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论的本质是要让“资本”控制“权力”

——也谈“精英”对中美贸易战的“误判”问题

千钧棒

跟“小姐”、“专家”等一样，“精英”也是一个被玩坏的概念。

精英的意思是精华。指事物之最精粹、最美好者，出自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齐楚之精英”。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与特朗普的经济持久战，中国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是什么?》，作者在该文最后一节“谁才是中国真正的精英？”中提出两个观点：

第一、中国的普通民众，他们了解特朗普政权侵略行为，并坚定支持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采取强硬立场。

第二、而中国社会精英中的一些人完全误判了形势，认为绥靖政策和向美国求饶会让特朗普政府减少对中国的攻击。

作者将某些所谓的“精英”主张求饶的行为完全定义为“误判”，对此，本人并不完全赞同，本人认为，这里面既有认识问题，也有立场问题。

一、在中国，精英问题的由来

“精英”这个概念在前些年曾经一度比较流行。某著名报刊曾经就“精英”的社会地位问题展开过争论。

2009年，曾经有位杂文家曾经撰文提出，不必忌讳社会转型中精英的主导权，我们最迫切的问题倒是，怎样才能让我们的知识精英、财富精英享有真正的主导权。

就是从这段时间开始，自由派人士开始以“精英”自居问鼎国家的权力。

在外国，“精英”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法国，意指“精选出来的少数”或“优秀人物”。精英理论认为，社会的统治者是社会的少数，但他们在智力、性格、能力、财产等诸多方面超过大多数被统治者，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影响和作用，是社会的精英。其中极少数的政治精英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掌握着重大决策权，他们的政治态度、言行，对政治发展方向和前景产生重要影响，决定着政治的性质。

按照西方关于“精英”的理念，自由派人士进一步进行了具体化的论述。

自由派的领军人物茅x轼曾经露骨地说过：

【“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但是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5%。他们生活宽裕，意识形态接近西方，比较有独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们的声音还很难成为主流。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

但是怎么实现？我认为有两条能够想像的路。第一条应该是能够为大众着想的精英分子不断地努力，做一点算一点。第二条路是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处于一个全世界浩浩荡荡的潮流之中，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我们可以利用国际上自由民主的帮助，并且这个力量不可小看。我觉得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160多年的进步，其根源是由西方带进来的。中国的儒家思想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潮流，儒家思想中确实有些自由平等的思想，但始终没有形成主流，所以我们进一步完成这个转型还要靠西方。我们的经济改革靠什么？靠的是西方理论。同样，我们的社会改革、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都是使用西方花费了巨大代价总结出来的经验，尽管可能有争论，但我觉得方向很清楚。所以在国际环境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一起努力，同时要寻找现在有权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观念，推进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好转型。”】

在当时的语言环境下，自由派人士将所谓的“精英”分为三种人，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

二、自由派人士由自我标榜“知识精英”向自称“公知”的演变

从上面的自由派人士对所谓的“精英”及其社会地位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所说的“精英”就是“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所说的“财富精英”即“资本家”，所说的“知识精英”就是知识分子。并且寄希望于在“国际上自由民主的帮助”下，让“有权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观念”。

按照茅x轼的如意算盘，或者让那占人口总数不到5%的有钱人直接掌握权力，或者在“财富精英”及其代言人“知识精英”借助外国势力的帮助下，控制“权力精英”，进而控制中国政治的走向。

然而，自由派人士很快发现，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庞大，但是里面有很多是从事建设性工作的，他们的工作的结果起码在客观上是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他们往往很少与自由派人士同流合污，出现在反体制的行列中，甚至很少就公共话题发表意见。如果再笼笼统统称“知识精英”，显然他们就被包括在内了，不说自由派代表不了那些作为国家建设者的知识分子，而且某些观点很可能会受到他们反对。于是，一个新概念就被引进了——公知。

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公知”一词更是对那些貌似公正博学，实则摇摆不定、自视甚高，以评判天下为己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自认担当启蒙责任，诲人不倦的一群所谓“文化人”。尤其在网络和微博中，一旦提到“公知”，多含有讥讽的意思。

【公知是公共议题最活跃的群体，可追溯到法国启蒙运动，但内涵和所指均不等同于公共知识分子。现为对有目的性引导舆论或发表批判言论，并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特定人群的特殊化简称。

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在中国正式使用是在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这一概念，其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公知一词原是褒义词汇。原指参与公共话题讨论，具备跨学科性，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有专业背景具有权威性及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后“公知”一词社会声誉以直线下降的趋势演变为一个负面词汇。——百度百科】

专业性和知识性是所谓的“知识精英”和“公知”的共同点，于是在自由派的语言环境中，公知就逐步代替了“知识精英”。

本来按照其原本的定义，公知这个群体中既有自由派立场的公知，也有与自由派立场对立的公知，还有中间派立场的公知，但是由于这些年来自由派公知的倒行逆施，人们所说的公知基本上特指自由派公知。

从茅x轼等所说的“知识精英”到后来的“公知”基本上是同一拨人，也就是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坚持亲美媚美、反共反社会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资本的代言人，在政治上主张西化，在经济上主张全面私有化。他们与中国的绝大多数人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因此在国内外的一切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就是他们的立场。他们之前提出“精英”论的本质是要让“资本”掌握或者控制“权力”。

三、所谓的“精英”在“资本权力化”的图谋失败以后，借助美国的高压迫使中国改变经济制度进而改变政治制度是他们的必然选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十八大以后，自由派鼓吹的“宪政”、“西化”等被亮红灯，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后，直接暴露了美国的罪恶本质，自由派再想像以前那样把美国吹捧成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灯塔国来忽悠国人支持他们的改旗易帜的行动，已经不可能或者说困难很大。于是他们就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暂时不在政治上提出诉求，而是借助美国的力量让中国成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或者推动中国的全面私有化，让美国能够通过控制中国的经济来控制中国的政治走向。于是他们进一步改变策略，不提“普世价值”了，不公开吹捧美国了，而是打着“理性”、“为民”？的旗号，抛出“中国辜负美国论”、“美国被迫反应论”、“对美国投降有利论”等一系列投降卖国的汉奸论调，其本质是由之前的直线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改变成为借助美国的力量曲线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

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也许尽量避免敏感话题和刺激某些人，因此就不提某些人有意识配合美国的对中国的极限施压的罪恶动机，只是提到某些“精英”的所谓的“误判”，其实这些“精英”即公知为什么这样做，广大民众心里都非常清楚。

至于有没有某些知识分子“误判”呢？肯定有，这些年来在社会上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潮影响下，某些知识分子无视或者低估了美国的帝国主义的罪恶性，或者以兔子之心去度豺狼之腹，以为“妥协”能够获得美国的“友好”，这种想法在某些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并且危害极大，电视剧《霍元甲》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中“因为畏缩与忍让，人家骄气日盛”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

对于产生误判的那部分人，是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教育过来的。而正所谓“装睡的人是唤不醒的”，另外的那些人是不能通过讲道理说服的。因为他们作为境外敌对势力在我国的内应，他们的任务就是里应外合配合美帝压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最起码希望中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正如有网友尖锐指出的，这些年来，由于外资涌入中国，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买办阶层，在媒体上露面的外国大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基本上都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美国企业在中国获取了巨额的利润，这些人也分到了一杯羹，成为了有钱人和所谓的“社会精英”。其他还有一些在中美贸易和其他交往中赚了钱、发了财的人，也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在中美贸易战中，这些人最关心的不是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因此，对于中美贸易战，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真心希望美国赢、中国败，而不是什么“误判”。

而那种打着“理性”、“为民”？的旗号，抛出“中国辜负美国论”、“美国被迫反应论”、“对美国投降有利论”等一系列投降卖国的汉奸论调的人是最危险的，人民大众与他们的矛盾基本上可以定义为敌我矛盾。至于是不是对抗性，取决于他们有没有具体的破坏活动。

美国商务部长可能是由太自信了，所以充当了国内某些人的猪队友，不惜出卖他们，公开宣称，美国的贸易战必胜的原因是因为在中国内部有他们的内应：

所以，过去自由派鼓吹“精英”论的本质是要让“资本”控制“权力”，当十八大以后他们的政治图谋受挫以后，配合特朗普政府让中国屈服于美国的极限施压，向美国拱手交出中国的经济主权，或者让中国的经济私有化进而碎片化以便于美国各个击破，最后通过控制中国的经济来控制中国的政治走向，这就是所谓的“精英”鼓吹投降论的问题实质。有人的确是误判，而有人却是非常立场坚定地配合美帝通过控制中国的经济来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对于前一些部分人，可能情有可原；对于后一部分人，一定罪无可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