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十年的产业红利、计划红利和制度红利成就了改革开放
前三十年的产业红利、计划红利和制度红利成就了改革开放
李东宏
摘要:90年代末以后,中国经济20年高速、平稳发展就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机制作用的结果。
在决定中国经济20年高速、平稳发展的计划调节机制中,地方政府,根据中央的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在央企国家队的配合下,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资源配置,自主经营城市,自主布局经济建设,使得地方政府成为计划体制、机制深入市场的众多章鱼触手,使得全国的统一计划调节可以根据各地的市场信号随时调整,使整个经济调节即符合市场,又合乎计划,当然可以保持经济长期、高速、稳定发展。
关键词:计划经济市场化;美国版的世界秩序;苏联版的世界秩序;毛泽东;改革开放
“在1950-1978年间,(我国)GDP的年均增速接近8%。如果从1950年一直算到1984年,GDP的年均增速则为8.09%”。[《于中宁:中国经济70年发展的两组令人震惊的数据》,察网。]而“1979-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刘鹤: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财政新时代。]。是什么让改革开放的成就超过前三十年?
引入市场,培育市场主体,都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但这并不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因为所有国家的改革都会这么做,而中国奇迹只有一个。改开成功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前三十年的产业红利(两个三十年的产业红利在一个三十年里分);第二、前三十年计划体制和机制的红利;第三、前三十年的制度红利。可以说,改开成功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基础上前三十年的产业红利、计划红利和制度红利。
一、两个三十年的产业红利在一个三十年里分
前三十年是中国工业化时代,是个资本原始积累时代,后三十年是表现为城镇化和城市化的现代化时代。逻辑上讲,前三十年没有分红,后三十年分红了,因而,可以得出结论,两个三十年的产业红利在一个三十年里分了,就是后三十年。这是后三十年GDP高的重要原因。
前三十年,中国工业化面临着不具备基础条件的难题,表现为,西方工业化的前提条件我们都不具备:第一、从西方经验来看,工业化需要形成两个市场,其中一个具有技术优势,利用技术差距,向另一个输出制成品,并从另一个输入原材料。第二、西方国家内部需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新中国进行了创新:
弥补第一个缺陷的是:中国城市——农村的二元模拟市场,这两个模拟市场满足了“一个具有技术优势,利用技术差距,向另一个输出制成品,并从另一个输入原材料”的条件,表现为,城市向农村提供工业品,农村向城市输送原材料和劳动力,国家没有钱搞基本建设,在保障工业化建设的同时,靠农村集体化的劳动力聚集完成了江河湖海的治理、水库等水利设施的修建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
弥补第二个缺陷的是:前三十年全民积累,压缩消费。方法是增加生产积累,压缩消费,没有资本的分红,所以,避免了贫富分化,全民团结一致。但由于剪刀差的存在,农村比城市穷,这是劳动力价格的差别造成的。西方工业化的内部代价则是羊吃人运动、工人阶级贫困等。这是资本剥削造成的。
弥补以上缺陷,还是不能工业化,因为工业化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从哪里来?毛泽东打了两仗,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一、抗美援朝,换取苏联投资中国工业化,就是价值50亿美元的156个工业化项目。这是中国工业化的基础。第二、珍宝岛保卫战,中美关系解冻,中国从西方引进43亿美元的工业化项目,这是对中国工业化的锦上添花,意味着工业化的基本完成。西方工业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对外战争和殖民,向世界转移负外部性,代价是北美大陆原住民被灭绝,南美原住民被屠杀和殖民,非洲被奴役,亚洲被侵略。与之对应,中国则是通过两场正义的卫国战争,赢得了工业化,改变了世界格局,向世界转移正外部性。因此,这是新中国的第三大创新。
前三十年中国人口的城镇化率一直保持在15%以下,从1950年的12%到1976年的15%,这是工业化要求的资本原始积累决定的。一旦原始积累完成,中国在80年代进入城镇化时代,90年代又进入城市化时代。就这样,前三十年工业化积累的产业红利在第二个三十年里分配了。但是,站在产权的角度,我们是用改革开放的方式分配的。改革开放分配的主要是前三十年积累下的资本及资本收益部分,少部分是前三十年利用社会主义制度克扣的劳动者的部分工资。改革开放就是用市场的方式对其进行资本分配。改革是国内的市场化资本分配。就改革来讲,首先是78年农地承包,农民完成了对农业资产的市场化分配,前三十年农业积累的红利被农民平均分配。其次、80年代国企改革和私营企业的兴起,基本完成了对前三十年国有经济红利的分配,形成了国企和私人资本。90年代末,国有经济的红利基本被瓜分完毕。再次、地方政府参与市场分配,其中,土地出让使得政府成为市场主体,以市场主体的身份经营城市。这样,一定程度上,政府不自觉地代表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易,为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奠定基础。开放就是让外国资本也来参加国内资源,包括前三十年红利的分配,由于国企的竞争能力被国企改革削弱,大量的资源和红利被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占有,导致了中国人穷,但是由于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力并没有被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掏空,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利润率极高,再加上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制度经营城市,导致中国市场能够高效配置资源,引来了全球资本到中国淘金,使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大的产业集群。目前,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投资中国的利润率正在明显降低,但仍然高于其它国家,当然,捆绑跨国公司的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在中国的产业规模和红利滚雪球的过程中,最初中外资本收取的是中国国内的红利,随后又收割了来自亚非拉的红利——中国租西方的知识产权,通过出口制成品到亚非拉市场这个转租行为,赚取租金差,最后收割了来自欧美的红利——政府代表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易以及不断升级、扩大的产业集群,使得中国的产业集群不断缩小与西方的科技差距,最终部分领域形成对西方的科技优势,向西方收取知识产权费。当然,只要美元是世界货币,中国就必须接受美国发行绿纸,用中国的钱买中国的商品和优质资产,并控制发生在中国的世界红利分配。因为人民银行对绿纸背书并收购,作为外汇储备,而美元外汇储备的存量及其需求会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以及美国不断制造事端扩大美元外汇储备的需求而扩大,不需要兑换成美债以外的商品,所以,美国可以无代价地印出美元,并用美元计量、代表和控制全世界的财富。
改革开放的红利就是前三十年工业化的红利,经过政府对市场分配的参与,由中国红利变成世界红利,起因仅仅是两个三十年的产业红利在一个三十年里分。
二、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化成就了改革开放
条件比中国优越的印度,为什么改革开放了两个三十年,没有出现中国奇迹,而中国只改革开放了一个三十年就出现了?第三个三十年,中国会不会改革成印度?要答案吗?这要看后三十年改革做对了什么。80、90年代中国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80年代肯定是计划经济,是开始市场化的计划经济,所以红火,而且是前三十年红火的延续。90年代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但是世界上主权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不存在了,美欧日都不是,“市场经济”是给美欧日外围国家设计的经济制度,满足的是美欧日对外开拓的需求,而且实现市场经济没有十年八年是完不成的,所以中国90年代显然也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确侵入了中国经济,给中国造成严重的问题,比如GDP大起大落、国企大溃败、香港金融危机等。实际上,九十年代末,房改的发力、土地出让制度、政府的国债投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规模外资进入中国才导致中国经济开始平稳、高速发展。这里面,房改的发力、土地出让制度、政府的国债投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都是计划体制的市场措施。总之。80年代,中国是计划经济,90年代,中国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而且经历了旧的计划体制被取消和新的计划机制和体制被重启,新旧计划体制和机制完成了交接。这些计划体制的市场措施,所以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开始平稳、高速发展,是因为地方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资源配置,使得国家的计划体系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并且成为市场机制的组成部分。有了地方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资源配置,才有地方政府经营城市、央企国家队、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的结合: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代表中央的意志,央企国家队是实施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的工具,地方政府,根据中央的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在央企国家队的配合下,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资源配置,自主经营城市,自主布局经济建设,既是在计划的末端,利用市场对资源进行计划性配置,也是市场的基础,根据计划对资源进行市场配置,这里的资源是附着在城市土地上一般性资源和财富,具有货币的性质。这是市场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由于它的存在,才能实现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发展,才能把超发的货币塞进房地产等虚拟经济,M2都200万亿了,却没有通货膨胀。这就是90年代末期以来20年高增长低通胀的奥秘。
中国的理论界一直对改开的成功经验进行歪曲:
第一、农地承包,改革一开始就被歪曲。1978年的农地承包,其经验被歪曲为落实生产经营责任制,实质上是用落后的经营形式实现了社员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所以,包字进城,在国企改革中惨遭失败,就是反证和反讽。其实,包产到户,是两个层次的改革:经营体制和机制上是落实生产经营责任制,生产关系上是落实集体经济的成员权。其中,落实农民的成员权是农地承包取得成功的基础和关键。生产关系层面决定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层面。落实生产经营责任制,古已有之,不算改革。落实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才是新生事物,才是改革和创新,才让包产到户或者落实生产经营责任制成为改革。
包产到户,还把农户变成了集市场主体和计划经济的最小单元的经济角色,使得农产品计划生产触角伸入了市场,农产品市场成了农产品计划经济乃至整个计划经济的脚,形成了市场基础上的农产品计划经济:农户的市场经营,形成农产品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基础,国家向农户收购农产品形成市场基础上的农产品计划生产。这种稳定、高效的农业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是中国农业稳定、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中国改革顺利进行的根基。
但是,当时的改革可以采取更好的措施,如果把农户换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基础上的农产品计划经济,效率会更高。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关系,村集体成员全体平均分红并保留自留地和宅基地,把耕作择优承包给部分成员,其他成员进城务工或者到村、乡、县、市或者省级集体创办的集体企业劳动或者退出劳动即可。这样,至少农产品加工业、畜牧业和建筑业等可以交给集体企业来做,高效、安全,没有养猪难、转基因和食品安全问题。另外,集体企业是向村民分红的,所以集体企业是自己创造需求侧的供给侧,可以克服现在私营企业规模太大,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和财富两极分化问题。当然,最大的好处是,国家只要看看省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年报,就能知道第二年的农产品供应情况并据之进行宏观调控。
第二、城市、农村双子星型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基石,却被歪曲为市场经济体制保障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农地承包,外加乡镇企业的发展,构成农村计划经济市场化,性质上是第一次农业供给侧改革。它推动了城市计划经济的改革。当然,国企改革,由于拒绝落实全民所有,要求在隐去所有人的前提下进行国企改革,所以一直是失败的。真正的改革,前提就是确定所有权人,然后根据产权的性质等进行组织形式的改革和建设。国企改革,一开始就把主人改没了,怎么可能成功?然后,我们的价格闯关也失败了,但是有农村改革的支撑,而且及时治理整顿,中国经济的发展得到了保障。随后,小平南巡,改开一哄而上,恶性通货膨胀来袭,CPI最高达到24.1%。在,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外需和内需双茂盛,1995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纺织品出口国的条件下,经济出现了巨大波动。88年的价格闯关失败、治理整顿和90年代确立市场经济基础地位引起巨幅通货膨胀说明,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1998年香港金融危机,外贸形势严峻,这时,中国通过发行国债进行西部大开发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再一次把经济拉起。但是,这时中国的资源配给机制不是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农村双子星型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具体见后面论述)。总之,通过88年的价格闯关和90年代确立市场的基础地位,引入市场机制,培养市场主体是必要的,但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剧烈波动,却不是市场机制本身能解决的,而是通过计划经济在市场基础上的回归解决的。计划经济在市场基础上的回归,意味着改革的结束。
作为中国经济主导的城市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是以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为基础的,这个制度的根本性错误在于,政府把老百姓的地卖给老百姓。所以,这种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不可持续。所以,改革是有生命期的,但是我们一直坚持用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产生的问题,所以,今日的中国经济已严重恶化。
如果当初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收入全民分红,其它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收入用于建设,那么,第一房价不会像现在这么高;第二、房地产业的杠杆率要低得多,银行贷款的风险极小;第三、房地产商规模要小得多,库存极小;第四、居民收入有一定保障,消费水平要高得多。第五、经济不会脱实向虚。一句话,从工业化到城市化都是高质量、高速度而又平稳发展的。但这是革命而不是改革。也就是说,只有把改革替换为社会主义革命,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才有未来,中国才有希望。
农村改革经验被歪曲了,国企改革失败了,引入市场机制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而使计划经济在市场基础上复位。改革成功的原因,在改革之外。
三、前三十年的公有制红利是改开成功的原因
前三十年,我国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产权的基础上,建成了城市—农村的双子星型计划经济:城市国有经济为主要主体的计划经济和农村集体计划经济。通过计划经济市场化(即改革开放),中国逐步形成了城市、农村双子星型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两个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中,城市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为主导,农村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为基础。前三十年里,前者是中国经济高效率的基础,后三十年里,后者是中国经济高效率的基础。市场化的公有制是改开成功的原因。
(一)比较优势和自主发展优势的统一
后三十年里,公有制的强大竞争力表现为中国经济的的强大竞争力。中国经济的强大竞争力,本质上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优势,首先表现为比较优势和自主发展优势的统一:宏观上是自主发展优势,微观上是比较优势。两者又互为基础,形成宏观上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主发展优势和微观上以自主发展优势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前者是中国经济的优势,后者是绝大多数行业里中国各行业的企业的优势。由于比较优势和自主发展优势的统一,中国在经济、科技上赶超西方并不困难。
(二)市场化的公有制对资本主义的优势
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优势,还表现为中国市场的高效率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平稳性。90年代末以后,中国经济20年高速、平稳发展就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机制作用的结果。理由是,市场不但是有边界的,而且是有结构的,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边界,社会整体的存在,是保障市场结构科学、宏观上有效的前提条件:有社会整体的市场,其边界就是社会整体管辖的边界,不仅微观有效,而且宏观上也有效;没有社会整体的市场,微观交易可以在哪里进行,就在哪里微观上有效,原则上宏观上是无效的。在决定中国经济20年高速、平稳发展的计划调节机制中,地方政府,根据中央的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在央企国家队的配合下,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资源配置,自主经营城市,自主布局经济建设,使得地方政府成为计划体制、机制深入市场的众多章鱼触手,使得全国的统一计划调节可以根据各地的市场信号随时调整,使整个经济调节即符合市场,又合乎计划,当然可以保持经济长期、高速、稳定发展。
这个机制中,地方政府是社会整体的最基本的代表,它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土地交易,交易对象的是附着在土地和城市上的一般性的资源和财富,它们又代表整个政府体系,所以,地方政府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土地交易,是政府代表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进行的基础性资源交易,是中国经济中,市场在宏观上和微观上都有效的基础和保障。
地方政府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土地交易所以能够发挥功效,还因为形成了双层结构的房地产市场:政府土地出让形成土地的一级市场,开发商卖房形成土地的二级市场。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土地供给调节一级市场来调节二级市场,也可以直接通过金融、税收和限购等政策手段调节二级市场。无数双层结构的房地产市场使地方政府成为计划体制、机制深入市场的众多章鱼触手。
对比之下,80年代价格闯关、90年代落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洪水泛滥、恶浪滔天?可以结合市场预期理论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市场,在市场预期不形成共振时,市场宏观上无法起作用。当市场预期形成共振时,市场预期共振形成的合力足以使价格波动的幅度超出经济和社会的忍受能力,扭曲原本微观有效的市场机制,伤害到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本身和社会。80年代价格闯关,仅仅是部分放开,而且有稳定的农村支持,就产生了经济波动和社会动荡。90年代落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在工业化完成,城市化开始的阶段,如果不是计划经济回归,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不能把超发的货币存入虚拟经济的池子,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被通货膨胀毁了?如果不是房地产具有自主发行货币的功能,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被外资收购了?如果不是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机制,中国可能接收西方产业转移,却没有被外资收购吗?地方政府,依靠众多双层结构的房地产市场,用计划体制、机制深入市场的众多章鱼触手,消解了14亿人的市场预期共振对经济基本面的冲击,才勉强实现了20年的高增长。在这里,人们对经济走势的判断,由对(地方)政府定价基础上的市场价格信号体系的依赖,取代了14亿人单纯对市场价格信号的依赖,这是关键。当然,(地方)政府定价基础上的市场价格信号体系上,也会出现蒜你狠、姜你军和猪肉过山车等现象,这恰恰是(地方)政府定价基础上的市场价格信号体系缺失造成的,也就是说在这方面不存在政府定价,是完全市场自发定价的。蒜你狠、姜你军和猪肉过山车等,实际上是市场机制作用导致供需被扭曲:供需对市场信号的反应有一个时间差,14亿人的大市场,这个时间差特别大,市场预期共振扭曲价格的幅度也特别大,从而导致农产品价格过山车现象。市场上的垄断者恰恰利用这个时间差谋取暴利,加大了市场价格的扭曲,延长农产品价格过山车的周期和幅度。而政府对市场的调整,除了逆向操作,比如投放储备物资或加大政府收购力度外,还利用行政和司法手段对市场垄断者进行打。最终结束了上一个周期,同时开启了下一个周期,从蒜你狠、姜你军、猪元帅到蒜、姜和猪肉跌到地价。这都是信奉市场经济理论的恶果。这次治理猪元帅过程中,我们强调扶植规模化养殖,结果将是猪肉供应领域,垄断势力加快形成,猪肉价格将长期在高价格的区间里波动,而且这个区间的底部,每次周期过后都有提高。
自英国工业化开始,西方为维持本国市场对殖民地市场的技术优势,自身实行大政府,对工商业提供公共服务,比如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海军等,同时要求殖民地市场小政府、大社会。这个铁律适用于英国对印度和清朝的商业要求,沿用至中国入世协议。
当今世界,中美两国是世界上计划经济色彩最浓的国家。美国要求中国改革,把国有经济从29%降到10%,想打掉的明着是中国制造2025,背后却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
同比较优势和自主发展优势相统一一样,市场化的公有制对资本主义的优势,也是后三十年GDP高速发展的原因。
四、改革已经结束,开放即将落幕。
两极格局下,美苏曾经各自提出了世界秩序方案。经过10年的讨价还价,1958年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联合舰队的提议,也就拒绝了苏联版的世界秩序方案。尼克松访华带来了美国版的世界秩序方案。毛泽东没来得及平衡苏美两版世界秩序方案,甚至没有跟美国讨价还价就去世了。所以,改革开放的总体构想是毛泽东确定的,毛去世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构想失落了,改革开放是在西方经济体系的框架下由其他领导人实施具体方案的。改革就是计划经济市场化,开放就是计划经济融入欧美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就是通过计划经济市场化,让中国经济在欧美领导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保持市场化的公有制对资本主义的优势、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优势和比较优势与自主发展优势相统一的优势,发现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推动世界向社会主义转型。
从改革的角度看,世纪之交,当计划经济在市场基础上回归,改革就已经结束。作为改革的成果,我们的产业集群已经达到最大值而没有,也不可能掌握顶级货币权力;科技不断升级,已经冲垮美元体系,却不可能获得顶级货币权力。所以,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
从开放的角度看,改革已经结束。美国的强大,经济上可以归结为:产权上,美国握有知识产权上的顶级权力,货币上美国握有美元这一世界货币。两者相互支持。中国的发展正在篡夺美国的知识产权顶级权力,甚至已经导致美元体系垮台。美元体系垮台的过程开始,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外部条件不存在了,改革也就死亡了。
今天中国对外开放的渴求,实际上是没有货币主权,被美国金融殖民的产物。我们常说,开放倒逼改革,既然,90年代末,当计划经济在市场基础上回归,改革就已经结束,只是开放还继续着,那么,开放倒逼的不是改革,而是借改革之名的不良企图和与之对抗、博弈和妥协产生的方案。这种方案还打着改革的旗号。
其实,从入世开始,西方就一直用世贸协议来框架中国改革,意图杀死中国。入世协议没有杀死中国,是因为出乎所有人以外,中国计划经济在市场基础上复活,突破了西方的知识产权陷阱,实现了技术登顶,同时中国没有如期开放金融。次贷危机后不久,美国就用世界银行报告来喊停中国改革,近年来,美国则用贸易战叫停了中国的自主改革,强行用自杀式改革来取代中国自主的改革。现在的改革和开放,是对美国干预的应对、适应、对抗、博弈和试图反制。
美元体系正在崩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宿主的美国秩序正在终结。美元与中国经济脱钩是美元死亡的前提,而中国的单边开放是美元体系的重要基石,我们应该现在就终结单边开放,否则,我们只能被牵着鼻子改革,离独立自主越来越远。
毛泽东与美国博弈产生的世界格局结束了,轮到中国规划世界了。他去世的早了,改革开放的困难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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