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界，存在腐败正负效能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腐败正效能论认为，腐败是社会革命的替代品，可以减少社会体制变迁的动荡。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学界流行过腐败具有正效能的“腐败润滑剂”之说。此论源于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他在1968年写有《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研究现代化与腐败的关系，提出著名的“腐败润滑剂”之说，“对于一个相对没有腐化的社会(如一个传统规范仍十分强有力的传统社会)来说，一定程度的腐化会成为一种受人欢迎的润滑剂，可减少现代化道路上的阻力。……在某些情况下，一定的腐化有助于政党的壮大，从而对政治发展有推动作用”[1]。“同一般小集团政治活动或庇护主义政治活动一样，腐化给某些集团以直接的、特定的、具体的利益。如果杜绝腐化，这些集团完全可能背离该政治体系。因此，腐化与改良一样具有维持政治体系的功能。腐化是改良的替代物，腐化和改良又同是革命的替代物。腐化有助于减少集团要求改变政策的压力，正如改良可以减少阶级要求改变结构的压力一样。”[2]他的腐败具有正效能的“腐败润滑剂”之说在中国经济学界获得一些赞同。有经济学家认为，腐败起到了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润滑剂作用。国内理论界曾译介寻租腐败论，认为计划管制导致了寻租腐败现象。寻租腐败论的信奉者与现代化腐败论的信奉者相类似，学术主旨并非是为了消除腐败，而是将腐败发生的根源归结于计划经济体制，借此动摇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以服务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经济体制的强烈诉求。此论忽视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建设奠基期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切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古今中外，尚没有靠腐败完成社会体制变迁的成功案例。以腐败手段实现的体制，不会是一个赢得民心的廉洁体制。为了消解计划经济的合法性基础，得出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之论，违背了基本常识和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

与之相反的观点是腐败负效能论，认为腐败具有败坏社会风气，瓦解政权的基础，破坏社会稳定的负效能。习近平指出：“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3]党的二十大报告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的一贯主张，将腐败视作“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旗帜鲜明地划清了与腐败正效能论的界限，鲜明地表达了共产党反对腐败的坚定立场和态度。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提醒人们应该从政党生命力和战斗力的角度认识腐败的本质。社会大众和理论界普遍认为，贪污受贿就是腐败，这就混淆了腐败本质与表现的区别。事实上，贪污受贿，这是腐败的表现，而不是腐败的本质。腐败一词，出自古籍里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4],是指多年丰收的粮食堆积久放，导致变质无法食用。原本作为生物学用语的腐败，在当代转化为政治学、社会学和党建学用语，一般是指某个组织和政党，因思想、组织的内在结构发生变异，导致其原本强大功能的衰减，失去其应有的活力。腐败可以表现为不作为的懒政惰政、骄奢淫欲、精神萎靡，也可以演化为贪污受贿等严重腐败犯罪。人类社会几千年的王朝史，证明了客观上存在着毛泽东和黄炎培谈论的旧史难以逃脱的政权兴亡周期率的支配力。历代王朝兴亡更替，周期治乱。如果统治阶级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有效解决了社会基本矛盾，维持了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保持社会安定，王朝生命周期将得以延续。如果统治阶级漠视社会规律提出的必然要求，窒息社会发展的活力，无法组织社会生产或扩大再生产，或者不思进取，毫无斗志，倒行逆施，穷奢极欲，耗费巨额人力物力，加重人们的经济负担，民怨沸腾，完全破坏了王朝正常运行所必需的社会内部平衡，整个社会被逼入绝境，历史规律将召唤新的力量改朝换代，新生力量将蜕去旧王朝阻碍社会历史进步的僵硬外壳，成为历史规律必然要求的执行人。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和中国先贤们的《阿房宫赋》《过秦论》,揭示了罗马和秦朝一旦失去王朝初始时的活力而逐渐走向衰亡的多幕悲喜剧。

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数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与奋斗。中国共产党反对腐败的态度是一贯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时，许多投机腐败分子，钻进共产党队伍来，贪污腐化，给党造成很恶劣的影响。1926年8月4日，党中央专门发出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5]在党内，陈云最早将党风问题提升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1980年11月，陈云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6]的著名论断。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7]。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明确认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如果说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就是采取“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方法，那么，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采取借以提高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自我革命的方法。

正是着眼于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克服腐败，提高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党的建设部分，做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和“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8],“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9]。各级党组织要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注释：

[1]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2]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64页。

[3]《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4]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0页。

[5]本书编委会:《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文献通典》第1卷,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6]《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7]《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6页。

[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