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国内大循环战略的突破口

——对“十四五”规划的郑重建议

贾根良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主张时，强调“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这对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如何将“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国内大循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对“十四五”规划的献言建策，笔者建议，在“十四五”期间针对月收入千元的六亿人实施收入倍增计划作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突破口或着力点，这对于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具有“一着棋活,全盘皆活”的重大战略意义。

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需大幅度下降的局面，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实施了最低工资年均增长率13%以上的计划（最终完成年增长率为13.24%），有力地推动了内需的增长。但在2016-2019年，最低工资年均增长率却降到了6.6%。面对比当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更严重的局势，笔者建议：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应该通过就业保障计划将全国人均月最低工资年增长率安排在15%—17%，实施月收入千元的“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这不仅可以有力地打开“国内大循环”的新局面，而且对于提高经济增长率、扶贫攻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支持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战略意义。

关键词：国内大循环；“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就业保障计划（制度）；乡村振兴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那么，从何处下手才能畅通国内大循环并开启这场“循环之战”呢？

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着力点，目前的文章归纳起来就是三个方面：扩大“两新一重”（新基建、新城镇化和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的投资；通过对企业减税刺激企业扩大投资以带动就业和内需的增长；将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作为启动消费需求作为着眼点。这些政策建议都忽视了将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期间提出并引起全国大讨论的“月收入千元六亿人”的问题。

笔者认为，上面三种着力点对启动“国内大循环”确实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相对于提高底层收入者的收入对于扩大内需并保持物价稳定来说就逊色多了，他们无法起到“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纲举目张的关键作用。因为目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世界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是需求约束而非投资和减税主要针对的供给约束，提高底层收入者的收入对于突破我国迄今为止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低工资—内需不足—出口依赖—低工资—……”的结构性陷阱具有纲举目张的战略意义。

简单地说，上面三种着力点存在如下缺陷。第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指出，需求不足问题不能靠投资来解决，因为增加投资带来的总供给量将超过总需求量，供给更加过剩。“十二五”期间（2011-2015）四万亿投资导致的大量供给过剩引发了“十三五”的“去产能”，这种教训就在眼前，假如不是“十二五”期间同时实施了最低工资年均增长率13%以上的计划，这种过剩将会何等严重？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日益导致“没有就业的经济增长”，投资拉动就业的作用越来越小。第二，“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是解决我国廉价工业制成品出口危机的根本性措施，对于直接拉动消费来说，将着力点放在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远不如增加9亿多低收入群体特别是更底层的六亿人效果更明显。第三，下面提出的就业保障计划也优于目前的减税政策。给一家企业减税1亿元并不意味着该企业会扩大生产或创造就业，该企业仍可以使用减税1亿元的现金流从事“脱实向虚”的活动，这对宏观经济特别是内需反而有害。但是，花在就业保障计划上的1亿元财政支出绝大部分将会转化为众多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进而转化成消费、实体经济的企业收入、利润、投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具体建议如下：在城镇和乡村实施就业保障计划，并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将农村闲置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利用起来。就业保障计划在国外的实践都是成功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一些学者近年来都在大力呼吁在其国家实施就业保障计划。具体地说，它是由中央财政出资、地方实施和管理，只要有意愿和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提出就业要求，政府就可以最低工资为其提供工作岗位。关于就业保障计划的实施问题，笔者在今年6月19日曾报过一个近四千字的内参《保就业、保民生亟需实施“绿色公共就业计划”》，此不赘述，笔者回头将有专文公开讨论这一问题。由于实施就业保障计划，凡是有劳动力的低收入家庭也就是“月收入千元的六亿”人群都能覆盖到，通过每年将就业保障计划就业人员最低工资平均提高15%—17%，推动最低工资提高，“十四五”结束时，“月收入千元六亿人”的收入将提高一倍。

具体测算如下：由于没有2020年全国人均月最低工资数据，而且2020年因疫情影响，全国人均月最低工资增幅应该不大，因此，我们假定2020年全国人均月最低工资与2019年持平，为3700元。笔者建议在“十四五”期间，全国人均月最低工资增长率计划在15%—17%之间，17%是按照年均2%的通货膨胀率（2016-2019年这个数值为2.15%）考虑的，如果按年均15%增长率计算，在“十四五”结束的2025年底，全国人均月最低名义工资将增长到7442元，比2019年的3700元的最低工资翻了一番；如果按17%，全国人均月最低名义工资将增长到8112元，实际工资增长一倍。

按照现代货币理论学派的研究，就业保障可以同时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双重目标。实施就业保障的资金问题不用担心，它不需要地方政府出资，而是通过中央政府的赤字开支进行。为此，我国必须保护我国财政金融体系。正如笔者在十多天前出版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的自序和第三编中指出的，保护货币发行权就是保护财政主权，美元作为所谓国际储备货币的供给是美国政府赤字开支的产物，我国积累的贸易顺差越多，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美元越多，我国政府赤字开支的空间就越小，它对我国财政主权的损害就越严重，在我国没有实施“金融保护主义”（笔者新书第六章）的情况下，美国财政赤字开支与我国政府赤字开支的能力此消彼长，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就业保障的资金就无法得到保障。

实施“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也不用担心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十二五”（2011-2015）期间，最低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3.24%，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即物价上涨率年平均为2.8%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作为国内大循环的突破口，不仅将强有力启动内需，而且，它还可以通过产业间相互提供需求，为制造业发展的高端化创造国内市场，并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落到实处，进而推动我国另外八亿人口的收入持续增长，奠定“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迎来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新阶段。

附录1 本文写作的缘起

笔者在下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写道，根据经合组织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就是在实际工资提高的同时仍然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竞争力，但我国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和新结构经济学所谓利用低工资成本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却彻底地颠倒了这种国际竞争力的逻辑。由于低工资成本的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大量过剩，我国企业不得不通过竞相削价扩大出口，而产品价格的降低反过来又迫使企业只能通过削减工人工资来降低成本，其结果是造成内需越来越萎缩，而内需的萎缩又迫使企业不得不依赖国外市场需求，因而利用低工资劳动力成本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就会陷入这种恶性循环难以自拔，这是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和2009年两次提出扩大内需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主张，本质上是要解决前两次无法解决的体制和发展模式问题，而非只是简单的扩大内需问题。这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革命，必须打破主流经济学的传统思维，才能取得成功。但我不得不悲观地指出，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学界的支配性影响，人们很难理解这种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革命，中美经济战和新冠疫情的这次转型机会很难被我国完全利用，我国“国内大循环”的战略革命只有等下一次世界政治经济危机爆发后才有可能较充分地展开。

笔者在2012年的文章和2019年的文章（分别收录到新书的第七和第二十章中），都专门讨论了如何通过提高农民工收入启动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问题，本文的思路就是这两章的逻辑结论。由于新书书稿在2019年3月就交给出版社了，五月底两会结束时，笔者新书的第三校已经结束，这些新思考无法再加到新书中，因此，只能在这里补正了。“月收入千元的”六亿人群体基本上是农民工家庭，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本质上仍是八亿农民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对中国的繁荣富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贾根良著：《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

附录2：我国城镇就业保障计划的测算

美国丹佛大学经济学系教师黄逸江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以解决中国2019年城镇2427万失业人口作为案例，对中国在城镇实施就业保障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他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中国就业人员4.4247亿和5.2%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计算出中国2019年总城镇劳动力4.667亿，城镇失业人数为2427万人。2019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962元，他假设中央政府以人均月最低工资3700元雇佣所有城镇失业者，另额外增加总工资的35%作为五险，额外增加总工资的10%作为项目材料费，人均财政支出5365元，由此计算出雇佣中国2019年城镇所有失业者需要财政支出约1.56万亿元人民币，占2019年99.0865万亿元GDP的1.57%。只需要增加1.57%的财政赤字就不仅消除中国城镇失业，而且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也非常明显——它将带来3.13% — 4.55%的新增GDP，将中国2019年GDP增长率推至9.23%—10.65% 的区间！按照李总理2013年的说法：“目前大概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130万、甚至150万人就业，”如果新增GDP和拉动的就业都按中位数计算，2019年城镇2427万的就业保障将再创造538万个就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