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透视“生育基金”和“丁克税”的荒谬性

鹿野

一

8月14日，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在第13版“思想周刊·智库”栏目刊发了刘志彪、张晔联合撰写的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其中最引人关注的部分是，该文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规定40岁以下的公民每年必须按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

【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

8月16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胡继晔在就“生育基金”的相关问题接受国富智库专访时又表示，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政法大学教授：不仅要设生育基金 还要对丁克征税_新浪财经_新浪网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18-08-17/doc-ihhvciiw4071523.shtml)

一时之间，这些建议引起了舆论哗然。不仅有不少普通网友纷纷斥责，甚至连央视网这样的主流媒体都加入了讨伐大军当中，强调缴纳生育基金不合理：

【之所以当前中国生育率不高，除了经济社会发展、妇女劳动参与度提高等客观原因外，养孩成本的急剧上升是重要的原因，这是社会的共识。

有些年轻人不是不想生，而是确实压力太大，对症下药的良方在于通过一系列有效的优抚生育政策和真金白银的公共投入解决人们生娃的现实之虑和后顾之忧，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从老百姓身上薅羊毛，这看似为国分忧，实则是荒腔走板的高级黑。(“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是一项荒唐的建议_搜狐新闻_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47922054_428290)】

应该怎样看待舆论界的这种交锋呢？笔者个人认为，我们不能简单的用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基础上的那些碎片化的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理论去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而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来分析现实问题。这样，很多看似一团乱麻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主要研究方法就是从一个现象解剖，然后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这一个原因。比如说，西方的马尔萨斯人口学理论就认为人口过多就必然导致经济发展落后，如果不强制计划生育，就会有战争和瘟疫来自动调节。而现在一些鼓励人口增长多生育的西方人口学派又把现在的低生育率和少子化作为当前西方世界面临着经济停滞以及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强调只要生育率上去了，很多社会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如果要是按照这些建立西方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人口学理论，那么“生育基金”和“丁克税”（网友们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的俗称）等措施确实是可行的。从很多人反对这件事本身就可以看出，现实当中的确有不少人害怕征收“生育基金”和“丁克税”。只要是征收的比例高到一定程度，生育率至少会提高一些。如果要是把现在严重少子化视作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的话，那么这种做法就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如果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就会发现这些西方人口学的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企图把减少人口增长作为改善人民生活关键因素的强制计划生育，还是企图把提高生育率作为实现社会发展的鼓励生育措施，在理论前提上都有问题。人口仅仅是对社会发展的一个影响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正如斯大林在著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亲自加写的以下几段话所指出的：

【人口的增长，人口密度的大小，无疑也包括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中，因为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必要因素，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人口的增长是不是决定人们社会制度性质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过个问题的答复也是否定的。

当然，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可能是决定的影响……如果人口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那么较高的人口密度就必定会产生出相应的较高类型的社会制度。可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情形。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三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中国，因为在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制度占统治、而美国早已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

三

事实上，如果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当前中国出现的出生率急剧下降只不过是问题的表现形式，而不是问题的根源。其出现也主要是因为资本势力过度膨胀导致的抚养成本提高和人民生活相对贫困化，而并不是计划生育等政策性原因。否则，为什么实行鼓励生育政策的日本和韩国生育率和中国大陆差不多，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甚至要比中国大陆还要低呢？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生活成本的提高超过财富的增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

【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

“生育基金”和“丁克税”等措施之所以引发民众不满，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措施明显的站在了资本势力一边。因为在现实当中，少数富人群体的生育率是比较高的，高抚养成本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算什么生活压力，甚至不少人还是高学费、高房价、高药价的受益者。以前尽管实行了强制的计划生育措施，但是这个群体当中诸如像某著名导演生育七个子女这种多生育现象仍然非常普遍。如果实行这些政策，就会导致原本生育愿望较强的富人群体事实上得到了奖励，而养不起子女的中下层群体则又一次承受了罚款。即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少子化，但是会加剧贫富差距，制造的社会问题很可能更大于解决的社会问题。

但是，这并不代表央视网等另一部分主流媒体对这些政策的批判就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些媒体仅仅强调现在生育率急剧下降是因为养孩子的成本急剧上升，却只字不提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养孩子成本急剧上升，更不敢提导致养孩子成本持续上升的医疗、教育和住房等一系列全盘私有化市场化改革的主导者资本势力。因此，其开出的药方，也就是在不触动资本势力的前提下靠“真金白银的公共投入解决人们生娃的现实之虑和后顾之忧”同样不具备什么可行性。试问，在资本垄断了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国家的钱从哪里来呢？难道靠多发行钞票制造通货膨胀来弥补亏空吗？这样做难道就不是从老百姓身上薅羊毛了吗？这种做法最多也只能算是扬汤止沸罢了。

因此，真正解决当前少子化问题，就不能不涉及资本势力这个造成的问题根源。只有重建公有制基础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医疗、教育、住房和就业制度，釜底抽薪的解决高药价、高学费、高房价和高失业率等问题，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低生育率问题。

四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什么技术手段，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很多技术手段也只有在公有制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发挥出有效的作用。比如说，《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提出了靠税收支持或财政补贴来解决解雇怀孕员工问题的方案：

【我国妇女就业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妇女的就业保障措施尤为重要。由于女性在产假和哺乳期间可能被迫中止劳动，企业为减少损失往往选择解雇怀孕员工，导致女性生育后丧失原有职位，极大削弱了妇女的生育意愿。尤其是高知女性，职业发展压力更大，生育意愿更低。可对企业进行一定的税收支持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保留或提供生育后再上岗妇女的岗位。】

然而事实上，追求利润是私有制的必然结果。除非国家提供的税收支持或者财政补贴超出了产假和哺乳期间女工休息造成的损失，否则私人企业当中违规解雇休产假的女工等现象就不会改变。而如果要是国家给予的补贴很高，那么同样无异于靠减少其他方面的支出来资助私人资本，从而加大贫富差距，最后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

但是，要是实施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问题根本就不算是什么问题了。因为公有制下违规的利润不会落到个别人手里，所以人们就不会有这种违法违规的冲动，只要法律明确规定不允许这么做，就可以用极低的成本解决解雇生产女工的问题。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想一下，今天有几个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在编女性工作人员是因为怀孕生产被解雇的？

另外，我们还可以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我国历史上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比如说，今天的朝鲜和古巴都为孕妇们全程免费提供高水平的婚检、孕检和产检，一旦发现胎儿有遗传问题就及时告知父母。这种做法无疑对实现优生优育，减少遗传性疾病有很大的作用。还有，像我国历史上定期按人口重新分配承包地的措施曾经有效的提高了生育愿望。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取消“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措施，重新恢复按人口定期重分承包权的做法。这样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育愿望，也符合农村大多数农民主张的社会公平：

【有64.8%受访的农民认为该项政策不好，理由是30年时间太长，“死去的人占着地，增加的人没有地、吃不上饭，不公平”。……这表明，尽管中央一直强调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但在实行数十年的土地公有制的影响下.“土地均分、人人有份”仍然是相当数量农民群众的诉求。

——张红宇著；厉以宁，艾丰，石军主编,新型城镇化与农地制度改革=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system,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12,第252页】

总之，要解决当前的低出生率问题，既不能靠征收“生育基金”和“丁克税”这些惩罚性措施，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国家补贴。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限制资本势力，大力发展公有制，逐步降低人民的生活成本，同时采取一些配套的技术手段，才有可能实现人口与社会的健康发展。