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发展就是最大的风险

——统筹发展与安全系列研究

江涌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逐步确立，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列专章作出战略部署，突出了国家安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应当注意，“发展是基础，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1]发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是最大安全，不发展就是最大风险。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

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2]恩格斯强调：“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3]人的衣食住用行等生存生活资料，需要劳动（分工）生产（交换）才能获取。人具有自然属性更具有社会属性，繁衍生息，成长壮大，需要在简单再生产基础上扩大再生产。民族国家竞争日趋激烈，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便不可避免。

（一）发展与增长

发展，现代汉语词典解释：（1）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2）扩大（组织、规模等）。在社会科学运用上，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发展，并最终指向人的发展。在党的文件和相关官方报告中，发展常常专指“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花，衣食住用行安乐，全方位、多样化改善。

在日常生活与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出现的是“经济增长”。增长，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增加；提高。经济增长是指经济体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市场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或停滞或衰退。多年来，经济增长是按实际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百分比来衡量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为了准确反映市场化成效，尤其是可以计入境外资本创造的价值，在西方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推动下，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各国逐渐调整为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计量。以GDP计量的国民经济增长有三大要素，或俗称“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

经济增长内涵较窄，经济发展内涵较广；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数量概念，又是一个质量概念；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和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目的。[4]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容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比经济增长更为广泛，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方面”（阿马蒂亚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济发展狭义上视同经济增长，广义上等同发达、工业化、现代化甚或西方化。从历史上看，经济发展政策侧重于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始终属于经济学领地；1960年以来，经济发展越来越关注减贫，改善人民福祉，有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内涵。

（二）“有增长而无发展”与“有发展而无增长”

有了经济增长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有经济增长不一定就有经济发展，抑或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甚至会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例如，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那些国家，多年来，国民经济在统计学上一直在增长，但是居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不增反减。2022年再次当选巴西（曾经的经济增长的模范生）总统的卢拉流泪感言：“我要让巴西人再次喝上咖啡吃上饭。”透视有增长而无发展：第一，生产增长，产值增加，但是产品或服务质量低劣，甚至出现大量的废品次品，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不能通过交换实现其价值；第二，生产增长，局部、短期具有甚至还是相当大的经济效益，但是从全局、长期来看，却存在社会效果，如污染环境、损害人民健康、破坏公序良知等；第三，经济增长，但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城乡对立，社会问题日益激化；第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没有转型升级，甚至更加畸轻畸重；第五，经济增长，忽视客观经济规律，不计社会代价，不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最终非但没有促进经济发展，反而造成经济倒退。[4]需要补充的是，全球化下的新型“国际分工”，即经济增长数字、面子给东道国，成果、里子归国际资本。

过去，经济学认定，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必要的、先决的条件，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实际上，有（较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新中国前30年，国家致力于巩固社会主义基础，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人民付出了巨大努力，上下同欲，革命加拼命，义务奉献，不计报酬，如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给予功勋们的奖励是每人10元，社会主义人人有份，其他工作人员是5元和3元，奖励还是多年后兑现的。“两弹一星”、三线建设，四化蓝图、八万座水库，以及全民医疗、义务教育、城市保障性住房，等等。诸多没有货币交易，没有体现市场价值，国家的综合国力（体现在国际地位上）有明显发展，而经济上无后来那样的明显增长。诸多不断积累的发展成果，在后来商品化、市场化条件下，不断变现为（货币化）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不是一般的经济增长，而是通过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以表现为一定量的增长。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GDP提高已经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增长，更不能衡量经济发展，用GDP来计算经济增长、衡量经济发展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当今时代经济增长只有抽象或象征的意义，表征着经济学的强势话语和统计部门的不辞辛劳。经济发展是收入的增长，更是价值的发展；是效率的增长，更是效益的发展；有线性的增长，更有辩证的发展；有国家实力的增长，更有国民素质的发展；有物质部门的增长，更有人的全面发展。

发展有数量的增加，更有质量的改善

哲学上概而言之，事物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只有在运动变化中才好把握平衡，降低风险。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5]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矛盾，主要方面依旧是发展，发展有量的增加，更有质的改善。

（一）发展尺度的选取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发展缓慢，年度增长忽略不计，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才有“可观”的增长。工业革命以来，增长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常态，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社会就业、国际收支等成为各国执政者重要的业绩指标。为了达标甚或超标，执政者千方百计会使出各种招数和路数，甚至不惜在统计上做文章、做手脚。

平均数是通过计算得到的，会因每一个数据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依照中位数计算，那么就不会有这样的尴尬。中位数统计有时比平均数统计更加合理。中位数可以不受分布数列的极大值或极小值影响，如此可以提高中位数对分布数列的代表性。经济增长与发展统计中，倘若将平均数和中位数结合起来，则能得到更加相对合理的判断。有鉴于此，经济增长或发展指标的设计，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或发展（政策、制度等）绩效的评判。长期以来，国际话语权一直掌握在美西方国家手中，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美西方资本新一轮扩张，全球化市场化浪潮兴起，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均国民收入应运而生，国际资本的营运与积累可以计入东道国财富，世界各国都可以且都在讲述比尔·盖茨探视流浪者收容所的故事。

（二）发展好坏的判断

发展与不发展，发展快与慢，很多人以为只是一种客观陈述，或一种历史表达。但是，貌似科学实乃更是艺术的经济学，对于发展与不发展，或者发展快与慢，自觉或不自觉地导向一种明显的好与坏的判断。

尽管经过了两次大的起伏，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从总体上来看是相当快的。除去三年恢复期间（增长数据惊人），1952～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6]相关统计部门数据显示，1953～1977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6.5%，在没有计算服务业、没有外资、没有突出的进出口的情形下，这样的发展业绩也是优异的。

（三）有关发展的近忧与远虑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是芸芸众生并非圣贤，通常难有远虑，如此会招致越来越多的近忧，风险叠加，爆发危机。西方热衷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参选人（当选后成为决策者）笼络大众，有意忽视远虑，炒作近忧，专注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导致国家债台高筑，屡遭债务危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很长一段时期，更多的从放眼长远（国家安全）来解决当下（经济发展）。由于长期存在着维护国家独立与民族团结的压力，尽快摆脱落后挨打的压力，所以在统筹兼顾积累和消费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积累；在统筹兼顾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长远利益。照顾当前利益是小仁政，注重长远利益则是大仁政。什么是小仁政，什么又是大仁政?毛泽东说得清清楚楚：“‘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必须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7]历史是最好的裁判，毛泽东的告诫对于检视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得失，乃至对于今天诸多实际工作（如共同富裕）仍不失指导意义。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此后不久，一个让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8]—便在中华大地上广泛流传。但是，不是每一个国家想发展就能发展，就能如愿以偿。实际上，发展会受到多种多样的约束，最重要、最概括的表达就是安全，从思想观念到实际状况，从主观到客观，安全多方面多层次制约着发展。与发展一样，安全也是硬道理。

（一）不断促进发展

发展为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提供坚实基础。近代以来，中国发展停止，但是直到鸦片战争，中国依然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1/3，然而还是挨打且不断挨打。率先向中国发起攻击并取得胜利的是英国，其当时的经济分量只有中国的1/8。然而，英国动用军队数量不到中国的一个零头，就击败了中国。1840年6月，在攻占珠江口虎门时，英军动用47艘舰船、4000人；1842年7月，在攻占长江口吴淞时，英军动用76艘舰船、1.2万余人。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只是数量的竞争，更是质量的较量。国家的强大，不只是在规模、体积上的大，更在力量、效率上的强。中国挨打是因为落后，技不如人，器不如人，术不如人。

师夷长技集中解决生产力落后问题，即发展生产力。技不如人，器不如人，术不如人，集中在生产力层面。但是，生产力总是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在生产力落后、生产资料不足、资金缺乏等情况下，通过改进更新生产关系，同样能够达到战胜强大敌人的目的，达到一定发展目标的目的。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以及在短时间内创造出“两弹一星”的佳绩，在新时期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归功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同样是生产关系的进步改善所致。发展，除了发展生产力以外，还要发展生产关系，通过调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通过组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乃至人民公社等系列组织化，达成一定发展之目的。

（二）实现较快发展

发展中国家基本都是后进国家、欠发达国家，如果有发展，但是发展缓慢，慢于发达国家，即没有一定的速度实现较快发展，就很难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落后的局面就难以根本改观，国际交往的被动甚至挨打的窘境就难以避免。“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9]

（三）力争全面发展

国际分工更有效率更经济，但是缺乏安全可靠，在非和平条件下，在强国干预条件下，会遭遇空前风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基础产业、关键高新科技领域要力争做到全面发展，不要出现明显短板，否则就很容易被讹诈、“卡脖子”，遭遇诸多不测风险，甚或由于信息不对称，水平差异巨大乃至隔代，遭遇“不懂得的战争”或被骗的风险。姑且不论被视为信息技术心脏之芯片，就飞机发动机而言，如若不能自主可控（仅仅能够制造还不行，必须能够研发制造），那么不仅有经济安全之忧，更有人身安全之大患。

（四）发展成果需要巩固

巩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宝贵经验，即巩固一个个、一场场革命斗争成果，在此基础上，再不断发展壮大。后来，巩固越来越多地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发展，也非常有效。调整、巩固，还有充实、提高，这是新中国前30年在发展过程中经常提到的工作方针，巩固基础，巩固制度，巩固革命建设成果。经过一段时期的较快发展之后，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好的经验继续发扬光大，不足的教训避免克服，扬长避短。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10]发展过快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发展一段时间，需要进行巩固，基础扎实牢固之后再发展。1957年7月17～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提到：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11]巩固，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要环节。

发展是最大安全，不发展是最大风险

发展与安全是一对矛盾，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统筹发展与安全，发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不发展就是最大的风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12]

（一）不让发展，不能发展

资本主义存活是以非资本主义为前提，少数人的幸福生活是以多数人的悲惨命运为基础。资本主义世界奉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给你多余的，拿走你不足的，迄今这一国际秩序基本上没有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政治独立，成为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相对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然而，所谓独立多半是名义上的，实际上依然囹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中心—外围—边缘）之中，进行着不平等交换，财富不断流向中心西方、核心美国，贫困则在外围、边缘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积累集聚。广大发展中国家实际只能作为帝国主义附庸而存在，作为西方原料能源供应地、产品销售市场而存在，作为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场所而存在，作为（被薅）羊毛和（被割）韭菜而存在，这种被动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很多事关国计民生领域不能发展。

工业化、独立生产、自主创新是一国经济发展进而迈向现代化的核心，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受西方（经济学家、经济学教科书或国际机构）的误导，认定现代化可以避开关键而艰巨的工业化，可以另辟蹊径捷径，即通过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来实现。按图索骥的最终结果是，国家增长成果主要被国际资本以及国内少数代理人所攫取，留下的是经济滞涨、社会动荡、政治（在民主选举与军事政变交替中）一团乱象，走上了“增长而不发展”的道路，落入“动荡危机陷阱”“中等收入陷阱”。

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受殖民主义压迫掠夺、新殖民主义剥削，其执政党决策者客观上甚至主观上成为西方附庸，总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这些国家很难有出息，即便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因为政治侏儒，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即便诸如欧洲、日本、韩国等已经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由于长期受美国渗透控制，时时处处仰人鼻息，也不是想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而是依据国际分工即“微笑曲线”之价值链阶段来发展，如日本的半导体原本发展得红红火火有模有样，占据世界大半个市场，但是美国根据本国（垄断资本集团）利益最大化，断然剥夺了日本半导体行业的主导权。日本半导体衰退，只是美国“不让发展”的冰山一角。美国为日本定制的广场协议（1985年）与卢浮宫协议（1987年），直接中断了日本在朝鲜战争后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使得日本经济几十年间一蹶不振，不再对美国构成发展压力。

（二）不想发展，不敢发展

发展是面向未来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发展成果也是不确定的，可能给决策者带来风险。历史经验表明，由于执政当局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集团）不同，立场理念不同，对发展内容、发展手段途径、发展目标的理解存在差异，因而不是每一个政权都想发展。鸦片战争催促洋务运动，火车因为便捷陆地运输而受到洋务派的青睐，在开平煤矿铺设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保守派由于惧怕惊动甚而破坏“龙脉”而加以抵制，满清朝廷为此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激烈辩论，不敢发展占据主导。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给自己一贯瞧不上的蕞尔小国—日本，全国哗然，上上下下都意识到中国必须改革，君主立宪算是一类保守改革，是满清皇族贵族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最大化的改革，即便如此，代表封建主义及其保守势力的慈禧太后反对改良改革，镇压戊戌变法，关闭了改革大门，当然也宣告了大清帝国的寿终正寝。

辛亥革命后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乱频仍，列强当道，买办横行。一方面，各帝国主义实际控制着中国，不允许中国独立自主、实现工业化而走向富强；另一方面，依托江浙财团的国民党政权，热衷倒卖资源，积极充当帝国主义的买办、国际资本的代理，对中国的工业化、自主创新没有一丝兴趣。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之间的较量首先直接是武器装备的较量，实质是两国工业化的较量。当几个零星拥有近代工业的沿海、沿江城市沦陷后，国民政府一边的抗战近乎只能依靠外援了，不仅枪炮子弹，连毛巾牙刷都仰仗美国等盟国输送。鉴于援助费时费力费钱（如“驼峰航线”），对于中国国内紧俏而战场急需的青霉素（盘尼西林），美国心生恻隐，网开一面，愿意授权并帮助中国生产。然而，时任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公开说：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管中窥豹，旧中国的发展客观上有不能也，然非皆不能也，关键在于买办代理所不愿也。中国想要真正发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推翻“三座大山”，让人民当家作主。

（三）中国发展的“天花板”

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通过一系列翻天覆地的革命，对中国进行彻底格式化，由此确立起新中国独树一帜的发展方式，如今表述为“中国式现代化”，核心要义在于独立自主。由于实现人民民主，国家生活在很多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尤其是在发展道路选择上，高度共识，矢志不渝，萧规曹随，一代接一代加油干，现代化建设蒸蒸日上，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毛泽东同志指出，“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13]。邓小平同志认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14]。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15]。新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意志，更有在这种意志下成长起来的维护独立自主发展的能力，所以才有今天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的美好愿景。

但是，西方国家恪守“中心—外围”秩序，美国在霸权主义和零和博弈思想指导下，为中国设置了发展的“天花板”，即重要产业行业的经济指标不能超越美国，美国要永远是“世界第一”，处在国际分工的高端、全球食物链的顶端，“微笑曲线”就算是美国给全世界划的利益红线。近年来美国发起一轮又一轮、一轮紧一轮的摩擦、制裁、脱钩断链，甚至明确要求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实际就是要中国放弃在高新技术上的研发制造能力、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机遇，用所谓比较优势，将中国限定在中低端制造、加工制造、代工制造，限定在产业链、价值链、分工链的中低端。

（四）发展，超越竞争对手，最终超越自己

《道德经》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胜己者强。”若以每年增长率3%的较低水平计算（发达国家大致如此），经济总量翻番的周期大约为23年。对10%左右的高增长率来说（曾经多见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翻番的周期大约为7年。以每年增长率5%的适度水平计算（赶超过程的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翻番的周期大约为15年。2020年中国GDP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9.2%的经济奇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进一步提出经济规模或城乡人均收入水平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客观上要求中国在2021～2035年实现年均4.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多数经济学者和经济组织估算，中国在2021～2035年的潜在增长率约为5%。倘若不被相关内外政策干扰，那么中国未来经济实现5%～6%甚至更高到7%～8%，是完全有可能的。历史经验表明，成功利用后来者优势的经济体能够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就是成功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经济追赶的典型代表。基于中国当前的后来者优势，中国人均GDP在2020～2035年也有实现年均约8%的潜力。基于类似分析，中国在2036～2049年还有约6%的增长潜力。[16]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在名义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就已经）超过美国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就是“胜人者有力”，表明中国不再落后可欺，有力量维护和塑造本国安全，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也表示美国霸权不再，不可为所欲为，欺人太甚。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预示着当今世界正在进入一个风险时代，世人习惯的和平发展的维系成本越来越大，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过去时；厌恶的动荡危机愈演愈烈，应是正在进行时；恐惧的战争与革命不断迫近，可谓眼前的将来时。17国家治理应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发展是最大的安全，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有鉴于此，发展内涵应当不断丰富：经济持续增长，社会持续稳定，政治更加清明，文化更加繁荣，民族更加团结，山河更加秀美，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

注释:

[1]习近平：《深刻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形势》，《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中共中央党校网站，2015年10月29日。

[2]《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

[3]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336页。

[4]马伟馨：《浅析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价值工程》，2010年第1期。

[5]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21日。

[6]沙健孙：《毛泽东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

[8]《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7页。

[9]《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1页。

[1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9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页。

[12]习近平：《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12年11月8日。

[13]参见马杜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14]《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15]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16]林毅夫、文永恒、顾艳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展望：2020—2035、2035—2050》，《金融论坛》，2022年第6期。

[17]江涌：《论国家安全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国家安全哲学的系列思考》，《国有资产管理》，2022年第5期。

（本文原载《国有资产管理》2023年第7期，授权江南app网址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