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大背景下，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投降之风

张黎明

　　美国人对中国挑起贸易战后，我国坚持维护国际正常的贸易准则，决不息事宁人、委曲求全，更不萎缩退让、束手待毙。须知，在新的霸权主义下，这样只会更加助长其野心、张大其胃口。晚清政府正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下软弱无能，致使被割让的土地越来越广，赔偿的白银越来越多。

　　就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的当下，大敌当前之时，国民本应团结御侮、众志成城，然而吊诡的是，社会上却刮起了一阵又一阵投降主义的阴风，充斥着各路媒体、论坛等，甚嚣尘上。一些人反反复复想要说明“想用竞争的方式战胜美国，可能性为零”。“中国必亡论”、“崩溃论”、“韬光养晦论”、“投名状论”不绝于耳，其结论只有一个，就是“只有投降才能生存”，“我们斗不过美国，屈服吧”。还有人不但极力鼓吹“向美国投降”，甚至说“现在向美国妥协是代价最小的时候”，“现在投降的好处是无需跪着，站着举起双手即可。将来投降，不但要跪着，还必须跪姿标准，否则挨打更惨”。

　　这些说着中国话、装着美国心的投降派，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要中国投降，不许抵抗，目的就是瓦解中国人的斗争意志，配合美国和西方扼杀中国的科技与经济能力，遏阻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进而妄想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他们打出的旗号却是“理性爱国”!

　　这面“理性爱国”的破旗上似乎有一种令人熟悉的味道。它与几十前年的“曲线救国”难道不是一样的吗?当日本人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毕竟中日差距那么大，怎么打得赢?不如作良民。

　　这种打着“理性”口号的爱国主义，其实质却是投降主义。这是一种十分具有欺骗性和迷惑性的伪爱国主义，甚至连打着这种爱国主义旗号的人自己，都会认为他们是在坚持真正的爱国主义。汪精卫即是如此。

　　汪精卫到死都认为自己是爱国的，他是在“曲线救国”。汪精卫曾说自己建立伪政权的目的是：“尽量保护占领区民众的利益，在危局中尽量维护中国的权益”。汪死后，其妻陈璧君还在法庭上为其辩解：“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力，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他们这种“无罪有功”的错觉，完全归因于其错误的思想观念。汪精卫认为，弱不能胜强，抗战必亡。中国是一个弱国，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怎样都无法取胜;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越是抵抗，就越是引来敌人的杀戮。只有投降才是最好的选择：投降后可以向日本人学习先进的一面;投降后还能够帮助日本人管理中国，可少一些屠杀，少死一些人。所以汪精卫始终认为是在牺牲自己保护国家和人民，还说出“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的话来。

　　对于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无论其生前还是死后都有不少人持同情和支持态度。当年，世界上除了日本、伪满洲国外，承认汪政权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及政府还有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丹麦、西班牙、克罗地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及法国维希政府等。而时至今日，仍然还不时有人为他的伪政权进行辩护，为他的“汉奸”罪名打抱不平，妄想给他翻案。说他所做的一切完全不是为了自已的私利，而是为了民族的生存甘愿背负千古骂名;他是在“曲线救国”，保护了千百万国民免遭战火涂炭;日军基本公买公卖，善待中国俘虏，汪政府成立后再无大屠杀;日军还给予沦陷区百姓一定程度的基本权利，百姓和城市得到了比较好的保全，社会秩序基本正常，还能享受一定程度的教育和娱乐，许多沦陷区的百姓甚至比重庆政府控制区还要富足和安适，等等等等。还有某经济学家公然在微博中声称“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汪精卫“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可见，汪精卫的伪爱国观还是颇有市场且不乏后继者矣!

　　实事求是地说，“民国四大美男之首”的汪精卫早年还是很有革命理想的，且又文采飞扬，深受孙中山器重。他22岁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还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1910年回国后，汪精卫参与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因事败被捕，判处终生监禁。他在狱中视死如归，并以诗明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首诗当时极为世人所称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汪精卫代孙中山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在国民党“一大”上，汪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时，汪又受命记录并起草孙的遗嘱。

　　本来，以汪精卫当时的地位、名望，尤其是“总理遗嘱”执行人的身份，他在国民党内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本，是最有竞争力的接班人之一，也一度被推为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特别是谋刺事件后重获人身自由，使他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加上他的文人个性，缺乏政治家所应有的隐忍和耐心，一遇不利不爽就辞职走人，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因此在与蒋介石等人的权力争斗中逐步败下阵来。但是他又不甘心失败，而这时日本人来拉拢他，加上他那位权力欲极强的妻子也在一边极力怂恿，最终促使他走上了投日卖国的不归之路。

　　可巧的是，在西方，有一个与汪精卫颇为“志同道合”者，就是法国的贝当。他与汪精卫不仅是几乎同时建立了伪政权，而且在个人命运上，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凭着一战中的出色战绩，特别是凡尔登战役等一系列辉煌战功，使一直默默无闻的58岁上校团长贝当，几年之内就火箭式成为军团司令、法军总司令、共和国元帅，成为法国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如果贝当在二战前淡出历史舞台，他本可以同拿破仑、戴高乐一样，成为法兰西历史上最受尊敬的民族英雄之一。然而，二战中他却投降成了叛徒。

　　在纳粹德国的进攻下，法国军队顷刻瓦解、溃不成军。此时，远在西班牙当大使的84岁贝当奉召回国。西班牙元首佛朗哥曾劝他不要回去，贝当回答说:“我知道回国会面对什么，但是我的祖国在召唤我，我责无旁贷。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为国效劳。”

　　贝当回国就任副总理。当时的总理为了稳定局势，呼吁整个国家团结起来，并希望与英国一道抗击德国，尽管法国会付出惨重代价。但是，贝当却主张停止战争，向德国投降。领导层的分歧导致总理下台，贝当成为新的总理。于是法国向德国求和，双方签订停战协定。贝当政府迁至维希(史称维希政府)，控制了法国约40%的地区，而其它地区被德国占领。随后，贝当连续发布法令，宣布就任“法兰西国家”元首，废除共和国总统、总理，停止国会的活动，一切行政、立法、司法大权集国家元首贝当身上。存在70年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就此终结。

　　当贝当向德国人投降的时候，戴高乐前往英国领导“自由法国”运动，并组建“自由法国军队”。他在英国广播电台发出抵抗号召，并因此被维希政府宣布以叛国罪判处死刑。

　　盟军登陆法国后，维希政府迁往德国。次年，贝当回国自首，接受审判，同样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但戴高乐将其特赦，改判无期徒刑。贝当被囚禁在大西洋中岛屿的一个要塞中，直至病故。

　　汪精卫与贝当同样顶着“英雄”的光环、身居国家领袖高位，面对强敌入侵、国家危亡之时，都抱着“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的想法，决心“救国救民”，最终走向的却都是一条投降叛国之路。所不同的是，汪精卫是在中国还有3亿人口和数百万军队，三分之二国土尚未沦陷、不是无路可退时投降的，最后他又“有幸”在伪政权垮台之前死了，逃脱了法律、正义和人民的审判，但他的妻子却始终辩称他是“无罪有功”，并且至今仍有不少各怀鬼胎的人还在为他招魂喊冤;相反，贝当在接受审判时，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没有为自己的投降叛国做任何辩解。

　　无论汪精卫如何才高八斗、貌比潘安，早年如何英勇、壮烈，也不要说他是受蒋介石排挤、“枕边风”干预，更不要说什么敌人强大、保全人民性命、曲线救国。投降就是投降，卖国就是卖国。不要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对此，鲁迅先生早有讽刺。“你想想：现在的压轴戏是要似战似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这是多么难做的戏。没有半推半就假作娇痴的手段是做不好的。孟夫子说，‘以天下与人易。’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也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大观园的人才》：见鲁迅《伪自由书》)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写于汪伪政府建立之前，可见其预言之准确。他讽刺有的人不但做了婊子，还做了老鸨婆。她一面痛哭自己跳入火坑是被迫、是无奈，一面却又“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1933年4月14日汪精卫在上海答记者问时曾说：“现时置身南京政府中人，其中心焦灼，无异投身火坑一样。我们抱着共赴国难的决心，涌身跳入火坑，同时……，竭诚招邀同志们一齐跳入火坑”)。

　　中华民族历史上被强敌入侵的事，几千年来未曾断绝过，将来也必定还会出现。但中华民族却不是因为投降求存而发展到现在的。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也正是在与强敌——匈奴的长期抗战中保家卫国、开疆拓土，并致国力鼎盛、文化灿烂，赢得周边少数民族的敬畏和尊崇，也让中原华夏子民有了一个共同的称谓——汉人，后来又把这个民族称为汉族。这个民族还把充满血性、具有阳刚之美的男子，都称呼为汉子。汉代以后，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每当民族危亡的关头，都是念着霍去病、卫青的名字，吟唱着“马革裹尸”而浴血疆场、从容赴死的。

　　投降并不能阻止屠杀。试看蒙元、满清进入中原、江南后的历次大屠杀，难道全都是因为抵抗吗?再看看琉球王国，他们被日本人屠杀也仅仅是因为抵抗吗?日军在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治下没有大肆屠杀，不过是因为这些人口还有利用和奴役的价值罢了：可以提供无偿的劳工，为他们修筑无数的各种工事;可以充作“原木”，给他们做活体实验;可以当作活的牲口，为他们生产粮食、布匹和钱银……汪精卫本人恰恰是在日本人的一次紧急催要钱粮时摔倒，引发枪伤而最终毙命的。

　　汪精卫给日本人提供了一百多万的伪军、无数的劳工、较为稳固的后方、周备的后勤保障和不计其数的情报资源。他滥发纸币，圈占土地，强征粮棉，实行物资统制，并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然后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日军;他建立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利用特务组织在其辖区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捕杀抗日爱国人士;他建立清乡委员会，集结大批伪军伙同日军实行反共清乡，妄图消灭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他配合日本人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妄图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追随日本参加《国际防共协定》，对英﹑美宣战，号召效忠日本盟邦，签订《大东亚共同宣言》，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他给了国民党军队“曲线救国”的动听借口，致使国军在战场上大批大批地投降日军，然后被改编成伪军投入到与共军作战的所谓“治安战场”上去。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汪伪政府的助纣为虐，中国的抗战根本就不需要付出那样惨痛的代价。

　　假如说汪精卫的“曲线救国”是正确的，那么世界上那些拼死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都是错误的吗?假如说汪精卫真是救国救民的英雄，那么左权、杨靖宇、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以及无数英勇抗日而牺牲的中国军民都是白白送死的傻子吗?

　　翻案是不得人心的，投降是没有好下场的。凡是想为汪精卫翻案的人，都是随时准备投降的人。现今，当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强敌挑衅、犯我国权之时，那些没有脊梁骨的人再次钻出来，散布投降的论调，混淆舆论、扰乱民心、误导国策。

　　对此投降主义，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坚决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