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垄断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当前，帝国主义垄断范围扩展到数字领域，出现数字帝国主义，进一步助长了对全球的控制和干涉。

花样翻新

　　数字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新样态，赚取高额垄断利润的本质没有改变，但垄断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是数字平台成为垄断新载体。16—18世纪，欧洲列强主要是通过强盗式掠夺、欺骗性贸易、强制性劳动等方式盘剥殖民地人民。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帝国主义垄断组织以资本输出剥削其他民族、国家或地区。21世纪以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数字平台成为人们交流乃至数字化生存的重要场域。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垄断由现实空间转向虚拟数字空间，数字平台成为帝国主义垄断新载体。

　　数字空间由数字基础设施和网络支撑的各类数字平台构成。美国居于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和网络霸主地位。全球仅有的13个域名根服务器，唯一的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12个辅根服务器中有9个在美国。美国也是互联网起源地，市值全球前50的互联网公司中美国占33家。世界几大操作系统（含电脑及移动端）均来自美国。这些基础设施和网络为美国创建数字平台并形成垄断提供了物质基础。数字技术欠发达国家无法创建平台，只能依赖发达国家提供的数字平台。

　　二是平台寡头成为垄断新力量。数字技术没有改变市场经济竞争法则，在激烈竞争中，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台处于优势地位且日益壮大，其他平台逐渐被淘汰。竞争中不断获胜的个别平台成长为平台寡头，成为新垄断力量。从搜索引擎、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等领域看，美国的谷歌、苹果、微软等公司已是典型垄断寡头。美国一直自诩“自由竞争”，虽然实施了一些“反垄断”措施，但不仅没有阻止垄断，反而使包括平台在内的垄断寡头不断壮大。2021年，苹果、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电商合计市值超过7万亿美元。2022年，苹果公司一度成为全球唯一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企业，相当于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印度）的GDP体量。

　　三是数字技术垄断成为垄断新手段。数字技术是人类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率先发展数字技术，将数字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在本国手中，构建起强大的数字底层结构与数字平台，操控世界数字经济，生产与输出帝国主义数字产品，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数字资源。

　　手机和电脑是数字技术的重要基础设施，其运转离不开芯片。根据市场调研公司“Counterpoint Research”发布的2022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芯片报告，全球智能手机AP/SoC芯片组和基带市场份额中，高通占44%，居第一位，苹果占26%，居第二位，其他数字平台甚至其他国家只能通过这些公司获得芯片。生产芯片离不开光刻机，而光刻机所属的半导体加工业，基本被荷兰和日本垄断。中央处理器（CPU）是电脑和手机的心脏，电脑和手机CPU分别由英特尔和高通公司主导。全球手机操作系统基本上被谷歌的Android和苹果的iOS瓜分。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依托技术优势，不断强化全球垄断地位，对其他国家进行“数字殖民”；数字技术欠发达国家要突破数字帝国主义的技术垄断和技术壁垒，道阻且长。

隐蔽掠夺

　　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在不经意间使其他国家陷入被剥削陷阱。

　　其一，利用跨国公司侵蚀他国主权。不同于现实空间，在虚拟数字空间，国家间的界限并不明显，有时会被忽略甚至遗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数字垄断寡头往往以跨国公司面目出现。通过直接投资、转让技术或收购等方式，数字垄断寡头在其他国家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它们必须服从于母公司最高决策中心。数字技术垄断寡头既是数字资本家利益的代表，也是数字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言人和数字帝国主义战略的实施者。数字寡头以所谓平台和技术“中立”掩饰其阶级和国家意志，让他国丧失戒备，利用跨国公司侵蚀他国主权，而平台的开放性，进一步方便了数字寡头的跨国界延伸。

数字帝国主义通过垄断平台在虚拟数字空间肆意渗透。图为观众参观关于私人社交媒体账号的展览 视觉中国/供图

　　其二，用碎片化信息冲击他国主流意识形态。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人们倚重平台获取大量信息的当下，数字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操纵碎片化信息，解构一些主权国家原有完整历史叙事，试图无形中向他国普通民众灌输资本主义价值观并消解其自我意识。数字平台通过看似零碎实则精心挑选的信息，宣扬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试图美化资本主义、抹黑社会主义。在突发或社会热点事件传播过程中，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借助数字平台优势，通过断章取义、故意发布虚假信息等手段混淆视听，将社会生活问题扩大化、政治化，借机鼓吹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一些国家的民众不间断地接受此类信息后，极易掉入碎片化陷阱，导致个人自主判断能力被弱化甚至冲击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其三，用消费主义的资本逻辑歪曲正确的价值取向。数字平台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使消费者享受消费自由和便捷的同时，也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数字资本控制。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吸引消费者注意力，引导乃至固化某些错误消费观念，使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产生“消费就是美好生活”的幻觉，在虚假愉悦中成为“单向度的人”，削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

威胁全球

　　随着数字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被垄断，帝国主义国家对全球财富的掠夺能力进一步增强，其意识形态渗透和干涉别国内政的手段更加多样化，而数字技术欠发达国家则在多方面受到严重威胁。

　　第一，加剧财富掠夺。平台寡头通过占有网站、操作系统、用户数据等生产资料，控制全球网络生产关系，最大限度将全球用户集中在自己的平台上，掠夺全球数字财富。平台寡头营造出“分享即是美好”的氛围，鼓动“自由”分享信息，实际上操纵用户成为其“可分析的数据”，沦为其资本增殖工具。数字化平台收集用户信息，将信息商业化，为这些平台的所有者及其所属国家带来庞大的资本积累。

　　在数字帝国主义垄断下，绝大部分被卷入数字化进程的技术欠发达国家成为其经济附庸，这些国家的人民并没有通过数字技术获得自由，反而成为资本家的“数字奴隶”。数字技术欠发达国家要想发展数字经济，要么支付高额知识产权费用，要么沦为西方数字平台附庸，而这一切都在“市场规则”下进行。正如加拿大学者埃伦·M.伍德所说，“它不是通过直接干预资本家与劳动力、帝国与属国的关系起作用的，而是更为间接地通过维护经济强制制度、财产（和无产）制度以及市场运作而发挥作用的”。

　　第二，加速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全球传播。数字化传播有助于推进各国文化交流，但当前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完全掌握数字化平台话语权，形成了服务于资本的数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并强势输出到世界各地。平台通过信息选择及议题设置，用数字技术使用户逐渐陷入“信息茧房”。美国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认为，“‘美国制造’的讯息在全球传播，发挥着作为美国国家权力以及扩张主义的神经中枢的作用。‘贫穷’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形象越来越受到美国的信息媒介的监管。发展中国家在态度产生和意见形成方面的国家权威已经被削弱，并且正在让位给强大的外部势力”。

　　第三，助长对他国内政的干涉。数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诱导他国用户对本国政府怀疑和不满，解构他国主流意识形态，其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苏联解体时，西方国家就利用当时兴起的互联网推波助澜。2022年俄乌冲突中，苹果公司宣布暂停在俄罗斯销售产品，关闭俄罗斯境内苹果产品的部分功能服务，赤裸裸地介入他国政治事务。

　　数字技术发展的趋势不会停止，数字帝国主义的本质也不会改变。对抗数字帝国主义，只能依靠更加强大的自主数字力量，培养数字人才、创新数字技术、突破核心技术是根本手段。同时，引导民众认清数字帝国主义本质，防范其意识形态渗透，也是题中之义。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既要把握好数字化发展机遇，也要应对好数据安全、网络空间治理等方面的挑战，深化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