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操纵”和中美货币关系

陈元

美东时间8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中国年度第四条款磋商报告，重申2018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下降，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基本相符。

前几日，人民币汇率破7，美国财政部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而IMF这份报告无疑狠狠打了美国政府的脸。

汇率问题，一直是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在8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汇率也成为多位专家学者关心探讨的问题。包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CF40成员、央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在内的多位嘉宾都谈到了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形势。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就“汇率操纵”和中美货币关系问题发表主题演讲，他指出，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是“贸易战”升级的重要标志，更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从货币的角度来看，直逼两国货币之间的比值关系，将进一步放大人民币的短板和美元的优势，挑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因此，汇率问题只是“货币战”的一个开端，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陈元指出，中国当前存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有一万多亿美元的债券。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会使得美国金融市场受到中国的一些牵制，美国对此一向非常警惕。因此，在金融市场上，美国也并非毫无战略弱点。

但是，以汇率开启“金融战”，其深度和广度、影响面要比过去的“贸易战”扩大了很多。这其中，中美利益相互交织，单方面想要完全脱钩，避免负面影响是很难的事情。我国要做好两国金融领域继续向着不利于我国方向发展的准备，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问题发展一旦超出我们的预计，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一定要极力避免“金融战”扩大化对我国造成更大的伤害。

陈元认为，外汇储备是我国一笔巨大财富，且对金融市场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我国货币发行和人民币稳定。但目前外汇已经成为美国发动贸易战或金融战的打击目标，所以我国应重新思考外汇的战略问题，要将外汇储备的战略定位从原来的“高度可靠的核心财富”向着“金融战的新焦点甚至新战场”进行转换。如何保护好、有效配置我国外汇储备资源，免受“金融战”的冲击也成为最重要的问题。

以下是陈元演讲全文。

陈元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主论坛上发表演讲

北京时间8月6日，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表明中美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去年我在讨论中美贸易战时曾指出，“贸易战”转变成“金融战”尚需时日。而美国当前这种行为正是极限施压手段的体现，美国意图通过制造高压，迫使中国在经贸谈判中做出最大的让步。当然，我们也应当抱着冷静的态度来看待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

汇率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汇率问题是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之一。汇率政策对人民币发行量、通货膨胀乃至经济增长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于货币市场而言，汇率问题是更基础的重要问题。可以说，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到我国与全球货币体系的关系，尤其是我国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货币体系的关系。因此，汇率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跟国家、企业乃至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货币比价关系，是一个可量化的关键指标。

汇率特殊的地位使得它始终处于全球贸易链和金融链的顶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实际上就是想通过实行霸权威慑，搞乱我国的金融市场，破坏我国的经济秩序。在中美贸易谈判的博弈过程当中，能够起到“制造混乱，打击对手”的作用。美国将我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美国将“贸易战”升级为“金融战”的重要行动，可以看作是一个阶段性的新标志。虽然发动“金融战”可能早就在美国的布局当中，但具体行动的出台显然具有标志性意义。

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将汇率问题提出来之后，还将采取何种方法和手段？如果汇率问题继续持续下去，它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深度有多大？我认为，如果美国想要将汇率问题扩大化、深入化，还有诸多方面的制约，也会产生很多问题，不仅将影响中国，同样对美国也会有影响。通过汇率问题对中国金融、经济市场实施打击，具有很高的代价和成本。由此可见，汇率这样一个关键的指标，实际上将影响整个金融体系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经济关系涉及的所有角落都会受其影响。以日本为例，《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被迫升值，影响到日本整个经济的重新布局。大量的资本投入到了房地产市场并产生了泡沫，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与此同时，一些产业资本在国外寻找新的投资空间，促进了日本的海外投资和国际化程度，使得日本的经济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由此可见，汇率问题产生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负面影响包括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但正面影响是倒逼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寻找新的投资立足点。因此，汇率问题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我国要借鉴他国的历史经验，认真思考如何对汇率问题做出适当的回应，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金融战”更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应防患于未然

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是“贸易战”升级的重要标志，更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从货币的角度来看，直逼两国货币之间的比值关系，将进一步放大人民币的短板和美元的优势，挑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因此，汇率问题只是“货币战”的一个开端，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与美元相比，人民币的短板还是非常明显的。当前，人民币还是一个以国内经济为主体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尚处在起步阶段。虽然，人民币取得了加入SDR的重要成果，但在世界范围内，投资、结算等使用人民币的占比还是比较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试图避免与美元发生正面冲突，就人民币当前的能力而言，与美元正面较量将不利于当前所处的地位。

虽然我国在国内货币和金融市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在“二战”以后长期处于独霸世界的地位，美元自然也成为具有“霸权地位”的货币。我们不应该以美国的长项来打击自己相对的短板。要避免“金融战”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特别要注意汇率问题对我国的负面影响。从意图上看，美国无非是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以此打压中国的出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以后，短期内确实改善了国内企业出口的环境，但这显然不符合美国利益。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在其他投资、金融同业合作往来关系上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面对这些潜在的问题，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充分的准备。

美国通过汇率来打压中国的金融市场、遏制中国经济，肯定是希望获取更多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在中美关系上想要脱钩。但在汇率市场和货币市场上，中美脱钩并不容易。中国当前存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有一万多亿美元的债券。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会使得美国金融市场受到中国的一些牵制，美国对此一向非常警惕。因此，在金融市场上，美国也并非毫无战略弱点。然而，我们掌握的这一点，仅仅对美国具有局部影响，还不构成全局意义上阻遏美国打击的战略高度，但它依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两国金融市场脱钩或者外汇市场脱钩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美国既然要想在这方面对我国实行打压，我国要做好足够的准备，使得美国的想法不能迅速、完全实现。

以汇率开启“金融战”，其深度和广度、影响面要比过去的“贸易战”扩大了很多。这其中，中美利益相互交织，单方面想要完全脱钩，避免负面影响是很难的事情。我国要做好两国金融领域继续向着不利于我国方向发展的准备，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问题发展一旦超出我们的预计，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一定要极力避免“金融战”扩大化对我国造成更大的伤害。

外汇在经济中的战略定位需要调整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外汇储备是全国人民通过进出口贸易辛辛苦苦、一分一厘的积攒下来的一笔巨大财富，是整个社会的财富，外汇储备也直接影响到人民币的发行和物价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前，这一战略地位受到巨大的挑战，外汇市场已然成为美国“贸易战”乃至“金融战”的一个打击目标。过去，中美在货币市场上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和相互融合，虽然也曾经提出过汇率操纵的问题，但美国从未真正在汇率市场上充分开展全力打压。从一个相对合作比较平稳的时期到现在这样一个打压时期，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显然已有所改变，汇率问题可能会成为两国地缘政治、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汇率市场可能变成给中国进一步施压的工具。此刻，我们就要考虑外汇从国民财富变为金融战场、成为“金融战”焦点以后的战略定位问题。

长期以来，外汇对我国来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财富。40年的改革开放史，没有巨额的顺差和外汇储备，我国就难以取得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没有外汇做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以大量初级产品资源、高端芯片产品为代表的进口贸易就无法实现。可以说，正是有了大量外汇储备的积累，中国得以在长时间内利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有利环境，保持中国经济能够在低通胀的情况下稳定快速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建设成绩。如果说原先我们将外汇当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那么现在美国开始想要将这块基石撬动、挖开，我们必须对于外汇市场的重新定位有着清醒认识。外汇，虽然是我国居民社会最为重要的核心财富，但美国可能将在外汇市场上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经济实施打压和遏制，以达到“削弱对手、巩固霸权地位”的目标，那么外汇安全问题首当其冲。

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在长期中、相当程度上都是以美元计价，外汇市场在技术层面掌握在美国手中，这一局面会对我国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解决外汇的战略地位问题，根本上就是要加强人民币本币的发展和建设。建国70年以来，人民币在国内已经长期稳定运行，还将继续运行下去。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国际地位还有待于大大加强。我们要将外汇储备的战略定位从原来的“高度可靠的核心财富”向着“金融战的新焦点甚至新战场”进行转换。如何保护好、有效配置我国外汇储备资源，免受“金融战”的冲击也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要重新考虑外汇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不能简单地仅从好的方面考虑，也要从可能的坏的方面考虑，即美国可能通过在汇率市场上大做文章来削弱我国长期积累的金融财富。我国当前储备了大量的美元财富，如果未来出现了风险事件，如何规避外汇风险需要我国高度关注并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短期内要尽量避免汇率冲突对我国经济、贸易的损害

应对美国试图发起的“金融战”，当前的对策就是要尽量避免两国在外汇市场出现更多的冲突，减少汇率变动对经济和贸易的不利冲击。首先，应当加强汇率的弹性，使它具有韧性，充分应对美国的打压。实行浮动汇率和必要的资本管制，两手都要用。美国将我国汇率市场的正常贬值认定为人为操纵，这显然是不对的。但我们今后也要使汇率管理制度更加贴近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些管理行为是做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看的。现在，我们既要保持对外形象的一贯性和统一性，也要维护我们的政策的合理性，在国际上得到普遍的道德支持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与此同时，也要预防美国在“汇率操纵”上大做文章，对我们采取更多的制裁，特别是在金融方面采取一些惩罚和制裁措施。因此，两种手段都要使用，并保证在各种措施之上，我国能占据道德高地，使我们面对美国的指责时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反驳，并争取到世界上更多的支持。例如，在“汇率操纵”这个问题上，IMF就并不赞成美国的说法。由此可见，我们还是可以充分地利用各种条件来改善我们的处境。

其次，对于“汇率操纵指责”要有长期的应对准备。过去，美国指责中国“汇率操纵”只是偶然出现，但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实际上长期悬在中国头上。例如，美国总是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观察国，在它需要的时候就手起剑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将其视为一次又一次的短期事件。尽管从历史经验来看，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都是美国特定时期内的特殊行为，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有所调整和改变。但这次事件发生在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之际，将可能成为一个中长期的问题。我们应当尽量争取将这一次的“汇率操纵”指责变成一个短期的问题。但也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一旦美国将其作为中长期问题对我国施压，我国要有明确的应战措施。

第三，要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定价能力。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但相比于SDR中其他货币，人民币还不具备足够的国际化水平，人民币的国际定价能力应当继续增强并不断提高。我们要不断增强人民币的渗透力和扩张力，这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努力。多采取一些创新型手段，勇于试探、勇于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不断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

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应对美国的“金融战”的打压和遏制，从根本上将我们应该减少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显著问题就是对美元的过高依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出口经济过度依赖，后来这个问题逐渐得到改善。但长期积累的外汇储备和中美经贸合作的广泛开展，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对美元依赖度过高，这也就成为美国利用汇率市场对我国经济实施打击的一个抓手，从长期发展来看，我们必须要逐渐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减少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一是扩大对其他储备货币的使用，但这种策略的应用范围十分有限。这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无论贸易结算还是储备投资，其他货币的使用都远远不如美元这么广泛。尽管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间，但效果必然是有限的。

最根本的措施在于，我们要逐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市场中的使用。这是因为，在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这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高度关联，大宗商品的定价多采用“期货价格+升贴水”的方式，而期货市场正是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境外机构和中资驻外的机构的分支机构发放、存放人民币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打通人民币的循环渠道，例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以及一些大宗农产品等等，在这些市场使用更多的人民币结算。说到底，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他们的本币国际化程度更低，所以抓住机遇，更大程度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极大地改善我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从而使人民币对美元的依赖度大为减少。因此，增强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和国际贸易结算当中的作用和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外，我国还应对购买美国国债作为财富的主要载体，尽快地考虑一些可行的全新方案，使得我们在该领域里不至于过多依赖美元，当然这个操作的难度会更高一点。因为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去研究、去考虑，将一些可能的方案作为预案。

总而言之，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实质上是美国意图开启“金融战”，此举无疑对我国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我们的后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积极应对美国单边主义行为，除了在短期内减少经济损失之外，更应该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尽管后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必须立刻有所行动，以使我国今后在国际上占据更为主动的地位，这也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搭建自己的供应链，并为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