铢必离：试金石与利剑？

李彦

《兰台遗卷》问世数月来，我看到了不少反馈。读者的目光，大多被这部类似侦探小说的纪实文学所吸引，也不乏较为深入的评论，缅怀被今人遗忘的理想主义精神。当然，我花费六年心血挖掘出来的珍贵素材，不仅鲜为人知，也添补了中国革命史上被忽略了的重要人物和史料，因此荣幸地被列入了多家好书榜。然而，我通过讲述这个故事想要阐述的一种理念，迄今还无人解读。

这本书创作的起因堪称偶然。2014年，学校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指控历史上第一位基督教女牧师李添嫒，她晚年移民加拿大，九十年代在多伦多去世。我在翻译这批揭发材料的过程中，脑中产生了一连串疑问。接下来，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历史资料，牵扯出一系列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的重要人物来，丢弃哪个，我都舍不得。不过，这些人物之间既相互关联却又异常松散，像掉落在草丛里的一粒粒珍珠。如何使他们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存在着极大难度，甚至可能毫无希望。尤其是，这些事件牵扯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还有一批掷地有声的国际友人，如白求恩，艾黎，斯诺，史沫特莱，林达光，蒲爱德等，容不得半点虚构。

我曾犹豫不决长达数年，反复了数次，究竟是用虚构小说手法，通过合理想象使作品增强趣味性和可读性呢，还是用严谨的纪实手法，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补上被遗漏的篇章？ 冥冥中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一直在默默地牵引着我，在我屡屡打算放弃的时刻，却突然在密林深处闪现出一丝光亮，让我发现了与人物和事件相关的证据，解答了一个又一个疑惑。我最终下定决心，把这部作品确定为纪实文学，但融入了一些小说创作的技巧，完成了《兰台遗卷》。

书中的主要人物有三个。除了那位被人质疑的华人女牧师李添嫒，就是香港主教英国人何明华（Bishop Ronald Owen Hall），还有世人皆知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他们三位是同时代人，同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书的结尾，我终于证实了他们之间存在过的神秘关联，不胜欣慰。

在《兰台遗卷》中，我介绍了被港督讥讽为“粉红色主教”的何明华。他在战争年代以及建国后与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友谊，还有他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热烈欢呼，令很多读者倍感惊讶：这个基督徒，怎么比很多共产党员还更像共产党？

1949年8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何明华在香港布道时激动地宣称，“上帝让中国准备了六千年，就是在等待着这一辉煌时刻的到来。我相信，在共产党的治理下，这粒种子必将成长为参天大树！”面对人们狐疑的目光，何明华进一步阐释道：“基督教终止了奴隶制，但却无力阻止另一种罪恶，即财产私有化的集中。而私有制总是会导致贫穷，它不但是太平天国的起因，也是国民党垮台的因素，也许，上帝搬出来共产党，恰恰是为了要摧毁这一罪恶？”

不错，这些话，白纸黑字，确实出自这位主教大人之口。他所信奉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呢？为了解析这一困惑，我在《兰台遗卷》中阐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铢必离（Jubilee）。

事情要追溯到二十几年前。我在滑铁卢大学第一次讲述“中国现代史”这门课时，介绍了50年代的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80年代的私有制回潮，但无论怎样努力，总是避免不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局面出现，在摸着石头过河、寻找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上，政府深感左右为难。

这时，一位男生发言说，“教授，这有什么为难的！上帝早就制定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了，每隔50年，要对全社会的财产进行一次再分配！《圣经》里面写着呢！”

我不但惊讶，且一直怀疑这种说辞。多少年来，我去过五花八门的教会体验生活，当然听说过耶稣的名言，劝富人卖掉财产、分给穷人，但却从未听任何一位牧师提到过，上帝还有“每隔50年必须重新分配全社会财产”这种旨意。

在撰写《兰台遗卷》的过程中，我终于理清了这一悬念。通过向几位德高望重的宗教学者请教，我了解到，在《圣经旧约》“利未记”的篇章中，早已写明了Jubilee这个字眼。我曾把它翻译为“朱碧丽”，为赏心悦目之故。但有个中国朋友读完《兰台遗卷》后却建议说，也许翻译成“铢必离”更为贴切。不错，那个词汇的本意是：每隔50年，必须对全社会的财产进行一次重新分配，归还土地，免除债务，奴隶获得人身自由。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优点，是能够调动人的创造力，促进生产力发展，财富积累的过程相对来说较为公正，而社会主义的优点，在财富的分配过程中照顾了老弱病残，保证了结果的平等。二者各有利弊。上帝深知人类的自私贪婪本性，难以克服与生俱来的弱点，因此早就制定了“铢必离”的规定，让人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财富，但每隔50年，则强制实施一次“土改”，避免两级分化，落实平等公正。

听了他们的阐述，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有那么多在中国出生成长的西方传教士，会与何明华主教一样，热烈欢呼50年代的“土改运动”，譬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红色传教士”、死后把骨灰洒入长江的加拿大人文幼章。在传教士们眼中，他们历经数代人辛苦奋斗了几百年，都未能实现的目标，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夜间实现了。也正是出于这种共同的信念，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一批加拿大传教士后代在朝野上下运作，推动加拿大成为西半球第一个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

《圣经新约》中“使徒行传”篇记载，两千年前的基督徒，在耶稣离开后，曾聚在一起，按照上帝的旨意，过着消灭了私有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享式生活，但仅仅坚持了一百多年便解散了。假如没有坚定的信念，人类的自私贪婪本性，是很难维持任何高尚理念的。

但仍有极少数人，至今没有放弃。我在《兰台遗卷》中介绍了这种现象。16世纪欧洲教会分裂后，产生了一支胡特莱德派的基督教信徒。二百多年前，这个遭受迫害的派别仅剩下了一百多人。他们移民到了北美，定居在加拿大西部的几个草原省份，如今已发展为五万人口，近500家公社了。他们至今坚守着消灭了私有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吃大锅饭的共享式生活。为了保持有效的生产和管理，每当公社的人数超过了百人规模，就会散枝开叶。若是有人自愿脱离公社，则只能净身出户，不得携带走任何财产。胡特莱德人的集体运作方式，力量超过了周围的私有制小农庄，因此不断发展壮大。

2018年，我在北京遇到了一位西班牙汉学家，曾与他探讨这种现象。他告诉我，当今的罗马教皇方济各曾说过，社会平等公正的理念，原本是基督教的发明，但却被社会主义学者们拿去了。眼下是物归原主的时候了！

听了这番言论，我理解了，难怪在2015年9月24日那天，教皇方济各在美国国会讲演时，谴责“万恶的大资本主义造成人类空前的贫富悬殊与社会不平等”，并受到《纽约时报》的质疑：“教皇是马克思主义的鼓吹者吗？”

人类社会对平等公正理念的追求，根本上是一致的。德国革命家闵采尔（Thomas Münzer）在胡德莱特人中有很多朋友，受他们的影响，领导了农民战争，并影响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关于早期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形态，恩格斯的作品中也曾提及。假如马克思主义学者借鉴了这种共享式理念，也毫不稀奇。

德国后马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 died 1977)深受闵采尔和胡德莱特人的影响，著有《乌托邦精神》（Geist der Utopie）。1921年，他发表了《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 als Theology der Revolution）一书，一半是从共产主义出发，一半是从基督教末日审判论出发，布洛赫对闵采尔的神学做了精彩的研究。

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背离了上帝旨意、背叛了基督教精神。统治者出于人类的自私贪婪本性，早已篡改了“铢必离”的本意，把“50年一次再分配”的金科玉律彻底庸俗化了，衍变为“金婚纪念”、“终身成就奖”等世俗涵义，抹煞了其深刻内涵。今天在西方社会出生成长的人们，鲜少有人知晓“铢必离”的本意。

改变人性，难于上青天。正像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一样，试图以德治国，却处处碰壁，被形容为“丧家犬”。1958年在神州大地的那场实验，也草草收兵了。毋庸置疑，“铢必离”的践行，难点在于是否能心甘情愿，是否能避免流血牺牲。加拿大同事们告诉我，西方人虽然做不到信守“铢必离”的上帝旨意，但今天的西方社会，通过不断调整政策，采用温和手段，例如征收遗产税、完善老弱病残的福利制度、提供全民免费医疗等，努力达到社会平等公正，避免了革命性举措。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同富裕”的理念所携带的高尚情操，早已被污名化了。尽管西方某些国家事实上已经采取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多项举措，却坚决不肯承认其实质，而无论中国几十年来做了何种尝试和努力，西方政客们为了铲除异己，依旧会采用贴标签、泼污水、耍双标等卑劣手段，诋毁中国的各种努力。此种行径，恰如出卖了耶稣的犹大，却指控别人是犹大一样。

写到此，我想起了二十年前和一位同事的对话。她是英文系教授，出身于世代牧师的家庭。我曾随口问她，“您是基督徒吗？”她的回答令我惊讶。她说，“我信奉基督教理念，但我岂敢大言不惭，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呢？周围那些声称是基督徒的人，又有几人问心无愧？他们真能做得到吗？”今天，我终于明白了，她为何会出此言。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谁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谁又是真正的基督徒？也许，铢必离的概念，恰恰是真假美猴王的试金石，也是戳穿伪君子的一柄利剑。

人类对真善美的标准，本质上相同。真正忠于信仰的人们，既可以是白求恩医生那样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也可以是何明华主教那样的真正的基督徒。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是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带来的。假货充斥着每一个角落，指鹿为马，愚弄民众，混淆了是非曲直。

只有放弃偏见、勇敢面对事物的本质，才能消除误解和歪曲，真正搞清楚何谓人类命运共同体，何谓人类共同价值观。经过六年的思考和调研，我在《兰台遗卷》中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也理解了意识形态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困惑、纠结了。

作者李彦

（作者简介：李彦，北京人。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系，同年赴加拿大留学。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执教，现任文化及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2007年起兼任滑铁卢孔子学院院长，长期致力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现为北京市侨联海外委员。本文2022年9月15日，写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