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坑填满了，我们也就站得稳了

欧洲金靴

　　整个十月，非常动荡。

　　10月4日，至国庆假期前四天，已有多达150架战机进入台岛西南空域绕台飞行，刷新历史纪录；

　　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领袖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京高级别官员悉数到场，人民海军等军队同志坐镇列席；

　　10月16日，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领袖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

　　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决议稿提请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

　　10月19日，藏疆湘黑苏赣桂云，八个省份的一把手全部换帅；

　　10月2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CNN电视节目中公然表示：“美国承诺，保卫台湾”；

　　同一天，欧洲议会通过《欧盟与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承认台湾是所谓的“欧盟在亚太地区重要伙伴和民主盟友”；

　　10月2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试点改革试点工作；

　　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并在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交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中有关国防动员以及人民武装动员、经济动员、人民防空、交通战备、国防教育的领导管理体制、军地职能配置、工作机构设置和国防动员资源指挥运用的规定。具体办法按照党中央的有关决定、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10月25日，领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50年前的今天，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胜利！”

　　同一天，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尹家绪，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对尹家绪作出逮捕决定，官告显示：“与党离心离德，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欺骗组织……”

　　……………………

　　房地产税，显然要从全局看待。

1

　　从改革开放的历史看，房屋持有成本偏低+叠加房价涨多跌少，压制了二手房供给，也导致核心城市房价持续上涨。

　　最后结果是，既不利于代际均衡，也不利于年轻人扎根。

　　至于“房屋持有成本偏低”是怎么来的………emmmm…

　　80年代末，中国引进了土地拍卖制度，允许地方政府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

　　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回收了部分税权，各地方政府获得城市土地出让收益权；

　　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改革；

　　2003年《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出台……

从此，网络键政圈喜欢称呼的“黄金十年”正式开启，各地方政府均开始了“靠土地养财政”的日子，房价彻底压制不住……

　　一直到去年，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100%的城市有20个。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50%的城市有40个（所以试点也就顺理成章选在了深圳这种土地依赖度低又没有过多历史遗留政治势力的城市）。

　　土地税收猛涨的好处是，这其实也为后来国家免除农业税奠定基础，即税池变更。

　　但弊端在于，造福了农民阶级，却客观上通过层层攀升的房价反过来加压了城市人口（尤其是80后、90后的新兴城市人口），难题依旧在，社会阶层差距和维稳压力依旧膨胀。

　　农民的困境肯定是需要解决的，1991年以来第一产业增速就始终低于GDP增速，平均每年低4.3个百分点，这在新世纪之处确实是首要课题。

问题在于：帮助中国农民阶级告别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而以城市外来打工人为主的工人阶级，却又被房价压迫得无以为生……

　　税池变更，压力转移，这是不科学的。

　　「工农阶级」应是一家，均是国家的主人即集体利益的最大享有者，绝不该在分配层面陷入轮转式的薄厚博弈。

　　“黄金十年”飞奔猛进的高房价带来的是什么？

　　2012年，个人住房贷款历史性地取代制造业贷款，成为国家四大商业银行贷款的第一投放方向。

　　打工人，左肩是房价，右肩是贷款，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3

　　历史等来了十八大，等来了“新两个凡是”：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

　　改革，向来是需要挥刀自宫、刮骨疗毒的，这真的不容易。

　　向前看，在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曾就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

　　然而，所谓“物业税”2009年就宣告终止。

房地产税，十八大后的十年来则从来没有停止过出台的努力。

　　局面已是何种危急？如果再不刹车，我们会迎来什么？

　　2003年时，《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被正式下发，明确了“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这就让房产业的巨贾们摇身一变、从土改中的被专政对象“翻身”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提供了强力的法统支撑。

　　量化国民经济的唯一指标当然就是GDP了，所以完全可以说：GDP绑架了房地产，也让新时代的房产寡头们一跃而成国家各处的座上宾。

　　那么这些握有巨量财富和跨境资源的寡头，其体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愿景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导师给出过答案：“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尾大不掉、大而不倒，地产财阀们今天已经是一株株有恃无恐的参天大树。

　　去年9月底，被超高负债压的喘不过来气的恒大集团就爆发了“逼宫粤府风波”。

　　尽管随后以光速“辟谣”，但是熟悉“挟产业以令政府”的朋友都可意会，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而许老板是真的饿了。

　　根据2019年恒大财报数据显示，集团年末净借贷比率高达159.3％，高于2018年的151.9％；至9月，集团总负债达1200亿美元，合计8355亿人民币。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的“房企金融化”十余年后，玩不下去的地产商有何止恒大的许家印一人。

　　土地融资养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房企信贷养活了商业银行的账本，作为“硬通货”、“硬质押”的土地和房产又养活了房企自生或寄生的金融公司——谁没被养活？

　　买不起房的打工人，供不起房的房奴。

现在，就是要用房地产税将格局平衡，既是保证最底层家庭不在征税之内，又是保证中上游交出的税收能够反哺三四线地方政府的财政。

　　看这条：

　　公平，才是最有效的维稳。

　　对富人与穷人来说，是；对富省与穷省来说，同样是。

4

　　今天，以恒大集团总部所在的深圳为案，这个晚近四十年的典型城市，二手房房价曾连涨30个月，全国租售比榜单倒数第二，导致企业经营困难、打工群体生活艰辛难，宝安区厂房租金一度超过30元/m²/天。

　　连科技巨头华为都被迫逃去东莞。

　　放眼望去，今天中国财富榜上还有几位富豪是做科技与实业的？

　　华为被赶出深圳的侧面，一度是呼啸风云的电商财阀与地产巨鳄们垄断着福布斯排行榜，称为创业者和精神资本家的“偶像”。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形象城市，2019年的工业投资已是负增长……

　　不说远的西方，就说近的香港，从发达工业化到产业空心化，只需一代人而已。

　　钱进了金融客和地产商的口袋里，那么老百姓呢？

　　从消费的角度看，今年国庆，出行人数的体量已经达到2019年（疫情前）的90%，但是旅游消费却只达到60%。

　　中国老百姓可支配收入的规模只占GDP比重42%，最多数的群众，其实真的哭穷啊。

穷，则思变。

　　怎么变？肉眼可见：从去年秋天开始到近段时间以来，国家连续针对房地产行业、金融信贷行业、教培行业、娱乐文艺行业、游戏电竞行业祭出重拳，整治这些领域过去二十多年来疯狂的资本入侵。

借用去年年末横空出世的官方警语，那便是：遏止资本无序扩张。

　　进入今年7月，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腾讯集团受到六次处罚，其股票应声下跌，市值在7月份蒸发接近1700亿美元。

　　阿里巴巴集团从去年10月巅峰（股价一度高达320美元）一路跌破，如今已经200美元，跌去三分之一，十个月的时间里市值蒸发近30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9400亿元。

　　拼多多在今年2月16日时股价曾达到212.597美元/股，创历史新高，但自此之后持续下降，市值蒸发逾千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6472亿元，截止8月11日，拼多多股价跌破100美元，最终报收91.59美元。

　　黄铮也早就学习马云“提前下台”（不过依然是集团实际控制人）。

　　快手集团截止8月11日，报83.6港元/股，继续刷新历史新低，最新市值仅剩3484亿港元。自高点以来，快手股价累计下跌超80%，市值蒸发近1.5万亿港元。

　　美团亦然，从2月至今，美团股价市值大滑坡，从最高位的3万亿港元跌落到1.3万亿港元，市值蒸发1.7万亿。

　　………………

　　国家整治资本市场、特别是整顿与境外势力纠缠不清的国内互联网财阀，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也是人民群众的呼声所就。

直至时下的房地产税，人民的呼声一向是源于现实。

　　国家统计局曾对2007—2012年居民收入增长来源做过分析，结果显示劳动报酬（含工资收入、农户及个体工商户经营收入）贡献了80%，政府转移型收入贡献15%左右，财产性收入贡献仅为3.7%。

　　究其原因，我国居民投资渠道确实太狭窄了，七成家庭的财富都集中在房产（房产增值属于纸上财富，不算财产收入，租金收入有限）上，而金融资产中，银行储蓄占大头，股市和债券投资比例过低。

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年，领袖会宣布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力图“吸引和服务中小企业”。

　　这都是内循环的组合拳，特别是在国际疫情难消（去年以来世界经济收缩3.5%）+美国输出通胀（8月美国贸易逆差＄733亿仍疯狂印钱）的背景下。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人口红利”，而不是“黄金十年”中那种血汗工厂式的人肉堆砌。

5

　　房价问题早已成了“国民G点”，任何在房价事端上屁股不正的人，必然会遭到唾弃和打压。

　　今年年初时，知名“爱国喉舌”胡锡进先生曾就住房问题发表高论。

　　起因是一个网友在他的微博下面抱怨了几句房价太高，就被胡先生揪出批判他“不爱国”。

　　言辞之意，大约为指责这名网友在祖国一片繁荣之际、新春佳节喜庆时分，居然输出悲观情绪，“消解爱国主义”……

　　只能说，胡先生真乃一介高位喉舌。

国家一直都知道要为降房价而努力，不论宏观还是微观。可这位主编先生倒是身先士卒、一副不容置疑的媚态，仿佛这火红江山都是胡氏一个人的——这样进行舆论工作，不怕适得其反吗？

　　来瞅瞅胡先生这次都说了些什么：

6

　　房价可以说是万恶之源，高房价和城市发展的不均衡，也延长了那些在固定场所上班的服务业打工人的通勤时间：北京工作人口平均往返通勤时间为104分钟，仅次于墨西哥城，位居全球第二位。

　　地租，可以表述为“土地服务”的价格，土地总量就是指地球可利用的土地总量。

　　以现在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和城市开发程度而言，土地供应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一个固定值，这是无法变动的。

这就意味着随着需求的增加（大城市不断扩张、聚集人口），地租包括土地价格注定水涨船高。

　　大卫·哈维在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中，曾将土地看作“纯粹的金融资产”，而不是再像马克思那样强调“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条件”的地位与作用。

　　哈维的观点一针见血：“土地一旦被视为金融资产，便与股票、政府债券等投资对象一样，成了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

　　在中国楼市的疯长中，“杠杆资金、场外配资”这一带有野蛮人气息的字眼早就一次次出现：链家约有2100亿元使用了杠杆成交，房天下大约2000亿元，我爱我家大约也有800亿元。

　　恒大集团那种就更不用多说了，许老板早就有“杠杆王”之称。

　　整个房产中介行业，通过“场外配资”实现购房成交金额早已超过1万亿元，实际背后却是滂沱的信贷透支在支撑着打工人们一间间看似温馨的小屋。

　　大都市里温馨静谧的背后，都是滴着血的资本獠牙在时刻驱逐着异乡人。

　　此时，还要求年轻一代的打工人们去漠视房产资本的高压而封住嘴巴，这就是胡先生心目中理想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吗？

　　2019年上半年，蛋壳公寓CEO高婧接受媒体采访提到了初心：“让年轻人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

　　自如CEO熊林其时动情地表示：“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

　　可以说，将洗脑术视为割韭利器的资本已然是为你把一切生活要素都考虑好了——乃至包括你用来“维持体面”的借贷。

　　体面消费，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孤独消费”。

　　脉脉数据研究院曾对上万名大都市里的职场人进行“孤独感”调查，有近61.47%的人平时会感到孤独。

　　这样一批单身且独自居住（租房）的年轻人，被称为“空巢青年”。他们孤身一人在北上广深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打拼，其强烈的情感寄托和生活便利需求所衍生的经济产业链，就是「孤独经济」。

　　根据百度指数的数据显示，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着房价的不断走高、股市的持续低迷等因素，以“孤独”为关键词的搜索量达到高峰，而搜索人群超过六成就是80后、90后两大年龄群。

这样的群体情绪，或许都是官媒喉舌们笔下“消解爱国主义”的失序群众吧。

7

　　去年年末，韩国年轻人生育欲望持续下降的调查新闻曾上了热搜，其暴露的韩国社会压抑的阶层分化和狭窄到极致的工作上升通道，都是韩国80/90后不愿结婚、甚至抵触恋爱的原因。

　　这则新闻当时也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共鸣。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内的单身成年人规模已超过2亿，其中有超过7700万独居成年人，预计到2021年会上升到9200万人。

　　由于高房价、高物价、高昂子女教育成本等一座座大山的横亘，中国国内结婚率、出生率不断下降的事实一样是无法回避。

　　这也让今年春晚那则催婚为主题的小品显得分外尴尬，堪称一幅大型家庭群尬景观。

　　21世纪蜂拥涌入大城市的90/95后们，看似享受着远比几十年前的人们更丰沛的信息储量、视界范围和某些奋斗B口中的“广阔晋升通道”。

但现实却是：在阶级固化的壁垒面前，跻身都市的打工人群体不但获取不了阶级跃升的渠途，甚至还会被压榨得分毫不剩。

　　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也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而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

　　当蛋壳双手奉上的精致公寓——这种被资本用虚构和廉价的装饰所打造出的“伪体面”，在资本暴露嗜血本原面目时，也就顷刻间碎的连渣都不剩。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曾揭露：“尽管中产阶级化可以带来城市经济的复兴，但其实这仅仅是将穷人驱逐或者分离的结果罢了。”

　　去年入冬以来，北上广深太多年纪轻轻的蛋壳租户们，踟蹰于破碎一地的体面和冰冷如霜的街头，望着繁华的大都市，不禁自问：自己到底是所谓优雅时尚的白领中产，还是一个真正意义、被自我粉饰的穷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曾精准总结了“新型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他们有着相对好的家庭条件，无忧无虑的童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大批地涌入了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从事一些基层的脑力劳动。在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上，新型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出奇地一致：无比沉迷于伪装、表象、自我的生活方式及无止境的新体验。”

　　这一课，作为反面教员的资本——那些租房金融投机客和地产财阀们，真的给打工人们上得太生动了。

　　大卫·哈维在2017年的演讲中点明过：

“房地产成了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从1980年以来，中国的房产量增长了300%。从2012年以来，中国生产的水泥混凝土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自1900年以来的生产量。”

“最近30年，房屋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手段和投机目标，中国越来越趋向于采用资本运作模式。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政府向市场投入大量货币救市，在2008-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中国出口部门大约损失了近3000万个工作岗位。”

“但是中国政府在2008-2010年创造出大约3400万个工作岗位，消费市场并没有因此而活跃，房地产市场反而越来越容易出现投机热潮和资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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