。

大众关注“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利益有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分，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们，为着各自的利益而劳苦奔波。对于那些明天早餐都不知道在哪里的人们，小家私家都顾不过来，哪有力量顾大家国家？对于那些只关心自己安乐窝、活在当下的人们，何曾羞于“吃祖宗饭”，更无愧于“断子孙路”！

然而，民族团结、国家治理更加侧重长远利益、集体利益与整体利益，需要决策者领导者、社会精英立足实际，一方面照顾大众眼前利益和个体利益，另一方面要高瞻远瞩，风物长宜放眼量，引导大众关注重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在急难险重关头，为了长远利益、子孙后代利益或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要不惜牺牲眼前与个体利益。近代以来，由于封建统治昏聩以及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积贫积弱；积贫积弱的中国反过来又更易于遭受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封建统治的昏聩。由此，国家民族发展陷入死循环，乃至出现亡国危机。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优秀的中华儿女当中很多家庭出身优渥，但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之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他们甘愿抛弃安逸生活，舍弃家庭温暖，抛舍一切眼前利益个人利益，甚至抛头颅洒热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新中国涤荡一切污泥浊水，医治疗养好一切创伤，使文明古国重获新生。四大文明古国中，三个早已作古，唯有中国生生不息，主要原因很可能就在这里。

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一方面努力照顾广大群众眼前利益，“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2]。与此同时，党还积极引导教育广大群众，为长远利益、后人利益、更大利益、整体利益而奋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发表讲话：“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3]照顾小仁政，重在大仁政，领导者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毛泽东曾经反复告诫全党，领导即是预见，不能预见就不能领导，领导就是要率领群众前进，不能跟在群众后边，不能作群众的尾巴，不能搞尾巴主义。

违背自然规律引致的不当发展

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是决定事物性质和功能的、内在的、长远的、趋势性的因素。事物从产生到消亡整个过程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也有一定的规律。遵循事物规律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违背事物规律的发展，就是不当发展，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风险；如若违背自然或社会的基本规律，则会出现根本性或颠覆性风险。规律是真理，规律总是与具体事物（运动）相联系，不能泛用滥用，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故而，真理只是存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跨越真理，有时哪怕只有半步，也会成为谬误。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之所以能够一骑绝尘，生生不息，关键在于我们的先人早就深刻领会并切实做到可持续发展。“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4]道理很简单，“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5]；森林烧毁了，野生动物没有藏身栖息之地，来年当然也就没有猎物了。所以，必须依照自然规律来安排经济活动。“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6]国家依照自然规律来有序地安排经济活动，最终使得老百姓基本上不愁日常生活，那么这个国家实现太平、大治就有希望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所有王朝、所有统治者都能明白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的深刻而长远的意义。四大文明古国都曾灿烂辉煌，但在很久以前，就只剩下了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与古印度都消失了。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历史学家给出的解释是，因为没有善待自然，而最终被大自然惩罚了，除名了。这个解释也很适合中华大地上的“楼兰”“高昌”等古西域绿洲王国，这些荣耀一时甚或称雄一方的王国，很可能是因为扩张无度、发展无序，最终因沙进人退而消失，留下的只是考古学家们感兴趣的遗址。

伟大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当时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7]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引用恩格斯的上述告诫后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个道理要铭记于心、落实于行”[8]。在党的十九大上，他又深刻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9]。大自然胸怀广大，对于遵规守律的人们，通常只有给予没有索取；大自然也会锱铢必较，对于贪婪无度的愚氓，通常也会给予严厉惩罚。

近代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大自然似乎越发脆弱，人类一边竭尽攫取破坏，一边努力修复改善，然而修复改善的速度赶不上攫取破坏的速度。世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人类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安全问题，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人类努力且有所成效的只能是把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的熵值（系统的紊乱程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努力控制乃至减少不当发展的危害。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仅是掠夺劳动者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10]当今，日趋严重的世界生态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等同于物质财富增长，物质财富增长等同于资本积累、利润创造。劳动是财富之父，自然是财富之母。资本积累就是资本雇佣劳动，把自然资源这一人类公有财物转化为私人财物，把有限的自然资源无限量地加工成经济财富，并以数字符号的形式将其放置在金融体系之中。资本积累的规律，一端是少数人财富的积累，另一端是多数人贫困的积累。人与自然的矛盾积累正是资本积累规律下的贫困积累与财富积累，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正是人与人的矛盾激化的映射。

违背社会规律引致的不当发展

有“第一位现代保守主义者”称谓的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书中写道：“社会是一个契约，一种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不仅存在于那些在世者之间，也存在于那些已经逝世、正在世间和即将问世的不同世代之间。”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弗格森由此引申，民主制度有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地方，那就是它是几代人之间建立的一种“社会契约”。只有当一种相对公平的“社会契约”建立起来后，才能保证稳定、长期的经济增长。[11]“小市民的太阳就是戈比”，当与生俱来的短视得到市场经济的加持，“活在当下”就不是一般人生哲学，而是整个社会风气。

市场机制的普遍运用加剧了大众的短视。以价值规律为核心内容的市场机制发挥着调节商品交换进而调节国民经济的重要职能。资本主义之前的市场长期受到政府的抑制，规模大小与活跃程度等多半由政府来决定。到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导的市场逐渐取得了对政府的优势，不断通过钱权交易、收买政客的方式操控政府，通过雇佣劳动、控制舆论而掌控社会，试图将一切产品与生产要素都变为商品，即商品化一切，进而资本化一切。在垄断或寡头条件下，市场基本上就是资本的代名词。市场愈是扩张拓展，其二重性也愈发突出，即一面是“财富的魔法师”，积极像天使样可爱；另一面便是“撒旦的磨坊”，消极如魔鬼般可憎。作为“财富的魔法师”，市场将财富近乎无穷无尽“从地底下呼唤出来”。资本主义经由市场机制在百余年间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财富还要多、还要大。而作为“撒旦的磨坊”，市场机制则会把优质资源、优美环境、道德良知等一切美好，卷入磨坊里碾个粉碎。有鉴于此，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市场，单纯让市场调节机制起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很自然会出现不当发展风险。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类短视的经济制度，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因为不适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被严重抑制。资产阶级革命后，商品交换买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权力、道德、灵魂、信仰等一切都可以交易，市场（实际是资本）主导一切，市场经济登峰造极。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人们合理合法地追求眼前利益、个体利益、局部利益，甚至为了达成极端的眼前利益、个体利益、局部利益，不惜牺牲长远利益、集体利益和整体利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历史清晰地表明，没有整体利益最终不可能有局部利益，没有长远利益也就没有眼前利益，没有国就没有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与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2]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自由主义，市场主体即是理性经济人，自由主义者、理性经济人总是把个人私利挺在前头，认定个体组成整体，单个个体利益构成整体利益，有了一个个一次次一轮轮眼前利益，就有了长远利益，争取个人私利最终能够增进社会公利，主观利己，客观利他。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这样强调，经济学家不会关心长期，因为长期我们都死了。然而，这种活在当下，不念过往，不惧将来，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世界观、价值观，在先贤看来，全然是一种末日心态，都是在王朝没落时鹊起盛行。当初，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大言不惭“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天行有常，后代子孙路易十六终上断头台而回应了太阳王。

市场不仅时常“失灵”，而且不时“作恶”。计划经济下的供给存在诸多不足，政府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改变普遍存在的“短缺经济”，大众生活由此受到制约，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也难以获得足够动力。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很好地弥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不足，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毋庸多言。但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过分夸大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将市场调节机制吹捧到天上。实际上，诸多在WTO框架下被称之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市场机制、商品交易被严格限制在一般可交易的普通商品范围内，至于公共产品、战略物资，还有权利、灵魂、道德、信仰等广泛的非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必须排斥在市场之外。例如，法国就对电影艺术等文化产品保持高度警觉，设置了诸多流通障碍。滥用市场机制与等价交换原则，便会出现一系列社会乃至国家安全问题。

市场原教旨主义认定“市场总是正确的”，认为市场通过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与供求机制在资源配置上扮演积极而重要角色。实际上，在不完善市场（如很多发展中国家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典型的如二手车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如垄断或寡头市场）、投机盛行的市场（如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二级市场）、供求缺口过大的市场（如非常时期的物资管制）、被政治严重干预的市场（如中美贸易摩擦下的芯片等市场），每每而不是偶尔会出现“市场失灵”。例如：大宗商品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很容易被操纵，追涨杀跌，供求曲线难以相交，难以形成均衡点—出现均衡价格—以实现市场结清，从而导致市场调节失效、市场机制失灵。

卡尔·波兰尼等著名经济史学家早就发现，世界发展史证明了，市场不仅每每“失灵”，而且还不时“作恶”，将大自然人世间很多美好卷入“撒旦的磨坊”碾个粉碎。近几十年来，一个接一个而且频率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粉碎了“市场总是正确的”或“市场为善”的神话。今天，倘若我们能开启理智，通古今之变，很容易判断“市场是正确的”“市场可以为善”越来越多的只是特例。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过：“在今天，任何有声望的知识分子都不会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市场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虑它在公平上产生的后果。”[13]

市场与政府皆生长于社会机体，为社会服务。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荀子曰：“人力不如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之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群，即群体，即社会，社会中包含着象征文明进步的分工。近代欧洲向新大陆殖民，在北美13个殖民地政府出现之前，在规模市场生成之前，殖民者无论是在东部定居还是向西部进发，基本上都是通过社会而生存而发展。人类社会长期并不依赖于政府与市场而存在，在时间上，没有政府与市场的社会，远远超过有政府与市场的社会。经济史学家考证，为了保证氏族部落每一个成员的生存，在原始社会长期存在的是互惠性物资分配方式。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分工的不断推进，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逐渐有了剩余产品，氏族部落之间的偶然性交换逐渐发展成为经常性交换，商品经济逐渐成为一类重要的经济形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化不断加剧，氏族部落上层逐渐演化为少数贵族阶层，与一般平民阶层不断走向对立，如此阶级出现了。有了阶级，就有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当一个阶级长期无偿占有另一个阶级的劳动并成为制度性安排的时候，国家、政府便应运而生，政府代表着国家对各类社会和市场等进行协调管理。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政府越来越深地被资本主导的市场所操控，越来越多地为市场亦即为资本的扩张服务，包括尽可能的自我约束—扮演一个“守夜人”的角色，以及抑制社会对市场扩张的反弹。社会对市场（资本）反弹力量之强大，令市场（资本）本身无法承受。因此，市场（资本）若没有政府的援手，寸步难行。历史上，一个个规模市场，无不是借助政府的力量得以建立。今天，“政府搭台，经济唱戏”还在演绎着这一历史。所谓的市场秩序，无不是通过政府的力量才得以维护，政府的介入自始至终都是保证市场运行（资本积累）的关键。在资源配置上，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是减少不当发展的必要条件。

人类社会发展史清晰地揭示，国家政府与经济市场都是由社会派生的，根本上都得服从于社会。经济学所表述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其实都是生长在社会机体之上，为社会机体服务的。作为命运共同体，社会不以市场、政府的存在而存在，相反，它决定着市场与政府、经济与政治的存在。即便未来国家消亡、市场消亡，社会理应一如既往地存在并不断发展。社会是一切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的根基。社会、市场与政府“三位一体”，市场以经济效率为主导，政府以公平稳定为目标，（社会主义）社会以秩序和谐为依归，三者之间有统一有对立，有矛盾有冲突。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者，刻意制造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鼓吹“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博弈，此消彼长，相互否定和替代，实际是抛弃了最为重要也最为关键的社会机体。

发展就是要处理好社会、市场和政府的三者关系，统筹好“三位一体”。发展最为重要、也最终是社会发展，良好健康的社会发展，抑或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效率的市场、有作为的政府与有秩序的社会，一个也不能少。13孔夫子曾经谆谆告诫，“执两端而用其中，过犹不及”。经济管理、国家治理实践中，不恰当地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或市场的调节作用，强化“二元对立”，忽视社会应有的基础性作用，混淆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由此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很可能就是不当发展。

违背经济规律引致的不当发展

良莠不辨，滥用比较优势。在西方经济学中，在诱人迷人的系列词汇中，肯定少不了“比较优势”。当今国际贸易、世界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比较优势。当一国（或某一经济主体）进行一项生产时，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比另一国低，那么这一国就拥有了进行这项生产的比较优势。首先由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经由大卫·李嘉图发展为相对优势理论，再到赫克歇尔-俄林集成提出要素禀赋说，由此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也似乎很有说服力。中国的经济学者一度近乎言必称“比较优势”。其实，由国际分工形成的经济格局与经济秩序不仅涉及比较优势，更有竞争优势和垄断优势。比较优势是一种静态的、外生的、潜在的竞争力，而竞争优势是一种动态的、内生的、显性的竞争力。决定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话语权、定价权、利润分配权的，不是比较优势，而是竞争优势。比较优势立足于静态竞争力，任由企业自发组织实施，确立一国在全球的产业分工；竞争优势着眼于一国的国家综合要素所塑造的竞争力，政府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垄断优势则以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作为出发点，强调一种更具体的综合优势。当代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其在资金、技术、组织管理、知识产权以及国际规则等方面享有的优势地位，扩大本国企业的垄断优势，确保在国际产业分工领域的高端（高利润）地位。[14]

尽管西方经济学不断向世界极力兜售比较优势理论，但是从荷兰和英国，到欧洲大陆的法国和德国，以及新大陆的美国和加拿大，再到后来的日本和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遵循甚至断然摒弃比较优势原则，实际奉行竞争优势甚或垄断优势原则，亦即通过国家发展战略，人为塑造出自己并不具有的发展优势。拿破仑·波拿巴通过大陆封锁禁运政策，隔绝英国制造，保护幼稚产业，使法国、德国（在普鲁士统一德国全境后再度实现制造业升级）成为工业化国家。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畅想：使美国成为一个以农立国的、以小农为主体的、充满人情味的、牧歌式的农业共和国，但是在联邦党人的积极干预下，一个“曾经连马掌都不能生产”的殖民地，毅然走上工业化道路，而且为了确保工业化在全国范围顺利推进，决然诉诸国家内战，统一市场，由此成为工业强国。韩国作为发达国家姗姗迟来者，没有任何发展重化工业优势，在没有技术装备、没有矿石原料等近乎一无所有的情形下，通过类似军事管理手段，硬生生造就出浦项钢铁，进而发展出汽车业、造船业，为韩国实现工业化进而成为发达国家奠定坚实基础，演绎了通过竞争优势实现国家富强的新例证。

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是先前通过竞争优势造成的，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是朴素的天然的，两者的优势具有本质的不同，即发达国家的优势具有高附加值、难以替代，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动有利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的所谓“优势”体现在成本优势上，附加值低、容易替代，处于贸易的不利地位。比较优势所带来的“效率”，存在一个国家或统一大市场之内，必须有强而有力的转移支付作为“公平”的切实保障。但是，西方经济学视比较优势为经济发展的普遍原则，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遵循比较优势，如此就能合理利用资源，赢得积极发展成效。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人按图索骥，将比较优势僵化地套用在本国，以此参与国际分工。亚非拉等诸多国家实践一再表明，遵循比较优势而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会被限定在“微笑曲线”价值链底端，被锁死在“中心—外围”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牢笼，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乃至政治附庸。有鉴于此，“比较优势”理论是“主人”送给“仆人”的“礼物”，是强者兜售给弱者的理论。中国若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美西方“卡脖子”的困境，消除脱钩断链冲击的忧虑，必须在国际分工中彻底抛弃比较优势原则。

好政策集中投放，出现“合成谬误”。社会包罗万象，社会规律复杂多样，每类每个规律像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只是在它适用的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经济规律只是众多社会规律的一类，只能适用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经济领域，而且都有具体的适用场景，不可张冠李戴，不可泛用滥用。大国治理涉及方方面面，要综合运用很多规律，经济发展在不同领域不同阶段涉及的具体问题要运用不同规律，不分青红皂白地拿来就用是不行的；更有，规律的运用要讲求先后次序，进行适当的排列组合，一股脑儿地将所有“好政策”“好建议”都端将出来，不分轻重缓急、不注意适当“配伍”地加以使用，很可能形成“合成谬误”，出现不当发展。

在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眼中，经济结构调整、宏观经济调控、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等都是金玉良言，是经典的“好政策”，但是如何（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使用非常关键。20世纪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总结诸多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发布报告指出，经济改革必须遵循适当的次序，而“最优次序”应当是：（1）宏观经济自由化；（2）经济结构调整；（3）贸易自由化与实际部门的调整；（4）国内金融市场自由化；（5）资本项目自由化。[15]五项改革如何使用，多大力度使用，要根据每个国家以及该国具体发展阶段的国情，倘若急功近利将五项“好政策”同时祭出，毕其功于一役，以“人不可能分两步跨过一道壕沟”的“休克疗法”而“冲向市场”，结果肯定会像俄罗斯经济改革那样犯下“颠覆性错误”，国民经济出现大震荡、大衰退。IMF报告也强调，改革要有适当的次序，次序不当可能导致不稳定和效率提高缓慢，不稳定易于引发金融危机，效率提高缓慢势必影响人们对改革的热情。

学习西方，不能亦步亦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代以来，西方在科技管理等诸多领域率先实现发展与发达，中国理应向西方学习，问题是要有辨别有选择地学，根据自己所需学。洋务运动旨在学习西方的器与术（近代工业），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戊戌变法旨在学习西方的术与道（君主立宪），然而，戊戌政变宣告改良主义失败。一败再败，中国的发展理念从“中体西用”快速走向“全盘西化”。从康有为到袁世凯，从孙中山到蒋介石，近乎将西方所有能够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家民族富强的方法手段、道术器用都拿将过来，诸如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诸如总统制、议会制、三权分立等，在中华大地上认认真真依葫芦画瓢，理想愿望很丰满很浪漫，结果现实很骨感很悲催，亦步亦趋的中国现代化最终都一一失败了。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紧密联系中国实际，进行了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推翻了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16]今天，中国经济尽管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长期向好、不断走向繁荣的发展态势已是十分明显。然而，总有一些中国人觉得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17]。新时代的中国自我革命，必须打倒奴隶思想，埋葬自由主义，做自己的主人，走自己的路。

注释:

[1]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0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164页。

[4]《淮南子·难一》。

[5]《吕氏春秋·义赏》。

[6]《孟子·梁惠王上》。

[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8页。

[8]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9]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9~580页。

[11]转引自丁一凡《民主悖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页。

[12]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1)[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3]江涌：《政府、市场与社会，改革的三大抓手》，《环球时报》，2013年12月14日。

[14]阮建平、江涌、饶银华：《比较优势原则的发展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选择》，《湖北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15] R.巴里·约翰斯顿、V.桑德拉拉加：《金融部门改革的次序——国别经验与问题》，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第6页。

[1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7页。

[17]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本文原载《国有资产管理》2023年第9期，作者授权江南app网址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