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

——学习习近平关于金融安全的论述

欧阳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金融安全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

从 2014年将金融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到 2017年提出“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到十九大报告要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再到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

习近平紧紧围绕着金融安全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题形成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时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建设。

一、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关于金融安全的重要论述，也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出金融安全的概念，但是他对 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批判中蕴涵着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丰富思想。

在表现形式方面，马克思明确区分了货币金融体系内部紊乱所导致的独立型金融危机与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来的衍生型金融危机。

衍生型货币金融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一种货币危机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金融”。

这段论述同时也表明了金融风险的爆发形式、金融安全的存在方式与一国的货币金融结构及其社会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在影响后果方面，马克思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对社会经济、政治、人民生活所造成的严重冲击和影响：“在格拉斯哥，西区银行的倒闭以及随后格拉斯哥市银行的倒闭，促使中等阶级中的储户和工人阶级中的银行券持有者纷纷向银行挤兑提款，结果发生骚动，格拉斯哥的市长大人不得不向刺刀求援。”

从反面凸显了金融安全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维护阶级关系与稳定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

在问题根源方面，马克思在对商品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内在矛盾运动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对资本主义信用制度、虚拟资本积累方式的批判，深刻揭示了货币金融危机产生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因此在解决方式上，马克思认为除了对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进行必要的调整与干预外，最重要的是变革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之道。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认识和批判，以及他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防范金融危机的冲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要充分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2014年 7月，习近平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就曾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2015年 11月，他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正是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修养为基础，习近平从关系国家与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高度“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深刻认识到金融安全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强调既要从体制机制层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纠正金融的“脱实向虚”的倾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更要从基本制度层面坚持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优势、制度优势、理论优势与政治优势，“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这些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二、时代背景：经济全球化

马克思时代的经济金融活动虽然已经活跃起来，但远未有当代世界的复杂与多样。

习近平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与发展趋势，深刻总结世界各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经验与教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成果。

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通讯科技的深入发展，全球经济与金融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整体性和依存性空前提高。

习近平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与此同时，货币金融体系在世界各国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也不断增强，世界经济结构“脱实向虚”的金融化特征日益显著，“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世界经济正处在动能转换的换挡期，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

在这种形势下，金融安全尤为重要。

从历史上看，一些国家经济在一个阶段的赶超型高速增长后，就是由于遭遇了金融危机而发展停滞不前，陷入困境。拉美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前车之鉴。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进一步表明，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化既可能有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正效应，同时也可能有萧条、波动与危机联动的负效应。

由此，习近平深刻地指出：“金融风险有的是长期潜伏的病灶，隐藏得很深，但可能爆发在一瞬之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如果我们将来出大问题，很可能就会在这个领域出问题。这一点要高度警惕。”

金融安全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紧迫而重大的现实问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引进来、走出去在深度、广度、节奏上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

习近平关于金融安全的论述是对当今世界经济与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度回应，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要求。

三、战略定位：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习近平将金融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并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不仅体现出他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特征与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而且也展示了他对金融制度定位为“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的深刻洞察。

现代金融活动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金融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就决定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性。

因此，习近平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这一重要论断不是将金融视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因素，而是从关系经济与社会发展、国家治理与安全、综合国力竞争的全局出发，去理解金融与金融安全的地位。

其一，习近平深刻认识到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资源配置与宏观调控方式，金融在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中的作用。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例如在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农”问题上，习近平指出，“三农”问题由于基础薄弱、资金需求较大，就必须做好金融扶贫这篇文章。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创新步伐，“增加金融投入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支持”。

其二，金融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金融能够通过多元化融资体系、多层次金融创新、多向度金融数据为国家治理提供资金与信息的支持。

因此，习近平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增强驾驭经济金融活动的专业能力和素养，“高度关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按照严控增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则”，“对各种项目、投资、金融活动，要深入研判、评估风险”，不断提高经济金融风险防控和治理水平。

其三，金融是国际合作与竞争的重要领域。

习近平非常重视通过发挥金融力量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促进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推动成立中国与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丝路基金、亚投行等一系列重大金融举措，不仅扩大了金融对外开放与合作，而且大大增强了我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四、风险隐患：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厘清我国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与风险，准确判断风险隐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前提。习近平不仅清醒地看到我国金融安全领域所面临的种种金融风险，而且还准确分析了金融风险的特征与根源。

习近平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我国经济金融领域存在的各种风险。

在金融开放与金融结构层面，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增强，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有可能对我国金融安全造成外部冲击。

就国内而言，虽然经济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经济金融结构失衡，“脱实向虚”的倾向明显存在。

其重要表现就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

在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层面，不成熟的股市、不完备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不适应的监管制度导致金融市场脆弱性增大。

2015年我国股市的巨大震荡就是教训。对此，习近平精辟总结：“大量游资寻求一夜暴富，再加上监督人员同‘金融大鳄’内外勾结，去年发生的股市异常波动就与此有关。”

在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层面，一些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公司治理水平存在不足。

地方融资平台数量多、举债融资不规范，不少地区和行业偿债能力弱，“相当一部分城市建设规模和速度超出财力，债务负担过重，财政和金融风险不断积累”。

习近平还深刻阐述了当前金融风险的基本特征。

一是金融风险的显性化与紧迫性。

相对于其他行业，金融业本身就是一个风险高度聚集地。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与机制的深度调整以及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各种潜在的经济金融风险将逐步暴露出来，对我国金融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基于上述分析，习近平作出了“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的判断。

二是金融风险的集成化与联动性。

现代金融市场与金融技术的复杂性、多样性及金融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导致各种金融风险之间、金融风险与其他风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传导、相互强化，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

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

三是金融风险的局部化与可控性。

从金融风险存在的领域与程度看，我国当前的金融风险还是区域性、结构性、局部性的，而不是全局性与系统性的；从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与过程看，习近平辩证地指出：“综合判断，我们面临的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从总体看，我国金融形势是好的，对于已经显现出来的各种结构性、局部性金融风险，我们有信心和能力防范与化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结合对金融风险表现形式和基本特征的分析，习近平深刻指出：“透过现象看本质，当前的金融风险是经济金融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叠加共振的必然后果。”

从周期性因素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美国经济政策转向保守，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结构性问题不断积累，各国之间贸易纠纷加剧，全球将进入一个新的金融周期性转折点。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不可避免地受到新的金融风险的冲击和威胁：“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金融监管改革虽有明显进展，但高杠杆、高泡沫等风险仍在积聚。”

从结构性因素看，我国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尚未充分全面实现由粗放型、数量型向集约型、质量型的转化，由此造成“许多生产能力无法在市场实现，加上社会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实体经济边际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下滑”。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使资产泡沫膨胀，金融风险逐步显现，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体循环不畅。”

从体制性因素看，还存在诸多制约与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因素：“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

这些问题反映在金融领域，就表现为金融市场不成熟、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机构不发达、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不全面、金融行为不规范。这些因素都有可能诱发金融风险。

五、实现方式：在准确把握我国金融发展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对症下药，综合施策

现代金融的重要地位与金融风险存在的形式、特点、成因等决定了维护金融安全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一方式。

习近平高瞻远瞩，深思熟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党的统一领导，坚持顶层设计与底线思维相结合，大力推进与深化经济金融领域改革开放，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提供了科学可行的实现方式。

首先，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势，加强与完善党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是维护金融安全根本之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特点、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和实践，所以才能取得成功，并将继续取得成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道路优势与理论优势是我们能够成功抵御一次次经济金融危机冲击、化解一场场金融风险的根本保障。

所以，对于国外的有益经验与好的做法，习近平认为我们要虚心学习和借鉴，“但必须立足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金融发展特点和规律，不能照抄照搬”。

金融改革与发展“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制度保障，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政治保障。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要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与反腐败工作，不断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中切实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其次，坚持金融回归民生、服务实体经济，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原则。

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是共生共荣关系。

离开了实体经济的根基，金融业发展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普惠金融、小微金融、互联网金融、绿色金融等多样化金融服务的创新，主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培育，教育、健康、旅游、就业等个性化金融产品的推出，都是基于金融回归本源、服务民生与实体经济的目标导向。

习近平还强调对全局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凡事要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做到有备无患。”

既要高度关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点，又要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局部性金融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金融风险。

“我们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通过延长处理时间减少一次性风险冲击力度，如果有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威胁，就要果断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方法进行处理。”

再次，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格局，是维护金融安全的基本途径。

金融安全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说是金融体制内部脆弱性与外部冲击力的表现。

因此，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成为习近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两大基本抓手。

一方面，习近平坚持“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展开了深入、系统的思考与论述。

就金融市场而言，“要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就金融机构而言，要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同时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发展一批民间资本控股的商业银行；

就金融服务而言，要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管道，用好信贷、债券、发展基金、保险等金融手段和相关政策；

就金融机制而言，要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就金融政策而言，要完善跨部门的统筹机制，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政策；

就金融监管而言，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以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重要金融基础设施为重点，强化综合监管和功能监管”。

另一方面，习近平要求全方位提高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秩序优化治理，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

一是通过扩大金融开放合作水平，建立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国际金融安全保障体系。

习近平认为，保护主义政策如饮鸩止渴，将对自身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伤害。中国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亚投行、丝路基金、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

二是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提供良好政策支持。

习近平建议，世界各国应该结合本国实际，采取更加全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用多种有效政策工具，统筹兼顾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政策，“加强政策协调，减少负面外溢效应，共同维护金融稳定，提振市场信心”。

三是优化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

习近平认为，必须继续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话语权，“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管，使金融体系真正依靠、服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要建设稳定、抗风险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组成，加强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的联系，建立金融风险防火墙”。

习近平关于金融安全的论述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运用于当代中国金融实践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运用，而且也是新时代维护我国金融安全、推进金融建设的行动指南，具有重要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价值。

这些论述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以及各国金融发展经验教训的历史视野，从金融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大方向，从金融安全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对外开放、党的领导相互联系的角度，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金融安全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金融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危机、维护金融安全、实现金融领域的赶超跨越，走向现代化金融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理论指导。

作者：欧阳彬，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