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移动终端、大数据、云计算、算法等共同作用下，数字资本主义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学界依据其发展特征、经济模式、运行机制等，将其冠之以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超工业资本主义（Super Industrial Capitalism）、数据资本主义（Data Capitalism）、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虚拟资本主义（Virtual Capitalism）、算法资本主义（Algorithm Capitalism）等称谓。有国外学者认为，信息（数字）资本主义是继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代资本主义”——标志着网络集中和大规模垄断，影响和塑造知识经济的未来，带来了新的全球资本循环和积累，而这种模式依赖于非物质经济的出现，即基于数字化、形式化的经济——而算法已成为全球信息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特征，算法越来越影响劳动合理化、社会关系和金融部门的运转。嵌入技术理性的算法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生产方式、一种特定资本主义形式，即算法资本主义。可见，算法资本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的高级节点和样态，只有分析清算法资本主义的监控和剥削机制，才能真正找到破译数字资本主义的密匙，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其他“亚型”。

一、算法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界定

资本主义的演进伴随着一系列科技革命，经历了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到当下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算法资本主义则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节点和新的存在样态。

（一）资本主义的演进：从工业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

我们可以从技术发展史出发理解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

第一次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发展。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浪潮，“蒸汽机的发明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成为全面实现机械化和工业化的巨大动力”。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其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处于垄断地位。为此，英国率先放弃贸易保护壁垒，降低或取消关税，如废除《谷物法》《航海条例》，与他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其他主要工业国纷纷效法，在纺织、采矿、冶金、金属加工、机械制造、建筑、交通、通讯、造纸、食品等各领域兴办企业、设立制造公司，修筑公路、铁路，开凿运河，采用新式交通工具和通信设备，如法炮制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各地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世界市场初步形成，自由资本主义即实行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成为时代主流形态。

第二次技术革命推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始于19世纪70年代，发生范围广，发展速度快，无论是在技术发明、技术生产方法创新，还是在自然科学各领域都取得空前进步。由于生产规模扩大，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各工业部门生产的技术含量增加，固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生产成本增加，加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资本家往往在交通、钢铁、金属冶炼、化工、电力、大型机械、石油、食品加工、船舶、汽车制造、金融等领域组建联合股份公司或通过兼并、合并发展股份制企业，迅速排挤掉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主要行业形成由少数大企业控制的垄断组织，如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同时，伴随世界市场的确立，一些垄断公司还组织了国际卡特尔等，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

第三次技术革命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其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超前两次，形成了由原子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空间通信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开发技术、空间开发技术等组成的科技群落，实现了资本主义数字化。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美国以外各参战国都受到严重影响，私人垄断资本无力恢复陷于全面萧条的经济，复杂科技研发和公共事业需要巨大投资，私人垄断企业内部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加剧，国家需要作为“总资本家”来协调资本主义国家间因竞争而产生的矛盾，于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取代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成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形态。同时，苏联解体后，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高科技和经济全球化世界统一市场推动下，大型跨国公司积极谋求国际垄断地位，又出现控制全球技术、金融，投资、生产、贸易等高度集中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巨大的财团、富豪和寡头。

第四次技术革命始于21世纪初，是在数字革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突出特点是，“互联网变得无所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变得更小、性能更强大、成本也更低；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也开始崭露锋芒。……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是，数字技术正变得更为精深，一体化程度更高，由此正在引起各国社会和全球经济发生变革”。换言之，第四次科技革命将推动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智能资本主义时代，实现数字资本主义由低阶向高阶的转变，推动国际金融资本主义、数字殖民主义的发展。“数字资本主义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和动力。”新信息革命的后果则是经济发展网络化、智能化、平台化和模块化，形成智能制造、电子商务、虚拟经济、在线服务等多种立体经济生态。以平台垄断为核心的数字资本主义成为后工业时代金融资本存在和发展的“新路基”。由于数字技术的开放空间逻辑，数字资本主义极力打造全球新自由主义体系，即“自动化新自由主义”，以资本和技术优势创造无数数字平台，通过对Windows、iOS、安卓等底层操作系统以及各大平台的垄断不断在全球推行数字霸权，施行更为隐蔽算法控制、压迫、掠夺和意识形态控制，形成数字资本自动剥削全球劳工的新场域。

（二）算法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的高级样态

数字技术亦有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进路。算法是数字技术的中高级节点。算法资本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的较高级样态。算法资本主义存在于多个时空界面，由高频交易产生，其运作方式区别于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经济周期运行节奏，高频交易创造了时间垄断，加速了经济运行矛盾，产生了隐形的金融标量政治和技术理想主义。如果说以电信网络、计算机等为代表的传统数字技术带来了变革性的空间重组，实现了资本支配劳动的跨地域生产和人类绝大多数活动的平台化、网络化，那么以算法、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数字技术则带来了时空的再重组，实现了资本借技术，技术借平台、网络等实现对人类生产和活动的智能化测算和控制。算法是一套基于规则且较为高级的计算机制，它的上游由资本垄断和控制，下游则是被算法驱动的用户群，即“资本→算法→用户群”，算法基于资本增值的最大逻辑而对用户进行数据“偷窥”、分析、“喂养”、诱导、甚至规训。算法资本主义的基本架构是“算法（平台）+互联网+计算机/智能手机”的叠加，表征着数字资本积累的新形式。算法具有精准匹配、精准测算、精准控制、精准纠错、快速投放等技术能力，故算法资本主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力特别发达”的技术特征，代表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并且将在长时期内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存在样态。可以说，算法资本主义将重塑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模式，创造了规模空前的算法经济、数字产品、数字劳动，形成以亚马逊、谷歌、苹果、微软和脸书等为代表的新数字垄断巨头，催生更为隐形的数字鸿沟和剥削机制。

二、算法平台：算法资本主义控制和剥削的基石

数字技术的进步实现了“‘互联网+智能手机+算法’+人”的互嵌，实现了“生活世界”的再造，创造和激发了人的需求和欲望，为算法资本主义控制和剥削提供了基本的平台。算法平台是一个统一一切的平台。通过算法平台，算法资本主义实现了强垄断、强竞争、强控制和强剥削。

（一）算法平台：“‘互联网+智能手机+算法’+人”的互嵌

第一，“人+技术”的双向绑缚构成人类社会技术发展史的必然规律。技术是人劳动能力的体现，是最重要的劳动资料，人发明使用技术就是要实现“人+技术”的结合，提高自身劳动生产能力。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物化的技术是人身体的一部分，技术越发展，和人结合的程度也就越高，人的实践能力也就越强，人就越离不开技术，和技术绑得越紧。“一切技术都是身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技术既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组织和维持社会关系的方式。人使用技术延伸，技术则反过来修改人，二者“共生进化”，亲密无间。

第二，“互联网+智能手机+算法”的算法平台实现了“生活世界”的再造，成为人的第二生活空间。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使技术对人的绑缚完全无缝隙。传统技术只是延伸了人的官能，人的生产生存活动是在线下进行，不必借助技术而“生”。由数字技术催生的数字经济则构建了一个完全的线上生产生活世界，几乎所有线下的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都必须经由线上再转到线下。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使用，把每一个用户都从线下拉到线上，实现了人能够在任何地点、时间做到可能做的任何事情。如果说技术构成人的本质，生成人的能动性，那么智能手机则引发了人“自身现代化”，由此构架的个体可以摆脱空间限制。智能手机成为最大的“生活世界”，每一款App或平台又形成各式具象化的“生活世界”，把人聚集在由算法而定造的虚拟空间，促逼着人的生活。手机和平台座架改变人的依存模式，把现代人绑缚得越来越牢。离开手机和平台，人寸步难行。

第三，以“互联网+智能手机+算法”的平台“生活世界”创造并激发了人的需求和欲望，将人牢牢“套住”于数字空间，实现对人的“规训”。以智能手机为媒介的数字平台为劳动者提供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质资料和信息资源，还利用平台创造了人的欲求，迫使劳动者必须进入平台经济受到算法“规训”。数字资本主义利用算法，以平台为依托，不断创造各类虚拟数字产品和服务，或将各类线下产品和服务数字化——如基于各类软件产品（系统软件应用，应用软件，如办公软件、图片处理软件、通信软件、视频软件等）而形成的手机应用市场、在线交易市场、社交媒体平台、闲置资产市场、众包平台、众筹平台、游戏平台、数据库市场等。这些数字产品和服务越多样、越好用，注册用户就越多，平台（虚拟）经济也就越繁荣和发达。为最大限度利用平台和虚拟产品创造价值，平台资本家设计了各种引诱用户进行虚拟消费的招数：等级加速、会员专享、游戏币、买二减一、抵用券、广告推送等。可以说，算法技术天然是资本扩张和积累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日渐演变成一项资本业务，构建了一片强大的商业版图，而且不断制造激发人的需求和欲望，最大限度把人囚置于消费主义陷阱。有了技术特别是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的数字技术的绑缚，加之“算法+智能手机+互联网+人”的互嵌，人就不得不在任何时段、地点受平台显性或隐性的监视和控制。

（二）算法平台：一个统一一切的平台

第一，算法平台存在的目的是实现垄断。算法监视和竞争依赖于平台垄断，平台垄断的目的首先是利用算法进行“强监视”。平台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数字基础设施”，使两方或多方能够相互交互，汇集不同用户群，如客户、广告商、服务商、生产商、供应商和实物，并且充当一种工具箱，使用户能开发自己的产品；二是基于相应用户的使用并由此产生的网络效应，即注册的人越多越活跃，便会增加其他人的注册动力；三是对不同业务领域进行交叉补贴，一些服务可以免费提供（从而吸引用户），而另一些服务则补贴由此产生的费用；四是看似为用户自由设计的“空白空间”，但在后台，作为基本架构，平台的规则控制和治理及其所有者都在场。技术平台实质是一个统一一切的平台，像亚马逊、脸书、优步、谷歌、易集和跑腿兔等技术平台是技术资本主义的缩影，通过数字化网络向个人和组织提供一系列商品、服务或联络方式，只不过是由大数据、算法、海量计算构建，并基于新的金融逻辑和商业模式，如赢家通吃的垄断思维、基于订阅或租赁的商业模式和个人数据积累逻辑等。

第二，算法平台垄断最终要实现“强竞争”。智能手机、电脑上的每一个数字平台都是算法资本主义投资和盘剥的场域。每一个大型数字平台都意味着垄断和“强竞争”：从供给层面看，大型数字平台往往以较低价格或免费、补贴形式倾售产品，吸引流量和用户注册，将大量用户集结于该数字平台圈，最终排挤掉其他功能相似、规模较小的数字平台；从需求层面看，当大量用户被引流集结到某一数字平台圈，在从众效应和赢家通吃效应影响下，其他用户也不得不注册和使用该平台，“享受”其所提供的产品服务。这样，越是大型数字平台，用户也就越多，他们对平台依赖和需求度也就越高。这就是说，数字平台是市场买家与卖家（供与求）的媒介，允许两个或多个用户通过各种技术工具和应用程序进行交互，产生并依赖于“网络效应”，故具有自然垄断倾向，平台不过是大型数字企业设定游戏规则的一种方式（如优步可以通过激增定价和创造幻影出租车来塑造“市场景观”）。平台代表准市场交易的自动化，大多数平台都是飞地经济体，特定商品和服务的供求仅限于飞地内，并由平台控制。结果市场供求便通过平台实现了自动化并侵蚀或抹去了竞争。

（三）算法平台控制与剥削：算法资本主义存在机制

第一，算法平台实现了对人的无缝隙控制。传统数字综合体的工具性力量旨在以一种剥削人类未来的方式组织和调整社会。智能住宅、智能城市、智能社区不仅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推动者按照他们的目标塑造社会提供了许多新可能，而且也将监视实践从虚拟世界转移到现实世界。以智能手机为主要媒介的平台经济是算法控制和剥削的主基地。在传统商业社会，劳动者的生产和消费在线下进行，在固定工作场所遵循固定时间工作，获取有偿劳动，受到雇主监视。以物理货币为基础的现金支付环境使他能够对自我和家庭的消费保留隐私和自主权。但在平台经济中，“智能手机+人”的绑缚则实现了算法能在任何时间、地点监控劳动者的活动轨迹，测算他的劳动效率，购物偏好和消费能力，达到线上线下双监控。

第二，算法平台实现了对人的全时段全领域剥削。平台能通过算法延长数字劳工的劳动时间或提高其在单位时间的劳动效率和强度，为互联网资本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们“不断地生产、输出与创造信息内容，无偿驱动着社交媒体与互联网企业的资本生产与商业增值”。比如，亚马逊的电子商务运营依赖数千名工人的活劳动。在公司仓库里，条形码允许将商品解释为需要管理的信息。当工作以数字方式为媒介被组织时，算法会分配任务并监视工人。算法将工人活动数据化并将其整合到机器中。算法管理制定了一种专制的形式，通过数字工具和技术理性来调节和增强工人工作强度。仓库中部署的技术和政治理性旨在满足数字资本主义对他人劳动的需求。以前的情况是有雇佣劳动才有监管和剥削。现在的情况是，只要和平台经济相接触，就可能产生监管和剥削。数字资本主义为劳动者的衣食住行、生存交往、休闲娱乐等提供了多样化服务平台，劳动者几乎所有活动、所有时间都被编制进资本逐利的算法世界。总之，平台资本主义是普遍侵蚀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生产和消费者之间界限的最高极点。算法生产自动化并没有兑现人类不再长时间劳动的预言，反而通过侵犯个人的闲暇时间来加速这一进程。

第三，数据监控成为算法平台实现剥削的新形式。由于劳动者绝大多数生产、生活、支付行为需要以线上为媒介，平台便很容易根据他的注册信息、点击阅读量，搜索词、购物支付数据等测算和掌握其具体身份、性别、年龄、消费趣味、态度倾向、人际网络等绘制出其个人乃至其家庭的“信息数据库”，从而无偿占有劳动者的私人信息资源，并逐渐将其商业化，同时对其进行定时、定点、定向推送，诱导其消费，实行强制性剥削。监控和操纵是伴随平台资本主义出现的“核心”。谷歌、脸书等成功之后便出现一种新的资本主义逻辑，其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不断“强化数据提取和数据分析”，二是通过计算机监控和自动化开发“新形式的合同”，三是不断提高平台服务的“个体化和个性化适应”目标，四是利用技术基础设施在用户和消费者之间进行“连续实验”。数据监控就是把预测和修改人类行为作为产生收入和控制市场的手段。数据监控最终服务于剥削。以算法为逻辑的监控资本主义正是一种新市场形式和独特的积累逻辑：监控是资本转化为利润的基本机制，即它是资本积累和投资转化为利润的基础和工具权利的新形式。

三、算法霸权：算法资本主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建构

在算法资本主义时代，算法技术帮助数字资产阶级构建了资本剥削劳动的新型监视和管控空间，不仅形塑了权力政治的新形式——“算法利维坦”，而且重构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生产和输出的逻辑。算法技术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其算法政治和算法文化凝聚而成的算法霸权仍服务于数字资本增殖的上层建筑。

（一）“算法利维坦”：算法资本主义的政治机器

“算法利维坦”在算法资本主义国家重新配置政治权利、实现国家治理和维护全球霸权等方面具有绝对权威。一方面，算法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依赖。算法日渐应用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治理和决策领域，在经济监管、财政预算、风险评估、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资本权力控制的“抓手”。算法假新闻、“内容农场”、算法偏见、算法黑箱、“数据画像”等已成为政党政治家鼓动政治活跃分子，拉拢民众，实施政治治理，制造政治极化的核心媒介武器。比如，印度所有主要政党几乎都在数字信息战略中部署了自动化，以推动其领导人的追随者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政党信息、在推特上攻击对手，使政治标签成为“趋势”（也即平台的热搜排行）。据报道，通过利用政治机器人操纵公众舆论，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一天内就获得28万追随者，但其追随者中有近一半似乎是可疑的。

另一方面，监控已成为算法资本主义治理和对外控制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了有效监督舆情，实现社会安全和“良性治理”，不仅在几乎所有公共空间配置了由摄像头、监控屏、控制台、报警器等组成的一套严密的线下网络监控系统，而且积极加强与大型网络社交平台的合作或创建数据信托公司，利用对大数据的专有访问权搜索、储存、探测、分析、控制个人隐私数据，追寻个人行动踪迹，构建能够时实地监视民众情感、思想行动的全景敞视“监狱”。“算法行政”通过对个人数据的占有而构建了可以勾勒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算法信用体系，对其社会行为进行信用评级，以算法权力规训个人行为。同时，“算法利维坦”还在全球铺展监控网络，发起数字战争，打着数字民主和自由的旗号，发动金融战、科技战、贸易战，鼓动颜色革命和政治暴乱，塑造数字帝国和新威权主义。然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算法政治从本质上讲仍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其本质是资本主义政治的“流氓变异”。“算法利维坦”最终是要利用算法权力打造自由化的数字市场，强化数字技术的全球垄断，攫取巨额数字财富，维护数字资本家的核心利益。

（二）“过滤气泡”与“回音室”：算法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术

在数字经济时代，算法资本主义为维护资本权利，往往牢牢掌握主流社交平台的绝对控制权，通过算法过滤、算法筛选、算法推荐等形式制造算法黑箱，形成“过滤气泡”和“回音室”效应，从而营造舆论偏向和社交泡沫，诱导或固化受众意见。具体而论，在算法资本主义社会，算法不仅隐含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成为政党建构政治价值与社会秩序的智能手段”，而且演绎出了新消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后现代图景：第一，算法意识形态已成为政党政治的宣传机制和喉舌。算法意识形态控制愈演愈烈，不仅直接表征某党某派的立场、偏见和价值诉求，自动筛选过滤不利或相左信息言论，而且以垂直、个性化、圈层化的传播路径直接裹挟民众思想意识，制造政治偏见和谣言，塑造“信息茧房”。第二，算法构建的景观逻辑推动整个社会消费从目的性、实物、真实需要消费走向工具性、符号、欲望消费。“建立在现代工业制上的社会，它不是偶然的或表面上的具有景观特征，而是本质上就是景观主义社会。”资本通过算法营造了一种虚假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景观，通过画面建构和推送编制出了一种“买买买”的虚假幻相。第三，算法还为数字资本猎取剩余价值构筑了一整套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治理和价值规范体系，通过数字资本再造政府，政府接受数字资本监管，为市场服务。质言之，在算法世界，网络舆论由少数算法政治家和资本家操纵。网络舆论之所以能够进入线下领域，是因为语境的杂合性和混合媒体系统出现。混合媒体系统的出现使在线领域出现的信息能够迅速从线上进入线下，干预公民个人以及政治行动者、民间社会团体和草根行动者。

（三）算法霸权：“自动化新自由主义”资本增殖的权力工具

由算法构建的“数字利维坦”机器和意识形态“信息茧房”构成当代算法资本主义隐性权力建构的新机制，成为资本全球追求财富的新型霸权工具。第一，算法升级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大资本”和“超级企业”利用其建构出来的算法平台，凭借其用户优势、数据优势、技术优势，可以通过算法“挟持”和“驯服”政治、社会事件、群体等，还可以制造“偏向性”议题，高效筛选推进给特定用户，引导社会舆论走向，影响公共政策走向，最终服务于自身利益。通过大数据监控、意识形态规训、行为引导、劳动控制等，平台就可以实现算法宰制，以便“生产”和“扩大”消费，实现消费剥削。换言之，以算法为媒介的数字社会代表着资本主义对市场和劳动力永不满足的贪欲，以及对人口的控制。数字资本主义尽管看似是个人自由和全球社区的胜利，但它揭示了一种掩盖严峻现实的意识形态结构：在数字资本主义的逻辑下，人口是可追踪、受监控、商品化的，受制于企业贪婪和国家监督的普遍力量。

第二，算法将数字资本主义再升级为“自动化新自由主义”。算法资本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网络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强，即算法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网络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样，算法资本主义最终会归于系统，在算法系统中，所有数据、人、物等都被商品化、工具化和数据化。一切皆可“算”，成为算法自动化系统的核心逻辑。算法成为宰制一切的霸权：一切都在算法的精心“谋划”下自动而精准的运行。数字科技和资本主义的纠缠导致“自动化新自由主义”，即技术平台创造前所未有的由数字平台配置的新市场，个人生活变成私人数据，社会关系通过算法自动化，我们日常的经济决策被嵌入新的分布式网络和评级自动化系统。从本质上讲，“自动化新自由主义”背后的算法霸权不过只是当代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相互嵌合的产物，是资本为逐利而借用数字技术进行的一种全方位的生产、影响和支配的特殊权力活动。算法资本主义建构的算法霸权体系是新自由主义的再升级版，是一种全球化的自动宰制盘剥体系，是数字资本在全世界寻求资本自由增殖新空间、新领域的产物。

四、算法社会主义：算法资本主义的参照和进路

算法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其生产力水平最接近人类社会的高级形态，理应是民主、自由、平等、正义和富裕的代言者。然而，在数字资本增殖逻辑的驱动和操纵下，它却不断走样、失真，造就了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非正义：创造了“数字奴隶制”和“算法霸权”，以算法导控和剥削劳工，造成数字异化；利用数字技术优势构建了算法控制外围国家的数字殖民主义帝国，压榨盘剥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算法和技术手段的滥用下，制造了大量的失业、贫困、饥荒、疾病、难民潮以及罢工、示威、武力对抗，加剧了其自身内部和全球各种风险和危机。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算法资本主义已演变为“巨灾时代的资本积累制度”，资本主义国家不制定防疫、抗疫的有效政策，反而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为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而放任疫情大流行。

从本质上讲，算法只是工具，社会主义国家也使用、利用算法，但以实现公共利益和人民福祉为最大旨趣。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正在大力建设‘数字中国’，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收获一批创新成果。分享经济、 网络零售、移动支付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深刻改变了中国老百姓生活。”算法社会主义利用数字技术不仅创造了体量庞大的基于算法公正的数字经济，实现分配正义、精准脱贫，而且构建了以实现“良治”为核心的数字治理体系，保障人民利益和社会安全。相反，资本主义算法治理（实际上是监督和管控）只是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激进化策略，是一种避免使其陷入危机的“免疫”策略：纯粹是没有生活、没有生命、没有主体的，是无家且不可居住的，正因如此，为了保护今天的一切，以及为人类未来提供一个有家可归的世界，重要的是要限制它的拓展。算法社会主义、算法共产主义不仅构成算法时代下全球正义的标尺，更是算法资本主义的必然参照和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