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经济100人论坛”：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批评新自由主义影响

程恩富等

2018年11月10-11日，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26届年会在北京工商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100多位专家学者就西方经济学前沿、中国经济发展展开等热烈研讨。与会者大都是既熟悉或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又熟悉或精通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的“两通学者”。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质疑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

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会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前后曾7次公开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企”，而有人却只说“三做”国资，那是极其片面的。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把全国的国有企业都让中外私人控股，也能把国资做强做优做大，况且再加上只管国有资本，而不管国企这一思路，很容易滑向某些西方国家体制窠臼。所以须将“三做”国资和“三做”国企结合起来，否则所谓管资本就容易走向误区。

程恩富教授还强调，主张取消宪法的所有制分类和“所有制中立论”是极其错误的（政府统计部门不全面统计和公布各类所有制占比是其表现，而让非政府统计部门年年发布所有制占比，则属于不正常现象）。最近有个论坛的主讲人公开宣扬：“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今后我们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束缚。”这是违宪言论。因为宪法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清晰地表明所有制必须分类和所有制并非中立。如果实际情况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那就必须依宪调整所有制占比，而不宜把“公有制主体”“国有经济主导”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退回到或改向为公私经济参半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新中国初期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五种经济成份混合所有制度。判断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标志，便是公有制和国有制能否成为“主体”和“主导”，而不是国有经济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因为新中国初期没收官僚资本而形成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已具有一定的“控制力”，但当时的宪法和党的文件均确认：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初级阶段。

针对有人否定所有权是决定性因素的误论，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志伟副会长认为，前不久，在某论坛上，有人提出“相对于所有权来说，现代经济中的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讲产权不能无视所有权。从历史上看，所有制先于产权的存在而存在。马克思就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他发现在私有制出现产生和保护私有制的法律出现之后，才出现产权。法律中的产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是“一定所有制关系所特有的法的观念。”（马克思）任何社会制度的性质都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密切相关。奴隶主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了奴隶社会的根本性质，封建主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了封建社会的根本性质，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马克思指出：“产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的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当然，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所有制，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产权的根本性质。

王志伟教授还分析说，尽管产权析分为经济运营和管理带来了精细化与灵活性的好处，但是，这都是在所有权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没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其他细分的产权就都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当然，所有权与其派生产权在一定条件下是统一的，而在另外的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分离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统一的公有产权可以做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区分处理，但不可以不顾根本的所有权而片面强调产权对其运作者的利益。当然，国家和集体也不能随意侵占私人产权的利益。产权运作的目的是在兼顾所有权和其他产权拥有者利益的同时，提高财产（资本）运营效率。这就要求在协调好产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进行产权改革和运营，决不能在进行产权改革的旗号下，掠夺国有资产、盗窃公有财产、剥夺人民财产。国家的法律也必须成为真正保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制度，保护公有产权为主体、多种产权制度并存下各方利益的法律。总之，否定所有权是决定社会根本性质的决定性因素的看法是错误的，容易产生消极结果的观点。在我国当前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坚持公有制的基础，坚持公有产权为主体，多种产权制度并存，是唯一正确的原则立场。

针对某学者认为“私人投资也是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首都经贸大学中青年教授徐则荣反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它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书中早有定论，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强调，因为特区内公有制占四分之三，因而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中的ABC问题。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所有制问题时，把共产主义的特征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同时，痛斥了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谬论，后者所代表的社会经济基础都是私人经济。不能把私人经济或民营经济混淆冒充为公有经济和社会主义。现在之所以我们还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而是由于我国现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是利大于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因此，我们还必须毫不动摇地既鼓励、支持，但也须正确引导私营经济的发展。否则，疫苗事件等假冒伪劣、非法延长劳动日、拖欠农民工工资、行贿干部等不良行为就会盛行。如果认为私人经济和民营企业也是社会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和经济成份，那美国等早就是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既然主张与中特社会主义有本质区别的“民有社会主义”错误观点，那也不应忘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属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还强调发展国有经济、节制私营大资本呢！孙中山也没有混淆各种所有制的区别。

针对有人反对党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作用，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贾根良副会长指出，这实际上就是要使我国丧失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任由自由市场、其实是中外私人资本的力量支配中国经济。殊不知，美国在战后科技霸主地位的形成，就是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规划局为代表的“发展型网络国家”，有人甚至称之为计划体制，而且深入到颠覆性技术和新兴产业的深层次。在美国利用国家资本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是新型的举国体制的情况下，有人却要我国走自由化的道路，误国误民的性质昭然若揭！中外某些舆论主张取消所有制分类，取消党和政府对资源配置的领导作用，实施私有化（民营化）、唯市场化、唯自由化、贫富分化，这实质上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诱使中国放弃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道路。

针对有人提出我国应取消政府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一切管制和干预的主张，吉林大学青年经济学家张嘉昕教授指出，这本质上就是主张唯金融自由化。殊不知，长期以来发达国家自诩其金融领域高度自由，而实际上政府对金融领域进行严格规定，极大地限制他国金融机构的市场进入、业务发展和参股控股本国金融企业。如美国监管机构通过主观的评判方法，来裁决外资并购是否在美国金融安全的范围之内，某个外国资本一旦在美国企业持股超过10%，都会被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而审查的结果基本都是不通过。并且，美国通过信用评级机构间接打压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所以，一国金融业一旦被外资操控，极有可能丧失经济发展主动权。

福州大学方建国教授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自由化打开了资本隐密剥削财富的通道，这种剥削方式不以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为目的，而以金融衍生品隐密地转移财富；虚拟资本实现剩余价值剥削国际化，抵押贷款使债务发生代际转移从而产生代际剥削实现。

针对我国在推动土地流转中出现的私有化风险，程恩富教授和张杨讲师指出，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分”与“统”思想、“四条底线”思想、“贫困村集体经济较弱”思想的基础上，只有土地确权和三权分置后，由村领导班子组织村集体再搞股份合作制，集体统一经营，才能保障土地流转沿着社会主义农村集体化、集约化道路发展，真正实现农村共同富裕。今年两会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扬山东代村、去年全国政协主席高度赞扬贵州塘约村等，就是邓小平多次强调农村承包经营制度以后“第二次飞跃”仍然是集体化的样板。

针对有舆论宣扬改革开放成就是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结果，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王振中研究员和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吴庆军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在创造经济奇迹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指引的结果，而新自由主义往往导致问题的存在。目前还存在许多需要改善和加强领域，比如公有制占比、贫富分化、就业、住房、看病、上学等问题，仍然是需要改善的领域。社会保障、食品药品安全、药品安全、社会治安、执法有据、司法公平等方面也都需要加强。从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讲，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还远未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在教育、科技、军事、人民生活、能源利用效率，环境保护等方面，与世界先进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需要放下身段，卧薪尝胆，奋起直追。因此，既不能因为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沾沾自喜，也不能忽视问题和漠视差距，尤其不能用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民营化）、唯市场化来解决中国问题，而须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来指导，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和追赶措施。

针对有舆论把中美经贸战看成是个别行为，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白暴力副会长和傅辉煌认为，当前美国发动世界经贸战有其实质与根源。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导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使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实现方式达到了边界，因此，出现了逆转的现象。当前美国垄断资本发动的世界经贸战就是其典型的表现形式。美国垄断资本发动经贸战具有必然性，并不在于某些具体的经济摩擦或政策摩擦，而在于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所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其实质是争夺、占领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美国所宣称的各种具体原因，诸如国家安全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反倾销问题、技术保密问题等，都不过是为发动经贸战所找的莫须有的借口而已。我们应采取两手对策：一方面，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高举经济全球化大旗，进一步改革开放，努力推进多边贸易；另一方面，面对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实现方式边界的出现和经济全球化逆转的现象，我们要“丢到幻想，准备斗争”，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认真研究世界经贸战的规律，预先制定行之有效的战略和战术，争取经贸战的主动势态。

针对有人否定我国狠抓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的谬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伍山林教授认为，当中国发展到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威胁的时候，美国对华采取包括经贸战在内的战略行动，也就不出意外地发生了。美国对华发动经贸战尽管以两国存在巨量贸易差额为借口，美国声称在这种不平衡的贸易中吃了大亏，但它的真实目的正在于维护霸权地位。具体而言主要是：抑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借道经贸战，利用金融优势，通过股市等途径深入实体经济，再利用美元霸权地位，从中国轮番获取巨额经济利益。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在经贸战过程中，绝不能改变狠抓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方向，金融改革应该走更高质量开放之路，“打开一扇门，增设一道岗”，充分考虑到被外资持股和控股等各种举措引致的战略风险，而不应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要认清战略态势，坚定战略方向，广结各路朋友，在经贸战过程中逐渐积累己方优势。如此，美国政府对华发动经贸战的战略目标将难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