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根本上应对当前经济发展势头减退的问题

吴宣恭

几年来，我国遭遇到一系列经济忧患，主要的是：众多行业产能大幅过剩、生活消费增加缓慢、商品出口屡受抑制、国外资源供应约束增强、就业压力沉重、城市房价涨势不止、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通货膨胀形势严峻、实体经济出现“钱荒”、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社会矛盾迅速增加等等，由此引发了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减退。2012年GDP同比增长7.8%（今年8月重新核定为7.7%），是13年来最低的增长率。2013年第1季度和第2季度GDP同比分别增长7.7%和7.5%，增长率继续下降；第3季度增速虽有回升，但发展态势仍难乐观。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在11月13日发布的报告中预测，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下调到7%。今后怎样保证经济持续增长，振兴中华，成为广大人民关怀的大事，本文打算谈几点意见。

一、从众多经济问题中找出主要矛盾

针对当前的经济局势，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怎样推进和实现，还值得继续研究。最重要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找出主要矛盾，明确方向和道路，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进而解决其他矛盾。

产能大幅过剩是当前的重大难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查，我国的实际产能利用率已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80%下降到2012年的60%。它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增大了企业销售的困难，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导致部分企业萎缩或破产，压缩了就业岗位。从宏观方面看，产能过剩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与一些部门和产业产能过剩的同时形成另一些部门和产业产品的不足或者空缺，使社会的某些需要得不到满足，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增长。解决产能过剩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减缓产能过剩行业的增长速度，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要积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但是，产能过剩归根到底是生产能不能与具有巨大约束功能的需求相适应的问题，所以，最根本的解决途径是分析社会需求，争取和创造经济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条件。

先看商品出口形势。在21世纪初的10年，美国制造业出口依存度一直维持在26%-28.7%之间，我国则从2001年占39.6%增加到2007年的72.2%，7年之内猛增了32.6个百分点，使全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全国GDP的比重提高了4倍。【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2》，第36页。】以后的几年，出口的占比重仍保持在相当的高位上。这些数字表明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因而，出口形势就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这在2007-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期突出地显露出来。在2008年和2009年，我国GDP的增长率比2007年分别降低了4.6个和5个百分点。在之后的几年里，伴随着欧美经济的停滞不振，我国的外贸出口情况不佳。尤其是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日趋盛行，许多国家纷纷采取各种手段，对我国的出口滥施限制，有的则竞相贬值本国货币以增强出口竞争力，都抑制了我国的商品出口。2012年以来，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彼落此起，我国的出口环境更是雪上加霜，对我国经济的增长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如果说，在某些较小的经济体尚可实行“外向型经济”，依靠国外市场起飞或保持较长时期发展，但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不能不是一种严重的缺陷。何况，过多的外贸出口带来的是人民币币值的外升内贬。它一方面大量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形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且这些外汇缺乏有利的使用和投资对象，沉淀为不得不购买的巨额美国和发达国家的国债；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向企业换取外汇又要大量增发纸币，形成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对外贸出口的过度依赖从相对的角度反映出我国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其解决也只能从促进内需着手。

内需包含投资需求和生活消费需求。我国投资水平一向居于世界前列，有力地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它最终又受到生活消费需求水平低下的制约，形成产能过剩。所以，内需不足的 要害就在于生活消费水平低下。

多年来，我国居民生活消费的增长远远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2011年比2000年，我国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45倍，而全国居民消费只提高2.34倍。在此期间，除了两年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略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其余年份都远低于劳动生产率分增长速度；其中，2005年居民消费仅增长5.2%，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16%）低了10.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该年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只是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1/3不到。【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2》第34、38、45页。】

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缓慢也反映在它占GDP的比重上。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0年这个比重为46.4%，2006年降为37.1%，到2010年只为34.9%。在十年间，每年几乎都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2》第36页。】表现在我国零售额指数上，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零售额受到很大影响，2010年增长开始回升，但进入2012年后，增长速度又开始减缓，2013 年上半年零售额的增速比上年同比降低了1.7个百分点。如扣除物价飞扬的因素，日常消费的增长就更加缓慢了。

最近，有些人强调城镇化的作用，认为通过城镇化能有力地促进内需。但是，它充其量只能扩大投资。因为，城镇化要以产业的发展为前提，只有如此才能广开就业门路、吸引居民、凝聚人气、增加收入。有些地方采用行政措施，兴建小镇，鼓励村民进住，资助建立店面，可是由于产业不发达，无法提供较好的就业岗位，形成不了起码规模的市场，群众收入增加无望，如再支付新居和店铺购款，其他方面的购买力不升反降，结果商铺冷清，居民回迁外迁，住房空置，“空镇鬼城”频现。有些城镇虽也多方招商，却因资金、技术、信息和其他条件的局限，新建的企业规模细小，多半生产门槛较低的、仿效外地的产品，容易出现低端产能过剩，竞争力弱，难以长久经营，结果是产业发展和居民收入增加的目标都无法实现，甚至连城镇政府的财政也困难重重。可见，城镇化虽有利于优化经济的空间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却不是解决内需困境的灵丹圣药。

分析各种经济现象，权衡各种关系的影响力度，不难看出，内需，特别是生活消费需求不足不仅是我国当前最大、最为棘手的经济难题，并且是导致众多难题的主要原因。然而，生活需求不足并不是人民不需要消费。经历了过去的长期落后，人民的生活总的说还比较穷困，迫切要求得到改善，增加消费的意愿是十分强烈的，只缘居民中的大多数收入低下，囊中羞涩，无力消费或者由于考虑日后难以预料的可能巨大开销不敢即时消费。可见，生活消费不足的根源就在于广大群众可支配收入低下。

长期以来，我国却存在着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2013年上半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幅降至6.5%，低于2012年上半年9.7%的增幅，也低于总体经济增长水平。所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解决我国的经济难题,应该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入手，提高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的数据属于误读，说是统计局把农民和城镇个体劳动者的收入包括在劳动收入之中，而由于个体生产部门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于是造成劳动者整体收入比重下降的假象。究竟孰是孰非，不妨直接从工业中工资与利润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做些分析。

表1 2002年-2011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指数

年份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指数	108.6	109.8	112.6	110.7	113.4	112.9	112.5	110.3	111.9	115.4

表2 2001-2010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资与利润增长率比较表 （单位：%）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工资增长率	16.08	14.21	12.90	13.97	14.32	14.59	18.53	16.90	11.58	13.32
利润增长率	7.74	22.20	44.13	43.08	24.09	31.76	39.23	12.55	13.02	53.5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第123、508页。）

从以上二表可以看出，工资增长率呈明显的下降态势，而利润增长率除了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之外，则历年迅速攀升。利润增长率与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于 2010年竟然达到40.26个百分点。在10年间，工资累计增长337.28%，而利润则增长1120.90%。由于工资增长率远低于利润增长率，工资占新创造价值的比重当然会下降。可见，我国劳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不断下降的说法并非误导，确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由于广大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落后于消费品生产的增长，致使大量消费品积压，它又阻滞了这些产业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增加，把产品过剩扩大到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更由于供给和需求脱节的状况只能通过市场信息间接传递，其中存在一定的时滞，只有问题积累到较严重程度时才会被觉察到，这就导致和加剧了各种生产部门普遍性的、全局性的产品过剩。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综合地说明了，我国确实存在着生产迅速增长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它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才产生的特有的社会矛盾，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展日益显著和尖锐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要有效解决我国众多的经济问题必须着重解决好这个矛盾。

二、从所有制找出矛盾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方向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本来是生产的发展满足不了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增长，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快速发展，这个矛盾得到逐步的解决。但是，与此同时却出现了生产迅速发展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而且具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显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表现。之所以在当前阶段会出现两类截然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根源就在于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即，社会存在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所有制的二元化导致了社会生产关系的二元化，也产生两类不同的经济规律体系，或经济规律体系的二元化。我国社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生产关系二元化和经济规律体系二元化的结果。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生产关系不是彼此隔离而是共处在同一个社会，既有互相促进的一面，又有互相竞争和对立的一面，双方都受内在要求的驱使力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者和控制者。两种不同的经济规律也会互相影响，如果社会主义经济足够强大，发展生产满足需要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其他规律就会发挥主导作用，剩余价值规律和其他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就会受到限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就不会明显地暴露出来。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重新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其经济规律在范围和力度上作用较小，资本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还不突出，没有被太多的人们注意到。但是，经过30多年，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迅猛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对萎缩。早在2011年，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就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论坛（重庆）”上指出，中国民营经济总量已占到GDP的50%以上；在当年1-4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占总投资的35.1%，民间投资占57.7%；与2003年到2010年平均值相比，政府投资占比下降了8.3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加了22.5个百分点。【见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全国工商联要闻》2011年7月7日。】社会所有制结构的这一重大变化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范围大为扩充，作用力度大为增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就越来越突出地暴露了。

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分配日益向资本倾斜，财富迅速在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手中积累。三年前我曾举数字证明，我国财富集中程度之高、速度之快居于世界前列。【见拙著《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和解决途径》（《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1期）。】三年后的资料表明，这个趋势还在加快发展。根据《2013年胡润百富榜》，我国最大的100位富豪在2012年共拥有财富人民币23775亿元，相当于GDP的4.66%，比前一年（约为18280亿元）增长了30%；其中前20位共拥有9795亿元的财富，相当于全国GDP的1.88%，比前一年的增长幅度竟达39%之高。重新出现的资产阶级财富迅猛增加，其速度很大地快于全国GDP的增长。相反地，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和拥有的财富则相对减少。联合国的资料指出，中国仍然有13%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低于1.25美元。

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我国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让这个发展趋势继续下去，收入分配和财富两级分化还会加速，生产迅速发展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不但不可能解决或缓和，而只会加剧。最终，劳动者的收入长期处于低下水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长期不振，必然会阻碍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那样，非但我国与社会主义道路相背离将愈来愈远，还可能像一些也曾经辉煌一时的国家那样，堕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想要增强我国经济的发展势头，振兴我国经济，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最根本的是打破被一些人奉为金科玉律、碰不得的“国退民进”（实为“公退私进”）思维，遏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快速发展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对萎缩的的趋势，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办法是在鼓励、支持、引导私有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国家对国有经济的支持，加大国家的投资，放手让国有经济凭自己的实力和优势同私有经济展开竞争。不要怕人说“国进民退”（这几年有些人叫喊我国出现了“国进民退”，呼吁赶快刹车。其实，他们只是拿个别事例造势，不符合我国经济总体的实际，其目的是故作悲情，混淆视听，企图把“国退民进”确立为改革的定势。），因为社会主义就是要大力发展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发展超过私有经济才是正常的。不要掉入拥资派人士设计的“反垄断”圈套，跟着反对国有企业的垄断，因为，垄断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国家对一些关键性行业进行垄断经营有利于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引导国民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所得到的利益归全体人民共享。如果这些行业不由国有经济垄断，最终就会让私有经济垄断，那样资本家就会变本加厉地剥削发财，损失的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国家不要因为以前的4万亿投资出现某些问题、受人诟病，就裹脚不前，那不过是对象选择有偏差，导致有的行业产能过剩加剧。只要看准了方向，对确实需要投资的国家还应该大力出手。我国要允许财政赤字，把美国、日本在国内行之有效的那一套拿来，自己搞“量化宽松”。前一段美国出现过喊停量化宽松的意见，但最后还是继续施行，因为美国经济还不稳定，实际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全面退出时机不成熟。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多次申明，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取得成效而且必须继续坚持。所以，为了振兴我国经济，利用量化宽松，加大国家投资，发展公有经济和公共福利事业，还是必要和有利的。

近来私有企业大叫“无利可图”，纷纷表示要缩小规模或抽资外移，有些人便紧张起来，建议通过向私企开放有利行业、减免税收、放宽政府约束，支持私有经济发展，以为这样便能解决当前的经济难题。这同世界银行为中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药方恰好如出一辙。私企真的“无利可图”吗？不是的。如果它们赚不了钱，私有经济怎么能够比国有经济更快发展，他们在GDP的占有份额怎能不断扩大？他们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大，所用资本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其实，他们诉苦叫穷无非是想要挟政府，占夺利润更加丰厚的投资领域，争取减免税负，逃避国家的必要监督，阻止工人提高工资。（有的专家还宣称，工资上涨过快将压垮中国制造业。）好了，现在一些军工行业和医疗卫生部门、银行业都向他们开放了，有的还承诺“非禁即入”，一些公共服务也将以政府购买的方式贴钱让私人经营。显然，没有高额利润的行当私人是不肯干的，非营利的服务部门转成营利性的，必然抬高商品的价格，再经政府转购分配，层次、渠道更多，结果将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军需采购开支，提高医疗费用和公共服务费用，加重群众负担，（某海滨城市将一家3甲的医疗中心改由私商经营，说是可以减少政府负担。改制结果是诊疗药品费用提高了，而私商在承包后的一年里就获利一亿多元。）搞不好还会助长官员的贪腐行为。银行业放开后，如果再配上各种方式的“自由贸易”，资金炒作合法化，企业的资金将流向更有利的虚拟经济部门，付不起高利息的中小企业照样借不到钱，实体经济闹钱慌和空心化的情况可能加剧。资本向高利部门转移了，日用必需品生产减少，市场价格总水平就会提升，最后还是老百姓吃亏。

总之，当前国内经济的题增多，解决难度增大，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日趋严重的表现，其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缺少监督引导，积累过多，扩充过快。企图以放宽国家管理和调控，让开更多领域，去支持私有经济发展，只会加深资本主义的矛盾，缩小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范围和力度。这不仅解决不了经济发展的颓势，反而会使沉疴加重，与华夏经济的腾飞恰好是南辕北辙。

三、探索适合社会主义大国的新型发展模式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许多人奉为圭臬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使用过的模式，那就是完全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采取西方行之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如雇佣劳动制度和公司制），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现成的不可再生的资源，获取尽可能高的企业效率，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值，在少数人迅速发财致富的情况下有限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在改革初期可能发挥作用，取得一定的成效。因为，在起步阶段，我国经济还十分落后，人民普遍贫穷，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给予人们一点希望和好处，都能调动积极性，使生产以较高的速度发展，生活得到改善。但是，我国又是一个具有近14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想要在大大提高了的基数之上，凭借现有的生产组织形式，利用自有的或国外的不可再生资源，继续高速发展，让人民过上像发达国家一样的生活，已经不是时代所允许的了。我国经济难题频出，矛盾丛生，充分表明这种跟随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不更弦改辙就谈不上经济和社会的伟大振兴。这是因为：

第一，从资源供应看，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人口第一大国迅速发展、普遍致富的需求。存量和产量有限的自然资源历来都是世界各国争夺的最重要对象，竞争非常激烈。中国想要使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就得几倍发展生产，无论怎样强调资源节约使用，也要耗费比现在多出几倍的资源，这在国内显然无法充分供应。但是求助于国际市场，即使进口资源几倍涨价，要充分满足需求也困难重重。发达国家已经将一些重要资源视为禁脔（1990年G7就使用着全球能源的42.9%），决不会容忍中国与他们分享。奥巴马就讲过：“如果人口超过10亿的居民过上澳大利亚和美国人现在同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所有人将处于非常悲惨的境遇，因为这个地球根本无法承受。”【见2010年4月14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对奥巴马的采访。（“Face to face with Obama，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http://www.abc.net.au/7.30/content/2010/s2872726.htm。】某些美国议员也不停地威胁要制裁中国对自然资源的争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对我国的资源贸易也有所忌惮。近年来，一些资源供应国被美国颠覆了，我国获得资源的途径被扰乱；有些国家则在美国的挑拨下，对我国在当地的开发出现不协调声音和行动，中国企业屡受冲击；许多新兴国家也需要大量资源，迫切希望分得杯羹。所以，我国如果勉强走这条道路，就要被迫参加一场巨大的资源争夺战，这对发达国家无异虎口拔牙，对发展中国家或后进国家而言，可能触犯众怒，这些都不利于处理好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困难为我国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二，从制度和生产组织看，追随西方的发展道路，建立的是以私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所鼓励的是个人主义，其动力和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实行的是分散的经济行为，依靠的是不受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实际结果是少数人利用各种方式先富起来而多数人长期相对贫困，这些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继承这种发展方式不仅不能解决社会财富两级分化、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发展悬殊的局面，无法实现十几亿人民的共同富裕，也无法适应自力更生、有组织地大规模开发资源的创举。第三，我国的货物出口在全球贸易中已经占有相当高的份额，国际市场无法继续支持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发达国家经济危机频仍，复苏缓慢，可能进入相对低速发展时期，市场容量扩展有限，加以这些国家纷纷进行“再工业化”，影响我国新兴产业产品的销路。发展中国家利用更低廉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形成强大的竞争力，与我国抢占市场。在这种新态势下，国际贸易摩擦增强，保护主义重新兴起，我国要保有目前的国际贸易份额已成难事，遑论扩大。因此，依靠国外市场支撑我国持续高速发展的传统模式道路越走越窄了。第四，从生态环境看，我国跼促在约九分之一的国土上谋求跃进式发展，而听任中部、西部广大地域长期闲置（或者是资源掠夺），造成沙石遍地，风尘漫天，水流干痼，植披退化，而且逐步危及东部地区。这种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完全不利于人类的健康生活，当前举国上下都看到这种灾害，开始付出巨大代价想办法加以缓解。但是，如果不转换发展思路，采取根本措施，只能是治标之法，无法根本改变这种环境，更不能化害为利，将华夏神州改变为绿水青山，风和日丽的沃野，十几亿中国人民也就不能享有世界前列的现代化生活。

所以，我国应该通过更为深化的改革，终止这种非持续和非协同性的传统发展模式，实行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亦即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多样化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努力减缓和消除由贫富悬殊引发的社会矛盾，积极发挥国家组织经济的能力，充分利用举世无双的巨大人力资源和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大力开发可再生资源（而不仅是节约利用），尽力改善生态环境，通过完善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改善生态、资源条件，实现华夏经济全面、持续的腾飞。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位从事过发展改革部门工作的学者邓英淘，深感传统的发展模式不适合“大象”一般的中国，经过长期的实地踏勘考察，访问大量专家以及同水利部门座谈、研究，写了几本书，提出改变中国经济环境的重大设想。【参见重印的邓英淘的著作：《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能源革命与新发展方式跃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其中心是：利用以风能发电为主提供的电力，将西南高原相当于几条黄河的丰富水源，提升跨越横断山脉和巴颜克拉山脉，引流到西北和北方，灌溉辽阔的沙漠、戈壁和长期干旱地区，造出相当于我国现有的可种植地的、百万平方公里沃土（他称为“再造一个中国”），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和包括生物能源、生化制品的其他现代产业，提供充足的能源、生产资料和食物、日用品，解决过度依赖国外资源、大量进口粮食的问题，同时从养育森林和草原，涵养水土，改变中西部气候入手，进而根本改变中国的生态环境。

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创新构思，既可解决当前经济难题，又能造福万代，使中华真正地实现和平崛起，可作为我国转换发展模式的一个试验形式和组成部分。

首先，它有利于解决当前许多难题，如本文开头所提的，产能过剩、生活消费不振、出口形势恶化、国外资源供应紧张、新增人口就业艰难、城市房价涨势不止等等。因为，西部调水造地主要是垦殖工程，不仅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反而有助于消化产品积压；它纯粹是国内的自主行为，不依赖国外资源和市场，不与外国争利；它新造大片可用土地，能大规模提供建设和住宅用地，有利于各类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容易解决住房问题，抑制房价疯涨。其次，我国之所以必须确定经济增长底线，最关键的是要保证必要的就业岗位，以维护社会安定。西部改造工程在广袤的地区开发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能在当前经济增速降低的情况下，为劳动者的提供极其广阔的就业机会，消除就业压力，有利于增加劳动者收入，实现保增长和惠民生的根本目的。再次，它能够真正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我国过去多少年高呼要转换发展方式，总是难以实现，原因就在于没有拓宽视野，只按传统的模式考虑问题，只在原来的产业构成中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调整。西部调水造地的设想则是高屋建瓴，突破了旧的发展模式，从更高的层次考虑国家的长远发展，才是雄心壮志的改革，是使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正的改革。再其次，进行这个工程是全面改变我国生态环境的根本措施。几十年来风沙暴虐北方，威胁京畿，我国也一直坚持固沙防沙活动，但规模小，成本大，有些地方还不得不节节后退，关键就在于缺水。水源不足，植被生物成活困难，更无法扩大繁殖面积。提调大量水源，灌溉沙漠、荒原，形成大片绿洲，改变地区气候，消除沙尘的根源，才是根本改变北方生态环境的重大战略。最后，这个宏伟工程的实施必将更加充分地显示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加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因为它规模宏大，建设周期长，无法由个人单打独斗，私人资本也将因利小而裹足不前，需要国家投入巨资以及宏大的组织工作。最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建设过程中，公有制和集体组织将显现其独特的作用，也将通过实践探索出不同的有效形式。在千百万人共同缔造的新天地，必将出现劳动人民团结奋斗、平等互助、友好协作的大批新型劳动组织，消除因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西部开发工程无疑是非常艰巨的，但决不是空想，凭借我国现成的条件，完全可以实现。第一，我国具备了进行工程建设的各种物质资料和技术。我国的风电、光能产业，无论在先进程度和制造能力上都居世界之首，目前也属于产能严重过剩，与其长年遭受欧美的关税制裁无法打开外销通道，不如就在自己的西部使用。在改造西部环境的同时扶持风电、光伏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一举两得。我国近年来兴建了大批闻名于世的巨大水电站和输电体系，显示我国具有强大的堤坝建筑和水电系统建设能力；我国已在很短时间建成大量超长隧道和特大涵桥，表明我国已拥有高超的隧道掘进工艺和涵桥建筑技术。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钢铁、水泥工业和建筑机械制造业而且目前也处于严重产能过剩，在西部开发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总之，在西部建设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在物质技术上完全没有困难，而且有助于解决了旧的发展模式无法解决的产能过剩难题。第二，我国拥有建设这一工程的人力技术条件。我国具有长期治理江河的历史经验；拥有建校多年的水利院校和研究机构，培养出大批水利专家和水利工作人员；长期进行治淮、治黄和南水北调工程，兴建许多大型、巨型水利电力工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水利工程队伍；甚至还准备到外国去开挖运河。这些都说明了，要实施西部调水工程，我国在人力技术上存在优越的条件。第三，我国具有雄厚的资金，足以支持这一水利建设工程。现在，我国持有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在国外买不到先进的军事装备和科技器材，收购不了良好的企业和矿山，只能购买日益贬值的美国国债，完全可以用来购买西部改造工程所需的普通的建设资料。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我国动用4万亿投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其主要作用是积极的，现在同样可以再次进行大规模投资，让这宏伟工程尽快上马。第四，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潜力巨大的经济制度和号召力强大的政治组织，有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发起和领导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丰富经验，完全有力量动员和组织这场气吞山河的工程。第五，中国人民具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改造自然、转换发展模式的强大思想支柱。山西林县的红旗渠、大庆油田、两弹一星工程，都是靠着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在环境恶劣、设备简陋、器材不足的条件下攻克的。只要有着宏伟的目标和这种大无畏精神，无论多么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劳动条件，都阻挡不了我国向西部大开发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