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的背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及其批判

张超颖

2016年以来，国际社会不断释放逆全球化信号，国内对逆全球化问题也极为重视。有的学者将“逆全球化”的成因归结为全球化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即“赢家”与“输家”间的结构性分歧;[1-2]有的学者将“逆全球化”的成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全球蔓延;[3]有的学者从多种角度对“逆全球化”问题的成因作出概括，比如国家治理危机、个别大国的霸权任性与责任缺失、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加深、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危机、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技术进步迟缓、收入不平等加剧、全球经济增长缺乏包容性等;[4-5]也有学者从传统的经济因素与政治思潮“右转”、多元文化冲突加剧、民主政治极端化等新情境因素两大方面分析“逆全球化”的成因;[6]还有学者认为，二战后形成的“中心—外围”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固有矛盾必然导致全球失衡，最终引发“逆全球化”问题的出现。[7]通过对“逆全球化”问题的追踪溯源可以发现，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蔓延是导致“逆全球化”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而通过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的探析不难发现，新自由主义“效率”与“公平”失衡所导致的危机是产生这一切祸端的“罪魁”。

一、“逆全球化”的表现

当前，经济领域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复兴是“逆全球化”的核心表现。自2017年8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式对我国启动301调查至今，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贸易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美之间，欧盟、日本等这些美国的盟友，也难逃特朗普贸易战“大棒”的打击，美国同加拿大、俄罗斯、墨西哥等国局部的、小规模的贸易战也时有发生。在当前经济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特朗普以创造“让美国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为由，不吝于展示其继续扩大贸易战的计划，世界经济环境呈现出动荡不定的局面。众所周知，以贸易逆差问题掀起贸易战只是借口。在美国历史上，其与英国、德国、欧盟，日本、苏联等国之间的贸易战无不以逆差问题开始，但没有任何一场是以美国的贸易“由逆转顺”而结束。一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出现顺差还是逆差，受到供需、投资决策、人口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特朗普所谓的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如果放到一个更宏观的背景下，各方因素的消长很容易就使表面上的逆差成为实际的顺差。贸易逆差问题并非当前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某种意义上使逆差成为对美国来说合理甚至有益的存在，相反，同各国的贸易战反而会使逆差进一步扩大。

实际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加快本国经济复苏、降低失业率、刺激出口，美国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已经开始采用绿色贸易壁垒、技术壁垒等各种隐蔽性高的非关税壁垒对本国贸易进行保护。美国当前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过去的20到40年里，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美国的经济实际运行方式、无节制消费方式、低储蓄率等综合因素导致的结构性赤字引发全球化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分歧。当前，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飞速成长，美国作为曾经的全球化的倡导和维护者，如今却反其道而行，高调拥护贸易保护主义，不惜抛弃其历经半个世纪，在所谓的“民主”“法治”“自由”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表面上看是为了平衡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平复反全球化者的情绪，实际上是其“伪善性”的表现。美国始终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当前的贸易保护是特朗普政府遏制中国发展、防止霸权转移的计划之内部分，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继续保持其在国际社会中优势地位所发出的经济诉求。特朗普的商人思维使其将贸易视为零和博弈，而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是一个武断的决策，贸易双方国家“你来我往”的报复性举措只会加剧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大衰退形势，使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而复苏乏力的境地。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是对国际规则的破坏，有可能造成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动荡乃至崩溃。

与这种经济上的逆全球化相伴生的是政治上的右翼民粹主义复兴和国际交往中的孤立主义盛行。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世界经济动荡引发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2016年备受关注的美国大选以特朗普的成功上位宣告结束，新世纪的民粹主义浪潮由此被掀起。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把自己的“斗士”形象毫不保留地呈现给公众，将自己包装成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建制派;面对全球化导致的利益不均，他提出“买美国货”“雇美国工人”“拿回工作”“守卫国界”等“逆全球化”本土保护主义口号，这些主张具有典型的右翼倾向，使其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代表。

右翼民粹主义的复兴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全球化推进不断加剧经济发展与社会运行中的不平等，造成国民人口中一个数量不容忽视的群体的边缘化，同时又导致越来越多的资本部门集中在某些地区与群体之中，这种新自由主义化对一些最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形式产生极大影响。特朗普的当选就是巧妙利用人们对经济状况的不满，他本人及团队虚拟出“沉默的大多数”这样一个团体形象，“以退为进”，赢得情感上的认同，使“大多数沉默者”的“沉默”成为无声却最为有力的支持，特朗普代表这些人发声，对生活于社会中底层、出离愤怒的普通美国人以及受全球化冲击最严重的“锈带”民众的诉求作出回应，由此引发右翼民粹主义的回潮。

此外，随着当前难民危机、全球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频发、美国霸权衰落以及后发国家崛起对其造成的威胁等各种事件与情绪相汇合，在欧美国家掀起新一轮孤立主义浪潮，孤立主义的抬头是欧美国家经济受挫后试图退回保守主义的表现。进入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尚未缓解，全球化的推进日趋深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与大批难民、非法移民的涌入，使欧美国家低薪工人的就业机会与薪酬待遇受到严重挤压。同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加剧了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大量工作机会流失，严重损害工薪阶层的权益。大批廉价劳动力的涌入加之产业外迁，使发达国家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雪上加霜。从表面上看，不管是脱欧公投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都是从广大底层民众利益出发、为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发声。但从根本上探究，当前这些带有民粹主义非理性色彩的孤立主义事件，反映的是英美大国经济实力渐衰及其全球责任与担当意识的下降。

二、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是“逆全球化”的根源性因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诸多不稳定因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应对表现以及危机后长时间的萧条，使人们开始对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被奉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作出反思。“逆全球化”不是单一的问题或现象，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还是民粹主义的复兴都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而每一个侧面从根本上讲都体现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失衡诱发的深刻危机。

1.新自由主义“效率”与“公平”的失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出现“滞涨”而凯恩斯主义应对乏力之际，新自由主义打着反对国家干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旗号，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在撒切尔和里根的极力推崇下，伴随全球化的推进，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从北大西洋、西欧各国的学术团体、精英圈子向全球急剧扩张，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经济学，也是起始于此时，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通过减税、赤字财政等政策应对经济停滞问题，通过紧缩的货币供给政策应对通货膨胀，这些政策在短时期内抑制了物价的上涨，使经济增长率有所提高，使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出经济滞胀的梦魇，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虽然新自由主义代替凯恩斯主义把资本主义从“滞涨”的漩涡中拉出来，但与之有关的噩梦并未结束，只是刚刚开始。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所呈现的一系列问题，使世界范围内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效率”与“公平”失衡，引发资本主义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危机，成为诱发当前“逆全球化”问题的“罪魁祸首”。

追求经济增长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遵循的发展逻辑是：要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并且在更大的范围内分配财富，所以要加快增长，在必要情况下可以以加大不平等、增加贫困为代价实现增长的提速，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目标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空前一致。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几十年里，世界经济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扩张，部分原因在于货物、资本和民众的更大的行动自由，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许多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受到“磨损”，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的缺陷。通常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从两个方面进行：“效率”——资本主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资本主义保持活力的源泉，不平等的存在是提高效率的一大推动力;“延迟获利”——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确使社会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与进步，即使资本主义始终如一地保持其剥削的“品质”，但其社会成员中最贫困的部分人群的收入也在增加，购买力在增强，生活水平在提升，在此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使整体不平等的程度有所减缩;另一个方面，即使此时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但经过一定时间之后，人们终将从不平等中获利。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辩护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做支撑，然而不可否认的实际情况是，最贫困的社会成员在经济增长中获得的益处，远远不及特权阶层，尤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确立之后，这种减缩的趋势出现逆行，不平等趋势日益明显。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ugeneStiglitz)在为《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作序时曾指出，“在今天，任何有声望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去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市场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虑它在公平上产生的后果。”[8]

为挽救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阻滞，新自由主义在解除管制、开放市场和私有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然而对金融化管制的放松却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化的扩张，从而造成更大的不平等与不公正。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指导思想，经济高度金融化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衡，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财富与收入分配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资本逻辑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核心，也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在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受到重创，之前在收入分配、人民生活等方面形成的相对均衡的局面被打破。在英、美等国家，新自由主义全面放松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进一步对富人、企业减税，从而使这些国家再次陷入社会的分化与不平等之中，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在增长、平等、稳定等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溃败成为不争的事实。OECD的一份研究发现，与其他群体的收入相比，顶层群体由于对商业周期的变化更敏感，因此其收入受经济扩张或收缩的影响而更加明显地上下浮动。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两年，最富有的1%的实际收入跌幅较大，但在2010年，一些国家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已经开始回升，2010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实际收入平均增长4%，而收入较低的90%的人群的实际收入却依然停滞不前。[9]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在对比1910～2010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时发现，前10%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不足35%，进入21世纪以后则上升到近50%。然而，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上升，基本可归因于前1%人群。[10]而来自世界银行研究部门的研究人员通过整理出美国自1960年到2010年(每隔10年)的数据，对美国的总体不平等以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对收入分配不同百分位数的增长率的影响进行评估，结果发现，总体上的高度不平等会降低穷人的收入增长，富人群体毫发不损，反而将这种不平等当作自身发展的利好因素，于是这种经由不平等的刺激而形成的增长方式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等模式的固化。当研究涉及底层和顶层的不平等时，他们通过数据对比发现顶层的不平等阻碍底层经济的增长，富人通过各种方式游说政府出台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但最终却对穷人的增长机会产生限制。[11]正如大卫·哈维(DavidHarvey)所言，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通过加剧不平等，进一步重建上层阶级的经济力量。并且，新自由主义化以其在国际资本主义重组、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方面的优势，成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危机的一个潜在方案，并在公共政策中长期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12]23

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其中蕴含的不平等趋势总体在增强的。米歇尔·于松(MichelHusson)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在带动全球经济发展、使国家间的不平等缩小之际，却使国内的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13]当前“逆全球化”问题的产生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全球失衡密切相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不均衡发展同时带动金融化与技术变革的全球推进，从而使社会愈发形成鲜明的两极“分层”：从顶层来看，高度金融化促使金融收入得到大幅增长，上层精英群体获益最多。从底层来看，全球化的高速推进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变革，促进全球性市场的形成以及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增强，工资被压缩，那些最优秀员工与在技能方面排名略低于他们的员工之间存在巨大的工资差距。于是这些处于底层的、文化与技术水平较低的民众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边缘群体，不仅受本国精英的压制，而且还要受外来移民的冲击，对全球化愈发不满。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历恰好反映出——“新自由主义转向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精英力量的恢复或重建密切相关。”[12]22

新自由主义的效率是资产阶级的效率，必然会带来社会不公。在欧洲和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正是利用全球化输家的不满、工人阶级的挫败感，把他们的困境归咎于全球化、归咎于移民，利用来自底层的愤怒、“沉默的大多数”的力量的爆发，无视国际社会发展大局，引导国内政治“右转”。从根本上讲，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失衡，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广泛而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危机借全球化扩散，使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不满转变为对全球化的反对，从而引发“逆全球化”问题的产生。

2.新自由主义经济失衡展示出“自由”、“民主”的伪善

“自由”“民主”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遵循，也是资本主义热衷于对外宣扬的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推进，1990年，以贸易自由化、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政府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共识”的达成，标志着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阶段的开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一些国家的经济遭遇危机，如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更多研究与批判的焦点聚集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上。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后资本主义国家深陷危机泥淖而复苏乏力的事实，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失衡的体现，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缺陷。奉行“自由”“民主”原则的新自由主义的失衡暴露出其深刻的内在矛盾性和机会主义特征，展示出其伪善本质，并引起国际社会一系列“逆全球化”问题的出现。

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性体现在其总是假借自由、民主之名行遏制、干涉之实。以往对新自由主义伪善本质的批判已经有很多，有研究者将新自由主义比喻成“鸡尾酒”，除了其一以贯之对市场优越性的坚定信念之外，新自由主义还是诸多不能“搬上台面”的其他因素的统一体，如保护主义、国家干预、对外国投资的管制等等。在《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一书中，乔姆斯基(AvramNoamChomsky)对以美国主导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在经济、政治等领域渗透的相关问题展开批判。乔姆斯基认为，首先，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并不“自由”——它实行的是高度的垄断，并非其对外宣扬的自由。“市场规则只对你，不对我;除非‘游戏场’正好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生偏斜，而这种偏斜在典型情况下是国家大规模干预的结果。”[14]49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是极其虚伪的偏爱。其次，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并不“民主”——它推行强权政治，打着“民主”的旗号却从未停止其推行干涉、控制之实的步伐，通过“制造同意”控制民众思想。在这样一个“民主”的社会，“民众有权表示同意，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权利了。”[14]28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的制度与政策只是发达国家愚弄发展中国家、甚至愚弄本国普通民众的“幌子”，大量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史料记载都清晰地证明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好制度”“好政策”并没有被发达国家切实地好好利用，发达国家擅长“宣传的是一套，但做的却是另外一套”。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通过对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的梳理与分析，指出“发达工业国家在教导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避开保护主义和政府补贴的邪恶，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并不怎么乐意向代表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尽管它们强硬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8]3虽然波兰尼在触发世界体系崩溃、混乱的原因方面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分析并不一致，但他对资本主义宣扬的自由市场神话之伪善本质的论证与批判是深刻而中肯的。

新自由主义的机会主义主要体现在：新自由主义坚信市场和贸易的自由可以保障个人自由与社会福利，宣扬坚决捍卫民主，但面对当前各种发展困境、经济失衡问题扩大化，进而衍生出复杂的政治、社会问题时，新自由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却大张旗鼓进行贸易保护，在难民危机面前罔顾道义与责任，采取自私的退回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先的保守主义。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表面高呼贸易自由化、市场化，实际上为保护本国经济采取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关税政策、国家干预是其惯用伎俩，而在其获得发展之后便“踢开梯子”，通过向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攫取更多发展红利，这是明显的“双重标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虽然促进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总体的发展，但这种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失衡之间的鸿沟却极大加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这也是美国作为曾经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如今不顾国际责任公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3.新自由主义经济失衡展现出“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虚伪

众所周知，美国和欧洲国家被称为移民国家，倡导开放与多元、提倡包容与平等是他们长期以来一致对外宣称的价值追求。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截止到2016年底的数据显示，美国移民人口已达4370万人，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3.5%，如果将移民二代也统计进去，这个人数达6000万，即每五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位移民。欧洲的数据更为惊人，数据显示欧洲大城市50%的人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来移民。在美国的信念与价值取向中，“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是自启蒙运动至今其理想信念的核心，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坚决捍卫自由、平等、公平机会的权利等是其不言自喻的“共识”。这些“共识”被普遍认为构成美国的政治理想，“美国”就是基于这些理想与信念建立起来。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illipsHuntington)所言，“大家基本上都同意，美国是根据某种政治理想构建出来，并受着平等承诺或梦想的鼓励。这些政治理想是美国国民认同的核心，在推动美国政治演进和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15]欧洲在其历史上原本就有向外移民的传统，二战之后，由于战争的影响，社会劳动力极其匮乏，欧洲各国的相关政策开始转向吸引移民的宽松的移民政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欧洲成为移民净移入地，移民的大量涌入，极大地改变移入国民众的种族、宗教信仰以及文化等的结构，使欧洲以基督教文明为主体的白人社会不可避免受到强烈冲击，同时也为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在历史上和现实社会发展进程中，移民都对这些国家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但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欧美国家产业空心化严重，不仅流失大量工作岗位，本国的福利保障也受到强烈冲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跨国公司牟取暴利的同时，却没有让普通民众从中分得一杯羹，一时民怨四起，人们不仅仇视全球化，而且中底层民众认为移民与难民的涌入将使他们的工作与福利条件变得更差，于是对此坚决反对，欧美国家以往捍卫并竭力推行的平等、自由、文化与文明多元发展的“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共识与现实的裂痕越来越深。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神话遭受重创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化进程中赢家与输家的分化与分歧愈发严重，英国脱欧、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不仅直接打击到“美国梦”、欧洲一体化的美好图景，动摇相关国家民众的身份认同，同时也使欧美国家对移民、多元文化冲突的冲击采取更为审慎的应对态度。在欧美国家，从高层决策者到大多数底层普通民众，都试图通过强调本土的纯洁性、明显的排外主义来不断强化民族与种族认同，人们趋向于对保守的、本土化以及民族性的决策表达同意，移民连同各种外来文化与价值观念都成为本土人们惶恐、怨愤的对象，人们对移民的恐惧使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声音高涨，进一步加深广大民众在移民、难民问题上的狭隘情绪。

三、结语

其一，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在强调自由市场、反对国家与政府的经济干预的同时，却在具体政策实施过程中虚伪地反其道而行，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使广大民众成为资本的附庸，新自由主义最终成为加剧收入差距、重建精英阶层经济力量的助推器。与此同时，随着新自由主义不均衡的地理发展，新自由主义导致的失衡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以及国际上引发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指向一系列试图逆转全球化的行径。“逆全球化”背后所暴露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问题、民主政治问题、多元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溃败的体现，深刻冲击着其自认坚不可摧的制度与体制模式。

其二，当前的“逆全球化”只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它不可能改变全球化的总趋势。全球化总体向前的趋势是客观的，但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人为地进行意识形态构建，或强行将全球化打造成某种国家化则使全球化主观化。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全球化作为实现本国利益的工具，要么虚伪推进，要么任性操纵，当前的“逆全球化”是其无视全球化客观性、狭隘自私的表现。“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16]因此，全球化的核心问题不是对其好坏优劣作出区分，“逆全球化”所暴露出的新自由主义危机及对世界人民利益的危害，意味着全球化的转型迫在眉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目标追求与美英的狭隘民族主义相反，中国的“命运共同体”构建立足于全人类的发展大局，顺应时势以及全球化的客观发展大势，致力于“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既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视野，又关切全人类福祉、合乎民意，体现出强力的大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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